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局坚持“自立”、“自强”的主旨，从经费的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洋匠的雇佣、机构的设立等问题，李鸿章和曾国藩都要过问，可谓费尽心机。1867年夏天，江南制造总局从虹口一带迁至高昌庙，规模又有所扩大。经陆续扩充和添置设备，到80年代上半期，已拥有各种工厂10余座，船坞一座。1867年，用原有购置的设备，并自造一部分机器，每天已能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开花弹100发；每月平均生产发射12磅炮弹的开花炮18门。自1867年至1894年27年间，该局共计生产各种枪支5万多支，大炮585尊，水雷563枚，炮弹12万多颗。
这些武器弹药除供应淮军外，还供应南洋系统及各地的炮台、军舰，各总督所辖地区的军队。这些军工产品统一由清政府调拨，不具有商品性质。最值一提的是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就专设了一个制造轮船的分厂。李鸿章与曾国藩当时都清醒地认识到：为对付西方列强，必须多造兵船，以防御各海口。于是曾国藩奏准另拨江海关两成洋税，以一成留作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之费。造船业于1867年正式开展，轮船的部件，或由自己制造，或向外国购买。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近代中国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
1863年11月，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赴徐州前线为钦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捻”事务，李鸿章也移至南京，这样，苏州洋炮局又迁移至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局，又称金陵制造局。该局局址设在南京中华门外的瓷塔山，规模又有所扩充，设备有所改进，到1879年计有三个机器分厂，翻砂、热铁、柞厂各二个，还有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等；能够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炮弹、洋枪、抬枪、铜帽、大炮、水雷等。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对崇厚所办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接管并加以扩充。天津机器局在李鸿章的经营之下，分设东西两局，规模比以前大得多，主要生产火药、枪弹、炮弹、水雷等，辅之以修造船舰等。产品主要供应淮军以及北洋水师之武器装备。
李鸿章创办及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再加上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在它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许多省分也都先后以“机器局”、“制造局”的名义，相继设立了军火工厂，但一般规模都较小，有些维持不久就停办了。只有广州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发展到较大规模。这些军事工业，不论大小局，一律都属于官办企业，产品直接拨给军队，不计成本，不作为商品出售，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腐败现象，并且在生产资料和技术上对资本帝国主义有很大依赖性。
但是，他们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就其使用新机器、雇佣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来说，已带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由于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也多少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持刀矛弓箭、帆蓬舟楫的落后状况，为中国国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综观李鸿章为实现“自强”而兴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过程，从他购买船炮到仿而制造，其性质究竟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反抗还是为了“自强”而抵御外侮呢？从以下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主要方面。首先：不论是金陵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还是天津机器局的兴建和扩大，都是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所以，如果李鸿章为对付农民起义而制造枪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相反的，从前述促使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原因来看，“自强御夷”
的目的是主流。其次：李鸿章等人从购买船炮到自行制造的举动，为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生产力，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开了新风气。
江南制造总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抨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30余座的事实。
这种先进的制造之器，虽然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炮的过程中被复制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数量上积累，而且按照自身规律运动，或迟或早突破其倡发者狭隘的预想。这是李鸿章等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作出的一大贡献。第三：因制造船炮并为其服务的各项专门化技术工业的产生，对促进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的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可是，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工矿企业，但它们基本上是由买办资产阶级所创立，并且规模很小，为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
不可否认，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内生产的枪炮，在最初当然主要是运往前线对付农民起义军；但这些工厂的主要宗旨却是制造兵船，目的是防御海口用以“自强御夷”。再加上这些工厂由中国人拥有主权，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这些工厂尽管属于军事工业之类，却具有“御侮”性质，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基础。总之，在19世纪末年，中国近代工业虽发展缓慢，底子薄，基础不牢，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多少带有买办性，但在由李鸿章主持下的江南制造总局等企业的倡导和支助以及影响下，中国近代工业已经诞生并缓慢而艰难地前进，所以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第四，这些军工企业虽在“靖内”方面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在“御外”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极为明显，我们不能把李鸿章主持兴办的军事工业看成绝对的坏事。而也应看到其积极作用。如1870年李鸿章接管并扩充的天津机器局，起初虽然是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制造军火的，但随民族矛盾上升，这些军事工业所制造的枪炮弹药在加强边防、抵御外来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又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内专设的轮船工厂，为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李鸿章举办军事工业中的是非得失，我们只有从它的客观效果出发去评价，我们应肯定它的积极意义，虽然它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而告失败，但它为百十年后“开拓始基”所作的尝试，在促进中国国防近代化方面的重要意义都是不可抹杀的。对于它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应从当时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上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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