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一再提出的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讨论中，将原报告拟定的交通、燃化、商业三个部的机构设置又作了调整，并决定仍设立文化、教育两部，以“避免国内外不必要的议论”。由此，国务院系统共计设置二十九个工作部门。四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并进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
1月3日 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要点等问题。会后，留叶剑英谈话。
1月4日 会见荷兰外交大臣范德斯图尔。
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6日 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十届二中全会各项议程。
1月7日 将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毛泽东在长沙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的大字本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整理内容“如无大错，我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一读”。当日，毛泽东作了两处改动：一是将“林彪如上台”改为“林彪一类如上台”，二是将“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臭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句中的“臭”字去掉。八日，周恩来将此批件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
△会见马耳他总理明托夫和随同来访的内阁秘书米勒里、马耳他海运和航空公司董事长艾伯特·米齐。
1月8日 会见泰国访华代表团团长、泰国外交部副部长差提猜·春哈旺和代表团团员、外交部政治厅厅长哥颂·信德旺安达。差提猜转交了泰国前外长旺亲王的信。
1月8日—10日 在京西宾馆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要求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十日，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最后，我还是说主席的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主席的指示做好。一九七五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1月12日 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四届人大会议各项议程。
1月13日—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月五日至十一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全体代表讨论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它准备工作。十三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重申了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指出；“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十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十七日，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十二人为国务院副总理〔注〕。
△参加四届人大会议天津代表团讨论，听取代表的意见，与老、中、青各界代表交谈工作和生活情况。询问曲艺老艺人李润杰、侯宝林近况。得知宋庆龄、周建人因病未能参加会议后，几次让秘书打电话询问病情，并指示做好老同志的保健工作。
〔注〕国务院副总理有：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1月14日 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以及李先念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月15日 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九日病逝的李富春的追悼会。
1月16日 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等日本朋友。谈话中说：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要发展，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互惠地发展经济关系。又说，你们希望我们的石油开采快些。我们抓这个工作不算晚，从五十年代下半期开始，至今已近二十年。但毕竟时间短了些，再有二十年，可能像样一些。
△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和夫人。谈话中回忆了二十年代初旅欧勤工俭学时的情况，说：旅欧时我读了点马克思的书，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是自西欧学来的。今天，同你这个有名的反共专家见面，历史是很有趣的。三年前，毛主席见尼克松时说过，就因为你是反共总统，才接待你。他在美国是反共头子，敢于来中国。今天也欢迎你来。会见中，还向客人阐述了超级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必然引起激烈争夺的观点。
1月18日、19日 先后同邓小平、李先念谈话。
1月19日 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以及吴德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四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人选问题。会议一致认为由姬鹏飞担任此职较为适当。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关决议。次日，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对姬鹏飞的任命。
1月20日 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及随同来访的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坪川信三、田川诚一和保利茂的秘书青木祗弘等。对客人说：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作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了不起的，值得称赞。他比尼克松勇敢。又说：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我们是相信的，有极少数人反对并不要紧。谈话中，周恩来还回忆起他五十六年前在日本京都岚山观赏樱花的情景。当日本友人希望他在樱花时节重访日本。再去赏樱时，答道：愿望是有的。但是力不从心，恐怕很困难了。
1月23日 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以及纪登奎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1月24日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香港客人费彝民。
1月25日 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调整》的讲话，提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这是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的开始。
1月27日 同邓小平谈话。
1月28日 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穆赫塔尔·恩布。会见前，同陪见的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谈话。
1月29日 张春桥、姚文元将摘录、整理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同意印发政治局成员。
1月30日 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二月一日，嘱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将各副总理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
1月31日 会见冈比亚外交部长阿巴·恩吉和总统府秘书长克里斯坦森。
2月1日 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全体副总理出席和叶剑英、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分工事。会议确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议还确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会上，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次日，致信毛泽东，汇报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之后，邓小平实际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主持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并讲话说：今天没有什么议事，就是同大家见一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的组织健全起来。讲话传达、讲解了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泽东所作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指示内容，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在谈到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时说明，现还不可能把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一下子放入四届人大报告中去，就像十大时不能突然把批孔的内容放入报告中去一样，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最后说：“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会上，邓小平也讲了话。
△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和随同来访的财政部长钱伯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塞诺雷特。
2月2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自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作膀胱镜检查和对发现的四处肿瘤进行电烧治疗以来病情发展情况，说：一月下旬又出现可疑细胞一次，现病情较为平稳，起居亦无困难；下步检查治疗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毛泽东圈阅了此信。并嘱秘书转达对周恩来的问候。
2月4日 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注〕批准的治疗方案，再次作膀胱镜检查，医务人员对发现的癌细胞作了电烧处理。手术后，将日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冰叫到手术台旁，询问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指示李马上派人去当地进行研究和治疗。
〔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即由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四人组成的周恩来医疗工作领导小组。
△辽宁省营口、海城地区发生七点三级强烈地震。由于震前作出了预报，震区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使这次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地震损失大大减轻。周恩来批准国务院发出通报，表扬作出地震预报的有功单位。十日，在看了普及地震知识的科教片《地震》后，致信有关人员：“我今天已看了《地震》科教片，虽然中间还少了震前震后的征兆（我于一九六六年邢台地区两次地震都看了不少征兆和记录），但还是一个好片子，可以在国内多印拷贝进行地震知识教育。”在审阅赴地震灾区慰问的中央代表团领导成员名单时，提议籍贯是辽宁海城的吕正操任代表团副团长，并要吕在他的家乡发表讲话，报上登消息。
2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等十一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处理军委日常工作。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
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社论，公布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的一段话。社论说：“毛主席这个指示，对于进一步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十一日，周恩来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及其它有关文件致信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建议“先在政治局常委一谈，然后再提政治局讨论”。十五日，又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以上四人和姚文元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通知及有关文件。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要求将毛泽东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由此，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10日 同纪登奎、吴德谈“解放”干部问题，并将宋任穷等九人案件交给纪登奎，责成尽快结案。
2月上旬 调看故事影片《海霞》，看后给予肯定。通过邓颖超、耿飚建议文化部在春节期间以该片招待外宾。江青一伙安插在文化部的亲信得知后，一面向北京电影制片厂追问总理办公室调片渠道，一面派人调查周恩来等〔注〕调看该片的情况，并写材料报告江青。
〔注〕调看《海霞》一片的还有朱德、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
2月16日 先后同李先念、邓小平谈话。
2月19日—22日 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从杭州回京的汪东兴和毛泽东医疗小组医生关于最近对毛泽东所作体检情况及治疗意见的汇报。根据汇报，毛泽东目前主要症状为因白内障导致视力下降和说话不清。会议研究了对毛泽东病情的治疗方案，表示完全赞成毛本人提出的先治眼病的决定。二十二日，周恩来两次约负责毛泽东医疗的医生谈话，进一步研究毛泽东的病情及其治疗方案，增强了医生们的信心。当晚，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政治局常委给毛泽东的报告，汇报政治局会议议定的治疗方案，提出：今后政治局当与汪东兴保持密切联络，全力支持主席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并请江青参加。报告由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叶剑英五人联名发出。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2月20日 会见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等一行。
△同邓小平谈话。
2月24日 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2月26日 约邓小平、乔冠华、王海容、唐闻生等开会。
2月28日 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理洛佩斯及所率的政府代表团。
2月 根据毛泽东指示，给章乃器摘掉右派帽子。周恩来另外提出两条具体意见：（一）摘帽后愿在国内可以，愿出去也可以，由章自己选择；（二）愿在国内，给以安排，如坚持原观点也可以。此事四月间由陈云同章乃器谈了话。
2月底至3月初 连续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关于中央所管专案审查对象的处理意见，指示应尽快结束专案审查。
3月1日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借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关于“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一语，说：“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大讲反对经验主义。同日，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也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3月3日 在国家建委关于扩建北京图书馆工程的报告上批示：“按第二方案建筑高度仍为十层（含地下一层），每层五米，是否地面上高四十五米或更高？妥否，请与万里同志一谈。”
△查阅有关贺龙临终时病情的材料。
3月4日 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会见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府特别顾问英·萨利。
3月5日 晚，得知北京通县麦庄公社发现一条地裂缝，立即让办公室通知国家地震局，连夜派人赴当地调查，弄清楚该地裂缝是新出现的还是过去已有的。并为此事批评有关人员：这么紧急的事，为什么非等到明天？夜间看不清，可以设法解决照明问题。
3月6日、18日 作肠胃检查。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核桃大肿瘤。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小组研究，决定施行手术：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详细汇报病情及检查情况，说此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现在要好好地做此准备”。经毛泽东批准，二十六日周恩来施行治疗手术。
3月7日 阅改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六日写给中央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五一六’专案组即行撤消。”〔注〕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具体处理的意见。周恩来在“人民内部矛盾”一类中，加上“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
〔注〕原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已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撤消，所管审查对象分别移交中央一、三办，人数已包括在六百七十人之内。中央专案组审查的林彪反党集团有关对象，不包括在报告所提专案之内。
3月10日 通过邓颖超转告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关于纪念孙中山逝世五十周年的活动安排，已提高了规格，请告各地有关部门也应相应提高纪念活动的规格。
△会见赞比亚外交部长姆旺加。
3月12日 会见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伯纳姆及随同来访的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杰克、工程和住房部长纳拉因。伯纳姆提出，不结盟国家的原则主要是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周总理在那次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但为什么中国现在却没有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出现呢？周恩来回答：万隆会议是一次亚非会议。由五个南亚国家倡议召开的。它的成果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民族解放、反帝、反殖。我们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发展为十项原则，被会议接受了。后来，又发展成为不结盟国家运动。因为中国在名义上还和苏联订有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以不结盟会议就没有参加。实际上中国是真正的不结盟。
3月15日 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以及纪登奎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日，与叶剑英谈话。
3月16日 会见新加坡共和国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和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李炯才。谈话中表示：我们尊重你们的国家主权，你们不是“第三中国”，而是新加坡共和国。你们新加坡共和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主权。又说：我们希望能早一点同你们建立外交关系，但如果你们觉得有困难，晚一些也不要紧，我们可以理解。请转告你们总理，在新加坡独立后并不承认台湾而承认中国，我们很感谢你们，很欣赏你们这一点。还表示，中国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东南亚中立化的愿望，如东南亚五国能够和平友好相处，就能抵抗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3月17日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听取公安部部长华国锋所作说明。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十八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公布，十九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人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会见摩洛哥外交国务大臣拉腊基博士。
△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儿子、斯里兰卡代表团团长阿努拉·班达拉奈克。阿努拉面交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一封信。
3月20日 嘱华国锋转告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门：把监狱清一清，看关的是些什么人？怎么处理的？
△致信王冶秋，希望能从江苏常州市博物馆收集到的严复〔注〕的一批信札中，“选出几封交我一阅，阅后当退回”。
〔注〕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早年在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留学，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曾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传播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3月25日 同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谈话。
△得悉一九五五年“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牺牲的烈士墓碑碑文已模糊不清，指示外交部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并派工作人员慰问牺牲烈士的家属。
3月26日 在实行结肠肿瘤治疗手术之前，与秘书一起清理住院以来未批的积案。对一些亟待办理的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包括：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写信的原件，提出“均暂保存”。将杨勇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叶剑英处，并告：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来看，严了一些。将迟群关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检讨退纪登奎，并让秘书写便条转纪：迟的检讨空洞无物。在秘书离去前祝愿此次手术顺利时，表示：不一定，两种可能。
4月1日 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发表。该文提出：“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四日、五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之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等布置下，中央和地方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经验主义”。
4月2日 同邓小平谈话。
4月3日 因手术后身体虚弱，躺在病床上会见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4月5日 审阅中共中央为二日在京病逝的董必武拟写的悼词稿。七日，因手术后不能下床，未能参加追悼会，送花圈表示哀悼。
4月中旬 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十一日、十四日，周恩来两次同邓小平谈话。十二日，又与江青谈话。
4月18日 毛泽东在京〔注〕会见来访的金日成。邓小平借陪见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自三月初以来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注〕毛泽东于四月中旬从外地回到北京。
4月19日 因双脚严重浮肿穿赶制的布鞋会见金日成及由他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会见后，同陪见的邓小平谈话。
4月20日 会见比利时王国政府首相廷德曼斯和夫人、外交大臣范埃尔斯兰德和夫人等。会见时，回顾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的一些情况，说：你们的前外交大臣在日内瓦会议上虽然同我们是斗争的两方，但他不顾美国代表史密斯摇手反对，接受了我们的一条意见，我们印象深刻。其实，问题本身并不严重，就是关于朝鲜问题。开会嘛，总要有个结果，定个下次开会的日期，但是杜勒斯就是要破坏。他不准同我握手。而斯巴克（比利时外交大臣）不仅同我握手，还有勇气同意我们的提议，成为当时的一条新闻。那次会上对朝鲜问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直至今天。
4月23日 毛泽东对姚文元所进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并告“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会见英·萨利。之后，同叶剑英、纪登奎谈话。
4月27日 同李先念谈话，并要李转告谷牧：在抓紧港口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抓飞机场的建设；海运空运，我们都很落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毛泽东四月二十三日批示精神。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进材料和进行其它“四人帮”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江青被迫作出检讨。会后。王洪文以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为由，致信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4月29日、30日 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王洪文等谈话，了解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情况。
4月30日 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指挥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队副总司令沙瓦里希及所率的代表团。
5月1日 委托邓颖超前往看望朱德。同日，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5月2日 嘱秘书将《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时所加编者按语和三月二十一日社论〔注〕，以及其它刊登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找出送阅。
〔注〕即《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其中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关于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一语后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
5月3日 前往中南海，出席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及其它宗派活动进行尖锐的批评，提出：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5月4日 同邓小平谈话。之后，又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要秘书将前一时期各报刊上批判经验主义的情况，综合成一材料，连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到的《哲学小辞典》一起送阅。
△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事。会上，首先校对了毛泽东讲话内容。之后，根据毛泽东关于《红旗》杂志近期已刊载署名田春的一篇文章〔注〕、故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批示可不下达的指示，决定由中央发一文件，从正面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
〔注〕即《红旗》杂志这一年第五期刊登的《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一文。其中提出：“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
5月4日、5日 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结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内容，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在学习过程中，需“在一定时期有针对性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说清楚”。对犯一般经验主义的人，“要慢慢来教育改造”。又指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有些报告、报刊社论、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中，只“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在上述情况下，单由《红旗》五期发表田春一篇文章，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恐还不够”，为此，同意“由中央发一个从理论到政策的文件”。对于毛泽东指出的江青等人的“这次错误”，表示“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关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手续问题，强调：政治局工作“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谈一谈。各单位拟好文件的，除外交、国防事急需立即传阅送批外，其它总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阅待议。政治局同志有意见（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它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个人交换意见，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来信和通电。”关于经济建设问题，指出：“不能再耽误了。”
5月7日 前往北京医院看望谭震林、汪东兴。随后，接见原身边医务人员周尚珏、郑淑云、焦纪壬等，谈及自己病情，说：“我估计还有半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待”。之后，与碍于规定不能前来探望的侄女周秉德通电话。在谈到生死问题时说：“这有什么难过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
5月8日 会见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托弗·索姆斯及其随行人员。
△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研究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事。会上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注〕回来之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确定由王洪文向政治局通知此议。
〔注〕五月十二日至十八日，邓小平将出访法兰西共和国。
5月10日 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5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洪文正式通知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的全体会议，待邓小平访法回国后再择日举行。十四日晚，周恩来不顾连日头痛兼见客的疲惫，打电话给王洪文，详细询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于十五日写报告给毛泽东，提出：“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
5月18日 同刚回国的邓小平谈话。在此前后，与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吴德、叶剑英等谈话。
△会见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妹妹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
5月21日 就五月四日、八日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传达毛泽东西月二十三日批示和五月三日讲话事，致信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介绍常委会所商意见后，着重对反经验主义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指出：姚文元文章中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之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注〕也是根据姚文引用的。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三月一日张春桥在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阅后在此处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兰、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特补写如上说明，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二十二日，张春桥在传阅件上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江青、姚文元也在批语中称，对一些情况“不了解”。二十七日，周恩来再致信张春桥，驳回张所谓“不确切”的说法。在重述张于批林整风中就已有批判经验主义的思想后，指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同日，张春桥阅后写道：“不再改了。”在接到退件后，周恩来将二十一日信的原件送毛泽东阅批。
〔注〕指《解放军报》三月十四日发表的《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和《人民日报》三月二十一日发表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会见莱索托王国外交大臣科措科阿内和夫人，对其来访表示欢迎。说：过去很少见到来自南部非洲的客人。你们大会党的人曾经来过，但现在已无关系了。提出：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政策，做过什么事，如实告诉你们，不隐瞒。当时，我们出于支持非洲人民独立斗争的愿望，同他们（大会党）来往。这些人后来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犯错误。在询问了南部非洲的一些情况后，表示：我们都属于第三世界，对非洲问题注意一些。我本人也去过非洲几次，向非洲学点知识，但很有限。
5月22日 到西花厅，随即返回医院。二十四日晚，再次去西花厅。
5月25日 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批示：“此类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如因有人不去，而有人报名愿去，也可考虑加入适宜的人员去。统战部同志请多采取这种工作方式，不要通知一下了事。”又指出：“在第一类人士〔注1〕中，有年老体弱的，有业务不易离开需经常参加会诊的，如林巧稚、张孝骞、钟惠澜〔注2〕，最好征求一下本人和业务机关意见后再定。在第二类人士〔注3〕中，必有年老多病，不宜长途跋涉的，最好也与本人商量一下。”
〔注1〕到成都、渡口、昆明、贵阳、韶山等地参观学习的在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注2〕张孝骞，首都医院（协和医院）内科主任；钟惠澜，北京友谊医院院长。
〔注3〕指到延安、西安、洛阳、郑州、辉县等地参观学习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先后特赦释放的人员。
△会见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团长、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副总理兼教育部长保罗·尼古列斯库等。
5月27日、6月3日 根据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集中批评江青等人。五月中旬，邓小平出访回国后，周恩来病重。毛泽东即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对“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一些检讨。
5月28日 同邓小平长谈。在此前后，与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谈话，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的情况。
5月31日 会见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副总理里德等。
5月 得知侄女周秉建被抽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工作，托人转达他要周秉建返回牧区的意见，并在病床上打电话给周秉建，鼓励她学好蒙语，扎根草原干革命。
△自本月起，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按照周恩来、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并在教育系统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贯彻周恩来、邓小平的指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抨击“四人帮”一伙的谬论。
6月2日 就赵君陶关于其姐赵世兰〔注〕政治历史问题的申述信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赵世兰所作结论进行复查，说明如赵的党籍无问题，赵的骨灰亦可“相应移入革命公墓”。
〔注〕赵世兰，生前系水利电力部党组副书记。
6月6日 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威尔西和夫人，对澳大利亚第一个撤出印度支那战争之举表示赞赏，并说：现在的趋势是，东南亚国家、大洋洲国家要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同其它国家友好相处。我们赞成东盟国家希望成为和平、中立和独立的国家，我们理解他们的这一立场。又说，形势的发展证明一个真理，任何一个国家，要进行扩张，建立霸权，总是要失败的。当人民决心起来抵抗时，任何力量也是阻挡不了的。就东南亚条约组织〔注〕解体一事，指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各国正在觉醒起来，谋求独立地位，发展民族经济，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又是曲折的。
〔注〕本年九月二十四日，东南亚条约组织决定分阶段解散。
6月7日 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他的夫人、女儿及其它菲律宾客人，邓小平参加。周恩来表示：中菲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当马科斯称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当然领袖”时，周恩来说，第三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大家庭，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当这个头头。又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我本应该举行一个家宴，请你们全家，请我们的老朋友罗慕洛〔注〕先生吃顿饭的。但现在没有可能了。九日，和马科斯总统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注〕罗慕洛，菲律宾前外交部长，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期间同周恩来相识。
△晚，同邓小平以及王海容、唐闻生长谈。此前，还多次与王、唐谈话。周恩来、邓小平要王、唐将江青、王洪文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情况报告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又当面向毛泽东提及中央政治局批评江青等人的情况，并反映江青等到最后仍“否认有‘四人帮’”。毛泽东再次肯定政治局会议“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支持邓小平“把工作干起来”。邓向毛表示自己有这个决心。
6月9日 出席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七日，贺龙长女贺捷生曾致信毛泽东，说六日接到通知，中央军委等单位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要求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等等。贺认为这样做不符合一九七四年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故请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贺捷生同时写信给周恩来，表示如果照原来方案办理，将不参加这一仪式。周恩来即于当日致信毛泽东。告：今年六月九日为贺龙同志开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事，我也知道。后因我三月开刀治疗，未再过问。此事系六月六日政治局决定，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九日，毛泽东对周恩来信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周恩来随即托吴庆彤转告贺捷生，要她顾全大局，一定参加其父骨灰安放仪式。贺表示听总理的话。在仪式举行之前，周恩来与贺龙夫人薛明及其子女会面，向她们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未能保住贺龙、贺去世后骨灰未能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深表内疚。当贺龙子女劝说周恩来保重身体时，周恩来回答：“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全场一片悲泣之声。在仪式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
6月11日 会见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贾瓦拉和夫人一行。在谈到中国外交情况时说：我们已经同菲律宾建交了，但是和我们建交国家最多的是非洲和欧洲，而不是亚洲。现在，亚洲开始多起来了。在谈到非洲团结问题时，说：冈比亚为非洲团结作了很大努力。最近，又成立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这是一件不容易、但很有意义的事情。非洲有一些新的变化，在推动世界前进。
6月12日 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藤山爱一郎等日本朋友。
6月15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查尔查尼一行。
△同邓小平谈话。在此前后，多次与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谈话。在同中央派往浙江解决派性、落实整顿措施的纪登奎谈话时指出：浙江历来是鱼米之乡，可现在却要吃北方省市支援的地瓜干、玉米面。在运粮的火车车厢上，还写有“送给浙江懒汉吃”的大字标语！我这个当总理的，对不起浙江人民。再三叮嘱纪一定要制定出切实办法，解决好浙江问题。
△回西花厅，随即返回医院。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到西花厅。
6月16日 就三月二十六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告知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信中提出：“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当晚至次日凌晨，做治疗手术。
6月23日、27日 两次会见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一行。
6月26日 在北海仿膳饭庄会见来华探亲和参观的美籍教授李振翩。
6月27日 同邓小平谈话。
6月28日 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
6月30日 江青二十八日就毛泽东一九七四年以来：多次批评“四人帮”及其宗派活动等问题写出检讨。本日，周恩来将江青检讨信批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一检讨。并指出：“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批示还建议将江青的检讨信送毛泽东批阅。邓小平、叶剑英等阅后均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毛泽东圈阅了此件。
△会见泰王国总理克立·巴莫及其主要随行人员。说：中泰两国有几十个世纪的来往，关系密切。新中国一成立，我们就不主张双重国籍。这样可以搞好我们和其它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它们是我们的近邻。现在泰国的三十多万华侨如都能加入泰国国籍，我们将很高兴。他们虽然叫华侨，但是跟泰国人民生活在一起，相处得很好。我很欣赏总理阁下在曼谷、香港所宣布的：泰国华侨只能有两个选择，不是加入泰王国国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没有台湾国籍。请总理阁下有机会转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中国政府充分尊重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并希望新加坡的华侨都加入新加坡国籍。同时，建议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也给李光耀总理看看。谈话中，还向泰国总理表示，不管中国将来如何发达、强大，我们都将坚持不称霸的原则。我们非常希望东南亚成为和平区，这不是容易的，需要长期斗争。次日，同克立·巴莫总理签署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同李先念谈话。
7月1日 与部分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
7月3日 就中国和泰王国建立外交关系致书泰国公摩万·那拉底·蓬巴攀亲王，说：“一九七三年承致片候，极感。现我两国，业已建交，双方同庆。相别二十年闻殿下健康如昔，极慰。”
7月4日 会见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率领的伊政府代表团。
△同邓小平谈话。同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重申要以毛泽东最近的“三项指示”，作为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7月5日 用毛笔书写：“毛主席教导中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7月6日 会见由外交部长马里亚率领的几内亚（比绍）政府代表团。
△主持有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王海容、唐闻生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病治疗方案。
7月7日—16日 连续约见汪东兴等，谈毛泽东眼病手术问题。
7月8日 嘱秘书将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出送阅。
7月11日 同朱德谈话。
7月15日 审阅主管文教工作的张春桥找借口推来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对其中的说明、简化字的原则和方法等。作出具体指示，并建议抓紧汉语拼音和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7月16日 同邓小平谈话。在此前后，还与纪登奎、华国锋、王洪文、许世友，韦国清等谈话。
7月19日、20日、22日、23日 到人民大会堂巡视、休息。向大会堂工作人员提出：将来你们就是大会堂的元老了，对后来的新同志要搞好传帮带，把大会堂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教给他们。二十三日下午，最后一次去人民大会堂时，在南门接见厅“迎客松”画前，沉思良久。
7月20日 主持有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以及汪东兴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定毛泽东眼病治疗手术实施方案。二十三日晚，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治疗手术，周恩来前往毛住处守候。
7月21日 同李先念谈话。
7月24日 在北海公园散步时遇彭绍辉〔注1〕，询问彭的身体和工作情况，并详细询问罗瑞卿〔注2〕病情，再三嘱彭代为问候罗。
〔注1〕彭绍辉，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注2〕罗瑞卿，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被解除监禁，本年任中央军委顾问。
△晚，同华国锋谈话。
7月25日 毛泽东在关于故事片《创业》问题的来信〔注〕上批示，批评江青等指责、扼杀该片，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批示下达后，江青等一方面诬称毛批示是邓小平“有意强加给主席的”，另一方面竭力推脱责任，否认“十条罪名”是他们搞的。周恩来对此事表示关注，在医院设法找来江青等人强加给影片《创业》的“十条意见”阅看。
〔注〕七月十八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张天民致信毛泽东、邓小平，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片《创业》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重新上映该片。
△同赛福鼎谈话。
7月29日 对杨成武要求为其长女杨毅〔注1〕平反、恢复名誉的来信批示，同意叶剑英提出的由中央军委、空军和河南省军区为杨毅作出结论，落实党的政策。同日，致信杨成武：“此件在我处压了两个月，因我要公安部查明当时报告情况。七月初，得到公安部来信，又因登奎同志外出，故需待登奎同志回后，我向中央专案四人组提出审查崔登龙〔注2〕的必要，以便弄明杨毅同志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真相。至于恢复杨毅同志军籍和名誉，即照剑英同志批示办。”
〔注1〕杨毅，原空军报社编辑。一九六八年“杨、余、傅”事件后受株连，遭到残酷迫害。一九七二年一月在河南滑县关押处因多处外伤致死。
〔注2〕崔登龙，原中央专案组派往调查杨毅“问题”的专案组人员。
8月1日—6日 先后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在此期间，还与唐明照、王海容、唐闻生以及江青分别谈话。
8月7日 在手术室做治疗。邓小平等在医院守候。
8月13日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该校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十月十三日，刘冰等再次写信，继续揭发迟群、谢静宜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搞非组织活动的情况。刘冰的两封信，均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
8月14日 毛泽东对陪读人员就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一书发表看法，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称书中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当天，姚文元得知后致信毛泽东。称毛关于《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姚提出将毛的评论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和有关宣传、出版部门，以“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在姚信上阅批：“同意。”之后，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本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八月二十八日和九月四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社论，提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8月15日 同邓小平谈话。次日，再同邓小平及李先念谈话。
8月16日 嘱身边人员找出《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篇及各种版本的《水浒》书送阅。
△会见柬埔寨乔森潘、英·萨利率领的代表团。
△会见越南黎清毅、李班，说：看到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的胜利，很高兴。没有料到敌人失败得这样快、这样狼狈。这说明越南人民的工作做得好，阮文绍的腐败到了顶点。美国在巴黎协定签字之前和之后，给阮文绍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其它物资，阮文绍为你们“效劳”比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为我们“效劳”还更多、更好。
8月19日 与王海容、唐闻生长谈。
8月24日 在北海公园散步时，长时间凝望湖水沉思，随后，向陪同的医护人员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注〕！
〔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在“破四旧”中，老舍因不堪凌辱投北京城北太平湖自尽。
8月26日 会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亲王和夫人以及副首相乔森潘等。会见时，向客人简要回顾了柬人民几年来的战斗历程，说：你们的胜利，是毛主席关于“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这一论断的最好证明。希望柬人民加强团结，巩固胜利，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建设自己的祖国。又说，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最后，感谢柬埔寨朋友来医院看望他，并说明，因健康原因，不能参加两亲王的告别活动，也不能为两亲王和代表团回国送行了。
8月29日 同准备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谈话，请华国锋转达他对西藏人民的问候，并说：你们到了西藏，要多鼓励在藏工作的各族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他们在那里很辛苦，这些年工作是有成绩的。又嘱咐华国锋：告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使大批民族干部尽快成长起来。要搞统一，搞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各方面的团结，才能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要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华国锋回家后，又打电话给他。说；我看了一部科教片《养蜂促农》，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
8月30日 同邓小平谈话。在此前后，还与纪登奎、李先念、吴德等谈话。
8月 王洪文在上海多次召开会议，散布：“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并亲自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
9月2日 嘱秘书找来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学习毛泽东对《水浒》评论情况的材料选阅。
9月3日 同秘书一起清理文件。嘱秘书除“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关材料和一九七二年江青会见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材料外，其余文件均退回。
9月4日 就三日《参考消息》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都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注〕一文批示，要罗青长、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批语最后，周恩来用颤抖的笔迹连写下四个“托”字。
〔注〕《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分析了本年四月蒋介石去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了蒋经国的经历及其它情况。
9月7日 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再三劝阻，会见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为首的罗党政代表团。在回答客人的提问并介绍自己病情时，坦然说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又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最后，请维尔德茨转达他对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及其它老朋友的问候，并表示：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9月8日 嘱将阳翰笙来信送邓小平批阅。
△在放射室做体检。
9月10日—12日 先后同李先念、纪登奎、吴德以及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9月15日 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不仅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艺政策等。江青在会议期间大讲评论《水浒》的所谓“现实意义”，提出：“《水浒》里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事后，毛泽东严厉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文不对题”，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国务院办公室召开会议，吴庆彤传达周总理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出席者有李琦、叶籁士、陈乃华、申坚。
9月17日 同邓小平谈话。在此前后，还与乔冠华、李先念、纪登奎等谈话。
9月20日前 自己判断病已无治，对大夫张佐良、吴蔚然说：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少意思了，可否搬回家（西花厅）去住，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去照护他们。
9月20日 下午，施行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之后，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注〕，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注〕周恩来自一九七二年五月确诊为膀胱癌后，其病情又继续发展，此时已是多种癌症并发。
9月23日 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9月28日 在病床上接见前往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请他们转达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祝贺。说：我很想念新疆人民，可是已经不能再去新疆亲眼看看了；请你们多带回些照片，以便能看到今日的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
9月 病情急转直下，全身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不得不取消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运动。
10月2日 叶剑英来医院看望，并与在病房守候的邓颖超谈话。
10月7日 嘱秘书转告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托王将此情况转达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注〕杨度，一九一五年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成员，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11日、12日、17日 先后同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吴德、邓小平谈话。二十四日，汪东兴再来看望。
10月24日 病情继续恶化，终日卧床不起。本日晚至次日晨，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在医院守候。
10月25日 观看纪念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的电视转播，并建议让聂、冼的作品多同人民群众见面，多为人民群众演出。
10月29日 同前来探望的李先念、纪登奎谈话。
10月 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在邓小平等支持下，冲破江青等人的阻挠，于十八日重新演出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久，邓颖超打电话告：“总理在医院很想最后看一次《长征组歌》。”之后，有关部门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转达周恩来希望再听听《长征组歌》录音的要求。
△得知周秉建经插队地区牧民推荐，被批准进入内蒙古大学蒙语专业学习的消息，托邓颖超转告周秉建：要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在基层、坚持在牧区干到底。
△从电视中看到西藏歌舞团赴京演出的转播后，托邓颖超秘书打电话给藏族女歌唱家才旦卓玛：总理听你唱的歌曲和过去一样好，很高兴。你要好好为人民歌唱，要好好工作，注意身体。
△王洪文在上海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及刘庆棠等多次密谈，提出：“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要讲究策略”，“振奋精神，准备斗争”。
11月2日 同邓小平谈话。
△次日晚，又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11月26日 中国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十二月二日，在卫星正常运行六天后，按预定计划将卫星收回地面。这是中国科技人员首次掌握卫星回收技术。
11月 病势沉重。以极大毅力与病痛作斗争。躺在病床上听医务人员读报，关注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吞咽困难，要求医护人员帮助数着吞咽次数下咽食物。每当剧痛袭来时，便紧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不露痛苦表情，安慰和鼓励他们：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很好地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受癌瘤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总有一天会突破的！
△同前来看望的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德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作简短谈话。
12月8日 邓小平前来看望。
△在此前后，来看望的还有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在和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他要记住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
12月20日 上午，体温三十八度七。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12月中、下旬 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负责治疗的医疗小组成员分班昼夜守护，监视病情发展。每当醒来时，头脑仍然清楚，或与前来探望的人作简短交谈，或要求医护人员给读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等，有时还要求听听广播。为减轻病痛，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并竭尽全力，延长周恩来的生命。
△邓小平两次来医院看望。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陈锡联等也多次前往探望。
12月底 得知给自己理发多年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捎信请求来给理发后，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朱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几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谢谢他了！
本年 在同叶剑英谈话中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
△在病痛中，同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病重期间，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根据五十年代与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不作任何保留。当知道自己的病已不能再挽救时，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关于丧事，对邓说：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在与病痛作顽强的、最后的斗争之际，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它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自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共作大小手术十三次，约四十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十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二十次。出医院开会二十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七次。
△新华社报道：截至一九七五年年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已有一百零七个国家，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已达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7/09/10
1975年七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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