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吴三桂这个人物，可以说好写，也可以说不好写。说好写，因为可供查阅的资料很多；说不好写，因为太多人已经写过他，我在这里提出些什么自以为新颖的观点、意见和设想，很可能实际上已经抄袭了别人。考虑再三，决定还是综合我所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做一个平实一点的传记吧。
第一章、干城？
吴三桂（1612～1678），字长伯，辽东人。其父吴襄是1622年的武进士，在军中历任都指挥使、都督同知、总兵、中军府都督等高级职务，在辽东拥有一支家族亲军。其母是辽西望族祖家之女，大名鼎鼎的祖大寿和祖大弼、祖大乐这几位镇守辽东的重要将领则是他的舅父。吴三桂生于武将世家，自幼精通弓马骑射，十六七岁就得中武举，不久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正式踏上仕途。吴家的亲戚朋友组成的庞大关系网对吴三桂的仕途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停地为他做广告，广告词包括：“聪俊绝人”、“纯忠极孝”、“夷夏震慑”等等不一而足。吴三桂也积极结交驻守辽东的高级军政领导人：总监宁锦军马、专好杀良冒功的太监高起潜被他拜为“义父”，经略辽东的方一藻和洪承畴也被他拜为恩师。吴三桂在这样的支持下自然是平步青云，20岁任游击，23岁任前锋右营副将，27岁由高起潜推荐，成为了团练总兵这样的高级军官，驻守宁远，此时距他踏上仕途还不到十年。
吴三桂青年时期，明朝衰落，后金兴起，辽东边境战事频繁。他很小就便随父征战各处，曾以20骑救父亲突围，颇有声誉，成为忠孝的典型教材。吴三桂年纪轻轻就在战场和交际场上饱经锻炼，此时他的经验和阅历，已经可以说是年轻军官中的佼佼者了。
虽然吴三桂升迁速度有如直升机，并被评为智勇兼备的大将之才，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与之相称的战绩，相反，他纵兵淫掠、骚扰百姓、畏敌怯战、临阵脱逃的情况却常常见诸史册。1632年，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被后金军围困在大凌河城，他随父吴襄救援却临阵脱逃，致使明军4万余人全部溃败，大凌河城失陷，祖大寿被迫投降后金军。1635年救授宣府、大同之役，吴三桂随父出征，却畏敌逗留、骚扰地方。1641年夏，皇太极率军约10万攻锦州，明以洪承畴为主帅，和杨国柱、王朴、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镇总兵，率军13万，宁远北上救援。七月，洪承畴进驻松山和锦州之间的乳峰山，且战且守，皇太极决定亲率大军与明军决战，洪承畴认为形势不利，决定率军突围。但是军事会议刚散，洪承畴一向器重的吴三桂居然和大同总兵王朴一起率部提前逃跑，连印信也被清军所缴获。吴三桂、王朴的影响，其他四个总兵也各自夺路逃跑，致使清军乘势追杀，明军损失惨重。洪承畴仅率万余人退守松山城，被清军团团围困，1642年二月，松山副将夏承德擒洪承畴、辽东巡抚邱民仰等献城降清，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等当场被杀。洪承畴被押至沈阳，三月，降清复叛的祖大寿再次降清，松锦之战结束。至此，明朝在辽东的精兵猛将丧失殆尽，清军入关基本已成定局了。而导致此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号称智勇兼备的大将吴三桂的率部逃跑。战后，和他一起逃跑的王朴被处死，他却只是被降三级，以待罪之身继续驻守宁远，实权一点没有受损。
吴三桂虽然受到了处罚，但是时势却使他的分量在明和清眼里都较松锦之战前更重了。对于明，松锦失陷后，宁远便成为阻挡清军入关的唯一屏障，吴三桂在驻守宁远期间，搜集散亡，招募兵勇，所部军队又增至三、四万。1642年，清军进关。次年春，吴三桂率部入卫京师，颇有斩获，据说他就是此时以千金购得苏州名妓陈圆圆的。是年秋天，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相继失守，独有吴三桂的宁远安然无恙。于是明政府便把吴三桂视为东部边陲之保障，并在其入卫京师时给予武英殿赐宴之恩荣。对于清，夺取宁远是其大举入关的前提。所以清曾通过已降清的吴三桂的亲戚故旧对他进行了频繁的劝降活动。信使往返，不绝于道。吴三桂既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一是由于明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着有效的统治；二是其所部将士的仇清情绪仍很强烈，不能不使他有所顾忌；而且，他手中这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是一个绝好的筹码，他完全可以待价而沽。
第二章、选择
明朝廷此时可称是真正的内忧外患，除了丧失了辽东军主力外，李自成的起义军也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1644年初，李自成军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等重镇，直指北京。此时吴三桂已经是明朝廷唯一的赌注了。大臣们也先后上疏，要求撤关宁军入卫京城。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于是于二月间召见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又于三月五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急调其入卫京师。
吴三桂接到诏书之前，宁远已是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所以他早有弃守宁远之意。撤兵通知发出后十天，他将宁远军民50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如果说此前掩护民众撤退影响了速度，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率著名的关宁铁骑从山海关进京的速度，显然远算不上一个看着熊熊燃烧的大厦的救火队员应有的速度。而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已经攻入北京，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
吴三桂失去了效忠对象以后，又开始向各方讨价还价了，而各方也开始出价了。三月二十日，李自成就已派出使者，携吴襄和已经投降的蓟镇总兵唐通的书信前往招降他，命他进京受封侯爵，把山海关交给唐通。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得知李自成进京的消息，不久，北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纷纷传来，李自成的使者也到了。他对使者殷勤接待，使者很满意地返回了。此时他是否已经投降了李自成呢？我们从一些线索中可见端倪：吴三桂在会见李自成的使者后就率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几天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可见，吴三桂此时的确投降了李自成。至少，他让李自成相信是这样。他是不是真心归降似乎并不重要，因为政治人物首先考虑的始终是利益。吴三桂此时和李自成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吴三桂不是什么忠臣，而此时明朝的官员投降李自成的也不在少数。吴三桂和大多数人一样，都看出改朝换代在所难免，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能混个新王朝的佐命功臣干干，可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李自成来说，能够招降明朝此时首屈一指的大将和4万战斗力极强的关宁铁骑，对自己的政权也能起一个极好的稳定作用，实际上其后的发展证明，正是由于他没能做到这一点，他的政权被彻底葬送了。
李自成军其后的一系列行动让吴三桂的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后不久，三月二十五日，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襄也在其列。一时间人心惶惶，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前来营救。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的信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稍晚些时候，大约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派出的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看到前后两封吴襄书信内容截然不同，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
吴三桂为什么要和李自成决裂？根据已有的资料，基本原因有以下几条：
第一，父亲吴襄被拷夹。父亲被拷夹，儿子自然要营救，问题是，用起兵反叛营救在敌人手中的父亲，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吗？只怕父亲反而会因此被杀吧？所以这个原因可能性不大。
第二，误信逃出的家奴报告说全家被杀。吴三桂这样的枭雄，不至于轻信一面之词，这一点也不成立。
第三，爱妾陈圆圆被掳。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个因素有多大作用呢？吴三桂可以看着舅父祖大寿被围不救，抛弃恩师洪承畴逃跑，后来还能不顾父亲吴襄在李自成之手投靠清军，一个女人在他心里有多少地位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过，明末官员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面子上是很难过得去的。因此，陈圆圆虽然不是吴三桂举兵反李的重要原因，但也未必完全没有起到作用。
第四，MP4兄的意见，吴三桂对李自成的开价不满意。李自成为吴三桂开出高官厚赏，但是要求他把关宁一线交给唐通等人。吴三桂不愿拱手交出自己的地盘，而他得知李自成军队武备渐弛，将士勒索财物，敲诈官吏的情况后，判定李自成并无远见韬略，没有坐江山的实力，所以乘势起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此前在向李自成传达的投诚意愿就是一个战术上的欺骗行动了。
既然决定反李，吴三桂就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要以一力抵挡两大强敌，显然不是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想法，而降李的道路既已堵死，吴三桂只好把目光转向清政权。
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清其实已经是唯一的选择，但实行仍有许多困难。几十年来，明清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战败降清的官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固然为人所不齿，连主张停战议和的官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甚至丢掉性命，现在自己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而自己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相当强烈，降清会不会引起部队兵变？此外，皇太极在世时曾对自己多次劝降，都被拒绝，自己此时求救，清会不会答应？会不会利用这种情况使自己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为此吴三桂在和李自成决裂后制造了他和清军联合入犯的假消息，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其后又大造复辟舆论，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朱由检服丧。在得知前者并未引起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的同情或支持后，吴三桂先于四月初连败李自成部将唐通、白广恩，正式和李自成翻脸，然后于四月初十左右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向清发出了第一封求援信。
这第一封信表现了他最初的基本立场。信中，吴三桂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表示此时吴三桂只是以明臣的身份向清求援，目的是讨灭李自成，复兴明朝，消灭李自成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酬谢。在清军进军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军只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而不是从自己的地盘山海关通过。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军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火并，自己则可收渔翁之利。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对清也还是心存疑惧。
但吴三桂的使者刚刚出发没多久，李自成得到唐通等被击败的消息后，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他施加更大的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派出数万骑兵东行。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除非清军从山海关进军，否则根本无法对吴三桂形成任何帮助。吴三桂则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
清军主帅多尔衮于四月初九率大军10万南下攻明，十一日抵达辽河，得知李自成已经攻占北京后，采纳洪承畴的建议，走密云、蓟州疾行直趋北京。十五日，多尔衮抵达翁后所，接到了吴三桂的第一封信，回了一封信，要求吴三桂明确归顺，然后立刻日夜兼程，赶往山海关，二十一日晚，清军主力抵达山海关外十五里处。
另一方面，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6万大军奔向山海关。已经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时局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自己不但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手中控制着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易消灭。而也许因为他把吴三桂当作是传统的明朝忠臣，对于他勾结清军入关的可能性，则连想也没想过。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朱由检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痺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
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六人，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迎候李自成，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间，等待清军。等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催促他赶快入关。二十一日晨，李自成抵达山海关，因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企图逃走，才发现他是假投降，但已贻误了时机。此时山海关守军除了吴三桂的4万部队外，还有山海关总兵高第率领的1万部队和3万乡勇。吴三桂将乡勇布置于关城四周的西罗城、东罗城和南翼城、北翼城防守，自率4万关宁军于西罗城外的石河列阵迎战。李自成以6万对8万，兵力处于劣势，但此时的李自成军士气还很高昂，他在石河及东、北、西三面发起全线进攻；同时令唐通前出至一片石，以切断吴三桂北退之路。激战一昼夜，吴三桂的战线几次被突破，全靠关宁铁骑的奋战才得保不失，但情况已经很危急了。
多尔衮率清军于二十一日晚抵达后，只是静观事态发展，并将从自己部队附近经过的唐通部歼灭。吴三桂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和多尔衮讨价还价的筹码，当晚，在使者往返八次后，他终于做出了决定，率精兵冲破包围，来到清军阵中会见多尔衮，同意剃发并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但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的条件，得到了多尔衮的同意，于是他正式归降，和九王歃血为盟，并且剃发。多尔衮让吴三桂军都以白布系肩，作为辨认标记，然后率大军进驻山海关内。
二十二日晨，李自成军列起惯用的长蛇阵，准备给吴三桂致命的一击。吴三桂军渐渐抵挡不住，李自成已经胜利在望。中午，风沙骤起，两军不能相辨。蓄势伺机多时的多尔衮在此时下令清军骑兵进攻。阿济格和多铎率领的大队辫子兵，突然从吴军阵右杀出。李自成军对此毫无准备，猝不及防，加之久战疲惫，阵脚大乱，虽然奋力抵抗，最终还是失利，损失惨重，以至“积尸相枕，弥满大野”。李自成且战且退，途中将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就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的失败而告结束。二十六日，李自成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多尔衮命吴三桂向西追击，自统清军直趋北京。五月二日，清军进入北京，不久宣布迁都于此。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也因此得到了新主人的最高奖赏：山海关之战刚刚结束，多尔衮就在军中为他进爵为平西王。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在有现代民族观念的现代人看来固然是不可饶恕的汉奸行为，但对于当时亡明士大夫来说，引军助剿其实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吴三桂甚至还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伊始，便遥封他为蓟国公，居然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一时间吴三桂甚至还成了“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的“世间伟人”。而且当时清军已经可以从长城的很多其它入口入侵，并不是说吴三桂守住山海关，清军就不得其门而入了。而且当时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引清军入关已经是唯一的选择，当然，唯一的选择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他真正应该被谴责的，不是引清军入关，而是在他引清军入关后的一系列行动。
第三章、反噬
清军入关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尔衮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早先挂在嘴边的拥立明太子的主张。尽管如此，吴三桂和清之间还是距离的。首先，吴三桂借兵，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联合明残余势力共同攻击李自成军，也一度为多尔衮所容许。但这一旗号实际上和清代明、建立对全国的统治的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降清之初，仍与明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甚至表示对福王朱由崧“不忍一矢相加遗”。再次，吴三桂还拥有一支自己的部队。因此入关之初，清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进攻李自成。1644年六月，吴三桂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阿济格西征李自成。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九宫山战死，其势力很快就基本被消灭。八月，清朝廷将吴三桂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
对于清朝廷的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转称崇祯帝朱由检为“故主”，反复表示自己“矢忠新朝”。清军大举南下后，由于满洲兵马不敷使用，而且多为骑兵，不适合南方广阔的山林沼泽地区作战，所以开始大批启用明的降兵降将。1648年，清朝廷又调吴三桂携家眷入关西征，连克山陕两省五十八城。期间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他对义军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1651年，清朝廷授予他金册金印，命他征四川的朱明和张献忠余部。明桂王朱由榔（永历帝）此时已经开始和孙可望、李定国等张献忠余部联合起来抗清，对于这些自己获取高官厚禄和新主信任的障碍，吴三桂也放弃自己的誓言，开始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他连下成都、嘉定、叙州、重庆等地。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他很快因功增岁俸千两，其子吴应熊也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授三等子爵，不久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1657年，李定国随朱由榔入云南，吴三桂以平西大将军职，和定西大将军国翰一同南征云贵，进攻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1658年，他败李定国于石壶关诸险，下遵义，克开州。国翰死后，他进驻遵义，1659年，吴三桂和征南将军卓布素、安远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兵分三路攻下云南城，朱由榔逃往缅甸。1661年，吴三桂率大军向缅甸进发，十二月，抵达离缅甸六十里的旧晚坡。他下令逼迫缅甸人献出朱由榔。缅甸人害怕，于是骗朱由榔说是李定国派人来接他，朱由榔很高兴，马上坐上竹椅，任人抬入船中过河。渡过对岸后，有人过来背朱由榔，朱由榔问他姓名，来人回答：“平西王前锋高得捷也！”朱由榔这时知道上当，已经晚了，被清军押回云南。据说朱由榔仪容甚伟，举止有度。途中有个士兵靠近观看，他端坐不动，也不说话，士兵赞叹道：“真是皇帝啊！”朱由榔在云南被囚禁了四十天，内大臣爱星阿提议将他送回北京处置，吴三桂则极力反对，最后他命令部将杨坤和夏国相送去丝带，逼朱由榔自缢而死，当然，也有记载认为是吴三桂自己亲手用弓弦把朱由榔绞死的。
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任他便宜行事，用人，吏、兵二部不得阻挠，用财，户部不得拖延。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1662年十一月，又以擒杀朱由榔的功劳，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为垫脚石，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
吴三桂对新主子的拼命效忠，自然换来了高官厚禄，但是这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呢？据野史记载，吴三桂曾向洪承畴求教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洪承畴告诉他不可使南疆一日无事，实际上就是让他养寇自重。因为清朝廷对似乎是荒蛮之地的云贵并不了解，而朱由榔和李定国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影响大局，留着他们还可以作为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吴三桂并没有按照恩师的指点行事。更糟糕的是，他杀死朱由榔，把事情彻底做绝，使自己的“汉奸”恶名从此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到了日后再次造反的时候根本无法争取到心向明朝的汉族士大夫和人民的支持，也算得上是作茧自缚吧。
第四章、撤藩
在进爵亲王，兼辖贵州后，吴三桂权力和声势都达到顶点。早在其父吴襄为将时，就已经用优厚的待遇培养了一大批与自己有极强依附关系的，以亲属子弟为骨干的子弟兵。吴三桂继承了这批子弟兵，降清后，他们按佐领制编制，成为了吴三桂“藩属”部队的核心，这支藩属部队也随着战争不断壮大。全国统一后，吴三桂已经拥有了一支以藩属部队及其家属组成的庞大武装力量。藩属部队的将领大多数是吴三桂的亲信，比如都统吴应期是他的侄子，都统夏国相、胡国柱，云南留守郭壮图、右将军卫模是他的女婿，都统吴国贵、副都统杨坤是他在辽西的旧部。除了藩属部队外，驻扎在云贵的绿旗兵和降兵（以孙可望部为主）虽然属于清朝廷的部队，但是也要接受吴三桂指挥，甚至重要将领也由其提名。军务一概由吴三桂决定后，再上报朝廷和兵部承认批准，而这种上报批准其实只是个走过场而已。这样，这些部队其实也成了吴三桂部队的组成部分。吴三桂纵容部下将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甚至杀人越货都毫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另外，他对洪承畴当年说的不可使边疆一日无事也没有完全置之不理，除了正常的平定反清活动外，他还不断谎报边衅，制造紧张局势。
地方行政大权同样也掌握在吴三桂手中。1663年，清朝廷已经规定云贵的总督和巡抚都要受吴三桂节制。云贵总督是在吴三桂同意的情况下，才于1666年二月驻在贵阳，而此时已经比其他地区一年迟了一年。他也掌握着云贵地方官员的调动和升迁大权，而且还可以任意调迁其它地区官员来云贵任职。由吴三桂选用的官员号称“西选”，而因为他可以跨省任用官员，西选官员一时遍天下，他的权力甚至已经凌驾吏、兵二部之上。四川道御史杨素蕴曾经上书向朝廷指出这种弊端，被吴三桂参了一本，朝廷不敢得罪吴，于是给杨一个降职处分，杨气得回家闭门不出十几年，直到吴三桂叛清才被重新起用。
在经济上，吴三桂也是极尽搜刮之能事。他除了籍没故明沐天波庄田七百顷外（不难理解为什么鹿鼎记里沐王府的人那么恨他了），还大肆兼并土地。1667年，清朝廷为解决吴藩兵丁口粮问题，准许他在云南圈占土地，于是藩官藩兵开始肆无忌弹地侵占民田，使得大批自耕农沦为藩官藩兵的佃户。此外，他还垄断盐井、金铜矿山之利，垄断茶马互市和药材贸易，官卖各种土特产品，放高利贷，私自铸钱。为解决部下的粮饷，他还准许藩官以贩卖私盐来大发横财。
吴三桂凭借搜刮来的巨大财富笼络部下、豢养宾客、收买官员、士人。每位往云南上任的知县级以上官员，都要先到王府拜谒，而他都亲自接见，凡有才能者他都千方百计要罗致麾下，而且还要写卖身契。吴通过以官爵和金钱笼络、收买的方法得到了大批追随者。
吴三桂维持庞大军事力量的薪俸和兵饷却都是由清朝廷负担的。1660年，户部的奏章表示，当时天下正规赋税收入为875万余两，而云南一省薪俸和兵饷就要900余万两，全国收入居然还不够一省支出，后来情况稍有改善，但三藩的开支大致也要占全国赋税收入的一半左右，成为清朝廷和天下百姓的沉重负担。除了吴三桂外，尚、耿二藩的情况也基本近似，不过比他稍逊而已。全国未统一之前，清朝廷需要吴三桂等三藩为其征战，全国平定之后，清政权必须在政治上实现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在军事上裁减军队以减轻财政上的压力，这些都直接触犯了三藩的利益。而三藩位高权重，拥有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长期割据一方，与清朝廷分庭抗礼，也为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清朝廷和三藩之间的矛盾因此愈加尖锐，在鳌拜等四顾命大臣执政时，清朝廷已经开始逐步削弱三藩的势力，而在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清圣祖康熙帝玄烨成年并亲政后，解决问题的步子开始迈得越来越大了。
玄烨亲政后，就一直把解决三藩问题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他曾说：“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而许多大臣也都指出三藩问题对国家的危害，现在玄烨要做的，就是等待适当的机会了。1673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玄烨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而后，又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要求也依例照准。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疏朝廷，请求撤藩。玄烨非常清楚吴三桂的真实意图，他认为，吴三桂和朝廷对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于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准其撤藩，还派专使至云南催办撤藩事宜。
吴三桂弄假成真，自然是又气又慌。对于他，他荣华富贵的唯一支柱就是军队，如果没有了兵权，他就只能完全受朝廷的摆布，而史上无数兔死狗烹的例子使他无论如何不敢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到别人手上，而此时如果不顺从旨意撤藩，他就只有起兵造反一条路。起兵造反虽然不是稳操胜券，但是他对自己的用兵还是很有些自信的，而且云贵地区富饶，自己能得士卒死力，兵强将勇，党羽遍布各省，如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陕西提督王辅臣等都是他的亲信。清朝廷方面则名将凋零，他也看不起年轻的玄烨。儿子吴应熊此时虽在北京，但他认为认为清朝廷会留下他以作为不利时和自己谈判的筹码，所以安全也没有问题。看起来起兵造反的胜算并不小，于是他就决定铤而走险。
吴三桂首先多方挑动部下将士，他的部下切身利益和他完全一致，可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个个都表示支持。对于起兵的名义，他颇费了一番心思，谋士刘茂暇建议应该立明朝后裔，但是另一位谋士方光琛指出，吴三桂杀朱由榔的事天下皆知，借用复明的名义已经不可能了，应该自立名号。吴三桂采用了后者的建议，但是他知道必须利用满汉之分来激起部下的反清情绪。于是他借口撤藩前拜别故君，于十一月十八日率领部下将士穿戴明朝衣冠，聚于朱由榔的墓前，放声大哭，伏地不起，对部下大加煽动。
装模作样撤走前，他先在郊外举行阅兵。吴三桂披甲上马疾驰，连发三箭全部中靶。左右罗列着长枪、大剑、画戟、雕戈，每奔驰一圈他就拿起一件，舞得虎虎生风，以示自己宝刀不老，并鼓舞士气。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命令前队启程，自己率大军殿后，部将吴国柱突然率兵包围了巡抚官署，擒住巡抚朱国治并将他碎剐于市，提头去见吴三桂。吴三桂这时还在演戏，大哭说：“尔辈杀我！我三百口死不旋踵！即尔辈也比遭灭族之罪！”部将则群清汹涌，大喊：“反了！”于是吴三桂正式起兵造反，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命令部下蓄发，改换衣冠，旗帜全用白色，步骑兵都用白毡为帽，派人到各地联络同党和旧部起事，写信给耿、尚二藩及台湾的郑经，约他们共同起兵。他还发了一道檄文，极力开脱自己引清兵入关的责任，说清廷入主中原是背叛盟约，乘势夺取政权，自己只是犯了错信清廷的错误，还谎称要奉不知在哪里的朱明三太子为帝。檄文虽然漏洞不少，可是在当时局面不稳定的情况下，响应的人还是不少。玄烨现在面临着他一生第一个重大考验。
第五章、败亡
吴三桂对反叛蓄谋已久，因此反叛之初，吴军还是非常顺利的。云南是他的根据地，他起兵的消息一到，四处无不望风归降。驻守在贵阳的云贵总督甘文（火昆）见无法组织起抵抗，命令妻室七人自杀，然后自己率第四个儿子和十几个从人逃走，在途中被叛降吴三桂的军队包围，全部自尽。吴三桂兵不血刃夺取了贵州，接着进军湖南，1674年三月，占领湖南全境，前锋直抵湖北境内，兵锋极锐。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二藩和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如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吴之茂，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等也先后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显得非常有利。
但是，他的对手玄烨的能力远远超过他的想象。面对吴三桂的突然叛变，玄烨有一定准备，他没有听索额图等人杀掉建议撤藩的大臣的馊主意，而是立刻开始部署军队。玄烨首先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作为平叛主帅率领八旗军精锐前往荆州，并以荆州作为大本营，加强对江南、江西的防守，阻止吴三桂和耿精忠合兵，又在兖州、太原等地屯驻重兵，以作策应。政治上，玄烨首先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孤立吴三桂，与此同时，为对吴三桂部下进行分化瓦解，他还宣布在各省任职的吴三桂部下的亲属概不株连，各安职业，以尽可能争取动摇者，稳定人心。对于吴三桂在北京的儿子吴应熊，玄烨一开始并没有杀他。一方面玄烨和嫁给吴应熊的姑母（不是金庸书中所说的妹妹）年纪相差不大，自幼一起长大，关系不错，可能不忍心让姑母守寡；另一方面可能也想留下来牵制吴三桂。但是吴应熊在北京企图策动叛乱，玄烨被迫于1674年三月在北京对他和其子吴世霖处以绞刑。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吃饭，据说立刻就面如死人，他知道自己大大低估玄烨的决心。
虽然在叛乱发动之初清军局势不利，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是讨逆平叛，经济上是以全国制一隅，时间不长，便扭转了军事上的失利局面，使得正面进攻的吴军，不能越长江一步，于是双方在战场上暂时出现了相持的局面。而吴三桂初起兵时虽然势盛，但却没有战略眼光。吴三桂本没有夺取天下之志，只是希望能够割据一方。他和他的部下都认为可以凭借兵势尽可能夺取土地，然后和清廷画地讲和，并要回自己在北京的儿子和孙子。他在控制云贵和湖南后，一方面希望可以通过和谈实现割据江南并要回子孙的目的，一方面也忌惮八旗骑兵在平原的威力，所以没有渡江。其实清军此时部署尚未完全就绪，如果叛军快速渡江，向北进军，可以对清廷形成极大的威胁。即使不渡江，选择下江陵，扼守长江，隔绝南北通道，或者进军巴蜀，取陕西，也可以巩固后方，起码形成一个较稳定的割据局面。但是叛军分兵江西、湖北各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镇，贻误了战机，给了清廷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其次，由于此时清入关已经三十年，人民渴望稳定的生活，民族矛盾已经不怎么重要了。而吴三桂自己大肆屠杀抗清义军，甚至还杀了明小朝廷的皇帝，这时候说要“共举大明之文物”实在是自欺欺人。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乃至一般百姓都对其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因而吴三桂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并未产生什么重要影响。
1676年是双方军事形势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清廷开始了战略反攻。在湖广战场上，清军将领安亲王岳乐师出湖南，连克萍乡、醴陵、浏阳等重要城镇，直逼省府长沙。在西北战场上，六月，图海迫降王辅臣。在东部战场上，康亲王杰书率师自浙入闽，连克重镇，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师进入福州。广西的孙延龄和广东的尚之信也表示要叛吴降清。十二月，孙延龄因事泄被杀，尚之信则遣使诣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投降。吴军处境愈益恶化，甚至连吴三桂的嫡系部队也开始降清，吴军的败局已经无法挽回了。1678年三月，吴三桂还想最后过一次皇帝瘾，他在衡州称帝，建国号周，改元“昭武”，册妻张氏为后，孙吴世璠为太孙，置官封拜，颁制新历，举行云贵乡试。这些小动作并不能带来什么好运，叛军仍然败仗连连，吴三桂气急败坏，不久便病倒在床，八月死于衡州，时年六十七岁。
吴三桂死后，部下郭壮图、方光琛等拥立其孙吴世璠即位于贵阳。清廷则加强了政治策反和军事进攻。1679年，克复湖南、广西，1680年又下四川、贵州，进军云南，1681年春，清军包围云南省城昆明，并分兵克复附近州县。十月，昆明城内粮尽援绝，吴世璠自杀，余部投降。吴三桂掀起的这次持续八年之久的大规模的叛乱至此全部平定。
吴三桂一生事两朝叛两朝，留下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传奇故事，也以引清兵入关为千秋万代所唾骂。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引清兵入关虽然在当时不是正确的选择，但其实已经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他不继续率兵残杀自己的同胞，或者后来没有叛清，他在历史上的名声起码不会比范文程、洪承畴更坏。而他的野心使他不但通过屠杀同胞来赚取荣华富贵，后来还要叛清，所以他“千古罪人”的头衔，恐怕就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翻案者可以摘掉的了。此外，关于吴三桂的评价，我认为张宏杰先生写的《另一面》中对他的分析写得非常好，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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