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把李鸿章积蓄下来的一千多万两银子公款作为个人联络权贵的资本，其中孝敬奕劻的动辄数十万两，而十万两的银票不过是馈赠奕劻就任领班军机大臣应酬宫中上下的“零用钱”罢了，手面之阔使堂堂王爷吃惊得目瞪口呆。以后月有月规，节有节敬，年有年礼，王爷、福晋生日，儿子成婚，格格出嫁，孙子弥月，一切开支无不由袁世凯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他曾经对人说：“天下无难事，有了金钱自能达到目的。”果然，奕劻完全被世凯的银钱收买了，事事听命于袁的操纵，他那个领班军机不过是袁世凯的傀儡，袁的心腹徐世昌甚至一度出任了军机大臣。这个袁世凯一旦出任军机大臣，要办什么事，奕劻也只能由他作主，最后一顶保护伞被飓风吹折了，刘鹗的命运可想而知。
袁世凯进入军机后，接触到第一件涉及刘鹗的案子，便是驻韩国总领事马廷亮的禀帖：“据悉韩国有人在甑南浦私设盐运会社，偷运我东三省私盐，合同内载有华人刘铁云、刘大章均为发起人，请予查禁，以维国权。”当时鹿传霖首先看到这份禀帖，气得吹须瞪眼，嚷道：“这个刘铁云，又在为非作歹，干卖国的汉奸勾当了。”
袁世凯问道：“刘铁云是什么人？”
鹿传霖道：“刘铁云就是刘鹗，当年盗卖山西矿产，庚子年又盗卖太仓米，现在又盗卖东盐了。”
张之洞想了一下，说道：“这个刘鹗我见过，当年私招洋股欺骗朝廷，打算承办芦汉铁路，幸而被我识破，这个人不可靠。”
袁世凯恍然道：“原来就是被人骂作汉奸的刘鹗！我在北洋的时候听说过这个人。有一回他到天津，日本领事馆从领事以下全体馆员上饭店请他吃饭，好威风！他的洋人朋友多得很，尤其日本人最多，他们为什么这样捧他，必定从他手中得到过好处，这样的汉奸一定要办。我看先把马廷亮的禀帖转给东督（新设置的东三省总督）查究，报上来后再和别的案子并在一起和他算总帐，这回可不能放过他了。”那时候的袁世凯，因为驻在朝鲜时，中日开战，吃了日本人许多苦头，恨之入骨，也痛恨与日本人密切勾结的汉人，和日后做了大总统依附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袁世凯大不相同。
庆亲王正在和军机大臣世续说话，袁世凯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这天正轮到他执笔，便亲自提笔代拟了一道谕旨，命东三省总督彻查刘鹗在东省活动的事，等到谕稿拟妥，奕劻只有签字画诺的份了。
谁知过了几个月，东三省的复奏尚未上来，军机处又收到了一份陈浏控诉刘鹗私招洋股买地的禀帖，这一回更在军机处引起轩然大波，前帐未了，后帐又起，袁、鹿都主张先把刘鹗逮捕归案，再行严办。抓人的事必须领班大臣点头，奕劻不以为然，说道：“浦口买地的事不是两江已经查明没有洋股吗？”
世续也道：“两江前后两任都已查明，就不能再在这件案子上做文章了，我们远在北京，究不如地方上查得清楚。”
鹿传霖道：“刘鹗的汉奸嫌疑总是逃不了的。”
奕劻摇摇头道：“军机办事要慎重，单凭嫌疑不能抓人。”
张之洞看不惯袁世凯锋芒逼人，自作主张，也冷冷地说道：“还是先查后抓，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抓人容易放人难啊。”
袁世凯那两颗极其有神的大眼眨了两下，说道：“这事好办，擅卖太仓米就是铁证。”于是将顾康民叫了来，说道：“控告刘鹗罪行的事太多了，你搜集一下前前后后的案情和罪证，还有，他干这些事一定有同伙，把主要同伙的罪行也搜集起来，将来不办则已，办则一网打尽。”
康民笑道：“刘鹗的事我知道得太多了，我会把它弄得一清二楚的，至于他的主要同伙，我知道北京有高子谷、钟笙叔，浙江有高子衡。”
世凯道：“很好，等你搜集齐了再动手吧。”
奕劻不再作声，箭在弦上，已经难以阻挡了。
可是要抓铁云也不容易，铁云虽然常住上海、苏州，京内外亲友尚多，都可随时为他传递消息。除了高子谷、钟笙叔仍在外务部供职外，亲家罗振玉迁居京中做官，住在骡马市大街，儿子大绅一家也随同来京，和振玉住在一起的还有王国维，此时已是学部图书馆编辑，负责审编教科书。另外还有朝鲜人郑永昌，不断来往于京津和朝鲜日本之间，密密地做他的生意，到北京时住在日本使馆，使馆情报人员时时刺探中国政府的动静，若有关于刘鹗的消息，当然会由郑永昌转告。
钟笙叔私下里兼任上海时报驻京记者，家中藏有一份时报馆的电报密码本，平时拍发新闻，紧要关头也可为铁云通消息。盟兄王孝禹在南京做电报局总办，和端制台关系密切，如果军机有什么文书到两江来，他知道了，必会及时转告铁云。最最要紧的是军机章京张少纯常受铁云的重金孝敬，成了他在军机处的坐探，处中若有举动，必能事先通知，因此这些人际关系织成了一张比天罗地网也差不了多少的中外合作的保护网，只要一条渠道通畅，铁云就能逢凶化吉。
这年入冬之后的一夜，张少纯忽然来访晤二十一岁的大绅，说道：“自从本初人军机后，对令尊大人甚是不利，现在正着手调查令尊历年经办洋务和庚子年的活动，望转告令尊小心谨慎。”本初是三国北方霸主袁绍的别字，此处指袁世凯。
大绅惊问道：“本初不会就对家父下手吧？”
“那还不致于，不过令尊最好暂时不要到北京来，以免意外。”
少纯走了之后，大绅进内院去见岳父，他从小受业于振玉，叫惯了“先生”，婚后未曾改口。振玉学问名声官位都有了，又从古董字画上捞了不少钱，生活优哉游哉，志满意得，夜间习惯在书房中摆弄碑帖龟板，大绅说了张少纯来谈的意思。振玉不再有所仰仗于铁云了，对于铁云的态度今非昔比，当下幸灾乐祸道：“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我对令尊劝告了多少次，不要私招洋股，不要卖太仓米，也不要去东北贩盐，我劝他：“虽然有利于国，但是不利于己的事，都不应该冒险去做。”有时辩论一二小时，他都不听，所以我的心也冷了，虽是亲家，到了北京后，书信往返很少，更不谈见面了。本初不如王爷好对付，他有的是钱，银钱打不倒他，若是认真起来，这事就不好办了。希望令尊回心转意，悬崖勒马，切莫辜负了我的忠告。”
大绅道：“家父曾经多次说过，先生对他的谆谆忠言，都是一片好心，可惜他不能做到。”
“不是不能做到，是他不赞成我的劝告。他说他信仰太谷教仁义之道，又是墨子的信徒，主张兼爱，应该为了国家民族之利，不计个人利害。他还说我是杨子的信徒，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只顾自身的安危，不想为国为民做些好事。你看，究竟谁的见解对？他若是真的学了杨子，哪有这些风险？”
大绅笑道：“家父喜欢说笑，先生不要当真了。”
振玉道：“多年至交，我是不会当真的，不过为他惋惜罢了。张少纯的话不能不听，赶快写封家信回去吧。”
铁云在苏州胭脂桥家中接到大绅的信，并没有当一回事，因为这些年来时时遭受惊吓，都过去了，他不清楚袁世凯与庆亲王的关系，总以为军机堂中王爷说了算，王爷尚在，不会出大问题。恰巧这年十二月的上海报纸上登了一段上谕，因为候选道员程恩培等人创办河南矿务有功，“均赏给正二品封典。”铁云读了报纸如释重负，不禁狂喜着向安香道：“看来京中传说不甚可靠，同样办矿务，绍周得了二品封典，我还能受处分？果真如此，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
安香笑道：“我也盼你得个封典，让我风光风光哩，程亲家那边发个电报去道喜吧。”
铁云笑道：“那当然。其实绍周是喜事，我也是喜事，你该向我道喜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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