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先派有相当影响的大将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驰镇洛阳”。这显然是估计到关东地区的形势而作出的紧急部署，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叛乱。
随后又及时地选派魏征宣慰山东。魏征本来是山东人，周静帝大象二年生于襄国郡巨鹿县。家境孤贫，通晓书术。“隋乱，诡为道士。”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怒涛，把这位属意纵横之士卷了进去。正如魏征在《述怀》诗中所说：“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他在李密的瓦岗军里典掌过书记，十次向李密献计，表现了他的“奇谋深策”。后随李密降唐，“至京师，久不见知，自请安辑山东”；致书徐世勣归附。
不久被窦建德河北义军所俘虏，被拜为起居舍人。建德失败，魏征投奔于李建成，很受器重，曾提出“结纳山东豪杰”的方针。可见，魏征和山东、河北地区各种社会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玄武门之变后一个月，即武德九年七月，唐太宗封魏征为谏议大夫，“使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当魏征到达磁州时，恰好遇着州县官把前东宫、齐府官属李志安、李思行“锢送诣京师”。原来，建成与元吉的亲信已经逃往河北了。魏征跟副使商量说：“东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接着，就自行把思行等释放了。这个措施，不仅是体现了唐太宗的宽大政策，有利于消除逃亡者的疑虑，更重要的是使唐太宗在河北地区树立起“信义”来，以争取山东豪杰的广泛支持。所以，唐太宗知道后，十分高兴，对魏征更加信任。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诏免关东赋税一年。“老幼相欢，或歌且舞。”不久又变卦，重新颁布敕令，说“已役已纳，并遣输纳，明年总为准折。”关东地区百姓们大失所望。这时，正在宣慰山东的魏征立即上书，强调指出：“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
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辄行此事！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
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惜之。”魏征的慷慨陈词，显然是要唐太宗注意自己的政策在关东地区的影响，切不可贪图小利，重新惹起山东人对李唐王朝的嫌忌与不信任。由于魏征的积极“宣慰”，妥善处理各处关系问题，山东、河北局势逐渐地平静下来。
李唐皇室出于关陇地主集团，而要实现全国范围的统治，不能不任用山东人士。广大的山东地区既是人才荟萃之地，又是当时财政命脉所在。武德六年初，秦王李世民敏锐地注意到：山东人物之所，河北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输，待以成绩。可见，山东、河北地位是何等的重要。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一直留心物色山东人，用来稳定山东局势，魏征与崔仁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然而，唐太宗有时囿于地域的偏见，未能公平地对待关中与山东人士。魏征宣慰山东前夕，曾向太宗指出：“不示至公，祸不可解”。也就是说，如果失之“至公”，山东人就会产生怨恨，甚至结群思乱，天下就难以太平。对此，唐太宗是心领神会的，因此立即请魏征“安喻河北”。贞观元年，“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这话深深地打动了太宗的心弦。张行成是定州义丰人，少师事著名经学家刘炫，后在王世充那里当过度支尚书，与山东各种势力联系广泛。唐太宗说过：“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为什么如此器重，让他预议大政呢？原因就在于张行成的意见反映了山东豪杰的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所拔擢的山东人士，往往不是士族高门，而是普通的微族寒门。例如，魏征是小族之家，境况孤贫；崔仁师似系高门中的破落户；张行成的先世无名望，当为卑微寒族。此外，受唐太宗重用的还有：张亮以农为业，家境寒贱；戴胄出身低微；马周是个寒士，等等。因为这些人大多经历隋末战乱，跟关东普通地主联系密切，熟悉民间的情况，所以，唐太宗利用他们，迅速地稳定了山东、河北地区的政治局势。
再次，审慎地调整最高决策集团。唐高祖时先后有十二位宰相，几乎都是皇亲元勋或者是贵族、士族。
其中最受重用的，首推裴寂。裴寂是蒲州桑泉人，与李渊友谊颇深，参与起兵密谋，拥有“佐命之勋”，故在武德之朝崇贵无比。可是，李世民却和他历来有矛盾。在皇位的激烈争夺中，裴寂公开袒护李建成。
因此，唐太宗曾当面斥责他说：“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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