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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首页 > 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 张居正大传

六〇

  经过这样地恳切陈辞,神宗准予辞免太傅及伯爵俸,其余特嘱接受。这一次居正底奏疏,令人联想到诸葛亮《与李严书》。诸葛亮底大志,是辅佐后主,讨平曹魏,在大功没有完成的时候,李严论为诸葛亮宜受九锡,封王。诸葛亮和他说道:“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三国志李严传注》)居正底屡辞恩命,也许不是模仿诸葛亮,但是也许竟是模仿。他们同样地辅佐幼主,同样地有绝大的抱负。在抱负没有实现以前,他们同样地拒绝过分的恩赐。假如居正竟是模仿诸葛亮,毕竟他找到一个绝好的榜样。正因为自己力辞厚赏,始可以督促一般政府官吏底上进。在这一点,更发生政治的作用。居正曾因为宣府巡抚吴兑请求恩赐部属,和他说起:

  辱翰示,一一领悉,即嘱本兵为之区处。但有功必叙,有劳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后食,先劳后禄者,人臣自靖之义。若铢铢  两两,计功程劳,以责望于上,似非所谓怀仁义以事君者也。仆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逞食,夕不逞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国家岂无尺寸效?然自受事以来,力辞四荫,独守旧官,每一蒙恩,辄夔夔栗栗,不能自宁,非矫也,诚以国恩难报,而臣子虽鞠躬尽瘁,不过自尽其所当为,本无功之可言也。公所欲为诸君处者,自见鼓舞用人之道:而区区所云,似亦为人臣之所当知也。冒昧吐沥,惟高明采之。(书牍七《答督抚吴环洲言敬事后食之义》)

  在万历四年、五年的中间,国家大事须提及者尚有边防和条编。

  实际讲,到了这个时候,边防底局势已经大定。鞑靼首领俺答已经归顺了,因此北方减少一个最大的威胁。固然俺答部下不是没有些少的侵扰,但是对于小小的出入,居正只是抱定耐烦的宗旨。他认为即在本国,不时还有“盗贼”突发,对于鞑靼武士底小骚扰,他有时竟是置之不问,不过大棒还在手中,他准备随时出击,因此宣大北边,永远得到安宁。一切的胜着,都在把握之中;他和宣大总督方逢时说:

  往时庙堂无定见,一闻浪语,即为之动摇,譬之低棋,随敌向往,应手即下。今则不然,吾审势已定,窥敌观变,或无事而自补,或弃于而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诸公当事者,宜审计焉。(书牍八《与总督方金湖以弈谕处置边事》)

  但是尽管胜算在握,他对于俺答还是主张待之以诚。为什么待之以诚?因为俺答已经不是明朝底敌人,所以居正主张开诚布公。山西的穷民,逃到鞑靼去了。山西巡抚崔镛和居正说,要向俺答讨回:他还豫备万一俺答拒绝送回的时候,种种的对策。居正只和他说:“盖今之虏情,与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计处,今既为一家,又当待之以信,谕之以理。”居正提出怎样派人向俺答讨回;他要通事对俺答说:“王如晓事,宜将此人及其党与,执送军门。朝廷必鉴王之诚款,和好益坚,赐赉愈厚:何为纳此无用之人,听其妖妄之说,而坏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居正又说:

  彼闻此言,势必听从。即彼不从,我常持此以责让之,使曲在彼,则我之威信,亦无所失。量此幺麽干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辈者,何啻千万,即索之而不得,亦恶足为轻重乎?彼虽犬羊,亦不可欺。用术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诳我矣。(同卷《答山西崔巡抚计纳叛招降之策》)

  居正对于俺答,完全是一边开诚,一边布置,因此在威德兼济的形态下面,俺答和明朝,永远处在和平相安的地位。至于他对整个鞑靼的形势,还是抱定分化的政策。他和方逢时说:“大约虏情,只要涣之,无令得合而已。”(书牍八《答蓟辽总督方金湖》)万历四年,俺答和察罕闹反了,居正便说:“近闻虏酋与察罕,构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祸结而不可解,则蓟辽之间,可以安枕,而西镇之贡市愈坚矣。宜多方以间之,他日奇功伟绩,必为公所收矣。”(同卷《答方金湖》)总之鞑靼部落愈加分散,每一部分底力量便愈加薄弱,而对于朝廷的依赖便愈加深刻。这是这一个时期中居正对外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他甚至吩咐沿边督抚,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发生战祸的时候,给他假道的便宜。(见书牍九《答甘肃巡抚侯掖川计套虏》)

  居正感到棘手的,还是辽东。这方面的土蛮和中国处在敌对的地位,他们随时可以联络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鞑靼可以并成大帮,进击辽东的时候,蓟镇和辽东,因为三卫所隔,始终不能呵成一气,这是地形上的劣势。因此万历四、五年间,居正底目光,完全集中到辽东。他在隆庆初年注重蓟镇,隆庆中年注重宣大,现在注重辽东,一切都是时局底结果。在注意到辽东的时候,辽东巡抚张学颜,辽东总兵李成梁,都成为心目中的人物。他和学颜说:

  辱示虏情,俱悉。公所以应之者,诚为得策矣。今全虏之祸,咸中于辽,连岁彼虽被创,我之士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愤耻,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为可虞。昨已属意本兵,于贵镇兵食,比他镇尤当留意。临期若的知虏贼所向,当令蓟人助守宁前,使公等得专备东方。如犯宁前,则东西夹击。再一创之,则彼破胆而不敢东窥矣。公幸时时喻意李帅,大将贵能勇能怯,见可知难,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为国任事之臣,仆视之如子弟,既奖率之,又宝爱之,惟恐伤也。惟公垂亮焉。(书牍八《答总督张心斋计战守边将》。按题衔误。)

  居正对于鞑靼的政策,有利诱,也有威胁。在斗争的状态中,朝廷有的是大将和边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是威胁。朝廷有的是鞑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在和平的状态下,可以互市;鞑靼以剩余的马匹,换取必需的物资,博得绝大的利益;这是利诱。俺答和河套鞑靼在这个状态中屈服了。但是辽东边外的土蛮采取一种和俺答相反的政策。他们也要开市,但是不肯屈服。他们有弓矢和其他的武器,要凭他们底武力,压迫朝廷开市。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为什么要开源节流,练兵筹饷呢?居正不但准备抵抗,而且准备随时出击。这是他对们士蛮的政策。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来。不过他对于武人,尽管重视,只是亲如子弟,和思宗以后那种尊如父兄的态度,根本上便不同。在尊如父兄的时代,便谈不上指挥;当一一国底武人,不听指挥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亡国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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