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对于舒适与方便的不讲究。但这只是依照西方人而不足东方人的标准来说的。因此，本章实际上主要是谈论东西方人在所谓舒适与方便问题上的根本差异。
首先看看中国人的服装。在前面谈到中国人轻视外国人时，我们已经偶尔论及西方人的服装式样几乎不能力中国人所接受。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中国人的外观打扮也会令西方人所难以接受。中国人在外观打扮上，把头的前半部位的头发剃光，让本应得到保护的部位暴露于外；当我们看到-个伟大的民族居然会有这样一种反常的打扮习惯，肯定会感到意外。如前所述，中国人是在刀尖之下被迫采取了这种削发方式，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对此作进一步的关注，而只要看到这样一种事实：中国人自己并没有感到这样做有什么不舒适，或许她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恢复明朝的削发方式。
同样，我们也只能这样地去看待中国人几乎一年四季，尤其是夏季，不戴帽子的习惯。在炎热的夏季里，所有的行人都举着扇子遮挡太阳。其中也有一些人是用阳伞，但肯定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中国的男人常常因为是戴帽子而引起别人的讨厌。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女人只有装饰用的头巾，当然，在挑剔的外国人看来，这头巾根本起不到装饰作用。中国人认为，夏天带一把扇子在身边，就够舒服了。在夏天，经常可以看到苦力们光着膀子，拼命地拉着沉重的盐船逆水而上，一边使劲地扇着扇子。即使是乞丐，经常也是打着把破扇子。
中国文明有许多不可理解的现象。据说这个民族是最早的游牧民族，照理说，在利用这一天赐良机方面，他们肯定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他们却不懂毛纺技术。唯一的特例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西部有一些毛纺业。但这种技术并没有得到普及，我们仍然看到成群的羊漫游在山野之中。
在棉花传人之前的古代，这个国家人们的衣服是用诸如灯心草一类的植物纤维制成的，这一点是可以相信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整个国家完全是依靠棉花织布制衣。在那些冬季非常寒冷的地区，人们要穿好多件衣服，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小孩穿了这么多的衣服，若是摔倒了，常常是爬也爬不起来，就像是掉进了一个桶里。但我们从来没听说有人抱怨穿这么多衣服难受。既然要穿就不要怕难受。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忍受这种束缚，他们会想方设法摆脱它。
与冬天穿那么多衣服形成对照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内衣。在我们看来，不穿那种可以经常换洗的棉毛内衣会坚持不下去。中国人没考虑过这种需要。他们用那么多衣服裹住身体，像套着许多层的袋子，但却有许多空隙，让寒风透过刺人肉体；而且，他们并不在意这种状况，尽管也承认这种衣服不理想。一位66岁的老人说他已经被冻麻木了，我们给了他一件外国内衣，并告诉他每天都要穿着，免得受寒。一两天后，我们发现他居然把它给扔了，因为他都快被“烤死了”。
中国人穿的鞋是用布做的，经常会渗水，稍一沾水，里面就潮湿。天气一冷，他们就会觉得脚底整天冷冰冰的，中国人的确还有一种上了油的靴子，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它虽好却很贵，使用的人也只限于极少数。雨伞也是如此。它们被看做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被雨淋湿的人，他们并不认为应当把湿透的衣服换下来；他们觉得让身体来焐干衣服并没有什么不好。中国人说外国人的手套很好，但自己就没想搞一副；那种不灵便的连指手套，他们不是不知道，但即使在北方，也难得一见。
按照外国人的看法，中国服装最令人烦恼的是没有口袋。外国人一般都希望衣服上有许多口袋可用。他要在外衣胸前的口袋里装记事本，下面的口袋装手绢，衬衣的口袋放铅笔、牙签、怀表之类，还有其他地方要放小刀、钥匙和皮夹子。如果一个外国人身上还带有小梳子、折尺、开塞钻、靴扣、镊子、指南针、小折叠剪刀、弹子球、小镜子和自来水笔，这对外国人来说并不算什么稀奇事，这些东西是他经常所要用的，不能少。而中国人几乎没有用到这类东西；就算要用，也没有口袋放这些东西。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就把手帕塞在怀里；他若是带着孩子，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他要带一份重要文件，他会认真地扎紧绑腿，把文件塞在里面，然后上路；有时，他干脆把文件往裤腰一别。在这些情况下，若是带子不知不觉地松了，文件就会丢失——这是常有的事。如果身上还要带其他什么东西，他们一般都把东西放在卷起的长袖里，或帽子的某个地方。中国人很难在身上找个放小东西的地方，可以把钱卷成小筒架在耳朵上。像钱包、烟袋和烟杆一类的小东西，为了保险起见，就系上带子，挂在腰带上。如果带子松开了，这些东西就有可能丢失。钥匙、梳子和一些古钱系在外衣的纽扣上，脱衣服时还得小心，以防这些东西丢失。
对我们来说，如果普通中国人的日常外衣是令人感到不舒服的，那么他们在晚上的穿衣方面就更是不必多言了，因为他们是脱光衣服睡觉的。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他们都没有睡衣。据记载，孔夫子曾要求穿比身体长一半的睡衣，但据推测，他所要求穿的并不是普通的睡衣，而是他节食期间所穿的长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现代中国人并没有人仿效孔夫子穿这种晚礼服，也没人有意去节食。就新生儿而言，他们由于不知道婴儿对温度变化异常敏感，而不注意给婴儿盖好被子，甚至随意掀开被子，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孩子，仅凭这种荒唐的做法就足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中国婴儿满月之前会死于因突然受寒而发作的惊厥。当孩子稍大一些时，有些地区的中国人并不是使用尿布，而是用一种沙土袋。对于西方国家心疼孩子的母亲来说。只要有这种想法就足以令她们恐怖万分。这些可怜的孩子吊着个怪物，就像青蛙“背”着个铅弹，无法动弹。在这种做法流行的地区，若是一个人没有实际经验，就会被说成是还没脱掉“土裤子”。
中国人很能将就不仅表现在服装上，而且也表现在住房上，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必去说那些没自己房子的穷人，中国人并不在意在房子的四周种树遮荫，而宁可搭个凉棚。若是没这个能耐，他们本可以在院子里种一些遮荫的树木，这又不难。但他们不是种这种树木，而是种一些行榴之类的观赏性的灌木。酷暑来临，院子里热得受不了，他们干脆坐到街上去；再不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大多数的房子只有南门而没有北门，因此无法形成空气对流。若是能开个北门，也许还能凉快些。当问起这等方便之事为何没人做，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北门！”
北纬37。以北的地区，中国人一般是睡炕。炕是用砖坯垒起来的，中间烧火加热。若是没有烧火，冰冷的炕会令外国人无法忍受。若是火太旺，他会在后半夜由于身上被烤得厉害而醒过来。无论如何，炕的热度总不可能整夜都一直很适宜。一家人就是睡在这样的炕上。此外，这种炕由于其材料的原因，还会生虫，即使每年都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能赶走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整个房间的墙上都被它们占据了。
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许多害虫会传播疾病，但是，并没有人去防治这些害虫。不少人家的墙角上挂着蜘蛛网而没有人打扫，据说，即使是城里人也很少有例外。苍蝇和蚊子的确是很令人讨厌的东西，偶尔烧一些有芳香气味的草驱赶它们，但这种害虫并不会惹中国人生气。
睡觉的枕头应该是怎么样才算舒适，这也反映出舒适标准的不同。在西方国家，枕头是一个装着羽绒的袋子，正好支承着头部。在中国，枕头是用来支承颈部的；有的是一张小竹凳，有的是一截木头，更多的是一块砖头。以中国人的方式，枕中国人的枕头，简直就像是在受折磨；同样也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所使用的枕头上睡上10分钟。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不懂毛纺技术。但更难以理解的是，他们似乎对家禽的羽绒也不感兴趣。尽管中国人非常节俭，但他们并不知道可以很容易地用羽绒制成被子，而让羽绒随风飘走，所以羽绒的价格很便宜，甚至不要钱。他们只知道羽绒可以卖给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是把羽毛扎起来做成鸡毛掸；在中国西部，家禽的羽毛有时被厚厚地散布在地里，以免刚出芽的麦子和豆子被动物吃掉。
对西方人来说，理想的床是有弹性且坚固的。最好的床大概要数钢丝床，近年来，这种床已很流行。但是，当中国一家最好的医院添置这种高档用品时，居然有病人不躺这种弹簧床，而宁可躺在地板上，因为他们感到躺在地板上就像是在家里一样，这使得那位置办这些用品的好心医生十分生气。
中国人的房子到了晚上几乎总是很昏暗。当地的菜油灯发出难闻的怪味，而且灯光仅够用来照见东西。人们的确也知道用煤油点灯的好处，但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直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点灯，这纯粹是由于保守的惯性力所造成的，他们只是满足于仅仅能看见东西，而根本不在乎能进一步看清东西这种更高层次的舒适。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家具既不灵巧又难看。中国人坐的长凳不像我们祖辈所坐的那种有靠背的宽大的长椅，而是一种没靠背又很窄的凳子；如果凳子的某条腿不牢固，或者凳子的一端没人坐，那么坐下去的时候，凳子肯定就会翘起来，这并不奇怪。在亚洲各国，中国人是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们的看法，中国人的椅子是很难看的。其中有一种椅子的式样好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所流行的，很高，靠背又直，非常呆板。还有一种比较多见，样子看上去很大，可以坐一个大胖子，但支撑力不相称，估计很快就会垮掉。
西方人对中国人住所最不满意的肯定是潮湿和冷。由于房子的地基随随便便，房子经常会潮湿。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房间里泥土的地面或用没烧制好的砖铺成的地面非常不舒适，而且对健康也相当不利。还有，房门松松垮垮实在是令人讨厌。这种门有两扇，根本关不密，四周透风，就算只有一扇门，而且用结实的纸把门缝糊好，也还是不能很好地抵挡住刺骨的寒风，因为中国人不懂随手关门，就是教也教不会。一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条告示：“请随手关门”，这在中国纯属一句废话，根本没人会随手关门。无论是房子或是院子，门框都做得很低，一般的人进门都要低头，否则就会撞在门框上。
中国人用纸来糊窗子，这种窗子抵挡不住风、雨、太阳、炎热，或灰尘。百叶窗不常见；就算有，也少有人用。
大多数中国人的家里只有一只锅，一口容量很大的大铁锅。但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煮饭的时候就不能烧开水。而且，还要有一个人蹲在灶口不断地往灶膛里添柴草。几乎每次煮饭都是这样。水汽和烟弥漫整个房间，若是外国人肯定会被呛得睁不开眼，或者喘不过气来，而中国人明明知道这会害眼病，但似乎还是无所谓。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住所最不舒适的是冬天没暖气。绝大多数地区，即使是冬天最冷的地区，取暖只是靠煮饭的锅灶和炕。中国人对于炕的舒适予以高度赞赏，女人们有时称之为“自己的母亲”。但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炕实在是不舒适，因为西方人要求热源发出的热是适宜于人体的恒温。因此，在寒冷的夜晚，中国人的炕根本不如“壁炉”或者火炉来得舒适。在一些产煤地区，煤的确己被作为燃料，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些地区非常有限，而且烧煤时，煤烟总是在屋子里出不去。木炭要非常节省地用，家境好的也不例外；就像烧煤一样，若是烧得不小心，危险还很大。天气冷了，屋子里冷得令人难受，待在家里的人往往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外出时，就没有衣服可增加了。我们问他们：“你冷吗？”“当然冷”，他们总是这样回答。他们给西方人的印象是，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使自己暖和过。在冬天，他们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河水一样，表层冻结了，只有底层在缓慢地流动。曾有一位中国的道台在国外说过，美国的监狱比他的衙门更舒适，我们如果知道中国人的住所是那种样子，就不会对这位道台的话感到惊奇了。
我们曾指出中国人对拥挤和噪声并不在乎。天气一冷，中国人肯定是挤在一起取暖。甚至是三伏天，也经常可以看到轮船上仅有几间的船舱里挤满了人，或是坐着，或是躺着，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而中国人似乎并不在意，西方人喜欢住独门独户的房子，既通风又不受打扰。中国人对是否通风和不受干扰并不在乎；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条件，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好。中国的城市周围无计划地建有许多小村落，换言之，大家都挤在一起，好像是由于地价大昂贵；而恰恰是由于挤在一起才抬高了地价，上像在城里一样。结果是狭小的院子、拥挤的房子统统都挤在一起，人满为患，谈不上还有什么活动空间。
一位住在中国小客栈的中国旅客在吃完晚饭躺下睡觉后，欣赏着大队人马的光临而带来的喧闹。而他的外国旅伴醒着躺在那里直到半夜，头脑清醒地聆听着一大群骡子在那里嚼草、踢腿和长叫。这些响声时而还交替地伴有木头的撞击声和狗叫声。在一个小客栈的牲口棚里，看见有50头驴，那是常有的事，整个晚上会有想像不到的热闹。正如哈克先生所说，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在牲口的尾巴上吊一块砖就可以使牲口不乱叫，但就是没人这样做。道理很简单，中国人对50头驴怎么叫并不关心。而外国人却不愿意留下这种没搞清楚的问题。中国人不在乎动物的吵闹，这不仅限于某个社会阶层，而是中国人的天性。一位中国大官的太太一下子在家里养了大约l00只猫，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所有城市都有无人看管的狗到处侵扰，中国人对此熟视无睹与佛教的不杀生灵有关。然而，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比起东方其他国家来，还算好一些。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罗斯·布朗先生出版过一本有关东方游记的书，书中配有他自己所作的插图；其中一幅画的是各种各样的狗正在举行一个会议，有精瘦的狗，还有癫皮狗；题为“君士坦丁堡大观”。书中同样有一些很能反映中国许多城市概貌的插图。中国人对这么一大群狗在那里无法无天地乱叫，似乎不感到有什么严重的不舒服，也不担心会被疯狗咬伤而造成危害，尽管此类事经常会碰到。就算被疯狗咬伤，治疗的方法也往往只是在伤口上敷一些狗毛；这种做法与我们的一句谚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被什么狗咬伤，就用什么狗的毛医治”。打狗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以上说的这么多都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对舒适不舒适并不在意。同样也可以轻易地举出很多事例以说明中国人对方便不方便并不关注。下面只要略举几个事例，中国人骄傲地自称为有文化的民族，事实上，也是世界上有文化的民族。笔、纸、墨、砚被称为“文房四宝”。但是，这四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当要用的时候，根本不能保证它们就能在手边；就算这四件齐备了，没有水来研墨，还是无济于事，如果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把笔毛弄软，毛笔还是不能用，还很可能把笔弄坏，反而浪费时间。中国人没有像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替代毛笔；即使有，也不知道怎么用，因为他们没有削铅笔的小刀，也没有衣袋装铅笔。在前面说到中国人节俭时，我们已经力图证明他们具有用很不合适的工具做很好的事这种高超的技艺。但又必须看到，西方人经常采用的那种节约劳力的方式，却不为中国人所知。在西方的高级宾馆中，宾客们要用什么有什么——冷热水、灯光、供热和其他服务。而中国18个省份中最好的旅店也只是像下等的客栈；口头上说得很好，但客人却没能得到应有的服务；每当这时，客人只好到房门外大声叫喊，希望店主能听到他们的呼声，但往往事与愿违。
中国人的许多日常用品并非想要时就能弄得到，卖货的小贩时而来时而不来，也没有定规。有时候，连天天要用的东西都无法搞到，好像是被丢在了苏丹。在城里，夜间行路要打灯笼；而在一些城里，只能在那些带有灯笼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才能买到灯笼，正像我们向卖牛奶或卖鲜酵母的小贩买东西一样。在中国，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不可能会大，因为买东西不方便。例如，有的地方习惯于二月份卖建房用的木料；一根木料在一个集市上卖不出去，就又拖到另一个集市上去卖，拖来拖去，直到卖掉；若是卖不掉，就拖回去。如果一个人没经验，硬要在五月份去买木料，他根本就买不到，他会立刻明白东方智人所言：“世上的机会只有一次。”
在谈到中国人节俭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买来的工具大多数是还需要加工的；消费者买来一些部件，然后根据需要自己组装，这在我们看来是很不方便的。
笔者曾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柴的斧头。市场上没有，他买回的是14个（进口的）大马掌，然后请铁匠打一个斧子的头，再请木匠装一个柄，整把斧头所花的钱比外国的一把好斧头还贵得多！
在中国，最不方便的事是缺乏卫生设备，这一点给西方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比如在北京，如果要改善一下排水系统，那么由此会产生更多需要治理的问题。一个人不论在中国住多久，他都会有一个既令他兴趣而经常提起又无法解答的问题：在中国，到底哪个城市最脏？一位从中国北方来的外国人对旅居厦门的人说，中国南方的城市在感觉上要比北方的城市更好一些。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们在厦门到处都走了一走，结果发现，真的是出奇的干净——这是就中国的城市而言。这位厦门的旅居者出于对旅居地的嫉妒，说了一句：在游览时，刚下过大雨，把街道都冲洗干净了！后来，这位旅游者到了福州，说是发现了中国最糟的城市；到了宁波，情况完全一样；到了天津，情况还要更糟，最后，如果他公正而诚恳地撤回他在北京时的看法，那也并不奇怪。
要说在中国生活不便利，西方人肯定有点印象：缺少邮局，道路状况差，货币流通不畅。私营的邮局当然有，它们也经营传递信件和包裹的业务，但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与这么大的国家相比，它们的业务所覆盖的地区小得可怜。关于中国的道路状况，在前面说到中国人缺乏公心时，已经谈过。山东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穿山路，窄得两辆车子不能对开。路的两端分别有人把守，只允许车子上午朝一个方向行驶，下午朝另一个方向行驶！正是由于中国人的穿着一一尤其是中国人的鞋子一一是我们所描述过的那样，也正是由于中国人的道路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一下雨，中国人就得待在家里。在西方国家，我们把下雨天不懂如何出门的人叫做傻瓜，而在中国，下雨天不懂待在家里的人才被说成是傻瓜。
中国人的言语中最常用的一句是“等雨停了再说”。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他们的活动要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就算是急迫的公务，在这句习惯语面前也变得不那么要紧了。我们听说，中国有一个很有实力的要塞，配备有精良的武器和经外国人训练过的士兵，但每逢下雨，岗哨上的士兵都自作主张地撤回室内，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在露天站岗。他们是“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会有更多的人被杀害，但一场及时雨阻挡了前往租界行凶的暴徒。在敌占区受到追逐的外国旅游者，或许一场阵雨就能使他们受到最好的保护。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人曾经看见，从两英寸长的水枪里喷射的水柱，5分钟内就能驱散气势汹汹的暴徒。橡皮子弹也远不如那么奏效，因为许多人也许会停下来去捡废弹头，而对于冷冰冰的水，自汉朝以来的每个中国人都像猫一样抱以反感。无论是从怎样的意义上讲，泼冷水都被看做是致命的。
关于中国人的钱，这个题目写一小段根本不够，至少可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一本书。其中各种怪事都有，足以使一代西方人发疯，除非能找到对付这种怪事的良策。在“漠视精确”那一章里，我们已经说过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事。说是一百钱，但不是100个铜钱；说是一千钱，也不是1000个铜钱，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只能凭经验知道个大概。在许多地方，一个钱可抵两个，20个可抵40个；所以当一个人听到有人要支付给他5oo个铜钱，他知道实际拿到的只能是250个，甚至更少；当然，各地还会有所变化。在钱中，混入小钱或是假钱也是常有的事，为此事，商贩之间常常发生争吵。地方官吏也为钱的短少不定期地颁布文告，打击掺假行为。这又使得衙门里的下属有机可乘，加重对当地所有钱庄的税收，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难。人们需要纯真的钱，因而其价值立即上升。一旦市面上纯真的钱耗尽——失去其货币的功能——不纯的钱就会到市面上流通，且其面值并不会下降。这样，不纯的钱取代了较纯的钱，从而形成了不断起作用且不可克服的规律。钱的状况越来越糟，以致于在河南某些地方，人们上街需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通常用的好坏掺杂的钱，另一种则完全是假钱。有些东西只是付给假钱。而至于其他商品，如果是经讨价还价而成交的商品，就要付两倍的价钱。
中国人的钱实在是“脏钱”，无脏不成钱。500钱或l000钱（名义上的）的钱串子很容易断，散落的铜钱重新数、重新穿起来麻烦得很。通行的铜钱重量不一，但都是又笨又重。相当于1墨西哥元的铜钱，其重量不轻于8磅。人们挂在腰带上的小钱袋总共只可以装下几百个铜钱，如果所需的钱超过这个数，那么带起来就麻烦了。用银锭买卖东西，损耗总是很大，并且用银锭的人不管是买还是卖难免受骗。如果是使用钱庄的银票，麻烦还是不少，因为一个地区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区或者完全不能通用，或者会被打很大的折扣；而拿到银票的人，当他去开出银票的钱庄兑现时，很可能会与钱庄的贪心鬼就所兑付的钱的好坏发生一场争斗。奇怪的是，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中国人生意照做；正像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那样，他们已是习惯于这些烦恼之事，几乎不觉得有什么负担，对之叫苦连天的只是外国人。
外国旅行者在经过中国乡村时，经常会看到一只驴伸直地躺在地上，一条结实的缰绳绑着它的脖子，拴在一根柱子上。由于缰绳太短，牲口的头被吊起了45
，好像脖子要脱臼似的。令我们奇怪的是，它为什么不会挣扎而弄破脖子，反而心甘情愿听任摆布。没有一头外国驴会这样。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会觉得，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似乎仍然感到相当舒适；当然这只是按照中国人的舒适和方便的标准，而与我们的标准完全两样，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深知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以极大的耐心默默地承受着。
一些熟悉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人，虽然他们也熟悉我们所关注的那些方面，但却经常断言，中国人不文明。这种判断是很肤浅且完全错误的，其所谓的文明与舒适是缺乏哲学依据的。中国现在的状况比起3个世纪前的状况无疑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变化是一样的，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有一种公正的比较，我们不能把米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看成是不文明的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期的英国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不能容忍的。
现在没有必要去说大不列颠群岛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原因。更加精彩的是，最近五十年以来，人们关于舒适和方便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我们如果被迫回到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的时代，也许就会提出我们活着是否有价值这样的问题。时代变化，我们也随之改变。中国则相反，时代没有变，人也没有变，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与几个世纪前一个样。但只要出现新情况，这些标准也将必然要改变。这些标准肯定会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标准相同，这既不仅仅是希望，也不仅仅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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