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周恩来再三交待：周同宇职务的安排要尽量低，因为他是我的弟弟
周恩来从不以权徇私情，他对平辈亲属的爱护之情更多地表现在政治上的严格要求、鼓励和经济上的尽力接济上。
周总理是长兄，二弟恩溥，一九四五年去世了；三弟恩寿就是秉德的父亲，比周恩来小六岁。周恩来在九岁那年丧母，从此担起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周恩寿后来追随着哥哥到沈阳、天津读书，还进过黄埔军校，一九二七年他脱离政治转而经商。
解放战争时期，他利用商人的身份为共产党做了一些事情。建国前夕，他被送进华北大学学习，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周恩寿后来一直用“同宇”的名字，毕业后先分配到冶金部钢铁工业局，不久又转到内务部。周恩来对他唯一的亲弟弟工作的安排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
周秉德说：“我一直不知道父亲在内务部做什么工作，后来还是内务部长曾山的儿媳妇告诉我，她的公公在聊天时说过，总理的弟弟刚调到部里时，总理曾再三交待：‘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的职务尽量低，工资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来我父亲胃溃疡，身体不好，经常请假休养，不能正常上班，伯伯就让他提前退休，并叮嘱内务部办手续。曾山没当回事，以为总理只是表个态，拖了一段也就忘了。但伯伯根本没忘，见了面就问，甚至提出批评：‘你再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他不能拿着全工资不上班。’大约在我父亲提前退休后，伯伯给我们每月的补助增加到二百元。伯伯就是这样，宁可他从自己的工资里拿钱，也不让组织照顾。”
据今天能够了解到的，周总理有十多个舅舅和姨妈。除此之外，和他有过密切关系的姨外婆龚家，以及过继母亲陈氏的娘家，也都是大家庭。因此，周总理有许多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和表姐妹，其中有一些和他在童年时代有过很深的友谊。
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一位不寻常的客人。总理待他异常亲切，一见面就用亲昵而又风趣的语气跟他开玩笑说：“你可是个‘上宾’呵！打扮得像个大少爷了！”
他叫万叙生，是总理十三舅万富之的长子。他比总理大六岁，是总理的表哥。
万叙生望着总理朴素而略显破旧的制服，听着表弟开玩笑的话，弄得有点面红耳赤，后悔自己“这一着”走错了。他尴尬地说：“不瞒你说，这套西服是东奔西跑借来的呢！我想，您当总理了，接见的都是重要人物，要是穿得太寒酸，怕给您丢脸呵……”
话没说完，总理已经亲切地给他“解围”说：“坐下、坐下！以后可别这样了。到我这儿来，就跟到家一样。兄弟们叙谈叙谈，可不能讲客套呵！”
中午，总理招待表哥吃了一餐炸酱面，虽然很简朴，那是他们小时候都喜欢吃的。亲切的谈话从餐桌上开始了。总理问起万叙生个人和家庭情况。万叙生讲着，总理耐心地听着，除了简短的插问，一点也不打断他的话，让他详尽倾吐了自己的心思。等他说完，总理递给他一个削好的苹果，说：过去，你不给日本人干，是爱国的，很好。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你怎么能不想干工作呢？现在干工作，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人民服务。你看，全国在开劳模大会，劳动光荣呀！人家有的比你年龄大得多呢！按你的年纪，还可以为人民干十五年……说着，伸出五个指头，又翻了两番。万叙生默默地倾听着，并向总理说：“那我能干些什么事呢？”总理说：凡是有益于人民群众的事，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计较职位，不计较报酬，这就叫为人民服务。听完这番话后，万叙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后来，他勤勤恳恳地投入了街道居委会的工作，受到群众的信任和尊敬。
一九六二年，万叙生曾写信给周总理提出了他的女儿安排正式工作的要求。周总理委托办公室一位同志代写了一封回信，信上说：“关于你要求解决四女的工作和前所在机关对你家庭照顾之事，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我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的亲友给予特别照顾，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四女现在有临时工做，很好，要教育她不管参加什么劳动都一样，只是社会分工不同，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工作，都是光荣的”。他的表侄女深为他这种克己奉公，不利用职权为晚辈搞特殊化的高尚行为所感动，为自己要父亲写那封信的举动感到内疚。当然，周总理对于表哥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还是作了适当的帮助。他随信寄去人民币六十元，还寄去一些衣服，帮助表哥解决一些急需。
一九六四年二月，在一个积雪盈尺的清晨，万叙生在扫雪的时候突然昏倒了。他被诊断为心肌梗塞，万叙生苏醒后，挣扎着写了一封意气恳切的信：
翔宇表弟：……叙生碌碌如常，毫无进展，所幸在为人民服务工作方面，未敢懈怠延误，也来犯过错误，所做工作均得各方面满意。至为遗憾的是，你要我为人民服务十五年，我才工作了十三年……
他死后，扬州市人民政府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万叙生的女儿写信向总理报告了经过。
总理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给扬州市公安局写了一封信，并寄来一百五十元，说：万叙生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事，是应该的。追悼会如果花了钱，就用这一百五十元作补偿；如果没有花钱，可转给他的亲属使用。
在万叙生死后，人们传颂着他的先进事迹，并终于知道万叙生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的主要动力，来自周总理的鼓舞。
龚志如是周总理一位姨外婆家的表姐，和他在龚家家塾同窗攻读过的孩提之交。
一九四八年，龚志如失业了，一九五一年她在亲友们的鼓励下，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经历、处境和心情。但信发出以后，她后悔了。她想，也许这是不恰当的。
出乎意外的是，周总理很快写了回信，是亲笔。多么熟悉的字体，多么亲切的称呼，多么令人鼓舞的话语呀！
随信寄来了五十万元旧人民币，说是略表对龚家过去支持他的谢意。至于工作，周总理安慰她说：只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政府会量材录用的。这使她回忆起他童年时代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不徇私情，但又入情入理，令人心服。
不久，她填写了一张失业人员的登记表，后来被分配在华东机关幼儿园工作。
一九五二年秋的一天，有一位陌生的客人说，有个亲戚在门外要见见她。她跟出门后，在一个转弯的地方，停着一辆崭新的小轿车。
“有位中央首长要见您，请吧！”当车子在一个院落停下后，她看到周总理和邓大姐从门里走出来迎她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多少年的心愿实现了，而她却感到窘迫起来。
“志如姐，”周总理像是看出了她的紧张，主动和邓颖超同志一块上来搀扶她，并用轻松和幽默的语气说：“你怎么比从前矮啦！”
这句话一下解除了龚志如的紧张，使她变得轻松自如了。
“总理好，邓大姐好……”龚志如想谢绝他们的搀扶，但没有办到。
“我们这是家庭聚会，你还叫我七弟；她比你小，叫弟妹……”总理和邓大姐扶着她进了客厅。
总理首先问到姨外婆和表舅龚荫荪，问到他们晚年的遭遇和后代的情况。
话题引到了童年。他们无拘无束地谈着童年的往事，总理侃侃而谈，津津有味，时而站起来用手势比划着过去的情景，时而爽朗地放声大笑。
他们一直谈到天晚。
晚饭是在一张小桌上吃的。只有四碟小菜，其中一个炒蛋是为客人加的，完全是家常便饭。
饭后，总理又问到龚志如的工作，问到幼儿园孩子们的生活和教育。他几乎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去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来帮助他决定国家大事，幼儿教育也不放过。他称赞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劳动，鼓励龚志如为之献身。
晚饭后，龚志如主动向总理诉说自己的遭遇。在她整个哭诉个人身世的过程中，周总理默默地谛听着，不时用简短的插话安慰她：“那是旧社会呀！”“也怪我以后没再帮助你呀！”尽管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眼见过比龚志如遭遇更曲折、下场更悲惨的同一代人，他仍然不能保持心情的平静。他认真地谛听着，思索着，而表情上却像一个宽厚的长辈待一个受了委曲的小孩那样，慢悠悠地削好一只苹果，放在她的面前，说：“不要太激动！吃罢！”并安慰她说：“现在不是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吗？很好嘛！”总理看她情绪平定以后，鼓励她说，人没有生而知之的。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时，他已经在进步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龚志如吃了一块苹果。这时，她感到如释重负，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话，向自己最希望见到的人倾吐出来了。她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竭力搜索着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忽然，她想到一件事，说：“总理，我有一件事不够忠诚老实……”
“什么？”总理突然一惊，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什么事呀，说说看。”
“我隐瞒了年龄——六岁，现在怎么改呢？过去证书都这样填的！”
总理站起来哈哈大笑，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友好，说：“那是旧社会嘛，为了吃饭嘛！改过来不就行啦！”
龚志如感到轻松了。空气变得活跃起来，忽然，她叫着周总理的别名说：“翔——宇。你现在可以自由地在宇宙飞翔了！飞机来，飞机去；中国，外国……多好呀！你没有辜负我父亲对你的希望……”
总理没有立即答话。他充分理解这句话的涵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七亿人口的国家总理，和一个基督教徒，一个幼儿园保育员之间，在对“自由”的理解上，有多大的差距呵！他笑了笑，说：“‘自由’吗？可不是那么回事。我到外国去，是代表国家呐，一举一动有人照像，一言一语有人录音，不能出一点差错……我看，论‘自由’嘛，还是你比我‘自由’！”
龚志如感到自己的话“走了边儿”，虽然总理是那样笑容可掬，丝毫没有奚落她、责备她的意思。
“我得好好学习呐！”志如说。
“我们都得学习，不学习就要落后。”总理说。
夜深了。虽然总理是习惯于通宵工作的，但考虑到龚志如明早还要上班，主动提出要她回去休息，并答应以后有机会再来看她。
从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胞弟、表哥、表姐的交往可以看到：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周恩来同这些平辈亲属有过亲密无间的手足情谊。几十年后，周恩来和他们从思想上、社会地位上的距离拉大了，而这种手足之情却愈加深厚。周恩来深感到身为长兄和先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有责任帮助他们进步。因此，他对他们的要求是严格的，有时是严厉的，但这中间包含着无比深厚的爱。
2007/09/10
第四章 家教·家规·家风（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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