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的碑文是：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立”
纪念碑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一天破土动工的。周恩来总理站在麦克风前向在场的各界领导人讲话时，毛主席就站在前面，宋庆龄和朱德站在他的两侧。这个庄严的仪式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并肩工作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纪念碑的碑文是由毛主席草拟、周总理题写的。可以说，这个纪念碑是他们合作共事的一个象征。
早在二十年代中叶，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发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广州便有了来往。但是，他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却是一九三四年秋红军被迫放弃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之后几个月才开始建立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改组党的领导机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1〕（一九○六——一九七四）主张取消秦邦宪（又名博古）（一九○七——一九四六）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奥托·布鲁恩（又名李德）（一九○○——一九七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对军事上的失利负有部分责任（不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同意王稼祥的意见，用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支持毛泽东。从此，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人。但是，在同蒋介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把农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办法。他认为，只有毛泽东能使红军重整旗鼓，也只有他能扭转局势。周恩来对毛主席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服从他的领导，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从一九三五年开始，由于周恩来的强有力的拥护，加上无数久经考验的同志全心全意的努力，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南方人，但是他们的出身很不同。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他的父亲是旧官吏，自己是家中的长子。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过书，后来先后到过日本、法国和德国学习，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周恩来早年就受到外国的影响。
毛泽东出生于堪称鱼米之乡的湖南韶山一个中等水平的农民家庭。他很熟悉农村，深知土地的价值。大多数湖南人爱吃辣椒，毛泽东也不例外。他从童年时起就得下地帮助父亲干活，在家里点着油灯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后来才进入省会长沙的一所正规学校。以后他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毛泽东酷爱读书，但受正规教育的时间较短，他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他在青年时代从未离开过中国。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通过阅读书报和杂志获得的——先是在长沙的湖南省立图书馆，后来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2〕——这一点与在国外有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周恩来大不相同。
毛泽东受的学校教育虽然有限，但是他最终成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在同蒋介石作战时期，他只能依靠助手们从遥远的城镇邮局那里弄到的报纸和杂志来了解情况。从长征时期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这正是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他是人民愿意追随的领袖，能用通俗的语言向老百姓说明深奥的道理。
周恩来从留学时期起就懂英语和法语，也会一些日语和德语。毛泽东在长沙读中学时学过一点英语，当了国家领导人之后又重新对英语发生兴趣。在一位教师的辅导下，他坚持学习英语，直到晚年，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间断。他希望能直接阅读一些用英文写的外国哲学原著。
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有从事新闻写作的经历，而且都能写一手好文章。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偶尔还为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写文章，而周总理主要是抓重要文章的审定工作。《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特别是有关对外政策的社论时，常常是总理审批校样，检查标题甚至版面。为了让总理赶在凌晨一两点钟报纸开印之前审阅大样，有时不得不打断他同外国记者的谈话。实际上，周总理会见记者一般都安排在晚间，因为他善于在夜里工作（毛主席也是这样）。这是打游击的年代形成的习惯，当时党的领导人白天忙于指挥作战，夜间阅读和处理文件。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年里，总理因患病不得不放松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于是江青一伙人就利用新闻工具为他们的夺权阴谋服务。
在世界上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中间，恐怕很少有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性情上那样截然不同。他们的年龄只相差五岁，属于同一代人，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养成了不同的气质。毛泽东为人果断、有魄力，周恩来处事慎重谦让。毛泽东质朴而直率，周恩来文雅而机敏。毛泽东幽默风趣，常用讲笑话的方式说明问题，周恩来则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以阐明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往往一时兴起断然采取行动——例如一九五八年八月发动“大跃进”，而稳健的周恩来却在采取行动之前总是深思熟虑地权衡轻重，审度利弊。
他们两个人都相信群众并实行群众路线，不赞成“一言堂”，反对一个人说了算。在解放前他们都卓有成效地提倡群众路线，并且身体力行，但是，后来毛主席随着他的威望的提高渐渐忽视了群众路线。他相信自己的主张多于相信集体的意见，听任对他的个人崇拜发展起来，尽管他口头上也反对搞个人崇拜。他晚年一再陷入“一言堂”，而且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所表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一言堂”的产物。即使在社会主义中国，也存在产生“一言堂”的土壤，因为它与家长制密切相联。家长制这种统治方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已存在了几千年。此外，由于毛主席确有功绩，人民真心崇拜他，把他当作英雄，而人民的崇拜使他陶醉，结果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就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出现的许多灾难的根源之一。
毛主席在晚年喜欢与同一代人中一些保守色彩较浓的人物交往，在他的私交中，他很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周恩来是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同各行各业、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交往。他乐于同文艺界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也喜欢聆听各方面有专长的学术界人士的谠言高论。很难想象，毛主席会象周总理那样特意同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交朋友。
毛主席有他的偏爱，也不隐讳他喜欢做什么或不喜欢做什么。在七十年代去世的政治局委员中，他只参加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为陈毅元帅举行的追悼会。他常常同陈毅就写五律、七律诗交换意见和通信〔3〕。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周总理不断设法保护陈老总，但是这位老帅还是蒙受了许多屈辱。也许是出于内疚，毛主席采取了不寻常的做法，亲自去悼念陈毅。
毛主席有一次浮想联翩，对自己作了直率的剖析。他说自己兼有“虎气”和“猴气”两种性格——“虎气”为主，“猴气”为次。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月他从武汉写给江青的信中谈到的。林彪死后，这封信曾向党员和机关干部传达。毛主席在那封信中还谈到林彪一味研究中国和外国的政变和热衷于把毛主席吹捧上天。
毛主席对自己性格的估计分析——合“虎气”和“猴气”于一身——是个有趣的论断。据中国民间传说，老虎天性勇猛、无所畏惧、敢冲敢闯，而猴子天性顽皮、聪明伶俐、机敏灵活。在中国，老虎和猴子都是人们喜爱的动物。
在我国现代史上，有过几次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较量，双方力量悬殊，共产党人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似乎必败无疑。然而正是毛泽东身上兼而有之的那种无所畏惧的虎气和机敏灵活的猴气使他和同志们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能坚持下去，取得胜利。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在全国残酷镇压共产党人。这时，共产党按照大多数领导人主张，继续举行成功希望极微的城市起义。是毛主席大胆地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农村建立武装根据地进行斗争。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长征期间，也是毛主席制订的勇敢而机智的战略挽救了红军，把长征初期的败退转变为震惊世界的英雄史诗。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队在装备和兵力上都比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占绝对优势，但是毛主席还是决定与蒋军决战，这又是个勇敢坚决而深思熟虑的举动。
全国解放后，最重要的例子当然是一九五○年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做这样的决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当时有些人认为，在刚刚结束了二十多年的战争不久，就同一个超级大国较量岂不是发疯了。但是，多年来的历史发展一再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于是政治局和政府中的同事们终于同意了这项果断的决定。
朝鲜战争以签订停战协定宣告结束。毛主席同他的战友们看到国民经济在短短几年里得到恢复，真是喜笑颜开。但是，在成绩面前毛主席开始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他开始忽视他自己提出的、曾经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些重要方针政策。
有一个觉察到这些危险的苗头并设法（虽然是用间接的方式）提醒毛主席的人，是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九二二——一九六六）。〔4〕田家英参加了《毛泽东选集》前四卷的整理出版工作。
田家英，中等身材、体态丰满，象多数四川人一样，是个十分健谈的人。他出身贫寒，从小失去双亲。童年时代他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懂得生活的艰难。田家英是自学成才的，十五岁就熟读古文，会写古体诗，不到二十岁就投身于成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田家英也投奔了革命圣地。
一九四八年，他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从延安到北京的年代里，田家英除担任日常的秘书工作之外，还深入农村了解基层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后，中南海成了毛主席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田家英也跟着搬进了中南海，以便就近随时听候召唤。
中南海是中国党政高级领导人工作和居住的要地，追名逐利之徒难免就要在那里钻营活动。田家英讨厌这种人，特别是陈伯达和江青这两个人使他看不惯。田家英在中南海居住和工作，仅仅因为他是毛主席的秘书。他在中南海外边有自己的朋友。特别要好的是在水电部工作的李锐。他们两人在延安时期就很熟识。李锐偶尔也为报纸写文章。在革命圣地延安，他们都经过整风学习，有作调查研究的习惯，不喜欢也讨厌听那些空话、大话，很看不惯那些吹牛逢迎的势利小人。本着这个精神，他们常常在一起回顾往事，议论进城之后在政治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
田家英对李锐说，陈伯达经常在中南海向他探听消息。对这样一位无论年龄还是党内地位都比他高得多的人，仅仅因为自己是主席的秘书而同他拉关系，田家英感到非常不安，也非常反感。陈伯达经常向他打听诸如这样一些问题：“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田家英和李锐厌恶这种察言观色、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5〕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大跃进”进入高潮之际，毛主席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陈伯达为了赶时髦，在会上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主张：废除商品生产，取消货币，遭到毛主席的批驳。毛主席的批评使陈伯达的机会主义暂时收敛了一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真面目又暴露了出来。
在那些注意农村情况的人看来，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大跃进”的恶果已经越来越明显。田家英在四川深入调查了一个县的情况。基层干部对他说，他们被迫说了假话，虚报了产量。实际上自从“大跃进”开始以来，已有不少农民饿饭。
一九五九年，党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前夕，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了农村形势。当时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李锐汇报了工厂、矿山和运输系统存在的问题。主席同田、李等几个人开了三次气氛活跃的“神仙会”，征求他们的意见。李锐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准备纠正“左”的错误，列出了准备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的十九个问题。
正当大家准备讨论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实行的错误的极左政策时，全会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是因为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那封写给毛主席的著名信件，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主席不以为然，七月二十三日要求中央委员们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他的“反党活动”。〔6〕
田家英和李锐听到宣布这个决定时都愣住了。如果党不打算纠正极左错误，而是要整那些持稳健观点的同志，这两位年轻人想，那只好请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了。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很了解主席，他很尊敬主席，但没几个人能象他那样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的优缺点。据他的朋友李锐说：“家英当年跟我谈过，如果允许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提什么意见呢？最后一条：“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田家英看得远，他考虑的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表明他对党的领袖的关心和爱护。不幸的是，在庐山会议期间李锐向一位密友悄悄地透了点风。不料私下的谈话传播开来，一位中央委员在全体会议上提出这件事。田家英的一番好意却被完全歪曲了。这件事最后没追下去，田家英仍继续当毛主席的秘书。但是，他在中南海的处境从此大大不同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田家英一直为第四卷《毛泽东选集》撰写注释而勤奋工作。这是一项耗费时间的艰巨任务。田家英不时向主席请示。由于田家英多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对主席十分敬仰、尊重，不比一般人差。但是，他没有把主席当作一尊神，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人。因而对主席的某些缺点和作法私下常有些议论。他说过，在编《毛泽东选集》时，他发现主席不愿再看自己多年前的著作。主席的兴趣似乎变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新的事物。田家英本想建议毛主席摆脱日常事务，集中精力总结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教训，把更多的时间从事理论著作，因为这对后世有更大的意义。但是他忍住了，没有说出来。一九五八年底，毛主席真的决定辞去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保留了党的主席的职位），但是没有开始从理论上总结工作。〔7〕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重新得势的陈伯达迫不及待地对田家英进行报复。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这时已当上了它的组长）派人到田家英家去宣读他的罪状：与正在受审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他多年前曾拒绝满足陈伯达想在中南海里调换更舒适的住宅的要求）关系不正常；一贯右倾。后来，又加上了一条罪状：篡改毛主席著作（指的是在整理毛主席有关《海瑞罢官》的谈话时，田家英不赞成把彭德怀的名字写进去）。
晴天一声霹雳，田家英一家从中南海被轰了出来，职务被撤销、机密文件要全部交出来，还要交待问题。田家英怒不可遏，但无可奈何，因为现在极左分子得到毛主席的信任。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饮恨自杀。他的朋友李锐写道：“记得鲁迅说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田家英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惨遭不幸的人之一。他去世以后的十年间，中国遭受了难以言喻的灾难，灾难波及的范围很广，包括从经济到政治和其他各个领域。“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可是事前没有对国家面临的形势作深入的调查和认真的分析，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敌我界线。这些错误的造成，毛主席有责任，但是，也不能完全由他一个人负责。犯“大跃进”的错误时，林彪和江青没起什么重要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用这两个人打头阵，而他们又反过来利用主席的威望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把毛主席几乎当作一尊神来供奉，以便从中渔利。由于毛主席晚年患了重病，他说的话不易听懂，而且耳朵不灵，工作人员和翻译只好看他的嘴唇的动作，猜测他想说什么。这一切使他对周围和全国发生的事情更加耳目闭塞。江青一伙就乘机利用，无所顾忌。
林彪最初采用的手法是肆意利用他的发明创造——即所谓“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以显示他比政坛上的其他人都革命，对毛主席最忠诚。“万岁”不离口的林彪说：“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在林彪被正式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之前，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赞成林彪片面强调政治而忽视业务的狂热主张。周恩来认为，政治只有落实到业务工作上才能表现出它的作用。林彪通过他控制的舆论工具不指名地攻击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林彪和江青先后都疯狂指责总理偏离党的路线，而总理毫不动摇。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国务院各个部门，总理实行政治必须落实到业务上的原则。在那黑白颠倒、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是为所欲为的日子里，他所坚持的这个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家保持清醒头脑，使被打乱的政府机构得以照常运转。
建国以后，周恩来曾两次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次是在“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另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他不得不设法收拾错误政策带来的一团糟的局面。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这三年，由于实行极左政策、粮食歉收、加上苏联停止援助和撤走专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幸而在熟谙业务的几位副总理协助下，周总理扭转局面使国家渡过了难关。一九六二年以后，形势开始好转，要不是随后又执行了极左政策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我国本来会沿着恢复和发展的道路进入七十年代的。
乍看起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工作不象前期那么顺手。因为林彪摔死后，大权在握的江青一伙仍在进行破坏活动。其实不然，周总理把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政高级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保存下来了。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周恩来晚年所做的大量工作中（包括中美建交这样微妙的外交行动在内），最重要莫过于他保存下来成千上万的好干部这件事。总理这一丰功伟绩将流芳百世，他的政治家的韬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将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情况与后五年大不相同。那时周恩来不得不跟毛泽东走，因为只有保住总理职位他才能使庞大的政府不致四分五裂。当时，他的处境十分艰难。因为他不得不应付一大批人，那些人既不能轻易说是敌人，也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同志。一九七一年，林彪完蛋了，“红卫兵”也收敛一些了，斗争情况有了变化。他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很利落、有章法，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林彪事件震动了毛主席，他没有料到自己亲手挑选的接班人会反对他，甚至发展到要谋害他的地步。因此，主席不得不再次把总理当作他必须倚重的同志和同事。
在“文化大革命”前半段，周恩来在党的领导层中是第三号人物，居林彪之后。而现在他的地位仅仅在毛泽东之下，这就大不一样了。林彪于一九七一年坠机身亡之前，可以假传“圣旨”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而周总理如果有什么重要事情向毛主席请示，就不能绕过林彪，也不能不让他知道。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在某种程度上事情也变得简单了。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
一九七五年冬，随着毛主席的病情日益恶化，江青集团想出了一个控制毛主席的诡计。由于江青不能同毛主席直接接触，她把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从沈阳调到北京，把他安插在中南海，担任毛主席的联络员——按照党的原则来说，这种安排是很不正常的。她设法使毛主席办公室往来的文件、指示，统统经过这个听命于她的年轻人之手。这样一来，谁也不知道用毛主席名义批发下来的指示和命令是否经过篡改或是否是伪造的。
“文化大革命”以前，周恩来从未遇到过这样严重而复杂的问题。为了保护正直和富有经验的干部不被毁掉，他必须同党内一个强大的宗派势力进行斗争。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倒了，许许多多好同志就会同他一起倒下去。敌人不仅是想捞取几个部长职位，而且要夺取党和政府的一切权力。果真如此，那将是中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江青和她的党羽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北京的一次群众性集会上以毛主席的名义发动一个十分离奇的“批林批孔”的运动，其用心昭然若揭。在会上，江青公开指责总理行动迟缓，“跟不上革命形势”。后来的情况表明，江青及其同伙是用孔子来影射周恩来，批孔是假，批周是真。虽然毛主席最初批准了江青、王洪文等人发动这场荒谬的运动，但是当他意识到他们不怀好意时，便收回成命，并斥责江青有野心，想当党的主席和组织她自己的“内阁”。他把江青和她的集团叫做“四人帮”，从此“四人帮”这个名称就沿用下来了。〔8〕
其后，总理住进医院，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继续过问重要的党政工作。江青一伙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经“四人帮”密谋，王洪文于十月十七日去长沙见毛主席。此事发生在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前不久。四届人大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关于政府的组织——决定总理人选和建立国务院的新班子。王洪文向主席暗示，周恩来不再当总理为宜，也不要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他在建议之外，又谗言告状，遭到主席的斥责。江青本来指望王洪文此行能获得毛主席的批准，按照她的如意算盘来组阁。不料她的梦想落空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总理飞往长沙。专机机组人员特别高兴，因为总理已有一年多没坐他们的飞机了。他们心想，总理又能坐飞机了，病一定好了。但是，事实上他的病情根本没有好转。总理只是勉强振作精神来承担这次任务、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前途。
这一天，周恩来同毛泽东进行了密谈。毛主席认为，尽管周恩来身体虚弱，还是应该由他继续当总理，并由他决定副总理和部长的人选。使命完成了，专机机组人员把总理送回北京，回到医院。象往常一样，总理下飞机前到驾驶舱向机组人员表示感谢。他的步子不大稳了，但是仍然让秘书搀扶着同大家一一握了手。他打量着每一个同志，微笑着说：“谢谢大家。你们飞得很好，飞得很平稳。我下次还要坐你们的飞机。”但是，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乘坐飞机了。
在长沙作出的决定，极其重要。次年一月提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务院人选不可避免地包括一些极左分子，因为机敏的周恩来认为不得不向他们作点让步，但是实际上一些重要部门仍然由信得过的、能为国家利益工作的干部担任。江青一伙由于没取得更大的权力，也没有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位置，〔9〕气急败坏，加紧了活动，集中力量攻击新领导班子中的关键人物、总理最亲密的副手邓小平。邓小平最后被他们赶下了台，这是他在十年中的第二次起落。但是，尽管发生了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六年的大动乱，周总理临终前建立起的政府机构大体上保存了下来。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刻坚决支持周恩来，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10〕也许他同王洪文的意外会面引起了他的警惕，看穿了江青的狼子野心。他决定阻止她，虽然没有把她赶下政治舞台。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之所以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年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曾经被诬陷、撤职、甚至被投入监狱的许多党的老干部现在得到平反，又出来工作了。他们获得解放的时机非常好，因为周总理在一九七五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这是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这个计划需要熟悉经济和行政管理工作的有经验的干部来执行。先后遭到林彪和江青一伙迫害的成千上万的好干部得到平反，恢复了工作。这个事实说明，形势已经转变。江青一伙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另一个迹象是，他们的“批孔”（实际上是批周恩来）运动搞不下去了。他们的恐怖统治不久就要寿终正寝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才的损失是巨大的。从上到下无数的人遭到陷害，在私设的公堂上遭到严刑拷问并被投入监狱。有的人生了病，由于故意不给及时的医疗而死去。还有的人饮恨自杀了。
有人问，对于这些事情的发生，周恩来当时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他不能更坚决地反对这些疯狂的行为吗？他不能为保护和拯救这些人做出更多的努力吗？
这些问题必须联系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来回答。他们两个人都是思想家和实行家，但是毛泽东主要是个思想家，而周恩来主要是个实行家。在党的政策是健康正确的太平年代，他们能互相补充，相辅相成。
当然，周恩来本人也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且留下了以文件、讲话和报告形式出现的许多著作。这些文件、讲话和报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知识分子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但他不同意在他在世时出版很多自己的著作，他认为应该多出版毛泽东的著作。至于这个看法是否正确，自当别论。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两卷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恩来的敏锐思想和现实主义观点。他的著作还指出，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强调和解和说服精神，以便团结意见不同的人。
周恩来之所以遵循毛主席的意见，因为他认为毛泽东是党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家。他接受毛主席关于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断，虽然他后来对毛主席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
既然毛主席以前作过许许多多正确的决定，那末如果他断定“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有好处——能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和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危险——周恩来也就深信不疑，跟着他走。周恩来向来是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何况当时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支持毛主席。
周恩来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党的决定，即使不同意，仍然会贯彻执行，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下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提出来。如果他提出的意见不被接受，他就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
这就是他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至少在初期是这样。周总理同毛主席并肩战斗，风雨同舟。林彪既然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恐怕他总是能代表主席的意见。总理尽管有所保留，也在行动上服从。
林彪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提出对这场运动就是对干部进行大批判、大审察，“要来一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林彪把网张得很大，他手下的人散布这样一种看法：没有几个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可以不受“清查”。毛主席也写了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从而给“红卫兵”开放绿灯，让他们去攻击那些不幸被视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周恩来从来就是极其谦虚的。他认为，即使基本上是好的干部也大有可以改进之处。他自己也讨厌官僚主义作风并与之进行斗争。那么，他现在能站出来反对审查他的部下吗？在运动初期，他没有先见之明，没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周围越来越多的干部受到迫害，总理开始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不分敌友，一味摧毁老一代革命者，问题实在太严重了。与此同时，他也一定已经认识到林彪和江青一类人是包藏祸心的。
周恩来一向具有敏锐的判断力，竟然看不出“文化大革命”需要改弦易辙，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当面指出他把党和国家引入歧途。这可能是由于他党性强和对毛主席十分崇敬的缘故。不过，他一定想到：在那个关键时刻如果公开站出来反对未必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他相信，从全局考虑，与其逆流而进，不如委屈求全。只要他还是总理，日常的政府工作和经济管理就能比较正常地进行。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受迫害的各级干部，并且还能减轻全国无数人的痛苦。还有，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对极左分子坚持斗争，使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无法得逞，从而使国家不致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这大概是摆在周总理面前唯一明智的方针，因为如果他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势必会使已经展开的“全面内战”激化起来。
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他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他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正如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在这个时期如果没有周恩来运筹帷幄，政府机构就不能运转。当时，正是周恩来在不断地亲自过问被罢官、批斗、投入监狱或送到边远地区去的那些人的命运。在中央领导人中，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都要多。只要有可能他就过问，使受迫害干部的日子好过一些，或者一有机会就设法使他们得到解放。如果损失不能防止，他就尽量把损失缩减到最小的范围。
林彪死后，周总理不辞辛苦，为解放那些受迫害的干部而操劳。他常常利用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同主席商量某某人是否可以解放，重新出来工作。后来，他多次提出很长的干部名单——有些人还关在监狱里，有些人被软禁，有些人闲着无事可做——亲自和毛主席研究，争取主席的同意，释放或重新任命他们。但是，江青、康生一伙施展种种拖延手段，因此，有时已经得到平反的人并不一定立即得到自由。许多人为获释等待了几年。他们晚年的一件最大的憾事是，在他们的救命恩人周恩来逝世时没有能亲自去表示哀悼。
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他在晚年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长时间重病在身。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有回顾过去失误的表示。有一次，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承认有错误和过失。他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他虽然没有明说百分之七十是成绩，百分之三十是错误，但一般人们认为他是这个意思。〔11〕
这些年来，周恩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信任，虽然这种信任是有限度的。毛主席由于被一些喜欢阿谀奉承的小人包围着，加上有病，他同政治局的同志越来越疏远，越来越脱离实际——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和过火行为最容易滋生发展。甚至在林彪死后他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没有否定以他的名义采取的或由江青实行的那些极左措施。这是他本人早年经常谴责的“一言堂”倾向的一个明显例子。
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受中央委托过问《人民日报》工作的周恩来企图改变这种局面。到一九七二年，他认为是批判极左思潮的好时机。《人民日报》编辑部成员、哲学问题专家王若水特别赞成总理的指示，并根据他的意见对报纸的内容作了调整，开始刊登文章批评“四人帮”极左的一套。张春桥和姚文元勃然大怒，召开了一次有主要编辑人员参加的会议，唱了一通反调。但是，王若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正确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江青的那几员大将。
王若水乘张春桥和姚文元不在北京的机会，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批极左思潮的文章。气急败坏的“四人帮”扬言要对这一事件的负责人员采取严厉措施。王若水直接写信给毛主席阐述批判极左的理由，希望得到他的赞同。但是，毛主席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全国的任务还是反对“极右”。〔12〕
王若水和几名与他持同样见解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被召到人民大会堂去。一张桌子后面坐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周恩来。桌子上放着王若水写给毛主席的信。王一看见这封信，心就沉下去了。周总理面有难色，他显然想保护王若水和其他遭到攻击的同志，但是又不能这样做。看来很明显，他自己也是被攻击的目标，因为毛主席自己已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13〕周总理在同毛主席的关系中，他一般总是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这一次又顺从了他。如果说国家当时最需要的是反对极左，而周恩来的立场有可能使形势有所改变，那末也许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了让步，缺乏足够的坚持自己立场的斗争精神。但是，主要责任不在他身上。毛主席显然不明白国家或者他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他正在给他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造成什么危害。
毛主席在逝世前的几年里，由于重病在身，与外界隔绝，他更加相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周围那些专事逢迎谄媚之徒，利用他这个弱点，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如果说有谁本来可以提醒主席，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一言堂”已使国家陷入悲惨的境地，使他认识到有必要恢复党内民主，这个人就是周恩来。遗憾的是，当时总理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尽管他经验丰富，又智慧过人，但是不可能让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去担负需要高明的手段、完美的策略、无限的耐心才能完成的重任。不管怎么说，已经为时过晚了，无法使毛主席认识到，周围的人把他神化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
一九七八年十月，《人民日报》登了一篇题为《学习毛泽东》的文章，主题是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这篇文章是周恩来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的节录。周恩来在那次讲话中说，毛泽东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后来逐渐成为坚决追求进步和革命的人。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不断改造自己，坚决摆脱旧的东西，否定旧的东西，接受新事物。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重申这个观点是很及时的。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毛泽东在晚年放弃了不断考验自己、改造自己的做法，的确是一大悲剧。
周恩来和毛泽东亲密共事达四十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不过，有时他对毛泽东有点为了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未敢冒与他发生冲突的风险。他谦和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他对毛泽东过多地考虑方式方法，而缺乏有时看来十分必要的正面交锋。他太轻易地向毛泽东做出让步，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违心地屈从了。尽管这样，由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尽全力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由于他不遗余力地保护受“四人帮”迫害的人们或设法减轻他们的痛苦，由于他牵制“四人帮”，使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未能得逞——而且这些斗争大半是他最后两年在医院的病床上进行的——由于这一切，中国人民今天都愿意原谅他的失误和缺点。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绍兴是个酒乡，以它醇香宜人的绍兴黄酒闻名。这种酒与另一种名酒“茅台”截然不同。和绍兴酒一样，周恩来生性温和文雅、谦恭有礼，善于和别人商量问题。然而，他也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革命家。在他那复杂、具有魅力的性格中，兼有绍兴酒和茅台酒的特征，但以“绍兴酒”为主。
一九八○年八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时谈了他对周恩来的看法。他亲热地称周总理是他的“兄长”，说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还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邓小平也指出：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14〕
邓小平在回答法拉奇提出的问题时说，虽然毛泽东应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负主要责任，但是其他老同志也有责任。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他说，毛主席“毕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正如邓小平强调指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详细阐述的那样，这些错误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一个人。而应看到制度上的原因。当时的权力结构损害了民主集中制，损害了集体领导。〔15〕令人痛心的是，毛主席在晚年不是用批判的眼光回顾过去，而仍然相信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他的思想和行动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的，这正是他的悲剧的所在。
【注释】
〔1〕王稼祥当时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位副主席，他较早认识到李德等人在军事方面的错误。在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战役中，王稼祥身重伤，在长征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好被人用担架抬着行军。恰巧毛泽东这时因病也躺在担架上。两人一路走一路交谈。王稼祥对毛泽东说，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应该把李德和那些同他持相同意见的领导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毛泽东同意王稼祥的意见，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于是他们谈起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另外一位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李德经常有接触，对他在军事上独断专行很不满。周恩来经常对李德的意见和决定提出异议，并且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和长征中，同李德多次进行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据伍修权（他在长征中担任过李德的翻译）说，周恩来有时直接用英语同李德争论。见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遵义会议文献》第112页，人民出版社。
〔2〕根据杨昌济教授（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岳父）的推荐，毛泽东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担任馆长李大钊教授的助手。李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直工作到一九一九年三月。
〔3〕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用第一版一整版发表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写给陈毅的信。毛主席在信中同陈毅探讨了诗词问题。这封信的影印件也同时发表。
〔4〕田家英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还为中国科学院编了几本历史书。他留下的作品很少，只写过一本《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小册子，这是用通俗语言解释毛泽东思想的一组文章。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一段时间里，田家英曾辅导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学习汉语和历史。
〔5〕李锐：《怀念十篇》第54页，人民出版社。
〔6〕《彭德怀自述》第276页，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节。
〔7〕李锐：《怀念十篇》第55-56页。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节。
〔9〕虽然“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得到了副总理的职位，但是，国防部和外交部等重要部门仍然掌握在周恩来信得过的同志手里。
〔1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2)节。
〔11〕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35页。）
〔1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节。
〔13〕王若水：《智慧的痛苦》，载《青年论坛》一九八五年第二期，随后收入《新华文摘》月刊1985年5月号。
〔14〕《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307页。
〔1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4)节。
2007/09/10
第八章是人，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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