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给外国人的第一印象是千人一面。他们的相貌似乎出自同一个模子；穿的总是蓝色；眼里无神，好像发直了一样；辫子像是同一个豆荚中的两粒豆仁，一模一样。但是，无论把中国人说成是怎么样，即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只要略加体验就会发现，所谓中国人是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两个地区，无论多么靠近，口音上都存在着有趣的、莫名其妙的差异。而且地区间相隔越远。差异就越大，以致于形成不同的“方言”。经常有人告诉我们，中国人的语言写起来都一样，说起来却大不相同。我们常常想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有同样的差异，按照中国人流行的说法，十里之外不同俗，这种事例，随处可见。然而，最常见的是计量标准上的差异，而在西方国家，绝对不变的计量标准才能保证生活的舒适。
任何双重标准，对西方人来说都是令人烦恼的，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乐此不疲。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度量单位，这些对他们来说似乎很自然、很平常，不必予以反对。向一位卖肉馅汤团的人打听每天做多少这样的汤团，他回答说，大概“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能做成多少汤团，这个问题只能留待询问者自己去猜想。同样，向一位农民打听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如果他给出的数太低，相差太大，他会解释说，这个数不包括骨头！问一位职员身高是多少，如果他给出的数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的太离奇，经过查问，他会承认他给出的数没把头部算在内！原来，他曾当过兵，在部队分配挑担时，人的锁骨的高度比较重要，因此，说自己的身高时一直就没有把头部算在内，这次他是疏忽了。一位乡下人的计量方式就不同了，他硬说他的家“离城90里”，但经过盘问，他承认没那么多，他说的是往返的路程。实际距离只有“45里”！
在中国，计量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事例是计量铜钱的方法。铜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各地都采用十进制，这也是最简易的计量方式。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串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所预想的一百个铜钱，除非他特地算一下。他不必走遍18个省份的绝大多数地区，就会发现一串钱的铜钱数目各不相同，而且无法解释。按道理，“一串”就是1oo个铜钱，但事实上从100至99、98、96、83（如陕西省会）、直到直隶东部的33，各种数目都有，或许有些地方可能更低。银子买卖中的称重也是这样，甚至更为严重。各地的“两”都不一样，除非是巧合。这种情况把外来人搞得稀里糊涂，除了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人外，谁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特别是会给那些老实人带来无尽的烦恼。这种货币混乱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眼下关心的只是存在的事实。
所有各种计量都有同样的混乱。一个地方的斗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斗。如果在粮食征税中总是采用这种斗，那么，就很容易在那些不像中国人那样会忍气吞声的民族中引发政治动乱。至今为止，“全世界都是一品脱是一品脱，一磅是一磅”；而在中国却是一斗不是一斗，一斤不是一斤。这种混乱居然还有道理可言。而且，到处还可看到（例如在盐业专卖中）纯属随意武断的标准，比如把十二两叫一斤。购买者买的是十六两的一斤，得到的却只有十二两；而且还是公开这么做的，同行的商人也都这样；据说这不是欺诈，只不过是盐业买卖中的“老习惯”，百姓们完全清楚。土地的丈量中也普遍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在某个地区，一“亩”土地只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一半，如果有人碰巧住在边界线上，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准备两种丈量土地的工具，以分别用于不同的田亩制。
要知道每斤粮棉的价格，仅凭现有的报告（正像到中国的旅行者经常做的那样）是很不可靠的，还必须首先弄清楚这里的“斤”是指哪一种斤。同样，要知道每亩的粮食产量，不能仅凭现有的统计数字，还必须弄清楚这里的“亩”是哪一种亩。在计量路程的距离方面，也普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每位到中国的旅行者都会有这种体验。在陆地旅行中，如果路程是以“里”计量，那么就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里”是不是指“大”的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计量路程有某种根据，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据我们所知，人们普遍感觉到，一离开宽阔的国道，“里”就变“长”了。如果在国道上每天能走120里路，那么在乡村的小道上满打满算也只能是每天走100里，而在山区，就只能是每天走80里。此外，测算路程的长短往往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而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甚至中国人也不否定这一点。因此，若是说到山顶有“90里”，实际的里数还不到一半；而中国人还强词夺理硬要坚持，理由是走这段路程的困难程度相当于在平地上走“90里”。还有一件与测算长度有关的稀奇事，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
在中国，欧几里得的假定“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已不起作用了，需要插入一个否定词加以修改。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有一段路根据里程碑所示从北到南长183里，而从南到北却是190 里。真是太奇怪了，无论你走几趟，也无论多么仔细地看里程碑，事实就是这样。“★
★在写这段之前，我们已经在巴伯先生的《中国西部之行》一书中看到过类似的事例：“比如，我们说两地间的距离是根据两地一来一往的人们所估算的而定；这样，各人给出的数字当然不会相同，从A到B的人都说是1里，而从B到A的人却都说是3里。当地一位有知识的人解释说：运费是按里计算的；显然，上山时，苦力应得到更高的报酬；若是按照路的坡度来计付报酬那是很麻烦的，为了方便起见，就把难走或陡峭的路说得更长一些。原来如此。眼下，这些约定俗成的里程数就是旅行者一直想弄明白的。”但是“，我反驳说，”按照这种说法，雨天也肯定要加长里程数。晚上的里程数肯定要比白天的更长“。”很对，是要多付一些钱才行。“这种做法对当地人来说可能是方便的，但旅行者却会不断遇到麻烦。像这样估算路程的事还有：平地上，1法定哩被说成2里；不是很陡峭的一般山路，1哩说成5里；很陡峭的山路，1哩说成15里。一位云南的山里人，他老是少算了平地上的路程，但在他所住的山里就没这样。以后的旅行者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不是很陡峭的山路，他肯定都会把5里说成是1里。”
在利特尔先生的《长江三峡之行》一书中，他说，有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时说成是90里，面逆流而上时却说是120里。他估计是3.62里相当于1法定哩，或者说，250里相当于1纬度。★
与此类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也不能成立，尤其是在河道航行中，你通过打听知道到前方的某一地点有“40里”，然后，通过更细致的分析，你才知道这个“40”原来是两个“18”；“4个9是40，不对吗？”这种说法会让你哑口无言。照此说法，“3个18”就是“60”。我们曾听说过一件事，一位政府通信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路程，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个“6O里”是“大”里。由于他的申辩合理，他的上司下令测量这段路程，结果发现实际上是“83里”，从那以后，就一直按此计算。
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围的几个乡村，离城里从1里到6里不等，但每个村子都可以叫“三里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据估算只有1里的路程，如果道路两旁有房子，就会被说成是5里，而且每个村民都会认真地向我们保证，这条街确实是那么长。
在这些情况下，各人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制定标准，大可不必为此大惊小怪。造秤的人徘徊于街上，根据每个客户的偏好在秤杆上镶上秤星。每个买卖人至少有两种秤，一种是用于买的，另一种是用于卖的。他们不买现成的秤，除非是杆旧秤，因为情况在变，秤的标准只能根据每个买卖人的需要而定。
说人的年龄大小也是如此，其中尤其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凭着一个人出生年的动物属相，就能轻易地推测出这个人的年龄，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说一位老人有。“七、八十岁”，其实是去年才满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过七十岁，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得准确，就必须减去这个“常数”。即使一位中国人说出他的准确年龄，所给出的也只是下一个春节后的年龄。用“十”为单位计算岁数的习惯根深蒂固，并且搞得很模糊。一些人是“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许“好几十岁”；在中国，严格准确他说出年龄是非常少见的事。这种模糊还延伸至“百”，“千”和“万”，“万”是中国人计算的实际限度。对于比这些笼统说法更加准确的表达，中国人并不感兴趣。
一位熟人告诉笔者，有两个人花了“二百串钱”看一场戏，后来又补充了一句：“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与二百串是一样的，不是吗？”
一位绅士及其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后要回国时，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幅卷轴，是要分别转赠给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父亲都已去世，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恰好同岁。两个条幅上的题字分别是“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每个条幅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其中一个条幅上的小字恭贺受赠者享受了“七十年的富贵”，另一个条幅则赞美贵夫人享有“六十年的荣华”。夫妇俩在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赏之余，其中一位战战兢兢地问道，为什么明明知道两位母亲是同岁，却还要说一个是七十，另一个只有六十呢？得到的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回答：如果每幅卷轴上都是写“七十年”，那会显得作者太缺乏想像力了！
中国人讲究社会连带关系，这对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是致命的，一位打官司要求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一个村里，但从他的口述中可以明显知道，他的住所是在城郊。经过查问，他承认眼下是不住在那个村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才发现，他十九代之前就已搬出该村了。问他：“你难道不认为你自己现在是城市居民吗？”他简单地回答说：“不，我们现在的确住在城里，但我的老家是在那个村甲！”
还有一个人曾经要求笔者去看看他村里的一座古庙，他骄做他说：“那座庙是我建的。”经过进一步调查才发现，那座庙建于明朝的某个时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当时，那个“我”只存在于可能语气之中。
学习中文的人，最初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找一个满意的词语表示自己的身份，以区别于他人。中国人的整个思维都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西方人为什么会有把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的癖好。中国人并不确切知道他的村子里有多少人家，他也确实不想知道。他始终不能明白那些想知道这个数字的人到底为了什么。只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而没有准确的数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不仅表现在数字的运用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要弄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并非易事。有时，所用的错别字比正确的字还要复杂，说明写错别字不是为了贪图简便，而是由于人们日常不重视精确性。文字书写的不准确更大量的是表现在常用字中，有些字经常用同音字代替，出现这种错误，或者是由于不认识这些字，或者是因为马马虎虎。
漠视精视在书信的称呼上更是表现得一清二楚。中国人家信的称呼是用醒目的字体写的，“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弟大人”，等等
，一般不写出“大人”的姓名。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对自己的名字却满不在乎。像这样的民族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名字一会儿写成这样，一会儿又写成那样；我们看到名字，但并不知是谁，还要问一下。最使人弄不清的是，同一人常常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原名，他的“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注册时专用的名字。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常常把一个中国人误认为其他人，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并不是一个比一个更“恰当”。如果一个名字有了别名，它们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在平时交谈中可用别名；甚至也可以把别名当做形容词，与原名一起组成一个复合名。
中国人缺乏类似于化学分子式那样绝对需要精确的教育，这是令人遗憾的。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也许会因为把“没几十个微粒”的某物与有“好几十个微粒”的另一物混在一起，而少了许多数字，造成预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中国人完全能够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都非常精确——一甚至更加精确，因为他们有无限的耐心——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目前还不重视精确，他们还不知道精确是什么。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有两条推论：其一，在我们考查中国历史档案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这一特性。我们采用中国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容易使我们自己受骗，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精确。其二，对于中国人所提供的冠以“统计数字”以抬高其权威性的各种材料，必须留有很大的余地。整体并不大于部分之和，然而，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却相反。当我们审查完中国人的一份“统计数字”后，就立刻会像一位聪明的苏格兰人拿着一部很现实的“不确定大法”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里有“对案件的最终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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