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告
安庆事件后，政府立即开始搜捕革命党，其中，首当其冲的是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最激烈的地方——浙江。焦点就是徐锡麟创立的大通师范学堂。绍兴地方士绅对学校的存在本来就一直持否定的态度，就如同他们抨击秋瑾骑马一样。7月7日（农历五月二十七日），绍兴教育界的官僚胡道南、杜海生、胡秋田等当地名人和士绅共12人联名向绍兴府知府贵福告发，说秋瑾、竺绍康等人有革命党嫌疑，表示他们知道7月19日（农历六月十日）秋瑾等将发动武装起义。
胡道南曾经公费留学日本，一次在东京听秋瑾的演说时，因反对秋瑾的男女同权论，被秋瑾当众骂作“死人！”，从此怀恨在心，现在他利用自己是绍兴府官员的身份搜集有关秋瑾活动的情报，知道了秋瑾是革命党中最激进的光复会会员。陶成章及后人评价胡是因个人丢了面子而蓄谋报复，向官府告密的劣绅。但从客观上讲，如果他和顾松一样，也秘密负责监督调查教师的思想状况和日常行动的话，那么，向上级报告教师的情况也是他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但在革命一方看来，他是个令人憎恶的汉奸，这一点胡非常清楚，由于害怕光复会等报复而采取了告密的方式。贵福接到密报后，立即离开绍兴，昼夜兼程渡过钱塘江赶赴杭州向浙江巡抚张曾敭报告，商量如何对付大通师范学堂和督办秋瑾。
张巡抚没有立刻决定是否逮捕秋瑾，他派幕僚张让山去上海找当时在上海的绍兴山阴县名士汤寿潜商量。汤当时50岁，担任规划建设中的上海、杭州、宁波铁路公司的总理，也是“制定准备协同组合”的副会长（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因在铁路建设工程中有过渎职行为受到秋瑾的批评，因此怀恨在心，加之他历来反对秋瑾主张男女平等，指责秋瑾在《中国女报》上公然刊登“破坏了人们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的行为”的文章，这是明显反对政府的罪证，因此，极力主张逮捕秋瑾。
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的上海《时报》以安徽发来特电的名义，刊登了这样的新闻：
“恩新帅辰刻（晨八时）临警察学堂，忽为警察会办道员徐锡麟轰击，至未刻（下午二时）出缺。徐自称持排满主义已有十余年，此次如愿以偿云，现司道会议，先行正法（二十七日申刻安庆专电）。”“徐锡麟用手枪连发多响，恩新帅猝不及备，至身受数枪，自辰刻中枪后，延至未刻，竟不能救（二十七日申刻安庆专电）。”
7月9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巡抚张曾敭接到报告说：在武义起义中被逮捕的主谋之一聂李唐招供出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学监赵卓也是起义军的人。得到报告后，张曾敭终于决定逮捕秋瑾。到目前为止，张曾敭之所以踌躇不决，是担心若在自己管辖地界发生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不仅知县知府责任重大，还会波及到巡抚或总督等高官，因此，想尽量将大事化小。他认为大通学堂是士兵训练学校，学生手里持有大量的枪支子弹甚至炸弹，单靠巡警的力量根本无法逮住秋瑾，必须考虑到发生激烈枪战的可能性。但得到这么重要的情报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话，恐怕要被追究渎职。
嵊县、金华、兰溪、武义、永康等浙江省境内大部分地区，起义计划大都流产。而与浙江毗邻的安徽，徐锡麟在安庆杀死了巡抚。这样的大事震动了朝野，不仅涉案的地方官员要被追究责任，就连统管江苏、安徽、浙江的两江总督端方也不会平安无事。在这种情况下，绍兴大通学堂如果再发生动乱，张曾敭的巡抚职务肯定会被罢免，因此至少要在事态发展到武装起义之前就逮捕首要人物秋瑾，把起义镇压下去，否则就不仅是罢免的事了。于是，张巡抚用密电命令已经回到绍兴府的贵福逮捕秋瑾，并告诉他尽快派军队支援。接到密电后，毫无思想准备的贵福“惶遽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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