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人们的意料，周的死敌、曾经几次差点抓到周、’并且悬赏八万元要周的头的蒋介石，今天居然落到了周的手中。这一不寻常的捉拿上司蒋委员长的兵变是中国东北军在少帅张学良的领导下执行的。当时蒋正在西安视察他们的总部。蒋希望在打败共产党之后再对付日本人，所以他威吓张学良说如果东北军不消灭以延安为根据地的红军，那么他就把东北军调往南方的福建省，然后从别处调派忠实的部队来亲自干这件事，但少帅认为抵抗日本人，共产党是必不可少的。
1936年12月12日拂晓，东北军包围了蒋介石在西安下榻的历史上闻名的“华清池”。蒋闻声从床上跳起，急忙爬出窗外，把假牙都落在了洗漱间，还丢了一只拖鞋。但他最后还是被捉住了。少帅不像他的那些性急的军官们，他从未想过要害他的上司，现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与周的秘密会晤后希望蒋介石能够抗日。怎么处理这个网中的老虎呢？少帅便请周恩来帮忙来出主意。
收到张的电报，周和毛非常激动。人们的第一个直觉便是，这个中国革命的大敌肯定要被处死，或者起码让他站到法庭上，而共产党则可从中得到巨大的宣传效益。但周提醒他的同志们不要抱过多的希望，“我们单方面还不能决定怎么办，”他说，“还要考虑少帅的态度。”
尽管红军战士用整个上午时间把跑道上的雪清扫了，但少帅派到去保安接周的飞机还是不能着陆。这样周不得不到延安上飞机。后来，他的随行人员写道，从保安到延安，迎着风雪向南行走TSO英里，一路上周敦促他的随行人员紧紧眼上。另有报道说，周穿着灰色的棉军服，留着长长的胡子，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他后面的18个随行人都骑着蒙古马。走了一半路后，他们打算在窑洞里过夜，当警卫员拿出一件新棉大衣给他披上时，周生气地说。“不要把我当成一个老人。”
一到延安，少帅的专机便载着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飞抵西安。周就住在张学良的住地。由于得到张学良的信任，周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主宰者，掌握着他的命运，因此，他的责任是重大的。只要他说句话，这个曾经杀害过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几次竭力捉捕周本人的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将会反过来被处死。忠实于委员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通近。时间是如此的紧迫，怎么办呢？
一些同志要求处死蒋，许多东北军官也这样想，而周的想法是可以开设一个进行教育的、具有政治性的法庭。但是，周很快又作了一些具体考虑。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蒋深恶痛绝，他们痛恨国民党为与日本谋求和平而公然向共产党开枪。还有，从苏联这个角度考虑：周和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只占少数，所以还要依靠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苏联的态度是。一切服从建立杭击日本的中国国内联合，委员长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周不能不考虑这些。
所以周在赞扬少帅的勇敢精神的同时，指出了处理这件事以和平解决为好。他劝东北军的军官们利用这一机会迫使蒋接受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的条件。处死他不但制止不了内战，反而会使战事扩大，进而帮助日本。所以，应把他争取过来。结成统一战线，
少帅显然是要苏联支持他的行动。周恩来用苏联关于中国联盟的思想来开导少帅，但他突然提出反建议要在西安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以制约国民党。然而，最后周还是劝服了他在达成抗日协议后放掉蒋。接着，周又用他的观点说服了东北军的军官们。其中有一次谈话长达六小时。
不久，国民党全权代表赶到了，周花了大量时间试图使他相信共产党的条件。圣诞节前夕，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毅然飞到西安。“你怎么来了？”蒋问她，“你知道，这里是一个死亡的陷阱。”但她并没因此而丧失勇气。
周诚恳地和国民党领导人商讨了六个间题，包括停止内战、撤兵至渔关外、改组南京政府、吸收抗日人员、释放政治犯，以及保证共产党的行动自由等。后来，他们终于同意了这些要求。他们对这位三十八岁就显露出不凡才华的共产党的外交官表示出敬意。蒋最亲密的顾问端纳后来指出：“实际上，是周恩来在西安发生的劫持中使委员长免受伤害。”也正是由于周对东北军的好战的批评压抑了他们对他的敬仰。“周的和篇全是假的，，有人评论道，“他很狡猾，能装出这般可敬的态度。知然而，他的声誉却是无法低毁的。
周在没有见到他的大敌前就已获得了这一切。实际上，他是在西安谈判了一个星期以后，在圣诞节除夕才见到蒋介石的。会晤是在深夜进行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单独交谈，以后他俩谁也没有提及此事。周的一位同志后来说，蒋开始以为周会使自已送命。在蒋介石对西安事件的说明中，他也从未提到同周讲过话。不过一个英国记者报道说，他们曾有三次秘密会谈，而美国人则说有两次。据说蒋存心用极端无礼的态度对待周，
关于这次历史性会晤的开场白，有很多说法。
“蒋先生，看到你身体很好我很高兴。”这是一种。
“蒋先生，我是你的学生，只要我们和日本人作战，你说什么我们都能接受。”这是周自己的说法，是由一位东北军军官传出的。
然而，另一种说法是，少帅这样向蒋“介绍”周，说他的前部下要求见他，于是周走上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按照黄埔军校的习惯，周是把蒋称作“校长”进行谈话的。
最体面的开场白是：“主席先生，我是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而来的。”
不管话是怎么说的，身心很虚弱的、并因被捕而受惊吓的蒋介石，看到他的前政治助手——一个他曾想从中国历史上使之消失的人进来的时候，他的脸色由于不安而变得苍白。共产党人来西安是要处决他吗？他非常虚伪地说：“我们打仗的时候，我时常想到你。我记得北伐的时候你也为我做了不少工作。我希望我们能再一次在一起工作。”
周恳求蒋顺应历史的潮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领袖，帮助其他中国人抗击日本的侵略。他列举了很多事例，说明共产党为了整个民族的事业正在放弃自己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呼吁国民党也同样地爱国，并进行和解。周的战术是对这个强大的杰出的对手流露出尊敬和谦恭（忍住他的真实情感，就象他在南开学校的舞台上一样），避免胁迫，以便以后达成具体协议时更容易一些。蒋以平时的说话方式谈了结束内战的理想，周认为这是一项君子协议，还可以在以后的会议上使之再具体一些，
据说紧张气氛稍有缓解后，周便谈起了关于委员长的家庭情况。他说蒋的儿子蒋经国（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在苏联受训期间享受了良好的待遇，这正好抓住了委员长不自觉流露出的、但又几乎感觉不到的对儿子的失落感。周答应尽力使他们团聚。
但是，周耐心建造的外交大厦倾倒了。他想多扣留蒋几天，为国共两党的协议提供具体的保证。但是他认真告诫委员长决不会伤害他并有条件的释放他，这一点是成功的。圣诞节那天，仅在周与蒋会晤几小时以后，少帅便陪着蒋介石——这个他一直敬佩的人，以及他的妻子和顾间前往机场飞赴南京。陷阱过早地打开了，对手不仅身心毫无损伤地回到了他的首府，而且摆脱了任何个人契约的束缚。周在释放蒋之前没有接到通知，只是在最后他才火速赶到机场，’但是已经太迟了，他没能阻止飞机起飞。
少帅，急速登上飞机，加入了曾经是他的俘虏的行列中。从此，他再也没露过面。这样，蒋介石得以安全回到家中，并宣告逮捕他的人犯有叛逆罪，把少帅软禁了起来——开始是在大陆，后来是在台湾，他就这样在度过自己的余生。
这时，周已经给毛发了一封充满希望的电报：
蒋介石病了。我见到他时，他表示要停止刹共，与红军联合抗日。··…从发生的情况看，蒋的态度确实有了改变。他真。心授权给宋子文（银行家，蒋夫人的兄弟、蒋的主要助手），宋也下决心要抗日。当他要离开时，蒋说：“从现在起，我再也不荆共了。”
这是毛和周的又一次配合，毛在延安运筹帷握，而周则在外面进行谈判。他们的一位同事说：“毛泽东把他的全部想法和意图都告诉周恩来，而周则在外边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转变成行动。
不久，周发了另一封电报安慰毛“蒋有自命不凡的虚荣心，或许不会食言。”这位同事补充说，“这是周又一次错误的估计。”
在共产党、国民党、东北军这复杂的三角关系中，停止内战以及抗日统一战线能得到挽救吗？周听说少帅被禁，便向南京发电提出抗议。但是东北军的军官们却债怒了，他们有50多人威胁说要杀周，因为他使他们失去了少帅，周使出全身的解数平息了他们的怒火。他问“你们不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西班牙，是吗？”
周得到了苗（译音）的帮助，苗是一个高大的满族人，嗓门大大的，并常常抱有极端的见解，他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拥护国民党。他请教周的意见，是为了把少帅救出来。
周回答。“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而是最后决策我说了不算。另外，少帅仅仅是一个人，我们还有整个民族需要考虑。
苗谴责周为他的革命把少帅当成了牺牲品。
“不，苗兄，不是我的革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了正在流血牺牲的千千万万个我们的同胞。你在少帅的舒适的司令部里呆得太久了。你还没有亲自到川西、陕北，以及那么多无法生活的地方走走，你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大多数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祖祖辈辈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啊广
苗坚持说周对少帅没有感情。“我曾听说共产党人从不为自己同志的死而落泪。，
“不！”周回答，“我们从不为悲哀落泪，我们只有愤怒的泪，这是绝对不同的，我们正在为人民而战，感伤是没有用的。我们的革命经验是我们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政策是用鲜血写成的，靠几滴伤感的泪水是不行的。
“你太顽固了！”苗骂道。
不久，关于统一战线的谈判有了进展。这对周和他的职业自尊心来说真是太幸运了。2月中，一项有关国共合作的新的协议书送到了南京。很明显，委员长感觉到要对在西安为获释而讨论过的条件尽点义务。共产党愿放弃极端的土地改革来换取共同抗日。
一个国民党密使带着停战条件的修改件走进了周的办公室。这人正是周的良师益友，在南开中学与周同桌的吴——大个子东北人，在那相处的四年中，他常常保护周，使他不受欺侮。后来在日本留学时，他又给过周一些帮助，从那以后的十七年，他们分道扬镇了。吴晋升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
第一次握手是不自然的，接下来便是一阵难堪的沉狱。双方都不清楚老关系是否还能再恢复。
“好多年了。”周开始试探说。
“是啊，我们都老了。”
“是的。”
他们悲痛地意识到南开中学帮的六个“结拜兄弟”已有三个死去了。
周试图找出下一个话题，“你夫人好吗？‘’
“还好。”
“有孩子吗？‘’
“只有一个。”
“还是那个夫人吗？”虽然在问这话的时候周的眼里闪动着幽默的眼神，但他马上意识到在共产党指责国民党生活腐化的情况下，这样间是不合适的。吴冷冷地摆弄着手里的东西。很快那十七年在两人之间又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一张照片永久地记录了周胜利返回延安机场的伟大时刻。照片中，周的身边站着毛和其他红军领导，周主人般地依靠着双翼飞机，手漫不经心地播在他的棉飞行服里。他头带白色飞行帽，遮风镜在前领上掀起一一一副猎手满载而归的样子。
周准备先去南京几个星期，然后再进行另一轮谈判。在一个刮风的阴天，周在劳山的路上遭到了伏击。几名党员牺性了，也许是因为他口袋里有一张周的名片，这些神秘的狙击兵实际是抢劫东西的土匪。
不久，周到了南京，立刻处在国际新闻界的包围之中，他体验到了一种新的外交特使的生活。并且他也能够去拜访他的老教授张伯等。“老师”据侧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你还愿意把我当成一名学生带回去吗？”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想跟他去。但张却不明智地向他的朋友们说了大话，说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说眼周离开共产党。
周告诉一个记者：“蒋介石手下的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主要在南京政府内部……国共合作和停止十年内战计划的成功，要靠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民，中国的士兵，以及南京的自由主义者要求在日本人侵占我国领土的时候，结束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局面。”
1937年6月，当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周的时候，周说共产党已经放缓了它的大目标，只需要一个可以包括地主，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和农民而没有卖国贼的国家民主体系……我们要在中国各阶级中开展一场大的民主运动……为的是抗击日本的侵略战争。既然国民党打算执行孙中山的三项原则——民族、民权、民生——共产党就准备全力支持它。
在这个阐述中，周是诚心实意的吗？国民党的许多评论家把他说成是微笑着站在沉思的毛与外部世界中间的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毛同样有着令人吃惊的观点，用来向国外采访者解释和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毫无疑间，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活动家，他那真诚的主张是那样地具有说服力，使他底得了众多的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中国人的同情和信任。
在他的早年，比如在他负责共产党的中央特委和处理叛徒时，他的表现远远不是温和，而是毫不留情。
史料表明在李立三和王明的势力强大的时候，周有时是一个支持者，有时也反对他们的错误主张，到了1937年他开始变得稳健、中庸，特别是在他代表共产党的利益，执行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任务的过程中。
6月，蒋介石派他的私人飞机把周接到庐山——当时中国的避暑胜地，同他和他的部长们一起议事。在这里他们讨论了共产党在立法机关的代表席位间题。但是讨论于7月7日被打断了，因为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中日之间发生了冲突。因此，统一战线在周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种愿望，而已是中国人民向他们的领袖提出的一个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了。
周返回延安同毛和其他同志紧急磋商，然后回到庐山去见委员长，发现他正准备接受几个月前他拒绝的政治协议。在一系列阐述中，蒋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陕西红色根据地的作用。
周起草了充满不可理解的民族主义精神的统一战线宣言，提出“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
共产党保证，在农村停止没收土地，撤消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一些意识形态举动，比如国民党方面对工会活动者的逮捕、共产党方面的撕毁地契等，为了团结一致对外，都会暂时停止下来。
8月，日军攻占上海以后，周给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带来了一项提议，其内容包括让共产党和红军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周解释说，在他和蒋的这笔交易中，红军将编入国军但不是加入，只是听从南京方面的作战行动安排，从南京方面获取武器和其他装备。但不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毛坚持认为红军要保留全部自主权。
周说，如果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积极，那么它在中国的政治形象便会树立起来，它应信守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在任何情况下，独立都是相对的，可以解释为以多种巧妙的方式与国民党达成基本协议。
在长征快结束时闹分裂的张国焘，现在又重新回到了陕北根据地。由于总是处于这种僵局之中，洛甫便提出进行妥协。周说，现在是我们党表现爱国主义精神，同国民党井肩作战而不是相互对战的时候，这样要比退回到游击战，给人一种共产党软弱的印象要强得多。妥协是为了参加到反坑日本的整体战之中。
毛不相信任何经过渲染的事情。当蒋提出要红军到山西前线和日军作战时，毛一直推托他的供给没有准备好，改编还没完成··一甚至当红军开到山西前线时，也没有立即投入战斗，以防万一在某次战役中被全歼。因此，三个师的兵力被分散在山西的几个不同的地方，o
9月初，周到山西抗日前线，同阁锡山协调与红军协同抗日间题，并取得了成果。9月末，在平型关战役中，由林彪将军指挥打的胜仗，是得到了周的后勤部队的大力帮助而取得的。这是中国军队抗击日本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虽然侵略者再不会在山区轻易地遭到伏击。但这次大捷却使共产党在国民党的中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的夫人在红军总部组织了庆祝活动。歌颂庆贺长征以来的伟大胜利。
10月下旬，在山西省省会太原再一次见到周的阿格妮丝·史沫待莱情绪激动地说：“在太原我见到的所有人当中，很显然，他是最现实的，最聪明的，最有能力的。他英俊潇洒，博学多才。”她把周同世界著名的贾瓦哈拉·尼赫替相提并论。“他站立笔直，说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语调坦诚，他知识渊博，想象力丰富，判断问题一针见血……如果有必要采取一些类似引进现代医疗设施这类有价值措施的话，那么签署命令并将这项措施贯彻下去的一定是周恩来。”一些国民党人想把他从共产党这里争取过去，“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他从不在意个人的安逸、财富和势力。”后来她要教共产党的领导人跳舞，当教到周时，他“象在解一道数学题。”他想照顾到自己的四周，不轻意地让身体随意摆动，当然他有一种天生的节奏感。
大敌当前，在山西的群众大会上，周发表讲话说如果打败了日本，他们将更加民主。这样的话使他赢得了地方军阀的支持。英国记者詹姆斯·伯特伦是这样描写周的：他身着平纹“中山装”，留着短发和短须，好像是“D·H·劳伦斯的自画像，充满着活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伯特伦心想，“如果他不是一位革命者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是一位艺术家。，他浑身充满生气，举止轻快。他熟练地运用着他的各种手势，毫不费力地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时常还夹着几个法语单词。
当记者就战争问题向他提问时，周回答说：“即使日本人能够占领整个中国，它也没有那么多的军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题。在中国北部有三百多座城市，即使他们在每个城市中驻上一个连，他们也绝对控制不了整座城。这样对我们来说可就太好了——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分别消灭他们。
但是不久，装备精良的日军击败了中国的正规部队。11月中旬，周参加了太原的大撤退并且险些丧命。在敌人攻占这座城市前的最后一个夜晚，红军试图将四辆卡车也带走，但汾河大桥上挤满了逃难的人。所以他们不得不丢弃卡车，带上能带的东西步行。走了一段路，领导们发现周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走丢了。后来人们在混乱中找到了他，当他们到达最近的一个村庄时，第一批敌机已开始轰炸那座城市和那座大桥了。
不久，周带着“特使”的任务又回到了南京。那时估计日军要进攻，这个城市正在疏散撤退。他安排美国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少校去参观红色根据地。“那天，当人们都急于从南京乘飞机撤往武汉时，”埃德加·斯诺写道，“周通过红色地下交通站，穿过日军防线，把这个美国人送到了游击队的辖地。”
1937年末，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王明是个受苏联教育的知识分子。一天，周正在和张国点交谈，他们听到了飞机的嗡嗡声，以为是日军的轰炸机。可是飞机却降落在了延安机场，他们便跑出去看。周不知道来人是王明。王很自傲，不仅因为自己是斯大林的人，而且还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自诩。所以他在中央委员会上与周大声争吵。两、三年前曾经在莫斯科详细解释统一战线的他，现在还想顺着被周抛出来的统一战线的潮流继续下去。但毛发现王说的太过分了，对国民党的让步也太多。不久，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了王。过不多久，毛要送一封纯属私人的信给蒋介石，毛选择了周作信使而没有选择王。从此以后，周长期从事了统一战线的工作。
现在毛知道，他从周这里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周手下工作的诗人郭沫若说：“他处理问题的速度象闪电一般，极为迅速。”
在共产党内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周的外交手腕的事。廖承志是周的一个年轻的密友，由于某种原因，廖被张国燕逮捕并被看管起来。象张这样的人，把部队控制得只忠实于自己，并用自己在党中央的地位来作后盾，几乎象一个独立的军阀，没有法律准则可以阻止他的专横行为。鉴于不是每一件事都能提到中央委员会，周便寻找时机来营救他的朋友。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天他在街上偶然遇上了廖，好长时间没见面，周走上前去和他握手，见有张的卫兵在监视，周什么也没说，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不久以后的一天晚上，当张国盘去红军总部时，周派他的副官将序带来——这是他能够“使用权力”的地方。
“你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吗？睁周冲着序大声地说，其实这是在说给张国点听的，“你全都认错了吗？你打算改正吗？”对这些问题，廖一概回答“是”，然后，周叫廖和他们一块吃晚饭。这个命令张国燕不敢取消，因为周的官衔比张高。吃饭过程中，周一直和张交谈，没有理廖，好象他们中间从没发生过任何事。因为廖已经承认了错误，许多军官也听到他要改正错误，张就不能再处死他了，也没有再继续拘留他的必要了。最后序被释放了，是周用他那完美的外交手段救了廖。
由于日军的挺进，国民党政府搬到了更远一点的内地武汉。在那里，周作为共方代表度过了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他刮掉了胡须，穿着笔挺的国民军军服，把时间分别用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室和共产党报纸上。在一篇社论中，他曾写道“从他的革命经验和贡献上看，委员长是当之无愧的，也是唯一领导整个民族胜利的人。”一些人曾经将这一点看作是周政治立场动摇的信号。他和蒋介石的联系，以及和他的老校友、战场上的对手、新的国民党巨头陈诚之间的联络是如此成功，以致于很多人不知道他究竟站在哪一方。
1938年4月，当张国焘投向国民党的时候，武汉谣传，“周恩来将成为第二个张国焘。”一些人预言，委员长将把毛流放，把共产党易名为民粹党，由周恩来当最高领导，人们推侧，这个党将不像共产党那样走极端。有人甚至公开间周是否真的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
“没有的事！”周回答“如果离开了我们的党组织，我就毫无作用，我参加国民党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些官员直接了当地提出要他参加国民党。他回答“不，国民党内各个阶层的仁人志士都有。我在那里还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当时有一些流言。周的一个前同事刘宁（译音）曾经写道：
周恩来将成为张国者第二的预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不可避免。毛派对他的多疑和排斥，使周已经感到不自在了。就目前情况看，可以说周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徘徊，在近期内周不会离开共产党，他要考虑他的未来，必须仔细打算。张国煮的叛变影响了共产党的威望。毛派将缓和对周的攻击。但毛周绝交和周的出逃势在必然，只是不会马上到来。
这些臆测反而使周在武汉的工作极易开展，能达到这种程度，他可能颇费了一番苦心。然而，对外国人来说，他成了中国理性的发言人。他的声音全世界都想听，而且也愿愈传播。
后来，他的夫人邓颖超来和他一起工作。当时，曾使她在长征中倍受其苦的肺结核还没有痊愈。1936年，她曾去北京西山疗养。清爽的气候，良好的食品和休息几乎使她痊愈。但日本部队突然来到这个地区，她不得不脱离此地。她先到了北京城，在那里，她找到了早在延安就结识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求他帮助她逃出去。由于日本人正在搜查每一个铁路乘客，逮捕任何有政治嫌疑的人，斯诺建议把她当成他的保姆带到天津。在约好的一天，她出现在火车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保姆，头发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发髻”（斯诺说）。“象一个相当精明的保姆”（这是当时也在协助斯诺的詹姆斯·伯特伦的回忆）。就连美国外交官杰克·谢伟思，他认识周的夫人，在火车上也没认出斯诺的保姆的真实身份。
危险出现在天津。在那里日本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十多个中国乘客由于他们柔软白皙的手和那一身农民打扮的衣服形成了鲜明对照，便被叫出来挨个查问。邓把手擂在袖子里。“是美国人，”斯诺对检查者说，并朝邓打了个手势，邓表现出了和她丈夫一样的高超演技，日本人轻蔑地把她的行李倒在地上，看也没看就放她过去了。（这是埃德加·斯诺关于他勇敢营救邓的性命的描述。许多年以后，邓本人说，斯诺说的不对，但究竟如何我们不知道。只是斯诺和伯特伦不会同时编造出同一个情节来）。
不久，邓在武汉加入了他丈夫的工作。
周和邓结婚之后条件极端困苦并且经常不能团聚。在武汉的生活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二次蜜月。他们在山腰租了一座外国人建的漂亮别璧，附近还有一座很大的桃园和一个湖。这差不多算是他们过的最奢侈的生活了。
一天，他们在《纽约时报》通讯员蒂尔曼·杜丁家里吃饭，突然空袭警报响了。警报解除之后，他们从掩体里出来，发现杜丁的房子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1938年，英国诗人W·H·奥登访华，周对他说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国民党和日军以共产党为代价，双方妥协解决争端。詹姆斯·伯特伦带着这个间题来到了周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设在原日本人在武汉的租界里（他看到周面对一幅卷轴古画坐在一张榻榻米垫子上）。周向他表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同国民党是一样的。”
“但目前并非如此”，周强调，“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相信中国还必须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长期的斗争直到胜利。因此，对我们来说，得到友好的外国力量的每一种可能的支持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果真胜利了，我们还需要更多高度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重新建设战后的中国。还有象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等尚待解决的问题，将通过和平协议来解决。我们还将继续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及办企业。”
埃文斯·卡尔森是一位美国武官，周曾经帮助过他参观游击区。有一次，周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卡尔森一起吃饭。史沫特莱尖刻地说了一些外国记者对中国的失实报道。周凝视远方，显然他对这一通激烈的言辞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会儿，他胳膊肘架在桌子上，双手捧着下巴，慢条斯理地说：“如果记者们的报道总是那么正确无误，历史学家就没用了。”
他表示他非常信核在武汉认识的记者。他总是拍着埃德加·斯诺的肩膀对其他外国记者说：“对我们来说，斯诺是最伟大的外国作家，也是我们最好的外国朋友。分
还有一个周比较喜欢和信任的外国人是美国传教士洛根·H·鲁斯主教。十年前他曾来此避难，现在已是这里的常客了。周总是喜欢在主教的书房里和他交谈。谈了很久以后，当主教的女儿问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时，主教回答说：“我只能告诉你，我们的朋友为怎样去创造出一种生活在新的社会里的新型的人而着迷。
多年以后，周告诉鲁斯主教的儿子：“你父亲——我敬爱他。
当这个在中国呆了四十二年的主教退休时，周给他题写了两句《诗经》中的诗：
兄弟阅于墙
外御其侮
他指的是中国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关于军事方针，毛同王明进行过斗争。王认为没有更多的时间打游击战，他比较赞赏国民党的正规战争。毛坚持已见和他争辩说，日军的装备精良，阵地战对我方不利，在他看来，决战应该避免，比如，武汉防御计划的制定应该建立在假定它的陷落无法防止的基础上。
在周恩来常常回延安窑洞红区司令部期间，一位曾负责过他的替卫工作的替卫员这样描述他在延安的住所：他拥有两间泥房。外面一间是办公室，里属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条长板凳，桌子上有一个砚台和且水瓶，一个铜制笔筒里擂着两支毛笔、一支红蓝铅笔，还有一只旧杯子，紧挨着办公桌放着他那个历尽抢桑的长方形铁制文件盒，长征时他一直将它带在身边。里面一间是卧室，炕上放着两块旧木板，上面铺了一层稻草和一条旧毛毯，床上有一条床单，一床使了好长时间的被子和一只当做枕头的背包。这就是那个在武汉外交场合颇颇举杯的人家里的一切。
1938年秋，周在日军到来之前随政府一道离开武汉来到长沙，但在n月，日军又通到了长沙。市当局为了不使城市为敌人所利用，决定烧毁这座城市。但他们干得太仓促T。当时周正伏在桌上写东西，国民党官兵便用汽油把性大楼点着了。结果周不得不从后门逃了出去。周转身看到那幢熊熊徽烧的大楼，心中非常气愤。鉴于这场大火烧毁了这个城，蒋马上处理T那些莽搜的军官。
周劝蒋合法承认那支长江以南由叶挺率领的、没有参加1934年长征的共产党部队。蒋对新四军的认可使共产党在中南地区得到了一个可以发展的很有价值的军事基地。1939年春，周去安徽、浙江和江西省向各部队司令交代任务并作形势报告。他指示新四军政委项英，开展地区游击战，创立一个尽可能大的革命根据地。他还去安徽新四军军部讲了新四军的作战方针。然后到了浙江绍兴。
这是周成年以后第一次回到他的家乡，所以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绍兴，他拜访了他祖父攀龙的百岁堂，而后乘一只乌篷船沿河而下，到乡村去看望周家的墓地。所到之处都有亲戚迎接和陪同，因为他是周家的长孙。他按照家谱询问周家他这一族支人的生活情况。按照习俗，他向祖宗鞠了三个躬（没有叩头）。由于战时的限制，他没能去他的出生地淮安。3月29日晚，他在绍兴同姑表兄弟等在一个银行经理家里吃饭，饭后他们纵情于家乡的传统游戏——他给他们题字写诗。
这件小事给了我们一个洞察周的心理的极好机会，因为它显示了他是怎样利用这么几天的时间促使这些陌生人改变他们的生活道路，变得民主和平等一些，与此同时又为他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得以团聚而心满意足。在这个家庭里，他的亲戚们大郁满足于他们作为特权阶层所起的半封建作用。周本能地，或在一定程度上凭经验知道，他想把亲戚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企图，将不会得到什么反应。他在浙江的返乡只不过是一次怀旧旅行罢了。在他的一生中，虽然他从不让他家庭的牵涉危及他所从事的党的事业，但他还是有能力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的。
1939年夏，周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创伤，这个创伤不是来自于日本人或国民党，而是由他的一个共产党同志造成的。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
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祥，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
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地回到了延安。
江青伤害周是否有预谋，一直不为人知。在打倒江青和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这个故事才流传开了。这更象是一次偶然的事故，虽然它很不寻常。
周被抬到了学校，他躺在那里浑身胃冷汗，脸色苍白，血渗透了他的衣服。自愿来根据地的印度医生巴苏大夫给他进行了治疗。他的右胳膊打了好多天的夹板，但一直没长好，不能伸直，而且断续地疼痛和不适，迫使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尽可能少用它。
毛决定送周去莫斯科，在那里他将接受世界最好的治疗。毫无疑间，这里面可能还有别的政治上的原因。另一个推论是共产党很有必要了解欧洲局势的进展情况。那里，斯大林已经和希特勒签了协定，战争已在西欧爆发。此时苏联正在和侵占东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日本磋商休战协议。
接受了统一战线思想的蒋介石，派他的私人飞机送周到兰州，蒋作为公认的中华民族抗日领导人和莫斯科关系密切。周带着夫人和养女一同前往。
毛利用这个机会把现在已不需要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送回了欧洲。由于天气不好，整个航程用了三个星期。在莫斯科，周代表毛对李德在三十年代所犯的“错误”提出起诉。毛要把李德从第三国际驱逐出去，按李德的说法，“如果可能的话，就杀掉。”结果李德得到允许，退休回到德国老家。
关于周从1939年9月到1940年3月在莫斯科度过的六个月很少有记载。据一位同事告诉我们，周在第三国际发言时说，中国政治的现实性必须认清，农村是革命力盘的中心。“第三国际一些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同志对此却感到惊讶，并表示不赞成。”
春天，周这位独特的游客，身穿一套粗呢西服回到了中国，带回了一架放映机和五部电影胶片（包括《列宁在十月》和《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等）。他们在延安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放映。周和毛坐在一起讨论这五部电影。随着电影的进行，他把俄语译成汉语，并即兴讲解。他自己操作放映机，是想让人们知道他的手臂好多了，但实际上很显然没有痊愈。尽管他经常按摩，但还是感觉写字困难，时常隐隐作痛。
不久，周又去向外国人简要地作了共产党人对四十年代中期的战争局势看法的报告。战争陷入了僵持阶段，日军占领了少部分但十分重要的地区，中国没有能力将他们赶走。周告诉美联社的杰拉尔德·萨姆森，战后还将继续同国民党合作。他特别支持毛的关于游击战的理论，他说这个理论“最适应现在的国家经济状况”。游击战能严重地破坏日军的通讯线路，“使他们必须为此在占领区驻扎大批军队，花费大量资金。”在认定常规战和游击战具有同等效力之后，周最后承认了毛所强调的游击战的正确性。
2007/09/10
第十二章虎落陷阱（1936—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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