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想象的运用，亦是《史记》的传神之处。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史记》融3000年历史为一身，3000年的人物、3000年的事件，到司马迁时早只剩下了细枝末节，为了让人物丰满起来，让事件详实起来，司马迁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去揣测当事人的心理、去捕捉当事人的举手投足的神情，使人物形神兼备，呼之欲出，细节描写，引人入胜。比如在《绛侯周勃世家》中，汉景帝召见周亚夫并赐食的一节，汉景帝对周亚夫已不赏识，并且存心想捉弄他，赐食周亚夫，却又不给周亚夫置箸，周亚夫心里愤愤不平，自己取了箸来吃，汉景帝笑他：“此非不足君所乎？”一语将其心态活灵活现地体现在纸上。
司马迁根据事情发展的情形，来模拟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细小动作，几乎没有什么偏漏，堪称史家叙事的典范。
另外，《史记》中语言的运用，也是很精彩的。
司马迁常常采用歌谣、谚语、俗语等来叙事或评点，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如《货殖列传》中引用谚语：“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刘敬叔孙通列传》中，也引用了“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春申君列传》中也以俗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来评述春申君的悲惨结局；《淮南衡山列传》中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楚元王世家》中，“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平原君列传》中，“利令智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与此相关的，口语的大量运用，也是古代文献的一大开创。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古语时，都是经过了一番翻译的。
上古语言晦涩拗口，使人难以理解，司马迁就代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这样不仅好懂，而且也使远古的人、事鲜活起来。比如《尚书·尧典》中有一句：“畴咨若时登庸？”在《史记》中，司马迁则使它通俗多了——“谁可顺此事？”，这样的例子很多。
在叙述史事时，司马迁也是尽量要用淳朴的口语来达到一种清新自然的效果。如《汲黯列传》中，“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张释之冯唐列传》中，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司马迁抛弃了晦涩的说法，力使人物的言行与性格达到统一。
又如《陈涉世家》中，陈胜旧日的佣耕伙伴说的就是：“伙颐！涉之为王沈沈者！”《张丞相列传》中，口吃的周昌说的是：“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史记》中此类贴近现实的，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显示了其广泛的人民性。
除此之外，《史记》中也常常引经据典，司马迁就像一位动作娴熟的烹饪大师，把上古经典一勺一勺巧妙地添加到对各个历史事件的评论中去，使之风味独特，更添意味，竟看不出添加的痕迹，经典之言早已和他的历史融为一体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司马迁在文学方面的深厚功底通过《史记》一一显露了出来。除语言的运用之外，《史记》的句式、语调结构等等，也都各具奇采。
拿《史记》的结构来说，《史记》就如一座宫城，里面宫厅楼阁、庭院水榭，皆错落有致，而每一宫殿、每一楼台的设计，又是各具特色，连庭院中花草的布局，也都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从全书的设计来看，司马迁厚今薄古、详近略远，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天文、风土人情、日者龟策、游侠刺客、佞幸滑稽等等几乎是全社会的概括，有详有略地在《史记》中一一体现出来，并保持着各体之间的联系，如宫城中联系各个建筑的宽窄道路一般。并且在总体上寻求它们之间发展变化的总体规划，以“通古今之变”。
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在这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会出现不少积极的东西，也会出现不少弊端，传统的内容反映了历史，也体现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认识与创造，人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否则就把握不了历史的全貌；历史是由各种人物的活动组成的，人类的活动又是丰富多彩的，经济、政治、自然、传统等制约着人类的活动，因而看待历史时不仅要重视人的作用，而且要注重对制约人类活动的各种因素的研究；为了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史学著作就应当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各类人物，都能在其之中找到归宿，各类事件，都能在其之中找到踪迹，当然，史学著作不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堆砌，它需要挑拣，它需要取舍，将有代表性的人物，将典型事件记述出来，就足以反映社会的全貌。因而司马迁在对整个历史材料的取舍方面，是狠下了一番工夫的。“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或述帝王将相，或述儒林学士，或述游侠刺客，或述佞幸滑稽，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无一不包，或讲风土人情，或讲政治文化，或讲天文地理，或讲医学家教，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无一不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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