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全国同胞们：抗战将近两年，二期抗战也进行了半年多，目前抗战形势究竟怎样，这是大家急于要知道的。但为要了解目前抗战形势，必须先弄清二期抗战的重心究在哪里。依我的见解，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不论从敌我及国际哪一方面来看，二期作战的重心都在敌后。武汉陷落以后，敌人指出新阶段的战争是建设战争，这证明重心是在敌后。我南岳会议〔2〕最高统帅的指示，如“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宣传重于作战”、“精神重于物质”、“节约重于生产”等等，以及决定以几分之几的人力、兵力、财力深入游击区域，也都是重视敌后的明证。在国际方面，他们认为我们失去这样多的大城市，还能不能继续抗战，尤其是在沦陷的区域中，敌人能不能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补偿他的损失，来打我们。这种关心，也正是重视敌后。我们看，假使一期作战敌我争夺的重心是在正面，那么，二期作战敌我争夺的重心便在敌后。因为一期作战，敌人的目的是在以其强盛的兵力求得速战速决，从正面压倒我们，不图打了十五六个月，敌人消耗兵力六七十万，并不能歼灭我们主力；占领了我们许多城市及交通要道，分散兵力过百万也并不能控制我们；尤其是我们战斗意志并不因屡屡撤退而丧失，反而愈打愈强。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既归失败，于是进而便以诱降的手段，发表近卫声明〔3〕，企图速和速结。这个声明虽然勾引了卖国贼汪精卫〔4〕的响应，但禁不住委员长〔5〕驳斥近卫声明的当头一棒，打得近卫下台，精卫显露了卖国投降的原形。速和速结既又失败，敌人知道即使再进占两三个大的城市，也不能歼灭我们主力，更不能解决战争，但敌人的兵力却会更加消耗、更加分散，诱降的企图反会更加无望。要是决心进行长期战争罢，敌人又决没这个把握，兵力的不够、财力的不济、物力的缺乏、人心的厌战，都使日寇军阀决不能作真正长期战争的打算。
因此，这半年来，敌人的方针便转向以战养战，作战重心便转向敌后。所谓以战养战，便是企图拿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补偿他的损失，继续来打中国。以敌人的想法，假使将敌人占领的区域真正为敌人所用，则敌人今日所侵入的十四省区，的确是中国人口最密、物产最丰、财富最多、交通最便的沿海各省，以此资敌，当然敌人困难会减少，而我们困难会加多，敌我相持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敌人是不是能如愿以偿呢？我们的回答是，决定于战斗，决定于各方面的斗争。我们现在看，敌人是怎样在进行以战养战企图的：首先，在军事方面，半年来敌人是“扫荡”重于进攻。敌人在华兵力，约三十六个师团番号，除南昌枣阳两次战役〔6〕敌人使用了五六个师团向正面推进外，其他约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都使用在敌人占领区域之防卫与“扫荡”。所以这半年来，我们在正面只看到南昌枣阳两次较大的战役，而在敌后则敌之“扫荡”战与我之反“扫荡”，几乎到处都有，从华北到华南，每天都在血战。次之，在经济方面，敌人是开发重于封锁，建设重于破坏。这半年来，敌人自兴亚院〔7〕成立之后，尽力企图经营在华占领地区的经济，如恢复工厂、矿山，收买原料、粮食，推销仇货，发行伪币，建设交通、海港等等，都是想从中国来补偿损失，维持战争。再次，在政治方面，敌人已知南北傀儡政权全无作用，故极力勾引汪精卫，企图由汪来组织伪党伪政府来分化我国。最近汪逆精卫跑到上海去，组织所谓“世界和平会”，即是这种叛国逆谋的具体步骤。另一方面，敌人还企图勾引吴佩孚〔8〕组织伪军，以中国人来杀中国人，但吴佩孚究竟胜过汪精卫，至今不屈，于是日寇不得不利用落伍军人、土匪、流氓来组织皇协军、绥靖队这些不堪一击的伪军。更次，在精神方面，敌人是欺骗怀柔已渐渐重于残暴屠杀。作战近两年，敌人已知其残暴政策只能增强我国人更大的同仇敌忾，决不能压服我国人心。因此，敌人乃不得不提倡对华新认识。但不管怎样，仍然是建设东亚新秩序、东亚意识、东洋思想、共同防共那一类话。以上这一套法宝，便是敌人重视敌后以战养战的具体计划。
计划实施的效果怎样呢？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半年来敌人并未达到他以战养战的预期效果。扫荡战因愈扫荡而兵力更散，更加无力进攻。经济开发遇到我们抵制封锁，“建设”遇到我们破坏，收效也就会极微。汪精卫叛迹愈著，他的欺骗作用也就愈小，死期也就愈近。精神欺骗，只要我们随时揭穿，警觉着大家不要上当，则“和平便是投降”、“反共即是灭华”的至理名言，将永远为我们抗战的戒条。并且汪精卫叛国的勾当做得愈多，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也愈易暴露，愈难收效。即使过去敌人有一些收获，也都因为我们自己有些弱点，有些缺点，并非敌人之强所致。我们要知道，一期作战敌人还凭着他自己的国力来进攻我们，故我们当时在争取主动。现在二期作战，敌人要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其主动已操在我，只要我们努力，不让敌人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则敌人便无法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而只有继续失败。所以我说，二期作战争夺的重心在敌后，便是这个道理。
认清这个道理，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也可说是展开敌后的全面战争。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二：一个是建立游击根据地；一个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建立游击根据地，不仅是军事任务，而且是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的任务。要与敌人展开全面战争和各方面的斗争，必须在敌后有根据地的建立，才能依靠那里的土地、人民和生产进行精神动员、武装斗争、抵制和破坏经济封锁、推翻敌伪政权、瓦解伪军、动摇敌军、恢复自己政权等等工作。没有根据地，便没有一定的土地、人民和生产，便无法与敌人进行长期的敌后争夺，而敌人以战养战的危险便会增长。所以，变敌后为前方，必须以建立游击根据地为最具体的要求。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是游击战争的直接任务，游击战不拒绝在必要时机袭占敌人占领的大城市，不反对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主力，但经常的任务是在不断地杀伤敌人、破坏敌后，只要我们深入敌后的作战部队不断地消耗敌人，则积小胜成大胜便是今天的战略任务。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一个根据地像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二十个根据地，我们可以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假使我们每一游击部队平均每天能消灭敌人十个，则全国有一百个这样游击队，便可消灭敌人一千，一年便可消灭敌人三四十万。敌人最基本的弱点是兵力不够，怕损失。我们如能牵制敌人向后，而又消耗极大，则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成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达到成功，争夺敌后的任务，也可完成大半。重心认定，二期抗战一定可进入有利于我的相持阶段，以争取最后反攻的到来。因此，我们今天的要求是全国最好的兵力、最优秀的人才，都应该深入敌后，争夺敌后，在那里去建立根据地，到那里去消灭敌人，以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
【出处】
根据一九三九年群众周刊社出版的《群众》第三卷第五期刊印。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的广播讲话。
〔2〕南岳会议，指南岳军事会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二百余人出席，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的开幕式并致词。会议内容主要为：总结第一期抗战的得失，研究整军、建军方案，制定第二期抗战的作战指导方针，重新调整各个战区，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等。但是，实际上会议并未制定出对日作战的正确方针，自然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军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相反，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却日益采取对日消极避战，以求保存实力，同时积极推行反共、限共的错误政策。
〔3〕近卫声明，指第二次“近卫声明”。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改变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以此结束侵华战争。同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关于对华政策的第二次声明，放弃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第一次“近卫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声明说：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同日，近卫文麿还发表了对声明的解释，对国民党政府多方诱降。
〔4〕汪精卫，曾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逃往河内，同月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5〕委员长，指蒋介石。
〔6〕南昌枣阳两次战役，分别指南昌战役和枣阳战役。南昌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期中、日军队在南昌地区进行的攻防战役。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日军为确保武汉安全和切断浙赣铁路，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四个师团越过修水进攻南昌。二月二十七日，日军经过激战而占领南昌。四月二十一日中国军队集中二十个师的兵力，在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实施反攻，但屡攻不克。五月九日，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枣阳战役，即随枣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期中日军队在鄂西北地区进行的战役。一九三九年四月三十日，日军为确保武汉安全，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三个师团和一个旅团向随县、枣阳、桐柏一带进犯。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约十六个军与日军激战，枣阳、南阳、桐柏均失而复得。至五月二十三日，双方恢复原有态势，沿襄河一线对峙。此役毙伤日军一万三千余人。
〔7〕兴亚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是日本近卫内阁直辖的殖民侵略机构。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副总裁由日本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设第一部辖政治，第二部辖经济。其分支机构设在北平、上海、青岛、汉口、广州、厦门等地。各地汉奸政权要受兴亚院联络部及日军司令部的双重监督。在经济侵略方面，兴亚院在北平设有“北支开发会社”，华中设有“中支振兴会社”，其下尚有很多大小生产会社，在兴亚院联络部指导下，负责工商统制和经济开发。金融方面，在北平设立“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在上海设立“储备银行”，作为财政调度的核心机关，其发行的纸币，分别与日币规定兑换率，将占领区划分南北两部分，不准货币交流。
〔8〕吴佩孚，原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二七年被北伐军打败。九一八事变后，曾以个人名义通电声讨爱新觉罗溥仪投靠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执政的罪行。一九三五年，拒绝日本侵略者要其牵头搞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北平后，拒绝出任维持会长。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引诱他出任全国性汉奸政府的首脑，他提出要日本从中国撤军等条件，因而没有出任汉奸职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因牙疾由日本医生开刀，当日猝死。
2007/09/10
二期抗战的重心〔1〕（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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