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 获悉李四光患动脉肿瘤，委托邓颖超前往看望，并决定免除李四光的一切迎送外宾和参加宴会的任务，建议李四光在注意身体的同时，专心从事地质力学的研究工作。
1月5日 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扩大）上讲话时说：我们希望新的政协常委选出以后，政协要改观，机关要革命化。我们总希望这次政协机关完全革命化起来，给大家一个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互相督促的场所，而不是在这个地方来消遣，来互相吹捧、互相吹嘘。
△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议上讲话：政治报告、政府文件，要根据时局的发展不断地前进，不可能永远停在一个水准上。时代发展了，需要我们拿新的东西来代替过去过时的东西。当时是正确的，现在需要前进，需要进一步提出任务，提出解释。不是每时每刻说的话或文件都是刻板不变的、死守不进的。还说：我们这个民主是个发展的民主，是人民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但是我们也允许在六条标准〔注〕下，发表各种意见，听不同意见。自己对的意见，也需要人家对的来补充；自己错误的意见，更要接受人家对的意见来修改。不同的意见即使是错的，我们也得耐心地听下去，树立对立面。我们希望这次会议也像人大会议所表现出的一样，不仅在开会期间，就是各位回到各：￡作岗位、各个地方，也要发扬这样的革命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团结的精神。
〔注〕六条标准，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第八个题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提出的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
1月7日 同意罗瑞卿、余秋里、薄一波关于把攀枝花铁矿的开发放在首位的意见。并在国家计委《关于鄂西地区铁矿资源情况的简报》上批示：“开发攀枝花的战略方针早定，错在推迟了战役部署。现在西南三线第一个战役已经开始，不应再有动摇，至于鄂西铁矿应与豫西和湘西以及武汉的工业联在一起，另组成一个战略单位。几方面进行勘察和部署，不要拿它与开发攀枝花作比较。”还提议：“这一战略方面由王任重挂帅，计、经委抽一人为副。”
1月8日 召集《东方红》导演团开会，研究将《东方红》进行再创作、拍成电影问题。在讲话中说：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拍成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要贯穿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把舞台上的缺点弥补起来。同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如：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要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把史诗搬上银幕。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走群众路线。
1月9日 和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接见在中南地区上空先后击落两架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空军部队有功人员。在讲话中勉励大家继续前进，防止满足和骄傲。并说，打一次仗，总结一次经验，才能不断提高。
1月11日 先后约有关人员谈亚非经济讨论会问题和机关革命化问题。
1月12日 在陪同刘少奇接见印度尼西亚友好代表团时，祝贺中国——印度尼西亚直达航线通航，并感谢印度尼西亚有关方面在十年前帮助中方打捞被破坏坠落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里的尸体。
1月13日、15日、16日 约贺龙、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等人座谈计划工作革命问题。
1月14日 中共中央印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其中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二十三条》还认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并规定：今后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此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到一九六六年春，在农村，全国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四清”运动。
△看望宋庆龄。
1月15日 约周荣鑫、童小鹏、许明谈话，落实“总理办公室”撤销一事。
△嘱外交部党委转告外交部各地区司，要多对各国驻华使馆开展工作，这样可使青年干部受到锻炼，不仅提高政治，也可提高业务和外语水平，又会了解到很多情况。
1月17日 约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负责人谈大寨建设问题。
△在与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指出：对演员的选择，不仅要注意外形，还要注意内心。
1月18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粮食问题的请示》上批示：“今春必须在关中先返销粮两亿斤左右，才能使农民积极性大增，有利于春季生产、夏季麦收、秋季棉粮两丰收。”针对陕西粮食征购任务重的问题。十四日曾指出：做好粮食工作，群众才能更好地认识到我们的太好形势。
1月19日 将余秋里起草的《关于讨论计划工作革命问题的一些初步设想（草案）》批送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各同志阅。并在附信中说：“这星期内，建议主席指定时间，约富春、秋里、一波、伯达、先念（瑞卿不在）参加常委会，听取秋里口头汇报，并给指示。”草案说：这些年来，在计划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学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计划工作不讲辩证法，工作做得不活，没有生气，老在那里搞烦琐哲学，气魄不大，甩得不开，没有战略观点，不能高瞻远瞩。现商定由余秋里负责组织二十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注〕，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二十日，周恩来就草案的最后一稿再次致信毛泽东：“许多设想在这个文件中都没写上，要听他口头讲，就会听出他是决心实行计划革命的。要他组织的计划参谋部，我几次要他提新人，他提了李人俊和其它几个人，但他仍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根据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二十三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口头汇报，并对计划工作革命问题进行讨论。三十日，周恩来又约有关人员研究国家计委和“小计委”的工作。
〔注〕文件草案提出的“计划参谋部名单”有十二人：余秋里（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李人俊（建筑工程部部长）、林乎加（浙江省委书记）、朱理治（华北区计委主任）、刘有光（国防部五院政委），张有萱（国家科委副主任）、杨煜（国务院农办副主任）、贾步彬（中央办公厅工业组长）、安志文（国家计委副主任）、王耕今（国家计委委员）、马仪（国家计委机械工业局局长）、白扬（国家计委国防工业局局长）。“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
△就《攀枝花工业基地工作进展与问题》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分别告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并批示；“攀枝花成立特区政府仿大庆例，政企合一，成立党委，由冶金部党委为主，四川省委为辅实行双重领导。”
△在观看《山村姐妹》一剧后，要求演员有计划地深入农村，深入工矿，深入工农兵的生活。
1月22日 接见越南军事代表团，在讲话中回顾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作战的经验后说：关于越南战争，我们要在敌人出击扫荡时，不断地歼灭敌人的主力部队，以削弱敌人的战斗力，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还要争取在年内摧毁敌人的大部分战略村。如果加上敌人在政治上的破产，有可能胜利比预期的来得要快。
1月23日 约周扬、刘白羽、李琦、林默涵〔注〕等研究文化部的工作。
〔注〕刘白羽，李琦，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在机场贵宾室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商谈阿尤布·汗总统访华问题。
1月24日—27日 与苏班德里约进行三次会谈。在二十四日的会谈中鉴于联合国的错误和现状，说明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第一，我们不感兴趣；第二，只要蒋帮留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去；第三，联合国要改正错误，取消诬蔑我们为侵略者的决议，通过美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在二十五日的会谈中说：美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质上是纸老虎，这是从战略上说的；但对每一具体斗争和战术上，应该很重视。为什么我们社会现在如此安定，就是因为广大的民兵组织起来了。应该经常教育人民提高警惕，不能松懈。还说：我们认为自力更生不是冒险的事，而是最可靠的，可以把国家搞得强盛起来。自力更生不排斥在平等互利条件下的国际合作。
1月26日 约刘白羽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谈一九六五年影片生产问题。
1月27日 召集东方歌舞团及赴西欧中国艺术团负责人谈话，强调出国文工团要懂得政治，演出的节目要健康，合乎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我们的时代性、人民性、革命性。并提出：要讨论出国的生活问题，不要向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看齐，不能迁就西方的庸俗气息。出国演出团还要学习外语。
1月29日 接见参加营救被巴西当局迫害的九名中国人员的国际律师团首席律师、日本国际法律家联络协会会长长野国助，以及律师团成员印度尼西亚律师苏普拉普托、巴基斯坦律师法赫鲁丁·易卜拉欣等。二月九日，又接见国际律师团成员、阿根廷律师富亚德·托姆。
1月31日 同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一九六五年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勘察设计单位、高等学校和文教系统工厂分期分批地搬迁到三线地区的计划。提出“部分地迁到二线地区”的补充意见，并批示：“在执行和接洽当中，也可能还要做若干调整。在地区分布上，四川超过半数，成都、重庆共占九个，也过于集中了。”
2月1日 约赵尔陆等研究三线建设问题。次日，将国防工业办公室绘制的国防工业一、二、三线分布图送请毛泽东审阅，并建议毛泽东约贺龙、罗瑞卿、赵尔陆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国防工业的分布、部署问题作一次报告。
△在余秋里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初步议定的报告上批：“拟予同意，送请主席批示可否再复秋里，并报常委、书记处。”这个报告是余秋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中央指定参加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人员讨论后写成的。报告中说：“要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把主要问题弄得比较清楚，要做到计划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有科学根据。”
△约有关负责人谈外事口的工作。
2月2日 召集办公室人员开会，宣布办公室解散的决定，并布置解散后的工作。
2月3日—28日 多次在毛泽东或刘少奇处开会，研究三线建设、编制长期计划等工作。
2月3日、4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讨论“两弹”结合、统一领导、各方协作以及专委会扩大等问题。在发言中指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统一领导，大力协同，一竿子到底，搞好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提出：十五人专委会要扩大一下，七机部、四机部、五机部等有关人员都要参加，专委增加吕东（代王鹤寿）、余秋里、袁宝华、王诤、邱创成、方毅、王秉璋。
2月4日 两次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被巴西当局迫害的九名中国人员问题。
△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会见由书记处书记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率领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
2月5日、6日 同访问越南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四次谈话。在谈话中，双方肯定中苏两国的关系应该发展。周恩来还提出发展两国关系的六点建议：（一）面临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最好双方把彼此的贺电、讲话都在报纸上发表，表示我们双方采取一致的态度。（二）发展两国贸易，并且可以在某些项目上长期合作。（三）过去有些建设项目没有完成，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把它完成。换句话说，就是把过去的那些建设项目作个结束。（四）文化合作协定的年度计划，过去几年执行得不好，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执行得好一点。（五）我们要派一些留学生去，希望得到你们的回答。当然。如果你们也提出要派留学生来，我们应该相应地满足你们的要求。（六）双方的旅行协定，我们也希望能够执行。对上述六点，柯西金表示赞成。
2月8日 原则同意国家经委提出的一九六五年拟办的托拉斯名单，并批示：“在今年，除了认真把中央已经批准的十二个公司（托拉斯）办好以外，再试办四个公司。在这四个公司中，黄金和电器两个工业公司，可即着手筹办。对石油工业、木材加工、仪表工业三个公司，还需与有关部门进行具体磋商，如得其同意，再逐个报送中央审批。另外，有关钢铁工业的地区性公司（如京、津、唐或扩大到整个河北和北京），也可与有关部门考虑有无试办可能。去年试办的几个行业公司，拟请经委选几个不同条件的公司，告有关公司做出各自的初步经验总结送阅。”
△在同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会谈时说：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而政府的计划在一九五八年才开始转过来。在财政管理方面我们没有学苏联，而是从过去根据地、解放区学来的。基本上是，第一依靠农业生产，供人民需要，发展生产，保证供应；第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在谈到经营管理问题时说：用政府名义管工厂，行政命令太多，层次太多，不利于经营管理。我们想采取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组织形式，但是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公司，按行业从上而下领导，这样完全按照经济的方法来管理，实行经济核算，不要行政命令。还说：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各种经验都要学，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召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等方面负责人开会，布置首都支持越南反美斗争集会示威事项。二月十日，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出席了首都一百五十万人的集会示威活动。
2月9日 在接见坦桑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时说，我们正在打破礼宾形式的限制。现在的礼宾是从三种形式传下来的：一是君主国家的礼宾形式；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以后发展为帝国主义不平等待遇的礼宾形式；三是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不大讲究礼宾形式，比较自由随便，到现在发展为自高自大，傲慢凌人，看不起别的国家，成为更坏的礼宾形式。这三种都不好，我们还是要真正平等、兄弟般、互相尊重的亚洲国家的形式。还说：我们的贸易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助的基础上，没有这三个原则不行。
2月10日、11日 再次接待访问越南后途经中国的柯西金和他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与他进行第五次谈话，并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接见柯西金等。十一日，在送柯西金赴机场途中说：双方对外交问题、国际问题是需要经常交换意见的。我们之间的观点和政策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不公开的、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了解对方的想法。
△与毛泽东研究柯西金、范文同联合签署的《苏越联合声明》等问题。十一日晨致信毛泽东说：“我们这次对（苏方）过路接待（规格）也不算低、不算冷了。我在今天上午九时至十时半的会谈，还要涉及国际形势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立场和观点，争论不求解决，只为今后外交来往作一交代，否则改进国家关系，即使三月一日会议取消，也很难进行。”信中还说：“客观事物的发展，自有它的百分之，决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认为：“主席见苏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
2月12日 在接见首次来华的科威特友好代表团时说：第一次亚非会议以后，我们开始了解阿拉伯国家，并且同一些阿拉伯国家建立了联系。从那时迄今十年来，我们一直努力谋求同阿拉伯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并表示：科威特可以在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的基础上，商谈和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如时机不成熟，我们也可以等待〔注〕。
〔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国和科威特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2月14日 日前，曾就二月四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一次讲话中针对美国政策提出的“举行法、中、美、英、苏五大国日内瓦会议，以改善联合国组织”等建议，指示吴冷西、乔冠华起草《联合国往哪里去？——评戴高乐二月四日的讲话》一文。文中说：“不久以前，我国周恩来总理提出，联合国必须改正错误，彻底改组，也可以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本日，周恩来在修改此文时加写：“还有亚非一些国家的首脑或政府，也认为联合国犯的错误太多，必须加以改组。”毛泽东审阅后批：“写得很好。照此发表。”次日，此文署名“观察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2月15日 和陈毅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五十三次全体会议。在讲话中指出：每搞一项工作，都要统一领导，各方协作。搞好三结合，充分依靠、发动群众是主要的。外交、外贸、文化交流等都要认真搞，不要只靠我们几个老头子。老年人迟钝，没有青年人勇敢、敏锐。在讲话中要求各部总结经验，尤其是对外工作，要总结几条，以整顿对外队伍，开展工作。会议通过设立第二轻工业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2月17日—21日 接待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并陪同毛泽东、刘少奇与尼雷尔进行会谈。在十八日的会谈中表示，同意帮助修建一条由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并说：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的，我们还要教给你们技术。在十九日的会谈中说；如果美国继续操纵联合国，联合国是没有前途的。如果一个国际组织被某一个国家所操纵，是必然要解体的，这是客观规律。实际上，一方面中国不在联合国内，另一方面联合国内的国家也被美国控制。因此，联合国必须改组。二十日，出席中国坦桑尼亚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
2月18日 致信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表示欢迎阿尔巴尼亚政府派遣代表团来北京商谈阿尔巴尼亚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中阿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和货物交换问题。建议阿方：在二月下旬先派遣一个专家组来北京同中国有关部门初步交换意见。
2月20日 致电将于二十二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经济讨论会，说：“我们亚非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独立是依靠自己的团结和斗争而取得的。今天，在独立之后，我们有信心，同样依靠亚非各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依靠亚非各国自己的丰富资源，通过自力更生和平等互助的合作，把各自的国家建设起来，把贫困落后的亚洲、非洲，变成完全独立自主的、先进的、富强的新亚洲、新非洲。”电文祝愿会议对这一崇高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2月21日 在毛泽东处开会，听取薄一波汇报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的情况和问题。在会上就建立政治工作机构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即条块关系问题说：条块关系是有很大问题的，目前没有解决。解决得不好，就会有纠纷。还说：地方管的面太广，只能一般化地提出问题，很难针对各行业的特点提出要求。在谈到成立各级政治部问题时，毛泽东说：“第一个做政治工作的是周总理。你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做政治工作你资格最老。”
△召集卫生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开会，研究卫生工作规划。在会上提出：关于卫生工作，卫生都要搞个长远规划。消灭疾病要搞十五年规划。还指出：（一）关于防病治病问题。要搞好卫生，管好水、粪的卫生，要与生产结合起来，首先要在疫区提倡。预防工作要抓早。（二）关于卫生运动问题。报纸上要好好宣传，在寒暑假期内要发动学生的力量来搞，每年大搞两次，小搞几次。爱国卫生运动不搞形式主义，不填统计表报，只要做出效果就可以了。要总结经验，看哪些是好的，北京要先动，以带动全国。卫生运动，城市与农村的要求有所不同，要抓重点。农村要把水、粪、除四害、预防主要疾病搞好。（三）关于卫生工作面向农村问题。卫生工作支持农业是长期的任务，现在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是个好的开始。面向工农兵是方向问题，要克服只看到城市和少数干部的做法。（四）关于卫生队伍问题。要加速培养卫生工作队伍，改变单一的培养方法，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方法。（五）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中西医都有长处，虽然学术见解不同，能治病就应发挥其作用，不要强调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不要强迫西医学中医或中医学西医，应是自愿自觉地去学。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防病治病。
2月22日 提出关于改进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建议：（一）外办应担负以下六项任务：（1）协助中央外事小组研究对外工作的战略计划和战略部署。（2）对外事口各部门涉外工作中不合中央政策或口径前后不一致之处，应予指出，请其重议，以统一政策口径。（3）对各部门的外事工作，要分轻重缓急，要有统筹安排，加以综合平衡。（4）要组织各部门协作，以一个部门为主，别的部门参加配合。（5）凡需要送陈毅、周恩来审批的重要文件，外办要加以审核。（6）要负责检查重点工作的执行情况，有时可以出去看看。（二）现在外办应该根据“解放”、“提高”的方针，进行改组，适当精简机构，提高干部质量，逐步创造条件来适应上述六项任务的要求。为此，必须：（1）从大量日常的行政性事务工作中解放出来，要超脱，要抓大不抓小；对涉外工作，要抓重点而不是打杂；所管的各项具体工作，凡是能下放的，都要下放。（2）轮换一批较强的有外事斗争经验的干都到外办。（三）中央外事小组要经常开会，讨论战略方针、战役部署。也讨论一个时期可以预见到的问题。外办负责安排议程，指定主管部门作中心发言。（四）成立中央外事政治部。（五）设立秘书室，各部门送陈毅、周恩来审批的外事文件都要经外办转递。
2月23日 指示新华社查实十九日关于联合国休会的消息报道中所提“联合国部队”一事是否准确。指出：无产阶级新闻同资产阶级新闻的区别，就在于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还说，我要考考你们，看你们到底是怎样工作的。
2月23日、24日 召集参加全国棉花工作会议的代表开座谈会。在谈话中阐明了棉花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搞好棉花生产，以解决全国人民穿衣问题；提出要学大寨，年年有新套套，要踏踏实实搞科研，老老实实报产量，实行科学种棉，实现稳产高产。
2月24日 约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注〕谈话，要求他们认真抓一下成立西藏自治区问题。指出：（一）我们历来主张政教分离。政治不能利用宗教，宗教不能同政治连在一起。至于思想信仰问题。不能强迫人们不信，信教自由。我们反对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统治多数人，压迫少数民族，向外侵略。（二）无产阶级政党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我们的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三）要为大多数人服务，农奴主、贵族、喇嘛出身的人就要改造。怎么改造，是个困难问题，也是长期的问题。还对阿沛和帕巴拉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做。要管西藏的事，也还要做全国的工作。做工作有做对的，也有做错的。不要怕错，错了就改。在做的过程中锻炼自己。做对了不骄傲，做错了不气馁。（二）要学。学毛泽东著作、学党的文件，到群众中去学，向同事们学，互相学习。（三）要人帮助，一个人做不出事来。要听好话，也要能听批评，也就是要能接受别人的帮助。
〔注〕阿沛，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月25日 在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就国际国内形势讲话，说国际斗争比过去更复杂了，因此，尽管埋头做经济工作，但是你们要接触国际的问题，报纸还得看，社论、声明总是有点目的的，绝不会是无的放矢。
2月26日 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强调：在安置工作中因地制宜非常重要。下放人员的安置主要靠自力更生，但国家也要负责指引、支援、帮助。提出统一安排劳动力的七条经验：（1）劳动、精简，安置统一起来，华东先试点，各大区回去讨论，试点半年后再扩大；（2）在时间上，冬季动员，春耕前后、麦收前下去；（3）因地制宜；（4）投亲靠友为主；（5）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不要着急，（6）统一安排，各方协作；（7）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
△召集刘白羽、司徒慧敏、郑君里、张瑞芳等就拍摄纪录片问题谈话，提出把青年下放、棉花生产等题材拍成纪录片。并说：今年可将带方向性的成熟了的方面，有重点地拍纪录片。不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大搞。创作人员经过思想整风，狂风暴雨之后，也得要他们冷静下来，然后才能进行创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为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2月27日 约张修竹、江一真、韩光、梁步庭〔注〕谈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情况。
〔注〕张修竹，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江一真，时任农业部代部长；韩光，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梁步庭，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在接受菲律宾《塔里巴》日报记者法杜尔、《中吕宋邮讯》周刊社长德古斯曼的采访时说：中美关系是国际问题，我们同蒋介石的问题，是国内问题。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权利。我们已经等了十五年了，并不急于解放。台湾问题有同美国有关的一面，所以要同美国谈判，不必担心台湾问题会引起世界大战。我们决不侵犯别人，决不会挑起战争。
2月28日 向出席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九省一市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作有关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关于国内形势，指出：现在农业方面我们开了这几个会，目的就不仅是抓今年的这些农业工作，还要为今后十五年的规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基础。计划要抓重点，就是要发展农业，解决我们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在讲到农业生产如何入手时说；要贯穿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农业科学研究和现场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科学家和党政领导、老农，广大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总结一些现场经验。提高生产的科学水平。建议科学家们多读读毛泽东的“四论”——《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并提出，要带着问题去学，把农业科学的技术研究和现场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至于实践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要强求一律。
△约石西民、刘白羽、司徒慧敏、郑君里、张瑞芳就影片《李善子》谈话，提出；我们不要把阶级斗争硬加上去，以免我们的观众有错觉，因为我们观众对此很敏感。指出：影片中“玩的太多、认真的步，花哨的多、生产一条线少”，这就模糊了主题思想，看不出一条红线。要通过生产，通过劳动和实践，做人的工作。主张影片要大改。
3月1日 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有彭真，杨成武、吴冷西等）到河内，同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成员有黎笋、范文同、范雄、武元甲等）会谈。在会谈中说：对苏共新领导，我们认为不能只看一次，而要多看一看。经过这几个月，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苏共新领导执行的就是赫鲁晓夫主义，根本不可能改变。
3月2日 飞回北京。
3月2日—9日 接待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二日至五日，和刘少奇与阿尤布·汗会谈，在五日的会谈中说：在我们两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六千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这些援助仍是无息的，偿还期限可以无限期延长。有些可以肯定是无偿援助，也就是赠送，没有任何条件。还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我们要建立新的国际原则。不能剥削别人，不能去抢劫。七日至九日，陪同阿尤布·汗乘专机离京到杭、沪两地访问。在上海期间，陪同宋庆龄会见阿尤布·汗；接受巴基斯坦广播电台新闻编辑的采访，发表广播录音讲话。
3月5日 在接见出席九省一市农业生产工作座谈会的各省负责人时说：抓九省的农业，要抓重点。华东搞好了，可以供应上海；中南主要是河南问题，把河南搞好。中南就可以做到粮食自足，还可以外调一些；西南一直是外调的，现在搞三线，要搞储备；西北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自给，第二步达到有余粮；东北有余粮，如搞好机耕、肥料等，能大面积地高产就更好，华北问题较大，又旱又涝，涝必带碱，这个地区是重点，根据人口、耕地相适应的要求，要抓好这个地区。强调：从战略上讲，一旦有事，各省都要有余粮。我们要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更好，但必须要五年一打算，粮食是首要问题。并提出面上工作有三个主要问题：（一）面上工作安排，要以生产为中心。（二）防治病虫害。（三）春耕春播。目前主要的是防治病虫害。
△在人民大会堂审看《东方红》的修改排练。在座谈中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如：要反映出毛泽东的思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定正是群众意志的集中反映；“南昌起义部队”的旗帜可以不要，改用“中国工农红军”军旗；把彝族、藏族的头人改成老人不好，少数民族头人在当时也是受国民党压迫的，当时不团结头人，你就过不去。
3月10日 在上海期间给驻沪部队题词：“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从实从严从难训练部队。”
3月10日或11日 回到北京。十一日至十三日，分别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汇报并讨论国务院十二个部〔注〕的长期规划工作。
〔注〕这十二个部是：地质部、冶金部、化工部、煤炭部、水电部、建筑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纺织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
3月上、中旬 得知李宗仁已决意回国，请程思远转告李宗仁：他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
3月13日 约赵尔陆、杨成武、郑汉涛和各大区经委、计委负责人谈小三线问题。在听取赵尔陆汇报地方军工会议情况时表示同意所提全国一、二线省要建好二十一块后方基地的意见，并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和当地群众、民兵结合起来。在今后的建设中，要注意便利群众这条原则。第三十五年计划，要照顾小三线，用十五年把全国体系搞起来，布局搞好。但是，农业不能和工业一样，它要搞稳产高产，提高单产。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二十三日，该文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说：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到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会议，是一个分裂会议；这一会议的召开，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致电印度支那人民会议的倡议者西哈努克亲王并会议常设秘书处，祝贺会议胜利闭幕。电文称，在反对美国武装侵略印度支那各国的斗争中，中国和印度支那各国是亲密的邻邦，中国人民将始终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站在一起。
3月15日 在接见即将离任的丹麦驻华大使斯怀特时说：我们的经济正在进行彻底的改组。今年是这种改组的最后的一年。当国际上还在政治上歧视中国的时候，比如阻挠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制造“两个中国”、实行禁运等，我们就要继续执行强硬政策。这不是我们主动的，我们是不得已这样做的。
△离京去天津。出席河北省贫下中农和农业先进生产者、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叮嘱河北省领导要关心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3月16日 在北京接见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记者卡罗尔和巴黎大图片社摄影师里布德时说：中国进行阶级斗争的特点是，教育人民自觉提高警惕，这比用政府的法律手段要有力量得多，要可靠得多。对人民主要是进行教育，不仅教育劳动人民懂得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还教育剥削阶级出身的分子，告诉他们只要愿意为祖国服务，是可以得到改造的。不可能用党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也不可能用进步人士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实际生活中，总有左、中、右，或者是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社会总是在这种状况下前进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进步、中间、落后。有矛盾、斗争，才能推动社会前进。因此，我们采取以教育为主的办法。在回答“关于戴高乐将军就联合国问题建议召开五大国会议，你是否赞成”的问题时表示：许多事情，不应当只由五大国来决定，而应由世界各国，大家坐在一起来解决，不分大小，平等相处。我们不赞成五大国垄断。
3月17日 先后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外交工作和基建工作。
△在接见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时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他看见了我们的民兵以后，就劝说美国不要侵略中国，免得“打进去，就出不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也都承认中国民兵的作用，赞同蒙哥马利的意见。民兵组织得好，如同撒下天罗地网，敌人就逃不了。
△在接见法国驻华大使佩耶时说：（一）我们不承认美国有权在世界闯乱子。（二）我们不承认美国有权控制联合国。这是我们在世界问题上同美国的基本分歧。
3月18日 主持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发言中说：搞文史资料，开始是我提议的，到现在已出了五十一期，要认真地搞。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实事求是。我们收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遭遇写出来，正面、反面的要很好地分析，一分为二，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还说：要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在政府工作中，我的经验是，往往一件事，某人来讲如何如何，可是另一个来讲却又有出入，并不是那样。所以，我们调查研究可要注意第一手材料。对群众的意见，第一不能泼冷水，第二要实事求是。在会上表示下届政协自己将不担任主席职务，以免由于工作繁忙而耽误政协的工作。并从健康角度考虑，主张政协领导人不宜兼职过多。
△接见以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在舒凯里谈到十年前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时，周恩来表示：万隆会议所以能取得成就。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苏加诺总统、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阿联总统纳赛尔阁下，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一起有过很好的合作，才使得会议取得成就。每当提起万隆会议时，我总是想到这几位合作者。还表示：我们的成绩是有限的，力量是有限的，贡献也是有限的。我并不满足于过去所做的，我希望比过去做得更多。我把团长兄弟刚才所说的一番话和好意作为对我们的督促和勉励。至于我个人，在工作中，对人民，对国际朋友来说，是一个服务员。
3月19日 观看话剧《刘胡兰》后对演员们说：看了你们的戏，使我联想起许许多多在战争年代里为革命英勇牺牲了的战友。
3月20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会上指出：我们的核试验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科学知识，我们都要得到，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在接见叙利亚外长哈桑·穆拉维德和文化部长苏莱曼·赫什时说：越南问题是国际舆论和华盛顿、白宫天天谈论的问题。南越的斗争还会发展。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商。就是要按照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要求办事。
△晚，前往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吊唁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一德治逝世。
3月21日 就《国防工办关于一、二线省、市、自治区后方建设规划的报告》，提请邓小平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并邀请有关同志参加，“定出几条界限，防止各地在建设中不断加码”。
△在同舒凯里谈话中，提出以“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周恩来和会长张奚若”的名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声明》这一“半官方的公报”。并说：我的身分有几种，总理、政协主席……我从未用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名义签过文件。这是破例。这等于说我确认了这个声明。同时，欢迎巴解组织来北京设立办事处。次日，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
△晚，到刘少奇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联、缅甸等国。周恩来出访期间，总理职务由邓小平代行。会议还讨论了出访的方针，任务。
3月22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离京赴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一德治的葬礼。
△晚，在昆明与黄文欢〔注〕交谈。
〔注〕黄文欢，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赴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葬礼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团长。
3月23日 上午，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作短暂停留。下午，飞抵布加勒斯特。晚，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共和国宫，在乔治乌一德治灵前献花圈，并和谢富治、章汉夫、赵毅敏，刘放、罗青长在遗体两旁守灵。
3月24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为乔治乌一德治举行的隆重追悼会和国葬仪式。并和其它国家党政领导人随同灵车徒步数里路前往自由公园墓地。
△分别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团长朴金喆、越南党政代表团团长黄文欢、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里塔·马尔科。
3月25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联名电贺齐奥塞斯库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基伏·斯托伊卡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毛雷尔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
△参观普洛耶什蒂州的布拉齐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
△在参观多弗塔纳博物馆〔注〕时留言：“反动阶级所设置的监狱，只能折磨坚强革命战士的肉体，绝不能动摇而且会更加坚定他们的革命意志和斗争决心。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说监狱是锻炼革命战士的学校，是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并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场所，因而也就是在一定意义上的革命指挥部。”“它的作用不仅在于纪念过去，而更重要在于教育后代。”
〔注〕这里曾是囚禁乔治乌一德治等共产党人的监狱。
△接见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对留学生说：要在实践中学好外语，一定要多讲，要敢说。必须在学好语言的同时，注意扩大知识面，学些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常识，掌握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还要注意增长社会知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红与专的关系，“红而不专”和“专而不红”都是不对的，希望你们做到“又红又专”。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同学，要做到学以致用，不是为了要什么毕业文凭，而是要把知识学到手，使自己学成以后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3月26日 在拜会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时说；只有通过协商，任何意见才能更正确，才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世界上的事物是互相影响的，不可能说亚洲影响欧洲，欧洲不影响亚洲。
3月27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布加勒斯特前往阿尔巴尼亚访问。上午抵达地拉那。
3月27日—29日 与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举行四次会谈。
3月29日 在斯坎德培广场出席地拉那人民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并发表讲话。强烈谴责美国扩大南越战争，连续轰炸越南北方；重申中国决心给越南人民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
3月30日 离开地拉那前往阿尔及利亚访问。
△抵达阿尔及尔。下午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举行第一次会谈。在会谈中说：越南问题完全是美国搞出来的乱子。本来，根据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协议，法国从越南撤军，两年后南北越实现和平统一。但是美国入侵阻止了南北越和平统一的实现。
3月31日 在与本·贝拉举行第二次会谈时说：我们在联合国以外，有权利批评联合国，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批评是集中针对美国，而不对其它国家。亚非和其它各国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我们总是感谢的。这同我们批评联合目、反对“两个中国”，是两回事。并表示，中国既反对美苏两大国操纵联合国，也反对法国提出的由五大国垄断的主张。
4月1日 离开阿尔及尔前往阿联访问。
△分别同萨布里总理和纳赛尔总统会谈。在同纳赛尔总统会谈时说；我这次利用欧洲之行的机会，顺道来非洲，以便同你和本·贝拉总统交换一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现在的世界形势发展有两类形式：一种情况是人民要独立，把反动统治冲垮，影响到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另一种是美国到处闯乱子，引起人民的反感而把它赶走。从万隆会议到现在十年来，发展的形式都是这两种，本质则是一个。就是要冲垮帝国主义的控制，结束殖民统治，不管是老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
△接见几天前从中国回到开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舒凯里，并接受舒凯里赠送的两件象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和决心的艺术品。
4月2日 飞离开罗前往巴基斯坦访问。行前接受中东通讯社新闻编辑主任的采访。在回答提问时说：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中国和阿联两国人民面临的共同历史任务。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在阿拉伯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伟大和正义斗争中。中国人民永远是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可靠朋友。当日下午，抵达卡拉奇机场，受到阿尤布·汗总统和布托外长的欢迎。
△与阿尤布·汗会谈。在谈话中指出：（一）在美国加强其侵略和压力的情况下，不存在越南屈服的可能性。（二）至于是否会扩大为世界大战，战争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美国要玩火，要冒险，中国要扑灭这场火。（三）中国并不根本反对谈判。任何问题最后总是要通过谈判才能解决的，但是，就南越问题进行谈判的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并请阿尤布·汗在访问美国时，转告美国以下三点：“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还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抵抗到底，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它在空中轰炸，我们在地面上可以用别的办法到处活动。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
4月3日 飞离卡拉奇前往缅甸访问。下午抵达仰光。
4月3日、4日 同奈温举行四次会谈。就国际形势尤其是东南亚局势以及第二次亚非会议等问题交换意见。
4月4日 中午，离开仰光回国。当日，飞抵昆明。
4月5日 为影片《东方红》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4月6日 和陈毅同机抵达北京。
4月8日、9日 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阮维桢等会谈。
4月9日 鉴于八日以来美机连续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进行挑衅等情况，同意杨成武提出的取消原先有关“我机只起飞监视”等规定，“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
4月9日、10日 会见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在会谈中说：选拔干部不能只从一方面选拔，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缺一不可。只从上面选，可以看得全面些，但不能看到他的群众关系和日常表现。另一方面，群众对干部的考察，可以看到他的群众关系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但往往容易多看缺点，这样也不全面。只有两方面结合起来才全面，也比较可靠。
4月10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十二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这一文件。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要后发制人，留有余地。要求将备战与长期计划相结合，如有矛盾，要服从备战。所有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每天都要有值班制度。关于提“援越抗美”口号的问题，主张晚一点提，说：我们现在是支持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同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一《指示》。其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
△电贺第二届亚非新闻工作者日：“庆祝第二届亚非新闻工作者日同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将在同时举行，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表明了亚非新闻工作者把他们的庄严工作同亚非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正义斗争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4月11日 约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谈基本建设问题。后来在离京前委托李先念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一）投资不要超过一百七十亿。（二）非加不可的应该加，甚至有的要快一点，比如三线、军工生产，而有些投资要推迟。
4月13日 就空军高碑店机场占用生产用地较多、支援农业生产不够事，曾于二月二十三日指示空军党委对此进行调查研究。本日，审阅空军党委《关于定兴（高碑店）、故城两机场的用地及其驻军支援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报告》，批告罗瑞卿：“请总参和国防工办对空司这个减少场地、支持人民公社的积极措施加以表扬和推广。”
△接受土耳其《自由报》记者锡帕西奥格鲁、《共和国报》记者阿加尔、《晚报》记者阿康和坦苏格等的采访。
4月14日 飞抵昆明。次日同范文同会谈。
4月16日 凌晨，和陈毅离昆明前往雅加达，参加庆祝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
△在雅加达机场发表书面谈话：亚非国家有必要更高地举起万隆会议的旗帜，进一步团结起来，粉碎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和战争阴谋。
4月17日 在茂物，和陈毅拜会苏加诺总统。
4月18日 在雅加达朋加诺体育场和金日成、范文同、西哈努克亲王等三十六国首席代表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仪式。
4月19日 经苏加诺安排，与日本代表川岛正次郎会谈。在谈话中对中日关系提出三点意见：（一）我们还要看一看。（二）日本政府对台湾表现友好，敌视新中国，我们随时都可以批评。（三）我们对中日关系仍然寄予希望，不是绝望。还说：我们希望日本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亚洲各国建立正常关系。中日两国也应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在促进中日关系方面，我们一向是采取主动的。表示不同意日方提出的两国政府通过双方驻瑞士总领事进行接触的建议，仍主张由更高一级的外交人员（外交大臣、总理）进行接触。
4月21日 在苏加诺陪同下到达万隆。参观十年前举行万隆会议的建筑物。
4月22日、23日 在巴利岛访问。二十四日，回到雅加达。
4月25日 去医院探望因动手术正在治疗的苏班德里约，向他送了鲜花，并祝他早日康复。
△接见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辛基和其它群众团体的代表，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高举万隆会议的旗帜和新兴力量反对旧有势力的旗帜，并肩携手前进。
△在同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和法国记者罗歇·皮克进行电视谈话时指出；南越问题只能由南越人民自己解决，越南的统一只能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
△在印度尼西亚广播电台发表告别讲话：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一次划时代的创举。十年来，亚洲和非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多亿亚非人民已经成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一支强大力量。
在印度尼西亚期间 会见朝鲜首相金日成、越南总理范文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柬埔寨首相诺罗敦·康托尔、老挝苏发努冯亲王、阿尔及利亚副总理赛义德、尼泊尔王储比兰德拉、北加里曼丹统一邦革命政府总理阿扎哈里等前来参加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活动的各国代表。在与阿扎哈里谈到中国革命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斗争的结果。我自己只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4月26日 在同苏加诺会谈时，称赞他在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仪式上的讲话震撼了整个世界、指明了方向，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很大鼓舞。苏加诺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周恩来的指导。
△飞离雅加达，前往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4月27日 向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陵墓献花圈。
△在与奈温会谈中谈到支持越南问题时说：我们是后发制人，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才回击。关于我们志愿援越人员问题，当越南方面有需要向我们提出时，我们才派，我们不主动出动。
4月28日 结束对缅甸的访问离开仰光回国。当日，飞抵南宁。看望解放军驻某野战机场执行战备任务的空军指战员。下午，飞抵广州。
△接待前往朝鲜访问途经广州的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夫人。当晚，陪同杜尔夫人参观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
4月29日 和杜尔夫人同机到达北京。当日，到医院看望因患高血压住院治疗的陈毅。
4月29日—5月2日 与来访的加纳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科佐·博齐约举行五次会谈。在会谈中说：美国的武装力量现在遍布全世界，到处有美国的海空军基地，美国军舰在公海上航行，飞机飞来飞去。美国越是这样做，就越惹翻了各国人民。在会谈中还表示：关于反帝反殖革命运动方面的经验，中国还可以提供亚非国家参考；谈到建设经验和能力，我们就感到不足，有力不从心之感。但是，我们不会吝惜我们的力量，我们愿意对亚非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5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罗瑞卿汇报工作。
△在博齐约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以所谓“保护美国侨民”为名公然派遣海军陆战队和伞兵入侵多米尼加，指出美国对多米尼加的侵略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宣布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正义斗争。
5月4日、5日 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对第二次核试验提出要求：（一）要有把握。不要勉强。（二）安全保险系数大一点好，太低了不好；要普遍检查一下，凡有漏洞的人都要补起来。（三）要加强政治工作，积极谨慎，戒骄戒躁，要特别细心，一点不能疏忽大意。核试验次数可以少一些。五日晚，再次打电话给有关人员，叮嘱要做好材料数据工作和安全工作。
5月5日、6日 召集国家建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基本建设计划和国家预算的调整问题。
5月6日 观看日本话剧团演出的日本历史剧《郡上农民起义》，并接见该剧团团长、副团长、导演、编剧等。
5月7日 接见被巴西当局非法监禁一年多后于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北京的九名中国贸易工作人员和记者〔注〕及其家属，说：我们通过这次事件来进行教育，主要是为鼓励人们的志气，加强决心、信心和斗志，使大家坚信，只要斗争，就一定会胜利。还说：一个人，只有在国外，才会更加感到祖国的可爱。
〔注〕他们是：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马耀增、王治、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张宝生。
5月8日 在接见应邀来中国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坦桑尼亚外宾时，说：我提倡所有从事外事工作的人都要学一门外国语。新中国人民应该敢于说外文，显示出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一点中国的民族习惯是不好的，很保守。毛主席就要打破这种保守习惯。毛主席是师范毕业生，他的英文底子不太好，但是解放后他有时间就学英文，要恢复他的英文知识。他说话困难些，但记了许多生字。我的英文底子比他好，可是他问过我一些生字。我都记不得了，这说明他很努力。
△对财政部的预算方案提出：生产建设仍按原定次序进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分别轻重缓急，按条件排队；这次调整中要保备战、援外、三线和重点，减掉不急需的、不落实的、非生产性的和可以节约的；要处理好六个关系；和战结合、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积极性与科学态度、今年建设与长期建设的结合、劳动力同技术工人的结合。
5月8日—10日 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举行三次会谈。
5月9日 在审阅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五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情况的报告（摘要）》时，致函刘少奇、邓小平；提议在十一日下午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和财政部的报告，并予批准。
5月10日 与罗瑞卿、杨成武、刘杰等研究第二次核试验问题。并根据气象情况，指示前方人员准备行动。次日，下令爆炸又一颗原子弹。
5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九六五年基本建设计划和预算的调整时，再次提出“四保”：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要求根据轻重缓急和主要次要进行排队。首先是减不急需的，第二是减不落实的，第三是减非生产性的，第四是在设计方面打破老框子，进行设计革命，大有节约的可能。指出：把基本建设投资控制在一百七十亿的目的，是要根据生产和进口物资与设备的情况来排队。它的好处，就是留有余地。基本建设投资的控制权，我不在时可直接找小平同志批。
△致信毛泽东建议：“以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次日，冒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首都各界声讨美国武装侵略多米尼加的集会。
△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五月七日在上海病逝的刘亚楼，并出席首都各界的公祭大会。
5月12日 约有关部门负责人谈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准备工作。
5月14日 致信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说：“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的会议，把观察员的范围也限于亚非地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在考虑邀请观察员问题的时候，同邀请正式参加国一样，只能以雅加达会议最后公报的规定为准。”“如果像外界所传的消息那样，亚非地区以外的某些国家也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这势必会使问题复杂化。”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财贸工作会议的汇报、林枫关于到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汇报和陆定一关于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该国解放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汇报。
5月15日 就中国援外项目有估价过高的情况，指示方毅〔注〕：“对所有援外项目估价都作一检查，并做经验总结，作为以后改进援外工作的一项措施。”
〔注〕方毅，时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叶林汇报工业生产问题。在会上说：今年工业生产比去年要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现在就要注意质量和安全。
△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拉宾。将二月五日在北京向柯西金提出的关于发展中苏两国关系的六点建议告知大使。并说，我所以谈这些，是想说明我们两国之间可以做的事情还不少，“我们政府的态度是，并不因为二月到现在我们之间有一些新的严重的争论，就把这方面说过的话取消。”“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还说：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跟大使同志谈的，如果你要求见我的话。谈起来的时候，总要涉及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发展我们两国的关系，有没有办法采取一些步骤，另一方面，就会联系到我们政治上的不同意见。你是大使，你就没有办法躲开面临的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来跟你谈话，也必须要把这些问题谈清楚。否则，见一面只谈抽象的友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5月18日、19日、27日 约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谈编制长远规划和“三五”计划的工作。
5月19日 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时说：为什么我们要备战、准备大打呢？因为战争总有战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不准备好，就不好，如果我们准备好了，要么他不敢来，要么他来了我们就把他消灭。所谓准备大打，就是这样，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
5月20日 致电西哈努克：坚决支持柬埔寨王国为回答美国挑衅而毅然宣布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正义行动。在电文中还申明，如果美帝把战火烧到柬埔寨，中国绝不会坐视不顾。
5月21日 和李先念、罗瑞卿陪同以科列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参观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提醒陈永贵找充足的水源解决浇地问题，要他们有应付三年大旱的准备。
5月22日 约邝任农〔注〕谈民航工作。此前，曾指示中国民航总局：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我们一定要飞出去!
〔注〕邝任农，时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同日，刘少奇发布主席令，公布这一决定。六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与外宾谈话时表示：中国现在虽然没有元帅了，但是欢迎外国元帅来访时，前元帅还是要出来接待的。
5月22日—24日 听取国务院农林口负责人汇报工作。二十三日，在听取林业部副部长惠中权汇报林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提出：我国要制定《森林法》，由国务院颁布施行。并严厉批评了本年森林火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求林业部抓住问题改进工作方法，主管副部长必须亲临前线指挥灭火。指出：火灾发生后，要不超过三天扑灭（特殊火情除外），像这次烧了十二天的情况就不允许再发生。要和化工部抓紧研究化学灭火方法。中央抓紧，地方就照办，抓上三年养成风气。领导工作要强有力，光是勤勤恳恳工作还不行。护林防火工作做得不是差，而是太差。
5月25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援越修路等问题。
△在审看影片《东方红》试拍样片时提出：《东方红》的拍摄方针，仍以舞台表演为主，拍成舞台纪录片。胶片问题，请外贸部协助到伦敦去买质量好的。
5月28日 和陈毅飞往广州，欢迎来访的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至次日上午，与苏班德里约进行三次会谈。在谈到越南问题时说：美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就在越南横冲直撞。它的一切估计都是错误的。它提出“逐步升级”，意思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这是军事上最忌讳的。泰勒、约翰逊等是极端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没有长远的战略方针。在谈到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时说：十年前人们都看不起亚非会议，现在都想钻进来。第二次亚非会议虽然有困难，但是市场价值很高。我们面临着一场很大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在亚非内部，而且还是在联合国外面的一场大斗争。
5月29日 在广州送别苏班德里约后，飞回北京。随后，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并对罗查说；我的工作很多、很忙，但是我对友好国家从来不吝惜时间。
△和邓小平、贺龙、陈毅接见参加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人员和在北京的其它运动项目的优秀运动员代表，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不断提高思想和技术水平，创造更多的好成绩。
5月30日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一百五十六次会议扩大的联席会议〔注〕上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在分析国际形势后，谈到国内工作。说：今年又要搞生产，又要搞建设，又要搞备战，又要搞社会主义教育，所以今年的任务要比去年紧张得多。正是有敌人压我们，我们才会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所以这有好处。我们对这些生产、建设、备战、援外工作，也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如果没有控制，那就会变成一九五八年特别是一九五九年那样的情况，那不行。
〔注〕全国政协常委列席会议。
△接见并宴请参加第二次核试验的有关人员，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群策群力，戒骄戒躁，继续前进。
5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余秋里关于长期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汇报。
△接见阿联电影代表团时说：爱和平也要能战斗，否则会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还指出，正义的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
6月1日 肯定水电部党组在去年十二月治黄会议基础上写成的《关于黄河治理和三门峡问题的报告》“比较全面，并对过去治黄工作的利弊和各种不同意见作了分析”。批示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和有关各部委、各省市同志阅。
△乘中国民航专机离京前往巴基斯坦、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行前对第一次进行国际远航飞行的中国民航机组人员说：我们一定要飞出去。我和你们一起去实践。
△经新疆和田停留时，在和田专区干部大会上讲话，指出：新疆这几年工作有很大成绩。尽管如此，还要做巩固的工作，新疆要成为祖国西北的巩固后方，保证祖国边疆的安全。新疆同全国一样，肩负着生产建设和备战动员等方面的任务。
6月2日 在专机飞越帕米尔高原时，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空军某高山导航站：“你们在高山辛勤工作，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望你们继续努力。”
△飞抵拉瓦尔品第，受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欢迎。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说；“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了显著的发展，我们两国的合作是富有成果的。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是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是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我深信，由于我们的共同努力，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定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当日，与阿尤布·汗举行会谈。
6月3日 在巴基斯坦外长布托陪同下，参观正在兴建中的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同日，由布托陪同离开拉瓦尔品第飞往卡拉奇。在卡拉奇机场短暂停留后，乘专机前往坦桑尼亚访问。
△途经巴格达时，会晤伊拉克总统阿里夫和总理叶海亚。途经开罗、喀土穆时，受到阿联总理萨布里和苏丹总理哈利法的迎送。
6月4日 飞抵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副总统卡鲁姆、卡瓦瓦等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增进对你们的了解，并且虚心向你们学习。”
6月4日—7日 与尼雷尔总统举行五次会谈。在四日第一次会谈中，希望中国和坦桑尼亚海运公司能很快搞起来，说：大海航行必须先试航，我们都是独立国家，有权在公海上航行，我们的国旗必须受到承认和尊重。并说：我们亚非国家面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在不久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经济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要发展亚非国家的经济。靠向帝国主义乞求的办法和改良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在五日第二次会谈中，希望坦桑尼亚大多数还没有去过中国的部长能去访问，说：“百闻不如一见。”在六日第三次谈话中谈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说，我们将在八、九月间先派综合考察组来，除考察铁路干线外，还要勘测沿线的煤矿、铁矿、水文等。在七日第四次会谈中，谈到新兴国家要注意两个带关键性的问题，一是要重视农业，以农业为基础，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二是要提倡过朴素生活，不能同发达国家去比较。并说还有两件工作要抓，一是要把城市布局计划得分散一些，不要太集中；一是工业不要集中在少数城市，要分散，城乡差别不要太大。
6月5日 在达累斯萨拉姆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几个世纪以来受尽奴役、压迫、掠夺和屈辱的非洲人民站起来了，他们坚决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非洲一定要成为非洲人民的非洲。非洲一定要成为独立自由的非洲。
△接见刚果（利）最高革命委员会执行局主席苏米亚洛。
6月6日 飞往桑给巴尔访问。当日回到达累斯萨拉姆。
6月7日 在尼雷尔总统陪同下访问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总部，还参观了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院和国家博物馆。
△在告别晚宴上讲话时，重申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6月8日前 由于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周恩来原来委托他向美国转达的关于中国不主动挑起反美战争、但对战争有所准备等四句话未能转达。本日又委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这四句话。
6月8日 和尼雷尔签署两国联合公报。随后飞离达累斯萨拉姆。
△途经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机场。晚，在开罗机场作短暂停留。与阿联副总理里法特进行交谈。
6月9日 凌晨，在大马士革作三小时停留。其间到叙利亚总统府与总统会议主席哈菲兹会谈。
△途经卡拉奇，当晚抵达我国西北某地十四号机场。
6月10日 飞抵北京。对圆满完成了首次国际远航飞行的机组人员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们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嘛!
6月12日 在《农业情况汇报提纲》上批：“写得还不够好。”建议刘少奇、邓小平，近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的口头报告。
6月14日 举行酒会招待巴基斯坦、坦桑尼亚等国家驻华使节，答谢刚刚访问过的两国以及沿途停留的国家的政府领导^和人民的热情友好接待。
△得知李宗仁已从美国飞往瑞士苏黎世后，通知在香港的程思远：到北京商量李宗仁回国的有关事宜。
6月15日 到杭州。与毛泽东研究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
△与胡志明会谈，介绍有关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情况。
6月16日 和毛泽东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第三十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问题的汇报，并研究三线建设，一、二线生产，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问题。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出，编制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
6月17日 回到北京。
△偕邓颖超接见刚果（利）民族英雄卢蒙巴的夫人，并说：中国人民一直怀念卢蒙巴，他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不仅对非洲反帝的人民是一个鼓舞和号召，而且对中国和全世界反帝的人民是一个鼓舞和号召。
6月18日 和陈毅应邀离京赴阿联访问。〔注〕行前嘱周荣鑫、徐冰、平杰三、童小鹏等向程思远转达：（一）政府发给李宗仁一笔回国旅费，请程思远带往瑞士面交；（二）同时发给程一笔旅费，请他去瑞士把李接回来；（三）程思远到苏黎世后，将有负责的人同他联系，给予他必要的帮助。
〔注〕六月十六日，刘少奇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毅为副团长。代表团原定访问阿联后，将赴阿尔及尔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
6月19日 在飞越新疆明铁克山口时，致电慰问导航台和气象哨的工作人员。
△在开罗得知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胡阿里·布迈丁推翻本·贝拉后执政。鉴于“六·一九事件”将影响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阿尔及尔如期召开，在与阿联总理萨布里会谈时表示：可能要在你们这里多住几天了，给你们增添麻烦。
6月20日 同纳赛尔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双方同意在与对方和其它国家协商之前，对能否如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先不表态。
△和陈毅联名致电外交部即报中央，并转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根据上午同纳赛尔会谈的情况，我们认为目前以派章汉夫率领代表团一批先遣人员去阿尔及尔为好。以此行动间接表示我们对新领导的支持。次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我在对外活动中，仍主张如期召开亚非会议。
△在纳赛尔总统举行的国宴上重申，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6月21日 与纳赛尔总统举行第二，三次会谈。双方同意努力促使亚非会议如期召开。
6月22日 和陈毅联名致电与中国建交的亚非国家首脑和外长，表示：“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六月二十日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一致决定如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这个决定。”
△在同纳赛尔总统举行第四次会谈时说：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调子不应低于第二次不结盟会议，否则就是软弱无力的会议。重要的是指出侵略的性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要明确敌友，要界线分明。至于究竟要否点名，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关于如何提议，则将同友好国家商量。并说，不管会议能否按时召开，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还在。我们还要为此奋斗。
△与陈毅商定，根据中共中央对阿尔及利亚局势的分析，由陈毅率领一批人员于本日前往阿尔及尔。
△致电亚非会议各国首脑：中国政府一贯遵守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原则。对于这次阿尔及利亚政变，我们也采取同样态度。我同纳赛尔总统和阿联其它领导人密切商谈后一致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有必要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新领导，亚非国家应该竭力防止出现第二次亚非会议开不起来、帝国主义必将拍手称快的局势。
6月23日 凌晨三时，会见专程赶来的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听他介绍阿尔及利亚“六·一九事件”的起因和经过。
△根据阿尔及利亚外长所说如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种种困难和阿联方面的意见，致电中共中央并告陈毅，提出我们不能勉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并提出推迟召开所要立即处理的问题及方案。次日，中共中央回电周恩来：以推迟举行会议比较主动；周恩来可在阿联休息几天，看看情况。
6月24日 在同萨布里总理会谈时，就两国经济合作和中国供应阿联粮食问题说：国与国之间通过搞双边协定冲破国际垄断很有必要，这样开始时数目虽不会太大，但方向很对头。这就是平等互利合作、发展民族经济的方向。
6月26日 和纳赛尔总统到开罗机场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在中国驻阿联大使馆会见索马里总理侯赛因时说：我们是主张如期开会的，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去开会。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经过各国协商一致大家同意推迟，我们也求同存异，做很好的准备来开好会议，决不草率从事。还说：十年来许多国家取得了独立，虽然相互之间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但共同愿望是主要的，这就是团结、合作、反帝、反殖。
△接见中国驻阿联大使馆全体人员和中国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代表和人员，以及在阿联学习阿拉伯文的中国留学生。
△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举行特别会议，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五日在阿尔及尔举行，亚非会议前的外长会议于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举行。
6月27日 在开罗库巴宫和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在会谈中鉴于第二次亚非会议推迟召开。建议三国发表一个公报，谈谈前途，谈谈亚非团结等。
△致外交部转陈毅并报中央电，提议：陈毅和代表团对目前在阿尔及尔的各国外长或代表，分别进行工作；陈毅明日率乔冠华等代表团部分人员来开罗。
在阿联期间 由纳赛尔总统陪同访问亚历山大港，并参观阿联的农业展览馆、赫勒万钢铁厂、橡胶轮胎厂，造纸厂、海军设施等处。
6月28日 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阿联总统纳赛尔举行会谈。周恩来分析了亚非会议推迟召开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已到阿尔及利亚的代表代表性不够，首先是黑非洲国家的比例太小，而二十五日发生的爆炸事件是一个导因。
△和苏加诺总统乘船游览尼罗河风景区。
6月29日 分别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舒凯里、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
6月30日 同苏加诺、纳赛尔和布托（代表阿尤布·汗）会谈。指出：我们支持新兴力量会议，但这不等于要建立第二个联合国。联合国还是存在，我们支持许多亚非朋友在联合国内进行奋斗，要求联合国改正错误、彻底改组，特别是要适应亚非国家新的发展趋势。两个问题要分清楚，不要让许多国家发生误会。
△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和陈毅乘专机离开开罗回国。在机场发表告别词，说中国将继续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成功做出最大努力。
△途经大马士革，在机场与叙利亚副总理阿塔西会谈。次日晨，在卡拉奇机场作短暂停留。
7月3日 飞抵乌鲁木齐。
7月5日 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对新疆建设兵团提出六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备战防边。这是新疆建设兵团的重要任务之一，要立即进行备战动员、防边动员。第二句话是生产建设。你们要把生产搞好，还要扩大农垦面积。第三句话是民族团结。你们这里少数民族还少了一点，要增加一些。可以用生产队的形式吸收一些少数民族，慢慢培养、帮助他们。第四句话是艰苦奋斗。这是新疆建设兵团的作风。要艰苦朴素，要学大庆。第五句话是努力革命。第六句话是奋勇前进。并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同日，在接见上海知识青年时，了解他们的思想、文化、家庭和工作等情况。针对有的青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一事，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并鼓励大家扎根边疆，努力搞好农业生产。
7月6日 在新疆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八点要求：（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二）加强国防。（三）搞好四清。四清时间不宜太长，争取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基本完成。（四）发展生产。新疆是个好地方，地面、地下生产潜力非常大，要大力发展生产，要起后方作用。（五）要抓重点建设。不能够百废俱兴，各方面不能够都要国家投资。首先还是农业，第二是国防工业、小三线建设。（六）搞好民族团结。要做长期的工作，要各个方面打破界限才能够团结。首先，要学习语言，汉族干部先要学好维吾尔语。其次，要尊重这个地区的民族风俗习惯。再次，汉族干部和青年，要有决心在新疆工作和革命，“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七）要提倡艰苦奋斗。不能大手大脚，否则我们这一代创业，我们这一代也会毁业。（八）为保卫祖国和建设革命的新新疆而奋勇前进。“革命的新疆”，就是凡是不妥当的事就要改革，就要拿革命的精神解决。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有缺点就要改。
在新疆期间 视察喀什、乌鲁木齐等地的农村、工厂、机关、学校。
7月7日 由乌鲁木齐飞抵北京。
7月9日 在中共中央调查部所写《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上批：拟同意，即送主席、刘、朱、邓、彭、陈等核阅。毛泽东批示：拟以第二方案〔注〕为较好。
〔注〕指程思远建议，李宗仁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说明回国原因和反帝爱国立场。
7月10日 对外交部新闻司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出：做调查研究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以后，也可以从反面去考虑。
7月11日 偕邓颖超、陈毅接见并宴请在北京学习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纳拉迪波，以及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7月12日—16日 接待来访的乌干达总理阿波洛·密尔顿·奥博特，并进行两次正式会谈和两次单独会谈。十五日，和陈毅陪同奥博特飞往上海访问。在上海期间，陪奥博特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十六日，陪同奥博特飞往广州访问。
7月13日 约见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人员及桂系有关人士〔注〕，谈李宗仁即将回国问题。在谈话中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看人，关键是看本人的表现和转变。李宗仁先生这次回来是自觉的。我们对李宗仁说“四可”，可以回国定居，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方便时再来，可以在欧洲暂住再定行止。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李宗仁回来，我们欢迎。大家看形势应当高瞻远瞩，要看大的方面，不要尽看鸡毛蒜皮，心情就舒畅了。希望大家去迎接李宗仁，多同他谈谈。我工作虽多，也要抽时间见李宗仁。
〔注〕被约见的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傅作义、黄琪翔等十八人。
△在接见越南政府副总理黎清毅时，对越南人民在反抗美国侵略的战争中的牺牲表示同情，并吟咏了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7月14日 会见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和他率领的越南国会访华友好代表团。
7月15日 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借陪奥博特去上海之机多留几天，以便迎接李宗仁，并一同回北京的意见。
7月16日 与奥博特在广州签署中乌联合公报。
△在广州观看《东方红》和粤剧《山乡风云》，并接见港澳第三批观摩中南区戏剧会演的代表。指出；《东方红》要演下去，它是用我国人民的血汗写出来的。上海演，北京演，汉口演，现在广州又演，演出还要精益求精，后来居上。要一部一部地写下去。
7月17日 就李宗仁转道巴基斯坦回国的行动计划，指示中共中央调查部转告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仍接原计划不变，你同李宗仁等同乘巴航班机回国，到达上海后将有负责人等他。
△在上海。为等候李宗仁起飞后的消息，通宵未眠，直到获悉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安全进入中国境内后才休息。
7月18日 在上海虹桥机场对前来迎接李宗仁的有关人员说。李宗仁能回来，我们欢迎。人重晚节，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并不能影响自己的觉悟，一个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如果能觉悟的话。还是可以为新的阶级服务的。希望大家不要有“老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想法，要看到李宗仁回国可以在另一方面发生影响。并说：你们回去还要做些解释工作。
△和陈毅、叶剑英等在上海虹桥机场迎接李宗仁一行回国。当晚，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
7月19日 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李宗仁时说：李先生万里归来，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台湾方面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到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他们的情报落后了。并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第三势力和李宗仁的出路问题谈话，强调：第三势力活动肯定没有前途，但总还有一部分人要搞，同时必然依附于一种外力。不论靠美国或是靠日本，都必定要失败。再次向李宗仁讲了“四可”等问题，重申来去自由的政策。
△在观看上海舞蹈学院的师生改编的舞剧《白毛女》时，称赞根据主题内容而表演的芭蕾舞：《白毛女》舞剧是一个成功的戏，有创造性，戏的基础好。要好好加工提高。鼓励大家要勇于创造。
7月20日 先行返京后，又在机场迎接李宗仁一行。并介绍李与前来欢迎的溥仪等人认识。
7月21日 陪同刘少奇会见索马里总统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
△在与国家科委负责人谈话后，接见阿联原子能代表团。
7月22日—26日 连续五个上午听取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方案〔注〕。在插话中说：明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还是按照一百五十亿左右安排比较好。要重新研究一下，在安排项目时要从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要不要列这个项目？应不应该摆在这个地区？规模定得是否合适？速度如何？协作关系有无问题？要把这些问题摸清楚。在安排第三个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时，总的可以按照九百亿来考虑，要留五十亿的机动。照八百五十亿列项目，五十亿不列项目，如果能够多留些余地更好。无论是长期计划还是年度计划，都要分析项目，注意布局、规模、进展和协作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同时要考虑计划的执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打起仗来，完不成计划，另一种是打不起仗来，就可能完成。最后，要求余秋里、谷牧到西南、西北摸一下究竟大三线上哪些项目，于八月二十日拿出修改方案，讨论十天后再报中央。
〔注〕这次初步设想方案提出，第三十五年计划实质上是一十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在国防工业方面。首先把常规武器中最基本的东西搞起来，同时保证尖端方面一些最急需和周期长的工程项目的建设。
7月23日 电贺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东京召开，指出：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并为此奋斗不懈。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彻底消灭核武器。
△在欧斯曼总统举行的宴会上说：亚非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阴谋，击败帝国主义破坏和分裂亚非团结的企图。
7月24日 召集卫生部负责人钱信忠等谈话，听取有关组织城市医务人员下乡的工作汇报〔注〕。指出：医疗队下去的人数太少了，应该多下去一些。组织城市医务人员大批下乡，主要是教育、培养农村医务人员和把农民的医疗搞好，这样做农民是很欢迎的。在动员医务人员下去时，首先要号召为人民服务，所谓为人民服务在我们目前看来就是为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人民服务。
〔注〕卫生部党委曾根据毛泽东六月二十六日的意见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报告》说，今后要做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
7月25日 和刘少奇同二十四日抵京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举行会谈。二十六日，在与奈温会谈时详细介绍阿尔及利亚政局变动和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的情况，说明我不干涉阿尔及利亚内政。后又陪同毛泽东会见奈温。
7月27日 飞往上海，继续与欧斯曼会谈。
7月29日 陪同当日到达上海的奈温参观江南造纸厂和工业展览会。
△听取有关方面介绍上海歌剧院的设计方案。
7月30日 陪同奈温观看解放军驻上海部队和上海民兵的军事表演。
7月31日 上午，陪同奈温夫妇乘专机从上海飞往昆明。下午，陪同奈温等游览滇池。次日，飞回北京。
8月2日 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
8月3日 在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时，谈到两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未能如期开成的看法不一致，认为：我们之间对问题提法不一致，但要求、目的是一致的。我们两国对一些问题解释上的不一致，不会妨害我们共同的斗争。
8月4日、6日、18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农业机械托拉斯问题。
8月6日 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会，欢迎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回国。
8月8日 接见柬埔寨王国内阁副首相、国家元首私人顾问宋双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双方商讨了西哈努克亲王于九月到中国休假的有关事宜。还对宋双说。现在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三十五年计划，即第三个阶段。因为工农业都有发展，所以有人头脑又发热了，又想多搞，例如今年大项目就搞了一千二百多个，我们又要压缩。我们必须在第三个阶段的开始，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应该比前两个阶段少犯错误。
8月9日、10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发言中指出：两弹结合试验准备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我们的试验都要从最大的节约出发，不要浪费。开专委会的作用，在于促进，群策群力。
8月11日 在五日听取有关电影工作的汇报后，本日在文化部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阐述文艺工作的方针问题。指出：文艺创作应该从当前的实际出发，不应当从定义出发。要实现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首先要熟悉和懂得工农兵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在目前，最好先有生活实践，然后才能出现更好的艺术实践。文艺队伍可用三年时间下去锻炼，参加“四清”蹲点，深入工农兵的生活。
△近日，多次约有关人员研究农业机械公司，物资分配和管理、本年基建项目调整等问题。本日。又与中央其它领导人一起听取有关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问题的汇报。
8月12日 两次听取薄一波等汇报物资工作。对汇报中提出的物资机构建立供应站、服务队分片包干、深入企业、服务上门的做法，指出：这是一件好事，要很好总结经验。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下建立联合供应站、综合供应站或专业性的供应站，要因地制宜。对于清仓核资问题，指出：物资仓库，要隔几年清理一次。人要整风，物要清仓。每隔五年就应清理一次。还说：对干部要抓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然就会产生贪污，受贿行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和自己的业务联系起来，物资部门是容易见物不见人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根本性的问题。
△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并接受他转交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信。信中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8月13日—15日 应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的请求，前往上海，协助李人俊与华东各省、市委书记研究本年基建项目的调整问题。十三日飞抵上海后，当即听取华东局书记处会议讨论计划工作情况的汇报。在插话中指出：（一）计委、经委不要光管物的生产，也要管人的生产，军队也要提倡计划生育。我们国家那么大，人口多不利于健康，不利于后代。这个工作也要面向农村，城市人口总是占少数。农村青年男女是说得通的。这是件大事。我们搞十五年规划，要为把人口控制在八亿以内而奋斗。计划生育应该提到很重要的位置。讲了十年，城市有些效果。请各省、市第一书记亲自抓一抓。上海市在五年内应把人口纯增率降到百分之一，要不断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二）关于城镇劳动力安置工作，上海、山东、江苏、浙江成立了劳动工资委员会进行试点。要把劳动制度、工资制度、教育制度、计划生育、人员下乡五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搞好。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要成年累月地去做。我们一天不退休，就要一天去抓这项工作。（三）关于水利投资问题，治水要排个队，海河、黄河、淮河，把水害变为水利，是长期的任务。海河、黄河、淮河三河非治不可，但次序是先海后淮。治黄是长期的，究竟要搞多少年还摸不透。在上海期间，与华东各省、市委书记谈话。十五日，飞回北京。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华东的情况作了汇报。
8月16日 出席傅作义夫妇为招待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举行的家宴。
8月16日、17日 约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谈外贸工作。
8月17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接见海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作战有功人员。在讲话中说：这次海战打得好小艇所以能打沉大舰，主要是打了近战、夜战、群战。海战也要近战、夜战、群战，把敌人分开，先打弱的、小的，后打大的、孤立的、强的。
△出席贺龙、罗瑞卿招待李宗仁的宴会。
8月19日 在接见赞比亚政府代表团时说：万隆会议十年后，亚非国家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争取国际平等地位。支持尚未取得独立国家的斗争，支持现在遭受新殖民主义干涉、颠覆甚至武装侵略的国家。除了政治方面的任务之外，第二个任务是进行经济领域内的共同斗争。即在经济上的平等互利与互助合作。这是个新问题。
△在接见以邮电部长迪奥普为首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时说：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必然会影响到政治上的分歧。思想意识必然反映于行动和政策。否则纯理论的争论，不会影响关系，而且也没有所谓纯理论的争论，那完全是空谈而已。
8月20日 在与赞比亚政府代表团会谈时，详细介绍了越南问题的背景，指出美国的“无条件谈判”是阴谋，并说一战争不会扩大成世界大战，但也不能完全由人们的愿望决定。如果美国要与中国打，中国这一关它过不去。中国不会要求其它国家参战。重申中国的立场是四句话：（一）中国不主动挑起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是有准备的。（四）战争一旦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
8月21日 在与几内亚政府代表团继续会谈时，说明中苏分歧并不妨碍民族独立国家和组织向苏联寻求援助。如果这种援助是真诚的、有用的和有效的，越多越好。还说：目前为解决中苏分歧召开任何国际会议（不论是非洲友好国家还是其它国家参加的），时机都不成熟。
8月22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新技术交流和保密问题。
8月23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五十八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分别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指出：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会议同意召开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二，十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议案。
8月24日 接见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苏米亚洛。在谈到革命者与家属的关系时说：革命者应照顾家属。两者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革命利益第一。
3月25日 和陈毅联名致电阿富汗王国政府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优素福博士，祝贺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五周年。电文称：“五年来，中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各方面有了新的巨大发展。中阿两国一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平等相待。中阿两国间的这种睦邻关系，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相处，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同日，接到优素福博士的贺电。
8月25日—27日 同以国务部长拉巴·比塔特为首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进行四次会谈。在会谈中指出美国正在全世界搞各种和谈阴谋，想骗取一个和谈地位，以便长期谈下去，长期赖在越南不走。对美国想利用阿尔及利亚的影响和阿同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来搞和谈阴谋。必须警惕，不能上当。
8月27日 约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谈话，询问地方广播电台的设置、县广播站和公社放大站以及广播喇叭的分布等情况。指出：中央台供向农村转播的节目，包括新闻、科学知识、文艺节目，内容要研究，要真正适合农村。地方台面向农村，作用更大。向农村发行的唱片以及电视，内容也要研究，要适合农村。并强调：要给即将成立的西藏自治区各区、乡配备适合高原情况的半导体收音机。
△看望病中的张治中。
△接见尼泊尔王国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土地改革，粮食和农业大臣基尔提·尼迪·比斯塔。在会谈中表示：中国政府同意由中国援助尼泊尔修建两条公路；同意对尼泊尔第二个五年计划提供援助，包括修建小型水电站和其它项目；同意按照去年给尼泊尔国王赠款的同样方式和数目。对尼泊尔修建住房提供现汇援助。并说：我们完全赞同一面搞农业，一面搞工业。但先搞小的，要又快、又好，逐步满足人民需要，增加国库牧人，然后再搞大的。八月二十九日，出席中国、尼泊尔关于修建公路议定书签字仪式。
8月28日 听取水电部党组汇报全国水利会议情况。提出；我们要不断革命，反对保守，要革命到底。在工作上也要克服保守。在插话中说；（一）中国人民有改造自然的雄心壮志，我们的雄心壮志、伟大理想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水利上犯了错误的经验，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使他们接受经验。才会少犯错误，把理想变成现实，得几代到几十代。一定要通过不断实践，世世代代地实践，不断地修正错误。中国历史五千年了，现在治水的经验还没有总结好，没有系统化。这是个艰巨任务。（二）会议纪要要写出治水的艰巨性。我们的农业底子落后，不平衡，包括地区、季节、气象和水利条件的不平衡等。农业不能乱搞指标，要自下而上，实事求是，要认识规律。水利会议要发动大家讨论一下。（三）农业现代化是毛主席提出的，是战略方针问题，水利工作首先为农业生产服务，要为生产办水利，不是为水利而水利。要有长期观点，长期为农业生产服务。（四）不要怕说穷，中国现在就是穷，当然将来还是要富的。不能大手大脚，即使稍富裕一点，也要讲艰苦奋斗。我的意见，保持穷干，有钱也要拿穷干的办法搞。
8月30日—9月8日 连续七次听取谷牧和“小计委”成员汇报就第三十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赴各地调查研究的情况，并讨论计划的修改方案。
8月31日 在有关台湾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把种播好，把路开得对了就行。
8月 接到李富春从北戴河写来的信，信中对余秋里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提纲提出一些问题〔注〕。在信上批示：“这里边有好意见，我收到的一份已早转秋里，在起草计划时注意研究和采用。”
〔注〕信中主要提出三个问题：（一）关于如何更好地体现毛泽东关于计划工作要考虑“人民、战争、灾荒”三大要素的问题。（二）关于留有余地争取主动的问题。（三）关于二、三线建设的问题。
9月1日 到机场迎接宋庆龄副主席来京。
△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九日闭幕。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周恩来原拟代表中央前往拉萨，因高原气候、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改派谢富治率团前去祝贺。
△和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接见以陈辉燎为首的越中友协代表团。同日出席首都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集会。次日，又在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讲话，严斥美国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玩弄和谈骗局，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同美帝斗争到底的严正立场。
9月2日 国家计委在所拟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中，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将“三五”计划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确定为八百五十亿元。
9月3日 在与几内亚邮电部长迪奥普会谈时说：现在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是亚非头等重要的问题，全世界都在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在越南独立二十周年招待会上公开说，如果不支持越南，还有什么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必要！还说：新中国经济建设，大体上经过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学习苏联。自己不会搞，学是有必要的，应该的。那时是斯大林时期，学得有成绩，苏联帮助也有成绩。但是照搬照抄的多，自己创造的少，所以有缺点，有错误。第二个时期，是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毛主席的创造，但是我们那时没有经验，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辩证地理解不够，我们强调了快和多。当时，由于客观上存在着一些困难，农业上，气候造成严重灾害，另外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几百个合同，停止援助，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样。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现在，国民经济已经全面恢复而且有了发展。从明年起，是第三阶段，我们准备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总结过去两个阶段的经验。同时强调：当前的特点，国际上有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和侵略的威胁存在。我们要和平建设，又要准备对付美帝强加给我们的战争。
9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汇报，基本同意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
9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汇报文化部的工作。
9月7日 就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由克什米尔地区的局部冲突扩大为全面冲突。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同日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
9月8日 书面答复正在中国访问的中东通讯社主编卡迈勒·阿密尔提出的问题，指出目前对世界和平最主要的威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说：亚非会议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会议。苏联既不是亚洲国家，更不是非洲国家，因此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正是根据这个道理，没有邀请苏联参加。苏联不能参加亚非会议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政府将为维护这个原则而斗争到底。
9月9日 为体育工作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发展人民体育，增强人民体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祖国增光。”
9月10日 接见英籍作家韩素音，谈中美关系和越南战争问题。
9月14日 接见马里发展部长库亚特。在谈话中说，在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有巨大潜力的国家要先解决国内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这样才能顶住帝国主义的封镇。这是一条最根本的道路。强调：非洲已独立国家中反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完结，要在帝国主义的共同压力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随时要提防和抵抗帝国主义的干涉、破坏和侵略。
9月15日 在毛泽东处开会，研究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
9月17日 在接见印度尼西亚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时表示：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否开成开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很想与苏加诺总统和苏班德里约博士交换意见。
△陪同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挎田里见等。
9月18日 针对中国船员在航行中与苏联船员接触的有关情况，和薄一波批示交通部门：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对苏联广大船员如碰在一起，不打招呼不好，而且应有计划地有准备地进行接触和工作。
△审看刚拍完的影片《东方红》的全部样片。提出，要再加一把劲，使它达到完美境界，争取提前完成，国庆节上映。
9月18日—10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并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还强调“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会议同意“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方针。
9月19日—21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等召集中央军委座谈会，研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其可能出现的前景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
9月21日 约罗青长、吴冷西等谈帮助李宗仁准备记者招待会事宜。应李宗仁要求，指定吴冷西、龚澎、张彦、姚溱四人担任记者招待会顾问。
9月22日 接见印度尼西亚经济代表团，在谈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时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介绍的仅仅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不完全，而且好的、成功的说得多，犯错误的、受挫折的说得少。将来还要补充一些东西。因为只有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全面的。我们敢于正视错误，找出纠正错误的办法，这样对个人和对事业才能不断前进。
9月23日 约李宗仁谈话，就李宗仁召开记者招待会等问题交换意见。二十六日，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9月24日 对新华社关于农业生产的报道问题提出：要强调农业生产的不平衡性。不要强调指标，要考虑到有利和不利的两个方面。要批判为水利而水利的思想，搞水利是为了发展生产，要强调艰苦奋斗。不要稍稍富裕一点就不讲艰苦奋斗。应该首先是“好”字当头，不要“大”字当头，不要什么事都提倡“大办”。
△飞抵重庆，迎接西哈努克。当日又亲往其住地拜会。
△对重庆机场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问题，指示有关部门对机场加以扩建、改造并缩短从机场到市区的公路。
9月25日 陪同西哈努克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后。和陈毅夫妇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一行乘船前往武汉访问。二十六日，与西哈努克等观赏三峡风景。沿途，与西哈努克进行两次单独会谈。二十七日，船抵武汉，当日，周恩来飞回北京。
9月28日 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等到机场欢迎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典礼并进行国事访问的西哈努克一行。
9月29日 和刘少奇等出席反映柬埔寨十年来建设成就的《今日柬埔寨》展览会开幕式。
△获悉非洲某国领导人准备邀请非洲以外的国家以观察员身分参加非洲首脑会议，今日向正在中国访问的一个非洲国家官员表示：绝不能开此坏的先例，使地区性的会议遭到破坏。
9月30日 陪同西哈努克参观北京电子管厂。在参观中鼓励工人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和刘少奇同西哈努克举行会谈。
△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在讲话中指出：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必须分清是非。正义的事情，我们一定支持；非正义的事情，我们一定反对。对于一切侵略者、压迫者，我们是他们的死对头；对于一切反侵略、反压迫的人民，我们是他们的好朋友。
9月30日、10月1日 在接见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普尔·萨勒一行时说：对亚非会议，我们现在的态度还是希望能够开成、开好。但是我们又要考虑到面临着的一些障碍，就是美苏合作，还加上利用联合国，从亚非国家之外和之内来进行破坏，把原来预定的反帝、反殖的基调降低，还说：万隆精神不会失败，假使第二次亚非会议开不成，万隆精神还要发扬光大。
10月2日 指示新华社：《参考资料》的标题要纯客观，不要有任何倾向性。
10月3日 出席张治中招待李宗仁的午宴，
10月6日—11日 和陈毅，罗瑞卿、方毅等与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六次会谈。
10月8日、11日、21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计划、粮食、救灾和水利工作。
△接见海军航空兵在海口地区上空击落美国F—104型战斗机并活捉美军上尉飞行员的有功人员。
10月9日 在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法鲁克时说：亚非会议有很大可能开不成。印巴问题未解决。印度尼西亚最近不幸发生国内问题，情况迄今尚未全面弄清。现在苏联又要钻进来，在亚非会议上开辟中苏论战的战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都各有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可能要延期。
10月10日 在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写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及一九六六年计划提出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向中央的报告》上，向毛泽东提议：约各大区书记一议，并当场定案。
10月15日 主持有六个大区中央局书记、大军区负责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目前形势问题讲话。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形势，有主流，有逆流，有明，有暗。在世界的斗争深入和分化的大动乱的时期，这些特点要抓住。不能只看到一面，忽略另一面，只看到主流，没有看到逆流。
10月18日 约外交部、国务院外办负责人研究亚非会议等问题。
10月19日、20日 和陈毅等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七和第八次会谈。
10月20日 在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时说，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我们坚决主张延期，以避免分裂。我们面临着分裂的形势，中国肯定不参加。会议达不成协议，而采取表决的办法就违反了万隆精神。
10月22日 致函亚非国家和政府首脑，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并且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后来当我们发现，会议如果召开，将面临分裂的危险，我们就毅然同意了延期开会的主张。面对着当前的复杂情况，为了亚非团结的利益，我们认为，必须慎重地权衡现在举行亚非会议的利弊得失。中国政府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认为与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强行开会，造成亚非国家的分裂，不如暂时不开，还能有利于亚非人民维护万隆精神、坚持团结反帝的事业。如果硬要如期召开，中国政府将被迫不能参加这种导致分裂的会议。〔注〕
〔注〕十月二十五日，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常设委员会阿尔及利亚主席，不顾中国、柬埔寨、越南、朝鲜、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几内亚等国的反对，强行裁决第二次亚非会议在十月二十八日召开。十月二十六日，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不参加这样的亚非会议。
△致函英国哲学家罗素，称赞他在公众集会上谴责美国侵略行径、不畏强暴的豪迈气概，支持他为国际主义与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十一月三十日，罗素复信周恩来，表示将全心全意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
10月23日 电嘱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约苏班德里约谈话，阐明中国政府对召开亚非会议的立场，并询问印度尼西亚的态度。
10月24日 出席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宋庆龄、董必武、郭沫若等被推选为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为主任。三十一日，周恩来出席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0月25日 出席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十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0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赵尔陆汇报国防工业会议和国防工业政治工作会议情况。
△指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十二三种文字广播中国政府关于强烈谴责美国、南越轰炸柬埔寨村庄的声明和关于反对强行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声明，并注意收集反应。
10月29日、30日 约谭震林、薄一波、陈正人、王光伟等研究农业机械管理体制问题。
10月30日 到全国农业展览馆参观“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预展。
10月31日 到人民大会堂参观川汉铁路选线模型展览。
△出席文化部、全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为纪念聂耳逝世三十周年、冼星海逝世二十周年联合举办的音乐会。
秋 电告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可招收“社来社去”试点班，为农村培养一批不脱产的医务人员。一九六六年起。总校应与分校一样，全部实行“社来社去”。
11月1日 接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全体代表，就计划生育与卫生工作如何面向农村问题讲话。要求卫生工作把重点放到农村。提出：在五年之内真正把农村中三种卫生人员培养起来。一种是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每个生产队有一名；第二种是在生产大队和一部分公社能够有半脱产的卫生员；第三种是为公社或区里培养脱离生产的专职医生。“这是一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如何培养？“一定要组织大中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以及军队的医务人员，分期分批组成医疗队，到农村去，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治病，一是培养医务人员。只要真正为农民治病，为他们培训医务人员，农民就欢迎得不得了。”同时，也要留一些年老的、经验丰富的在科学研究机关和教学机关。他们可以教学生，也可以写点东西，把丰富的经验留下来。并说：人就像蚕吐丝嘛，丝吐完了，我们人尽了责任了，就应该结束自己了。把最后一根丝能吐出来，对人类对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都有贡献。还说：我们要把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不是几十年，可能花几个世纪。为什么这样看，要和全世界联系起来看。你一个国家不能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还有帝国主义存在，还有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你被包围着，怎么能单独搞共产主义呢？说厉害点，是乌托邦思想，这是不现实的。在谈到计划生育时，说：怎样使我国人口能有计划地生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得太快，生产就跟不上，这是一个大问题。要使全社会都能够按照计划生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以内把人口年纯增率控制在百分之一，这就很了不起。”
11月2日 在接见智利议员代表团时说：中国虽然人多，有六七亿，但在自己的土地上可做的事情很多。假如我们工作做得更多、更好，就可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有人说，中国人口多就要向外扩张，这是没有根据的，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说的话。
△在接见尼泊尔新任驻华大使伦迪尔·苏巴时表示，中尼两国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中没有利害冲突，今后也不会有。两国之间小的纠纷都很快解决了。两国已友好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同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也同样解决了边界问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总会得到友好解决的。
△在阿尔及尔强行召开的亚非会议四十五国外长筹备会议决定：原定在十一月五日举行的第二次亚非最高级会议无限期推迟。同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即将离任的叙利亚驻华大使拉斯兰时说：经过很多国家会内和会外的努力，现在大概有了一致的认识：目前形势不利于召开亚非会议。现在延期，就维护了万隆精神，
11月4日 在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米特鲁·乔治乌时说：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可能是一件好事。这样，可以避免一个形式上的分裂，万隆精神、协商一致的原则还可以保持。
11月5日 出席程潜招待李宗仁的午宴。
1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半工半读问题。
11月7日 上午，飞往广州。八日晚，返抵北京。
11月9日 和刘少奇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会谈，讨论印巴冲突问题。
11月10日、11日 同受金日成首相委托来中国访问的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就一些国际问题举行四次会谈。
11月13日 给国务院组织召开的计划、基建、财政等专业会议作报告，阐述计划问题。指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一九六六年度计划。那是根据去年和今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屡次指示和会议的一些决定起草的。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更落实一些，更实际一点。同时，也把过去这十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所以，这是一十比较好的计划。强调：计划文件经中央批准以后，就要付之实施，这是更重要的环节。实施中要靠两头，一方面要拿毛泽东思想挂帅，另一方面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你只要留心学，在劳动人民中遍地是人才，遍地是我们的老师。在讲到执行计划时说：这个计划不是机械的和一成不变的，在执行中还会有些小变化，经常的变是不许可的，但是计划总要调整。在讲到根据这一计划进行建设要有重点时，提出了五个重点：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报告提出，要约束人口的增长，在增加生产和计划生育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报告还谈到进口物资的原则。说必须是急需的、好的、不重复的、及时的和政治上许可的。
△晚，在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会议讨论的情况时，就国防、农业谁放在第一位问题指出：我原来的提纲是国防第一，一看省市的同志都来了，就倒过来讲。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国防、备战和大小三线的建设项目定了，我担心忽视农业。国防、三线，从七亿人口来说，还是少数人做的。农业就是备战，备战、农业、备荒分不开。在讲到如何办农业时说；我国的农业大有潜力，大有可为，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小型为主，大型为辅；集体为主，全民为辅；自办为主，中央帮助；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要抓紧、抓快、抓狠；要全民办农业，县、公社都要抓农业。每一个季节都不能耽误。
△夜，就两艘美制蒋舰“永昌号”、“永泰号”窜入福建崇武以东渔场进行骚扰事，批准担任护渔任务的海军舰艇部队予以严惩，指示：集中兵力先打一艘，一定要打好，发扬我军近战、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并和贺龙亲自指挥。十四日凌晨，我军击沉“永昌号”，重创“永泰号”。海战结束后，周恩来委托陈毅到前线看望参战部队。
11月15日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为发展人民广播事业而努力。”
△为学习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题词：“一定要学习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并抄录王杰诗句：“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
11月15日—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建设重点以及半工半读教育等问题。在十六日讨论中插话和发言说：不要使人误解为现在实行半工半读就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这个方向必须肯定，但是到消灭差别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半工半读是一个方针、方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不行。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是长远的目标，现在是尽可能使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相结合，不要使两者对立，不要像过去那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半工半读的前途是培养青年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三句话，必须联系起来，才有目的性。并提出实现半工半读所要解决的几个思想问题。在十七、十八日的会议上，就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作说明，其中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摸了九个月，有了经验的初步总结，比较接近实际了。现在更要使它落实。有了计划指南，中央和地方要反复讨论。“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战略方针，又是当前工作。农业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要任务，要抓得更好，抓农业大有潜力，要依靠农民，依靠集体，依靠科学。准备打仗、搞三线建设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投资少一点，也要把农业继续搞上去，要少花钱多办事，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建议中央批准这一计划。会议决定抓紧试办和推广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学制，并同意刘少奇提出的“五年试验，十年推广，如果五年试验不够，也可以增加一点试验时间”的意见。会议还原则批准了一九六六年发展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计划。
11月17日 听取有关财政情况的汇报。
11月19日 约杨尚昆谈话〔注〕。
〔注〕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
△和刘少奇致电西哈努克亲王，感谢柬埔寨王国政府在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又一次为驱逐蒋介石集团分子、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坚决的、成效卓著的斗争。
11月22日、23日 与来访的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会谈。在二十二日的会谈中感谢坦桑尼亚代表在联合国仗义执言，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目的合法权利。并说：这次联合国的投票也是一次检阅。支持十二国提案〔注〕的票数是四十七票，反对的也是四十七票，票数相等。弃权的二十票，还有三个未投票，所以实际上反对提案的是少数。二十三日下午，陪同宋庆龄会见卡瓦瓦。
〔注〕指在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上由阿尔巴尼亚、柬埔寨等十二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联合提案。
11月24日 接见参加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在听取汇报时说，设计人员不能算非生产人员。而是生产人员，要通知劳动部、统计局改过来。领导要革命，要以身作则，要带头实践，只说不做不行，要自己抓，自己要首先向群众请教。当个“长”不容易，第一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第二要参加实践，向群众请教，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第三要自我批评，有错误带头检查。把大家的积极性带动起来。规章制度方面的烦琐哲学来探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学了苏联的教条主义。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不能都怪苏联。我们的公文这一套就不是学苏联的，发一个文要五六个部长都画了圈才能出去。封建社会有许多繁文缛节也影响了我们，还有习惯势力。对这些我们不敢改，没有革命精神。我们要研究外国好的经验，为我所用，用自己的思想来指导。规章制度要因地制宜，不要求全。最后，对与会代表提出两点要求：一方面要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四篇哲学论文，没有辩证观点就会形而上学，自然科学家不学哲学就会产生机械唯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实践和群众结合，走群众路线。
11月25日 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会议于十二月十四日结束。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
△飞往上海。
11月26日 和罗瑞卿接见在“崇武海战”中荣立战功的解放军舰艇部队的代表。与干部战士们一起探讨海上作战战术，叮嘱大家。要认真总结这次海战的经验，胜不骄，败不馁，争取新的胜利。
在上海期间 举行宴会，庆贺斯特朗八十寿辰，说：斯特朗女士四十“公岁”，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她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祝贺她永远年轻。
11月27日 返回北京。
11月28日 在与中共港澳工委负责人谈港澳工作时指出：在我们的机构内部，对职工的教育基本上是爱国主义的要求，就是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适应港澳的实际情况，提团结、教育、提高也可以。重要的是爱国主义的要求。不是社会主义改造。港澳地区不要照搬国内的一套。只能要求自己的干部在思想作风上严格一点，但在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上也要照顾当地的习惯，否则，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记住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毛主席的根本思想。又说：现在搞组织工作的同志，仍把党员和群众在填表时分开来提，一种是党员，一种是群众，这是不妥当的。其实党员也是群众。如党员认为自己不是群众，就变成高人一等。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党员群众和非党员群众，或者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
△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派人到空军、边防军有关单位，现场检查部队中阶级教育、军队民主和制度等方面工作中的不足和缺陷，及时改进。
11月29日、12月1日 接见以副总理黎清毅为首的越南经济代表团。并主持中越经济会谈。
11月30日 接见来京参加法国工业展览会的法国外长代表让·肖维尔。在谈话中表示：中国支持越南反对美国和谈骗局的立场。还说：“中国的经验以及我们大家的经验，都是不打到美国认输，它是不会同意谈判的。”“越南战争是美国在升级，责任在美国，不在任何别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邻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不仅提供精神上的，而且提供物质上的援助，是完全应该的。”十二月二日，参观法国工业展览会。
△《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通知转载姚文元十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加了经周恩来和彭真修改审定的按语。按语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按语的精神是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
12月2日 和朱德、彭真、贺龙等出席李宗仁为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表示谢忱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祝酒。
12月4日 接见以凯山为首的老挝人民党代表团。
12月8日—15日 在上海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发起突然袭击，罗列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随后，罗瑞卿被调离军事领导岗位，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12月17日 回到北京。
12月18日、19日 和陈毅同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会谈。
12月19日 看望黄炎培。二十一日，黄炎培病逝，周恩来前往向遗体告别。二十四日，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并出席首都各界公祭仪式。
△出席首都各界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大会。
12月20日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为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招待会上讲话时指出：美国的所谓“无条件谈判”实际上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南越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抵抗，要越南北方人民放弃支持南方的同胞。已经深深陷入侵略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正在策划新的扩大战争的阴谋，有可能进一步把侵略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和中国。中国人民早已做好准备，如果美国一定要在扩大战争的道路上走下去，同中国人民再较量一次，中国人民将坚决应战，奉陪到底。
12月22日 邀请新疆和田文工团和内蒙古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的文艺工作者到中南海家中做客。和大家一起吃窝窝头、大锅菜。并对乌兰牧骑队员们说：你们走遍了全国，带动了全国的文艺团体。希望你们保持乌兰牧骑的称号，把革命的音乐、舞蹈送到人民群众中去。你们住了高楼大厦，不要忘记了蒙古包，坐了火车，不要忘记了骑马。你们还要回到马背上去，回到贫苦牧民中去。
12月23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外贸、粮食问题。
12月24日 致信邓小平、李富春：“我在政府各部委传达会上，说了每个单位负责人（有的只是党组或党委成员）回去后，可以向本党组或党委传达罗〔注1〕的问题，但不许下传，也不许作笔记。听说党的各部委和工、青、妇和各党组只限于本人知道，可否也通知他们在同级中传达，以示一律，妥否请酌。”邓小平于同日批：“由李质忠〔注2〕同志转告各单位，照总理意见办理。”
〔注1〕罗，指罗瑞卿。
〔注2〕李质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2月25日 约陈漫远〔注〕、周荣鑫等谈农垦工作。
〔注〕陈漫远，时任农垦部代部长。
12月26日、27日 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会谈。
12月26日 约杨成武谈话。
12月27日 和邓小平、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接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的骨灰由沈阳运抵北京，并护送骨灰至八宝山革命公墓。
12月29日—31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国防工业争取两年时间完成三年任务等问题。在发言中提出：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群策群力的结果。今年为两弹结合试验年，明年是导弹年，明年在导弹上要前进一步，希望后年要出更大的成果。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要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否则会落后。任何时候都要谦虚谨慎。号召大家学习王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精神，并说；这两句话我很欣赏。会议批准了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年规划（其中包括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
12月31日 看望黄文欢。
2007/09/10
1965年六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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