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以人物为中心的记叙当中，平民的位置得以抬升，得以重视。在此之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平民，是所谓的“卑贱之人”，在哪一部文献当中都是没有得到如此抬举的。布衣的孔子、佣耕的陈涉，有了与各代诸侯王同等的地位；看守城门的侯嬴、市中卖肉的朱亥、四处漂泊的游侠，不再是世俗意义上的下层小人，而是各具特色、性格鲜明的同样有喜有悲、会哭会笑的得到历史承认的人！
司马迁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奉献给了我们，在他看来，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就应当是公正的、不存在什么偏见的，历史是任何权贵、何种势力都无可更改的。基于此，他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虚美，不隐恶”，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不囿于传统观念。项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手下败将，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一向是汉朝统治者讥笑的对象，司马迁却将他列入了本纪，位在汉高祖刘邦之前、秦始皇赢政之后，与这两位皇帝鼎立争雄，这也是古时任何一位学者做不来的，何况司马迁著书之时，正是西汉兴盛之期，如此大逆不道，颂扬汉朝败将，岂不是不要命了？
司马迁不怕，他已经经历了比死还厉害的刑罚，难道还怕死吗？他不争名、不争利，只求还历史以真实，现实中的弱肉强食、恃强凌弱，也见得多、听得多了，他可不想将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贯以现实的污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贵贱评古人。项羽败了，但他在推翻秦王朝的战争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项羽死了，但他的冲天豪气、他的凌云壮志永存，项羽虽败犹荣，项羽虽死犹生，在司马迁心中，他虽然鲁莽，但仍不失为一个大英雄，而司马迁对英雄人物，一向是崇拜之至的。相比之下，对于西汉的建立者刘邦，司马迁言辞之间，早对其人品流露出鄙视之意，这个好酒色的无赖，上不孝、下不亲，为了当皇帝、得天下，父亲、儿子、妻子、部下的性命安危可以一概不管，却偏偏骗得了那么多良将的信任，得到那么多将才的辅助，虚伪的面孔掩饰着他的言行，他成功了，成功之后的他，歹毒之心表现得更为明显，诛杀功臣，血流成河！阴险残忍，比那秦始皇又差得了几分？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流氓，司马迁是没有一丁点好感的，即使身为汉朝的臣子，他也不愿弃了真理去替汉高祖的行为粉饰。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也就只有他，才敢如此大胆地对汉武帝的祖父大加评论，才敢蔑视权贵，让真实在作品中任意驰骋！
对于陈胜、吴广的起义，司马迁的态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陈胜、吴广起义，昙花一现，然而就是这“一现”的瞬间，点燃了秦末农民起义的熊熊火焰，所谓“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司马迁不看陈胜吴广的出身，不看陈胜吴广的财力，他只看到了陈胜吴广起义最关键的一点——“一夫作难而七庙堕”，他给了陈胜、吴广应有的历史地位，把他们列入“三十世家”，与历代诸侯王平分秋色。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抬高农民起义领袖的地位，无异于与统治阶级公开对抗，于是这就成了后来各封建政权、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攻击司马迁的一大借口，同时，这也是今天我们大力赞扬司马迁的原因之一。
3000年的历史画面，是多么庞大；3000年的历史脉络，是多么复杂，3000年的历史，叫人如何把握？然而司马迁成功了！他不仅把握住了，而且把握得极好。在庞大的历史画卷上，在复杂的历史脉络面前，他就像一位能工巧匠，不慌不忙地取舍着、权衡着，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部剪裁得当、详略有法的精典名篇。这名篇包罗万象，政治、经济、文化自然不必说了，我们再来看看篇中的天文、地理、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首先来看看天文学。司马迁身为史官，是有很深的天文学修养的，史官掌管天文星历的职责使他在这方面很有研究，以至于后来被汉武帝委以重任，主持《太初历》的制订工作。《史记》之中记载了司马迁天文思想的，主要集中在《历书》和《天官书》中。
其中《历书》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发展史，司马迁在此书中详细地叙述了历法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有些虽然是根据传说来推定的，但也都与我国其他古籍中的记载相符，他有关历法的叙述，在许多古籍中都可以得到旁证，这不能不说明司马迁是本着极大认真的态度来叙说历史的。为了得到最确切的说法，他不知查阅了多少资料、收集了多少传闻。从最远古时期的物候历（以动植物的生理变化为参照物的历法），到西汉时他亲自参与制订的《太初历》，在他的《历书》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司马迁尽可能地把历史留下来的一切，把他能收集、整理出来的一切，经过细心剪裁之后虔诚地奉献给他的读者。
《天官书》中，司马迁充分发挥他的想象，把枯燥的星象变得十分有趣起来。原来观测星象，是根据北斗、四象、二十八宿的星官体系，观测起来费劲，记忆起来拗口，许多人因此对它敬而远之。司马迁不仅完善了这一星官体系，把它发展成为五宫二十八宿，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种绝妙的给星官命名的方法。
他把各星官想象成同地上的人一样有生命、有血肉、有喜怒哀乐，并且赋予他们各自不同的职责，这个掌管北宫，那个把持西宫，这个是将，那个是王，这个是车，那个是马，如此等等，司马迁几乎把整个地面社会照搬到了星空，读《天官书》，犹如观一幅社会画卷，人们在轻轻松松的气氛中，就可以受到深妙的天文知识的熏陶，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这种给星象命名的方法，中国人沿用了1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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