筹办黄埔军官学校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一师。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出自这个师。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一九二三年决策，一九二四年正式开办黄埔军校，并决定由蒋介石当校长。
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克强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孙总理忠实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当时广东的国民党内，中派是少数，左派占极大多数。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在广州商团事件上，他开始就是主张坚决镇压的。省港罢工以后，他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当时农民运动在广东有发展，他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赞助和推动农民运动的。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汪精卫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代表。当他还革命时，他会把苏联顾问和我们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的立场。因此商团事变时，他是最主张妥协的；而暗杀廖仲恺，他是知情的。谭延实际上也是右派，但在利害关系上，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日渐扩张，他想发展自己的实力，所以在行动上有时与左派靠近。朱培德有时靠近汪精卫，有时靠近蒋介石。程潜也是因为要想扩大自己的军队而靠近汪精卫。但这些人总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还没有公开反对民众，是因为民众运动在广东的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到他们本身的利益。一旦民众运动在他们的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起来，他们反对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了。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对于革命在这一年中的大发展，国民党中派是非常恐惧的。第一次东征回来，镇压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在沙基惨案中，我们已看到蒋介石动摇，畏惧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广州的游行示威。我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廖仲恺去世以后，他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表面上是反对右派，表示革命，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人权力。因为胡汉民是代帅，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他们在，蒋介石无从提高自己在军队与政权中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时，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彭湃同志领导下，已有很大发展，农民自卫军在军队到来以前已经占领了县城，选举了彭湃同志的哥哥当县长。蒋介石去后成了客人，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对民众运动的畏惧。特别是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军队中三个师的党代表，我们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我们党的组织；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蒋介石更加动摇起来，企图加以限制。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途中，他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我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他同我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这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除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孙科于是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中央则派张国焘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我们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让左派猖起来。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的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注释】
〔1〕摘自周恩来一九四三年春所述《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2007/09/10
第五章在黄埔军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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