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应当不怕死。如果打起仗来，要死就死在战场上，同敌人拼到底，中弹身亡，就是死得其所。如果没有战争，就要努力工作，拼命地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九六六年春节期间，周恩来在天津同杨拯民〔1〕说的一番话。大约五十年前，周恩来在天津第一次遇到了邓颖超，后来两人结成了终身伴侣。他们正在那里难得地度一次假。杨拯民觉得总理劳累，劝他适当的减轻工作负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主角之一杨虎城将军就是杨拯民的父亲。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没的前夕，把杨将军杀害了。杨拯民在延安解放区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经常的关怀。
在中国，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杨拯民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特来看望周恩来总理。吃罢午饭，他们打了一场乒乓球。杨拯民认为总理比过去消瘦了，担心他是不是有病。总理说，他经常锻炼，冬天甚至可以不穿大衣。他要杨拯民放心，他没什么毛病，没有理由不象以前那样工作。可是，几个月后，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没有人能象以前那样工作了。
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中间，周恩来肩负的责任最重。他的心脏病虽然还未被发现，却已经开始在折磨他。他的担子不是减轻了，而是越来越重了。他的许多亲密助手，比如邓小平、贺龙、陈毅、罗瑞卿、薄一波和陆定一，都先后被赶下了台。总理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个副手帮他处理日常的政府工作——还要应付“文化大革命”的繁杂事务。一九七二年，医院确诊周恩来得了癌症。后来，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一九七四年他才迫不得已同意入院治疗，但是他仍照常处理重要工作。事实上，他只不过把办公室从中南海搬到医院罢了。
经过毛主席同意，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副总理，主管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是七十六岁高龄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继续过问国家大事，接见外宾。他决心工作到最后一息。
到了一九七五年秋天，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九月的一天，他来到北京饭店理发。和往常一样，总是朱殿华老师傅替他理。朱师傅已经为周总理理发二十多年了，两个人已成为朋友。总理多半是在夜间顺便到饭店来。有时候顾客太多，理发师忙不过来，大家争着让总理先理。总理总是婉言谢绝，坐下看报纸，排队等候。
有时候，时间实在太紧了，他在中南海忙得脱不开身，或者要急于去应约会见外宾，他才请朱师傅到他家来理发。有一次，朱师傅替总理刮脸时，总理突然咳嗽了一声，朱师傅没有提防，刀子把总理的下巴划破了一个小口子。
朱师傅连连道歉。总理却宽慰他说：“怎么能怪你呢！怪我咳嗽没有和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总理刮完脸，又亲切地留朱师傅吃了饭再回去。〔2〕
九月的那一天，是周总理最后一次去北京饭店理发。他提出要和理发员合影留念。朱师傅听了很高兴，可是那天有些理发员不在场，他想最好另找个日子照，总理不久还会来的。后来合影始终没有拍成。朱师傅非常后悔失去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他没有领悟到总理的明白的暗示。后来的三个月里，总理病得很重。十二月，朱殿华几次托人捎信要去给总理理发。总理知道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跟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让他来吧！
住院以后，总理还象往常一样，处理一些正常的工作。一九七五年夏天，他已住院一年了，还亲自过问中外语文词典的编写工作。多年来，字典编辑者经常向总理请示汇报，遵照总理的指示召开了编写出版中外语文词典的座谈会，制定了长远规划。为此，他们向国务院专门写了报告。
他们本来不敢奢望能得到总理的意见。他们知道，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处理。
有一天，出版社的同志特别高兴。从医院送回了他们提交国务院的报告，周总理亲笔在报告上签了字，批准了他们的规划，还在旁边加上了批语。出版社全体人员感到高兴的是，周总理能把报告看完了，然而他的颤抖的笔迹却叫他们看了难过。总理吃力地在报告的下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总理的歉意使每个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3〕
周恩来在住院期间，前后动过十四次手术。即使这样，他还是不顾自己的身体。有时没有征得医生的同意，几次出院参加他认为不能由别人代替他参加的公开活动。
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前夕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晚，出席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的人们惊喜若狂，周总理前来主持招待会了！当他步入宴会厅的时候，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总理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传说他动过手术，不知得了什么病。大家都在关心他的健康，现在看到他来到他们中间，以为他康复了，怎能不欣喜雀跃呢！
外国使团的外交官，顾不得外交礼节，象其他人一样伸长了脖子，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以一睹周总理的仪容为快。不一会儿，他开始发表讲话，掌声不绝于耳。他一次又一次地示意大家静下来，可是每个人的欣慰喜悦之情久久难以平静。他的讲话很短，不时地被掌声打断。他仪表堂堂，脸色却显得苍白。他那谦逊的风度，温文尔雅的微笑，讲话时头部时而微微一偏的习惯动作，都象往常一样。听众中很少人知道周恩来患癌症已有两年多了。也没有人想到他们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
周恩来还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话。这次会议的召开显然表明，党的老一代革命家迫不急待地要使国家生活恢复正常。不管怎么说，早就该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上一次人代会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四年召开的。一年前，江青及其一伙发动荒谬的“评法批儒”运动，妄图打倒周恩来总理。尽管他们吵吵嚷嚷，总理和他忠于党的事业的同事们仍然牢牢掌握住国务院的大权。
除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之外，周恩来还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主持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两个月中，党内斗争非常激烈，消耗了已经疲劳不堪和身患不治之症的周恩来的许多精力。
然而，由于他觉得国家正处在危急关头，局势动荡不定，他拒绝了要他减轻工作的一切劝告。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忙着为这两个会议作准备，选择权衡重要政府部门的人选，反复修改准备在人代会上作的报告。毛主席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特别指示起草的同志，一定要起草一个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让总理能一口气讲完。〔4〕
这的确是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过的最短的报告。代表们凝神静听。首先，这是间隔了十余年之后的第一次人代会。其次，报告着重重申国家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总理就国家的前途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他第三次从医院外出，是在六月份主持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同志们竭力劝他不要冒着北京的酷暑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这次被江青及其一伙阻挠了多时的悼念仪式。周总理实在病得不能离开医院。可是，他一定要去。
第二天的报纸没有刊登这次追悼会的消息。江青他们不让刊登。他们不想让群众知道贺龙已经恢复了名誉，更不想让群众知道周恩来总理抱病离开医院去追悼一位被他们迫害致死的人。
一个月之后，大概由于眷念人民大会堂，周恩来离开医院来到他常去的这个地方。他经常在那里招待国宾，许多服务员他都叫得出名字。他的到来使工作人员们惊喜万分。谁也没有想到身患重病的总理再次来到他们中间。他们恳求他多多休息。
他笑了一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道：“一个革命者能那样吗？”他到处走走，当他来到南门附近的接待厅的时候，指着墙上的一幅有名的“迎客松”国画，对服务员和身边人员说，他不知多少次在这儿接见过友好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并合影留念。
周恩来在逝世前三个月，派他的秘书去王冶秋那里，询问一件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他偶然想起这件事，觉得应当把它作为一件史实记载下来。这就是关于杨度的党籍问题。〔5〕
杨度（一八七四——一九三一），湖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北京官场老谋深算的人物，筹安会的首领。筹安会“六君子”中有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其人。他在英国留过学，翻译过赫胥黎、米尔和孟德斯鸩的著作，将西方思想介绍到中国。杨度是个保守分子。他主张中国实行帝制，比谁都起劲地劝说当时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抛弃共和政制、登上皇帝宝座。是他为这个野心勃勃的军阀在一九一六年称帝制造政治舆论的。袁世凯只当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但是，惨败并没有使杨度这个政客心灰意懒。他仍我行我素，直至二十年代后期才丢掉他原来的幻想。于是他抛弃君主制思想，政治立场开始从极右向左转变。
共产主义吸引了他。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结识了上海的中共党员。他决心作一个共产党人，申请入党。1929年秋，周恩来批准了他的申请，但考虑到杨度是一个知名的政治人物，作为一个秘密的地下党员会发挥更多的作用。周恩来离开上海后，党组织决定由在上海文化界活动的夏衍同这个新党员单线联系。杨不参加党的小组活动，只通过夏衍与党组织联系。〔6〕
杨度在大上海有许多朋友，包括青帮头子杜月笙。杜月笙拿钱给杨度花，又给他提供一栋漂亮房子居住。在上海处于国民党恐怖统治的时代，共产党有杨度这么一个同三教九流有着广泛联系的人，是有用处的。杨在入党之前，变卖他在北京的房产，将全部所得交给党作活动经费，为新的信仰认真地工作。
杨度入党的事后来逐渐为外人所知，有的人说他的入党动机不纯，是投机。他对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十分恼火，向夏衍推心置腹地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周恩来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起了历史上的这位不寻常的人物。他想弄清楚杨度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是否已得到应有的承认。他委托王冶秋告诉《辞海》编辑部，《辞海》若有杨度的词条，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实写上。（《辞海》修订本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出版。）
周总理希望后人知道，杨度在中年时期虽然是个极端保守分子，顽固地拥护君主制度，但他最终看到了光明，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周恩来认为，杨度晚年做了一些好事，不应当把他忘掉。
周恩来熟谙国际问题，一向令人敬佩。即使在住院期间，他仍然渴望随时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让秘书详细地向他汇报。他对他们说：“我能听，我的脑子还管用。”他在医院里还继续会见外国客人。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周总理会见有影响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这是他住院后首批会见的客人。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刊登了关于周总理会见美国客人的报道，同时也透露了总理住院的消息。由此，北京流传的关于总理患了某种严重疾病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在一九七五年，从三月到九月间，周总理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7〕一位七十六岁高龄的政治家，而且患了晚期癌症，还能够这样做，这在世界上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周恩来的体重一下减少了很多，但最使他不安的是双脚开始浮肿。他再不能穿皮鞋会见客人了。在他的老朋友、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抵达北京之前，周恩来特地定做了一双宽大的布鞋。他当时虽然病得很重，仍坚持要下床欢迎朝鲜贵宾。金日成主席是北京的常客，以往访华时，多半由总理陪同他到外地访问。金日成会讲中国话，他们这对老朋友在私下场合不用翻译就能相互交谈。这年四月的访问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周恩来会见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维尔德茨在抵达北京时，表示希望拜会周恩来总理。他说，只要周总理能腾出几分钟，他就去亲自转达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希望总理早日康复的最良好祝愿。九月七日，他正在参观首都的一家工厂时，接到通知：周总理当天下午一点将在医院会见他。在约定的时刻。总理从病房走出来，在门厅里迎接维尔德茨和代表团成员。
这次会见时间很短，医生只允许双方进行短暂的交谈和合影留念。总理邀请贵宾到会客室去，他步履艰难不要人搀扶，自己勉强他陪着走去。客人们看到他从门厅到会客室的短短几步路走得这么艰难，心里非常难受。
寒暄之后，维尔德茨关切地把话题转到总理的健康上来。总理开玩笑，但言词令人心酸。他说，马克思的请帖，他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接着回顾了十年前的一九六五年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前任领导人格·乔治乌—德治葬礼的情景。他对客人说，那是在三月，他不穿大衣，一点也不怕冷。那次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时，他随送殡行列走了四个多小时，但现在连四分钟也不能走了。总理说，布加勒斯特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为不能再次访问那个美丽的城市而感到遗憾。
谈话大大超过了医生规定的时间。但周恩来有些话要维尔德茨捎给齐奥塞斯库。他的口信是：罗马尼亚同志不必为中国共产党担心，尽管它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总理这里是暗示“四人帮”在捣乱。他要维尔德茨记住他的话，并请他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这时，中国方面陪见的一位领导同志插话说，总理所指的副总理就是邓小平。）周恩来强调说，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8〕
自始至终，老练的外交家周恩来仍在关心加强中国同友好国家的关系。
台湾和西藏是周总理时刻挂念着的中国两个地区。他躺在病床上，仍然惦念着这两个地方。一九七五年九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当时担任副总理的华国锋将要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自治区首府参加庆祝活动。〔9〕临行前，他前往医院看望总理，问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西藏人民。总理在午夜接见他时，要他把《养蜂促农》电影的两本片子带去送给西藏人民看，以便促进西藏的农业发展。总理一向做好事不留名，他叮嘱华国锋不要讲影片是他送的。一九五一年，总理曾亲自主持安排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从那以后一直关注中国这个边远地区的发展。
西藏面积辽阔，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只有两百万人口，解放时没有工业，是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连铁钉、螺丝钉、火柴这样极普通的商品都要靠从国外进口或从内地四川运去。五十年代初期，在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修成之前，绕道印度进入西藏比从内地去那里还要容易得多。
西藏的解放为占藏族人口大多数的农奴带来了新的生活。那儿迫切需要各种技术人员、工程师和教师，周总理就指示动员这类人员进藏工作。那时中国的空运刚刚起步，工程浩大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修成大大改善了西藏的状况。不久，西藏地区盖起了第一批工厂、电站和崭新的住房。后来在拉萨和成都之间开辟了民航的定期航班。
周总理很注意促进民族团结，要求汉族干部学藏语，藏族干部学汉语。他常常询问回北京休假或汇报工作的干部，了解他们同当地人民相处得怎样。他定下了一条要严格执行的规矩：凡分配到西藏工作的同志，五十岁以下的必须学会讲藏语，五十岁以上的也要学一点。这项规定使西藏人民很高兴。
华国锋是周总理派去西藏视察的第二个高级领导人，第一位是陈毅元帅。虽然多年来，他本人去过全国许多地方，有些地方还去过好几次，但从没有机会去西藏。他知道，调去西藏工作的人，要适应那里稀薄的空气，得作出很大的牺牲，因此要求华国锋代表他鼓励和表扬这些辛勤工作的干部。
当他坐在病床上思考一个个重要问题时，他想到有件事很重要，那就是培养藏族干部，让他们逐渐取代汉族干部。在所有民族地区，占绝对多数的当地的民族干部将来必须成为政府机关中的核心力量。他希望华国锋提醒有关的汉族干部，培养藏族干部不仅要看数量，而且要注意质量。他说，民族政策要执行好，干部要培养好，人民要团结好，生产建设要发展好，物质生活要搞好，工作就能搞起来，西藏自治区今后的发展也就有了保证。
癌症能得到根治吗？自己患着癌症的周恩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目前还是不治之症，有可能并且应该能治好。他很乐观，认为借助于传统中医的丰富经验和知识，有朝一日可能找到办法治疗这种可怕的痼疾。他在逝世前，殷切希望这一代怀有雄心壮志的中国医务人员，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现这一突破。他关心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于他本人患了癌症，好多年以前，那时他身体健康没有什么毛病，他的办公室墙上就挂了一张标明全国食道癌高发地区发病分布图。他大力支持对癌症的研究。
然而，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以“副统帅”的名义发布了“战备动员令”，把那些所谓不重要的研究机关和人员统统赶到农村去。林彪及其一伙的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他们的篡权阴谋服务的，因为这是一种很容易找到的藉口，把他们觉得留在首都碍事的机构和人员都遣散到农村去。结果，波及了一些根本不应该遣散的机构。
这些机构包括几年前才成立的北京肿瘤医院。周总理对林彪一伙不负责任的态度和愚蠢行为极为愤慨。他提出严厉批评：癌症研究工作必须继续进行，解散肿瘤医院的做法必须停止。他要求全国医务人员和研究工作者继续进行防治癌症的工作。
一九七五年二月间，在他刚刚作完肿瘤切除手术，还没下手术台，就把日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冰叫到身边。〔10〕总理把这位书记召去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病。他听说云南省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率很高。总理问这位书记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并要她马上派一个医疗小组到那里去。他追忆起癌症如何夺去陈毅元帅和其他人的生命，希望医务工作者加倍努力，探索征服癌症的办法。
关于周总理关心中医的情况，知道的人不多。他十分重视针灸，解放后针刺麻醉技术的重大发展，使他特别高兴。作为一国的总理，他把种种万一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到了。如果爆发战争怎么办？战争期间，做紧急手术时，针刺麻醉会有明显的优点。有时候可能没有麻醉药，外科医生只要在身边医疗小包里带上针灸银针就行，一不占什么地方，二几乎不花什么钱。他要求部队医院和地方医院的外科医生都掌握针刺麻醉技术。一九七五年十月，有消息说中国医学科学院在针刺麻醉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周恩来不顾自己病势沉重，要求医学科学院为他准备一份报告。可惜他没有来得及看，就去世了。
周恩来认为，中西医结合会产生许多有效的新疗法。他要求广泛传播中医知识，以供中西医共同研究。他认为，发表中医的医案，用中医的精萃来丰富西医的知识是非常有益的。
总理入院前，曾问过老中医蒲辅周（一八八八——一九七五）的学生高辉远，他的老师有没有将他一生积累的丰富经验整理出来。（蒲辅周生前是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辉远回答说，他老师曾整理过。“文化大革命”前，蒲辅周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写出了一部手稿，并已交付出版社出版。但是，官僚主义者对手稿漠不关心，把它置诸高阁。高辉远对总理说，幸亏他已找回了这份手稿，由他好好收藏起来。总理让高辉远马上把蒲辅周的手稿送去。当晚，总理兴致勃勃地阅读了这份手稿。他认为内容极好，立即做了批示，要求有关人员和部门组织修改出版。《蒲辅周医案》一经问世，受到国内医学界的普遍欢迎。
周恩来深信古代医学成就会造福于后代，一遇到机会就强调提出，要使我们的医学专家，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在有生之年将他们的智慧结晶整理出来。他最担心的是古代留下来的行之有效的单方会失传。他说，民间的单方一般都是父子相传，很容易失传。最好的保存办法是把它们整理出版。
一九七五年秋，人民解放军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在福州请一位正骨中医治疗他的腿病。他对这次治疗非常满意，对邓颖超详细地谈了这位八十高龄的正骨医师给他治病的情况。罗瑞卿说，很可惜没多少人知道这位福建医生，他的非凡知识和技艺也无人可传授。
周恩来动了一次手术后健康状况刚刚有些好转，邓颖超就告诉他罗瑞卿来过电话，自然也谈到福州那位正骨医师的情况。总理听了，便指示福建省有关部门立即作出安排，给那位正骨老医师配备几个得力助手，帮助他总结毕生经验，并整理出来发表。他说，这是留给今后学习正骨的学生的极其宝贵的财富。周总理无时不在探索救死扶伤的方法，使我国广大人民能得到较好的医疗，既少受痛苦，又少花钱。这里可以举宫外孕的治疗为例。
一九七二年，总理参加一次卫生工作会议，坐在他旁边的是我国第一流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一九○一——一九八三）。林大夫当时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周总理听说有个医学院用中草药治疗宫外孕效果好，就问林大夫，她是怎么治这种病的。林大夫回答说，主要还是手术。〔11〕
总理接着同她谈起用非手术的办法医治各种疾病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国家大部分人口在农村，许多农民对开刀不习惯，农村医疗条件比较差，开刀也不方便。他希望林大夫考虑用中草药代替手术来医治宫外孕。他还向她强调说明，需要向中医疗法学习，从中医宝库中汲取知识。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经确诊患癌症后，他本应停止一切工作住院治疗。但是许许多多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不能说服他从速离开中南海的办公室。周恩来决不是抱着权力不放的人。他说，国内和国际上要做的事情很多。那么多被赶下台的干部正在等待解放，又要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搞得一团糟的经济得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整顿。但是，由于过度劳累加上极左分子的干扰，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终于不得不住院治疗。
一旦进了医院，党中央就要对他的治疗方案作出各项决定（对所有高级领导人都是这样做的）。这就给“四人帮”以可乘之机。江青及其一伙以中央的名义，而且有时还以毛主席的名义，找各种借口不断地进行干扰，妨碍总理的工作和休息。
江青有时打电话来，有时自己跑到医院，借口要同总理谈重要问题，治疗和护理工作便不得不推迟一下。她来之后，喋喋不休地东拉西扯，扯上个把钟点，其实所谈无关宏旨。一次，总理正在输血，王洪文打电话来要同他讲话。医务人员先是反对，后来王洪文气势汹汹，摆出了大领导架子，他们只好服从。护士在总理肩上披了一件外衣。这位在室内行走都极其困难的病人，摇摇晃晃地走去拿起听筒。自然，王洪文谈的根本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此外，安排照料总理的主治大夫们至少有三次被调去给江青看病。
后来又发生了“录音带事件”。六十年代，周总理曾经亲自领导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在“文化大革命”前创作和拍摄的优秀电影和戏剧，凡是江青没有参与过工作的，包括《东方红》在内，后来都长时期被打入冷宫。
周恩来向来喜欢《东方红》中的《长征组歌》，听听这些歌曲，他就回忆起他同邓颖超以及其他许多老同志一起度过的那段英勇的经历。总理要求让他再听听《长征组歌》的录音带，来打发病床上痛苦的漫长的时光。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竟遭到了拒绝。
江青在文化部的代理人掌握着这些录音带，他想尽办法不让这几盘录音带送到总理那里。用这种卑鄙无耻的鬼蜮伎俩对待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真是令人发指！
中国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停止了呼吸。
周恩来在去世前一天晚上十一点，最后一次微微睁开眼睛，以衰弱低微的声音对围在他身边的医生护士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快去照顾其他生病的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12〕
周总理逝世后，一直为他理发的朱殿华师傅被请来为总理遗体整容。他俯视着他的老朋友，望着总理那已经长得长长的又乱蓬蓬的胡须，望着那熟悉的、曾经是炯炯有神而现在已永远紧闭的双眼，泪水夺眶而出。最后一次为总理理发修面，真是心如刀割。
噩耗传开，神州大地，泪流成河。
【注释】
〔1〕杨拯民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秘书长。
〔2〕北京饭店工作人员：《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三辑，第471，474，475页，人民出版社。
〔3〕国家出版局：《牢记总理的教诲，学习总理的光辉榜样——周总理对出版工作的关怀》，同上书，第二辑，第372页。
〔4〕国务院办公室理论组：《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同上书，第一辑，第5页。
〔5〕王冶秋：《难忘的记忆》载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6〕王冶秋的文章《难忘的记忆》发表后，有几位作者也写了回忆杨度的文章。夏衍写了《杨度同志二三事》。载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
〔7〕文谦：《在最后的日子里——记病重住院期间的周恩来同志》，见《怀念周恩来》，第590页，人民出版社。
〔8〕蒋本良，《回忆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载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
〔9〕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周总理永远活在西藏人民的心中》，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一辑，第216-217页。
〔10〕《北京日报》通讯员、记者：《一心想着人民，一切献给人民——首都医务人员无限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同上书，第三辑，第441页。
〔11〕《北京日报》通讯员、记者：《敬爱的周总理，首都人民想念您！》，同上书第二辑，第138页。
〔12〕中国医学科学院：《伟大的人，伟大的精神》，同上书，第二辑，第388页。
2007/09/10
第十章运筹病榻，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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