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治理河务
黄河在历史上经常泛滥、改道，据统计，其泛滥的次数达1500多次。黄河泛滥给沿河地区人民带来巨大灾害，严重影响国计民生，也威胁着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古代帝王从夏代的禹王起，大多数重视治河。康熙帝则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黄河易于泛滥为患，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碗水、半碗泥”的黄河水，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中，每年河床平均升高约10厘米。这样年复一年，泥沙不断淤积，以致下游河道成为高出两岸平地的“地上河”。
一般高出地面数米乃至十几米，全靠人工筑堤束水。
一旦年久失修，遇到雨季、汛期，极容易冲决改道。
元朝定都北京，明清继之，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穿过黄河，延伸到北京附近的通州（今通县），黄河和运河交汇，更增加了泛滥的可能性。此后，治黄已不单纯是疏导通流、防止泛滥，还要使黄河保持相当的水位，以便蓄黄济运。
清初战乱不息，河道年久失修，致使河患十分频繁。受害最重的是淮安、扬州二府所属的高邮、江都、山阴（今淮安）、盐城、宝应、泰州、兴化等七州县之地。七州县因地势低洼，被称为里下河地区，凡发生黄水倒灌、运河堤坝冲决等事，必然被淹。有时河道官员见水势过猛，为护堤保证漕运，不待堤坝冲决，就主动开闸放水，里下河七州县首当其冲，难逃水患之苦。
康熙六年七月，康熙帝刚刚亲政，就遇到一大水，河道、运道进一步敝坏。当时，每年通过运河运七省漕粮400万石到北京，供应官兵俸饷。运道受阻，事关重大。因此，康熙帝亲政初，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定为国家的重大任务。每当发生水灾，他便派人巡视河工，绘图以进，及时掌握情况，详细研究古人治河的经验，采取对策。但那时国家财力仍不充裕，尚不能进行全面治理，仅仅为保证运道，搞一点应急的小型项目，开支稍大的工程便不能进行。
几年之后，国家财政状况逐渐好转，康熙着手准备主动治理黄河。十一年（1672）六月，他命工部会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共同商酌治理黄、淮、运河汇合部——清口，以防水患。十二年十月，批准工部议复河道总督王光裕的奏疏，于清口筑坝，“以遏浊流”。可是，年底爆发了吴三桂等人的叛乱，必须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支持平叛战争，治河一事又无暇顾及。
至康熙十五年（1676），各处又发大水，黄、淮再次并涨，灾情远远超过了康熙六七年那次。江南财赋重地被淹，运道受阻，对支持平叛战争极为不利。
因此，尽管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康熙帝还是下定决心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的治理。
康熙帝治河比以往的治河想得远，要求高，力度大。他于十五年十月派遣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前往淮、扬省视察河工。行前特别叮嘱：“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百姓皆受其困。今特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勘详明。
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勿得苟且塞责。如勘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这道御旨提出“务为一劳永逸的方针”，反映了康熙帝全面整治河道的坚定决心。
随后，康熙帝立即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十五年十二月，他命江南淮、扬所属沿河地方栽植柳树，以备河工需用。次年二月，经吏部议准，慎选河员，并实行久任制度。同月，康熙帝以原河道总督王光裕“全无治河之才”，将其解职；经吏部尚书明珠推荐，升任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并遣吏部侍郎折尔肯、副都御史金儁，前往会同新任总督察审河务。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1652）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十五年（1658）改内阁中书，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自员外郎回迁至内阁学士。十年（1671）授安徽巡抚，政绩优著。十五年以其实心任事，加兵部尚书衔。不久将其升擢河道总督。康熙帝对靳辅寄予厚望，靳辅感激皇上的知遇隆恩，孜孜图报，十六年三月受命，四月初六就赶赴宿迁总河行署就任。他上任之初，除随时向幕宾陈潢请教之外，并“遍历河干，广谘博询”，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无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莫不虚心采择”。他研究了我国历代治水的利弊得失，主张继承明代河臣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并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他体会康熙帝“务为一劳永逸之计”的谕旨，提出了统筹全局、“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指导方针，并将治河应做的事分拟《经理河工八疏》，呈交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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