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思绪含混”说成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性，并不是指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情况，或者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作为整个中华民族，他们完全有能力自主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的智力当然并不低下，而且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同时又必须记住，在中国，教育并不普及，那些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或根本就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运用中国语言时，造成了思绪含混，有可能犯了律师所说的“事前从犯”的罪行。
不少人已经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格的变化的，它们既没有“性”，也没有“格”。汉语的形容同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任何汉字只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不会有什么问题。我门并不是要说中国语言不能用来交流人的思想，也不是要说中国语言很难或不能把人类的各种思想都表达清楚（尽管这样说有道理），而只是认为，这种语言结构，正像夏天的酷热自然要引起午睡一样，会招致“思绪含混”。
与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要弄清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是很困难的。有时，他的话好像全都是宾词；这些词以一种复杂方式编排在一起，莫名其妙，不着边际。说话含心里以为，没有主格无关紧要，他自己是清楚在说什么，但决不会想到听众根本无法根据直觉理解他所说的这一大堆内容。显然，很有经验的专业猜测家可以给人多数中国人讲的话补上所缺少的主语或谓语，并指出其中有歧义，而不能表达真正的内容。有些往往是整句话中最重要的词，但却破产掉了，也找不到有任何头绪。在说话中，话题的主语发生改变时，说话人往往没有在态度、音调以及相光的细节上予以提示，因此，你会突然发现他已经不是像刚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他怎么会说到那里，又怎么再说回来，往往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一成功的绝技。对中国人来说，没有预先的提示，而突然莫名其妙地从一个主题、一个人、一个世纪跳到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纪，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就像一个人在看窗上的小虫的同时，不转移视线就能够看到同一视线上远处山坡上的牛群一样。
汉语动词没有时态，中国人讲话没有说明时间，地点变化的标记，这些都是事实；但同时，他们的思绪经常处于含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若对一连串稍纵即逝的想法仍然抱有兴趣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提出一系列问答式的询问，就像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用斧子在无路的森林中“开出”路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这个问题搞清楚后，还可以接着问，“你说的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个人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后来呢？”每问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带着一种困惑或许是一种恳求的表情望着你，似乎在怀疑你可能没有五官。但是，沿着这样的线索不断地追问下去，就会找到阿利蒂纳＊把人们从无望的迷宫中解救出来的路线。
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什么想法都会令他惊讶，因为他肯定没有心理准备。他搞不懂，因为他也不想搞懂。他需要花一些时间增加思维能力，以便进入新的状态。他的头脑像一门生了锈的旧滑膛炮，架在腐朽的炮架上；在瞄准前，需要先调整方向，而最后肯定还是打不响。因此，当问他一个简单问题，比如“你几岁？”他＊古希腊神话中米诺斯的女儿。她用丝线引路将提修斯从迷宫中解救出来。一一译者注会茫然地盯着问话人，并反问道：“是问我吗？”你说：“是的，是问你”；这时，他振作起精神，又问：“是问几岁吗？”“是，是问几岁”；他再一次调整他的注意点，“是问我几岁吗？”“是”，你说，“是问你几岁”，“58”，他回答说，这回他的炮才运转正常，对准了目标。
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是，中国人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些盐？”得到的解释是，“我们都不在面包里放盐。”“你们城里有这么多好吃的冷冻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冬天吃呢？”“是的，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快乐的”；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就会把他的格言修改为：“试图找到事物缘由的人是自寻烦恼。”
思绪含混的另一个事例是，他们无法将别人的一个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把某事转告于B， 再转告于c， 这在中国是最难做好的，或者是由于有关的人不了解该事的重要性，而根本就没有把该信息传下去，或者传到C时已是面目全非，不知所云了。以为这样一台复杂机器中的3个齿轮能互相配合，运转正常，那简直是异想大开。即使是那些有相当理解力的人，他们也觉得转达一个想法而不有所增减是很困难的，正如一根直棍插入清水中，折射出来的肯定是扭曲的样子。
善于观察的外国人处处会碰到这些奇特的现象。你就某种反常行为问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是的”，回答就是这么简明扼要。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中，一般附有几个令人恼火的常用词。既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又有表示肯定的“几个”。你问：“你在这里住几天了？”回答是：“是的，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了。”在中国人的言语中，也许最含混不清的词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这个字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有时，说话人为了表明他所说的人指的是谁，就用拇指含混地朝这个人的家的方向指一指，或者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但是，单音节的“ta”更经常被看做是一个关系代词、一个指示代词和一个指定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中国人的谈话就像英国法庭上证人作证，他以下列的语句表述一场斗殴：“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狠地打他，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
你向一个散漫的仆人提出质问：“叫你，为什么不来？”他回答说：“没为什么。”坦率得不得了。这种思维含混的状态会导致各种往往令人为难的举动，使得讲究条理的外国人总要为此而生气。厨师做饭时，总要把佐料用得够，而做下顿饭时，就少用一些。问他是怎么搞得？他坦率地回答，“佐料用完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弄一些呢？”“我没再弄一些。”这就是他的最好解释。你向某人付一笔钱结账，于是就很花功夫地打开保险箱，非常细心地点钱给他；付完钱后，他坐下来聊了“老半天”，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聊；然后，若无其事地说：“除了这笔账，我还有一笔账在你这里。”“那刚才我开保险箱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然我可以一次统统付清。”“噢，我是想那笔账与这笔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再比如，一位病人在诊所看病，已经随意地花掉了医生的大量时间，但不一会儿，他又回到候诊室；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过了，他则爽快而简要地说：“除了刚才看的病，我还有其他病！”
在我们看来，最愚蠢的是普通中国人习惯于生了病而不及时治疗，也许是因为当时太忙，或者是因为治病要花钱。他们往往认为，忍受一阵阵的打摆子要比花10个铜钱——约1美分——买一剂能治好病的奎宁更便宜。我们看到许多病例，都只是因为病人拖时间而使本来不需要花什么钱就可以治好的病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一个人的家离外国人的医院不足半里路；他外出时染上了眼病，回家后痛苦地拖了两个多星期才去治疗；在这期间，他每天都希望病会自动好起来，但与此相反，他的一只眼因角膜溃疡而瞎了。
还有一位病人，他因脖子深度溃疡而每天都要接受治疗；当治疗到18天时，他说他的腿疼得让他睡不着觉。经检查才发现，他的腿上有一处像茶杯那样大、那样深的溃疡！他是想在他的脖子治好后才说他的腿！
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这类现象会使我们想起查尔斯·里德的一本小说中的一段话：“人类不是没有头脑，而是他们的头脑有毛病——头脑含混！”
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西方各国都有人在传说，某些布道者可以确切地证实，即使他们的经书上有天花病毒，他们也不会染上。而在中国人当中居然可以看到这类事。中国的狗一般不会自己去追捕狼，当看到一只狗在狼的后面，若不是朝相反的方向跑，那么至少是朝相互成直角的方向跑。与此相类似，中国人在谈论某一话题时，总是离话题越来越远。他往往触到该话题，时而像是要作彻底的探讨，但最后还是离它而去；说得非常疲倦了，还是没有把话说完。
中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富贵者与贫穷者、受高度教育者与愚昧无知者，都生活在一起。成千上万命该贫困而又无知的人，他们的眼界狭窄，自然头脑含混。他们就像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只是黑暗中的一块。有不少这样的人连10里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他们并没有想过要过上比周围的人更好的生活。在他们身上，任何人都具有的天生的好奇心似乎已经泯灭。即使当他们知道，离他们家不到１里的地方住进了一个外国人，他们也从来不打听一下他从何处来，他是谁，他要干什么。他们只知道如何为生存而斗争，此外，就一无所知了。他们不知道人是否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有3个灵魂，还是只有1个，还是１个都没有；凡是与粮食价格无关的事，他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其中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相信来世，相信来世中坏人会变成狗和虫；他们也纯朴地相信，身体最后会变成泥土，灵魂——如果有的话——会消失在空中。在西方，造就了“实际者”的力量，同样也造就了他们，他们的生命由两部分组成：肚子和钱袋。这种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你无法让他理解他没见过或听过，当然也没有任何概念的事物。生活对于他来说只是一连串事实，而且绝大多数是不称心的事实；至于涉及事实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立刻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给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尊敬和食物，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性，但是，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周围人的习惯。在他看来，人的肉体只是独自地生长发育，而与心理的和精神的因素无关。要把这些人从麻木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输入一种新生活，向他们展示古代基督教创始人所讲述的终极真理：“人是有精神的”，因为这就是所谓“上帝的感召赋于他们知性”的全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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