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前期文学全面衰退的情况下，文言短篇小说方面则有些作品仍能承继元末文学的精神，并且有若干新的发展，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值得注意的环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瞿佑的《剪灯新话》，另有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
瞿佑（1341—1427）字宗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幼有诗名，为杨维桢所赏识。洪武年间曾官国子助教官、周王府长史。永乐间以诗获罪，谪戍保安，后遇赦放归。所作《剪灯新话》四卷、附录一卷，共二十一篇。日本《剪灯新话句解》本有作者《重校剪灯新话后序》，称“是集成于洪武戊午岁（1378）”。
前面我们说到宋元文言小说的新发展，有两点最为突出：
一是出现了部分反映市井民众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的作品，一是在描写爱情故事时，往往更为重视双方的感情真挚与否，而忽视传统礼教规定。这两个特点在《剪灯新话》中表现得更为鲜明，有几篇小说则是两者的结合。如在《翠翠传》中，一开始便点出女主角是“淮安民家女”。她与同学金定私相爱慕，当父母为她议婚时，她竟公然宣称：“必西家金定，妾已许之矣。若不相从，有死而已。”父母竟然也会顺从她的要求，向金家求亲。这个家庭中的人们显然对士大夫所看重的礼教不怎么当一回事。后来翠翠在战乱中被人掳为姬妾，而作者对她的“失身”毫无谴责，仍然赞颂她和金定之间的爱情，也表现出宽豁的、重人情而轻礼义的态度。
同样的题材在《联芳楼记》中写得更为大胆而明朗。小说写一个年轻的商贩郑生在船头洗澡时，被河边高楼上一家富商的两个女儿——薛兰英、薛蕙英窥见并喜欢上，她们便“以荔枝一双投下”，表示爱慕。晚间郑生立于船头，二女用一竹兜把他从窗口吊上去，“既见，喜极不能言，相携入寝，尽缱绻之意焉”。事情发露后，薛家的父亲虽然“大骇”，却也很开明地成全了他们。这篇描写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小说，与《十日谈》中的类似故事颇为相似，虽有些粗俗成分，却显出欢快的浪漫气氛。
在文言小说中，爱情故事历来是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以前的这类小说主要以士人为中心，女性一方有些出身于与之相似的家庭，而更多的是妓女、婢女一类人物，她们都是围绕着士人的生活而存在的。《剪灯新话》中写市民阶层青年男女的爱情的作品与上述一类作品相比，不仅在题材上是一种扩大，所表现的生活情调也更带有世俗化的色彩。它显然受到话本小说的影响，同时还反映出：市民阶层、尤其是商人家庭较少受礼教束缚的生活态度、道德观念，正在引起文人士大夫的重视（《联芳楼记》所写，就是元末吴中的传闻故事），并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后来的文言小说在这方面继续有所发展，并影响了“三言”、“二拍”中的同类型的作品。
这里呈现出文言与白话小说相互交织、相互推进的态势。
在文体方面，《剪灯新话》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议论的减少，在正文二十篇中，带有议论的仅有两篇。在语言风格方面，《剪灯新话》仍存在好用骈俪、多引诗词的缺陷，但它的叙述已经完全是浅近的文言，极少看到史传式的精炼与浓缩。这些特点，对于文言小说摆脱史传的影响而更具小说的特征，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剪灯新话》中爱情题材约占一半，此外较多的是写文士的生活。其中《华亭逢故人记》写张士诚手下两个在朱元璋军队攻打吴中时投水而死的文士的鬼魂数年后重游旧地的故事，描绘出元末东南文士的豪宕性格和他们对历史变化的伤感情怀，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心理。
《剪灯余话》为李昌祺仿《剪灯新话》之作，有永乐十八年自序。据此序，原本与《新话》相同，为四卷二十篇，附录一篇，今传本为五卷二十二篇。其内容与一般特点亦与《新话》相似。作为附录的《贾云华还魂记》明显受元代小说《娇红记》的影响，但加上了女主人公死后还魂的大团圆结尾。
《剪灯新话》和《余话》作为元末文学的遗响在明前期的文学中具有独特的面目，但在当时缺乏与之相呼应的创作，它们的影响要到明中后期才得到发挥。两书中有不少故事，被明后期的白话小说和戏剧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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