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浒从此跟随文天祥抗元，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既是得力助手，又是好朋友。
正月十八日，伯颜率兵进至皋亭山，离临安城只有30里了。文天祥再次向朝廷请求，要三宫撤走，自己率众军民背城一战。陈宜中等人执意不肯。
太皇太后这时已把国玺送给伯颜，伯颜要求南宋派陈宜中前来谈投降之事，太皇太后让他立刻就去。
陈宜中心想求和投降，但又不想充当罪魁祸首，于是，就在十八日晚上，步留梦炎的后尘，也偷偷逃跑了，做了南宋第二个逃跑的丞相。
朝廷不能没有右丞相。十九日，南宋朝廷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统率诸路军马。从此，人们便称他为文丞相。
朝廷此时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是想让他出来收拾这个残局，并代替陈宜中去元营接洽投降的事项。
而文天祥则自有他的考虑，十九日，文天祥亲眼见到，临安城外元军的铁骑驰骋，一支元军已驻扎在城郊的榷木教场，宋朝的许多兵将纷纷前往那里投降，而朝廷已无法制止。城中百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朝廷里一派混乱，简直是国已不国了。而文天祥的义兵主力又在富阳，来不及调回。如果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他同意当右丞相，就是想利用这个职务，为挽救败局再作一下努力。
朝廷要他出使元营，朝中的大小官吏也都恳求文天祥前去，以保住他们的性命。
文天祥在国事危急的紧要关头，同意出使元营。
他认为：“第一，国事至此，不能顾惜自己的生命；第二，伯颜总得讲道理，自己可以用语言打动他，也许能取得讲和退兵的结果；第三，也可以借机窥探元军的虚实，归来好研究对付的策略。
他还提出，自己辞去右丞相不拜，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前往，以此表明自己没有议和、议降的权力，不是去谈投降事宜的。
跟随文天祥身边的杜浒坚决反对文天祥出使元营，他说：“伯颜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文大人此去他们是不会让你脱身的；再说，文大人离开了临安，朝廷也就失去了主心骨，谁还能支撑这个局面？”
然而，文天祥没有听这样的劝告，朝廷的其他人更不听杜浒的意见。二十日，太皇太后命文天祥和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中贵官邓惟善出使元营。文天祥大步走出朝门，他想，在这些人里，敢同伯颜进行斗争的也就是他了，自己肩负着重担，不能怕威胁，也不能受利诱，一定不辱使命。
然而，文天祥错误地估计了元人，将他们看得太简单了：元宋交战多年，现在元兵已在京城门口，怎么会有说服他们退兵的可能呢？以往出使元营的人没有被扣留过，那是出使的人没有把对方惹怒，而文天祥慷慨陈辞，触怒伯颜，他们怎肯放他回去，又怎能让他窥探虚实呢？自己不把自己当成右丞相，而朝廷、伯颜则不这样看。
这种深入虎穴，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而此举脱离实际，实属下策，以至后来连他自己也后悔莫及。
文天祥及其随行的人来到设在皋亭山明因寺的伯颜大营前，尽管元营前站满兵将，布满了刀枪，杀气腾腾，十分森严，他却翻身下马，昂头挺胸，旁若无人地走进了元营。伯颜骄横而傲慢地坐在大营正中的虎皮交椅上，卫士手持刀枪站立两厢，好一个威风凛凛。
“下跪！”两旁的卫士吆喝道。
文天祥面不改色，从容不迫地作了个揖，然后立在那里。
“为何不下跪？”伯颜问。
“我身为大宋使臣，哪有向你下跪的道理！”文天祥据理而答。
伯颜一听，深知此人非同一般，便让人搬来椅子，叫文天祥坐下。
“丞相前来是谈投降的事吗？”伯颜单刀直入，先发制人。
“投降是前丞相一手操办的，我一概不知。现在太皇太后派我做丞相，我没敢拜，先来军前商量两国关系的大事。”文天祥胸有成竹，绝对不承认是来谈投降的，只是说前来商量。
“商量大事，也很好嘛！”伯颜一时摸不着头脑，随口答道。
接着，文天祥就反问伯颜：“本朝承帝王正统，乃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究竟是想把它作为国家来对待呢，还是想毁了它的社稷呢？”
这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因为宋朝历来是正统，忽必烈下令攻宋，发布的诏书，只以贾似道扣留使者为口实，并没有说要灭亡宋朝。文天祥抓住这点，要伯颜答复。
伯颜为难了，只好含糊其辞道：“我们皇上的诏书说得明白：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听了这话，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一步提出要求：“你们先后几次和本朝订约，但都背信弃义。现在你既然说‘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也就是说愿意友好，那就请把军队退到平江或嘉兴，再把咱们谈的情况上奏北朝皇帝，等诏令下来，然后再继续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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