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义前夜
6月24日（农历五月十四日），秋瑾回到大通师范学堂后，立即决定提前放暑假，让学生们分头到各地通知起义计划，以光复军协领的名义，命令浙江主要地区的光复军分支（会党首领）于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共同起义。起义计划是秋瑾制定的，陶成章正在上海 ，也同意这个计划，军长徐锡麟虽然是秋瑾的上级，也不得不按照秋瑾的计划行事。此后，发动起义的日期发生变更，身为光复会最高首领的陶成章都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也不得不按照“秋瑾的指示”行动。原定浙江光复军和湖南起义军共同起义，由于湖南起义失败，秋瑾决定在浙江单独发动起义。
但是，有资料显示秋瑾来到湖南湘潭，诱使公公拿出三千银元之后，立即从长江乘船返回浙江，途中她曾下船去找过徐锡麟，二人商量安徽和浙江联合起义的事宜，约定只要浙江方面准备就绪，立即确定起义日期，两省联合行动。
送走传达命令的学生后，秋瑾来到上海，命令陈伯平、马宗汉说：“危机迫在眉睫，光复军已决定5月26日（阳历七月六日）在浙江、安徽共同起义，你们马上去安庆，向徐锡麟军长汇报。”接着，又去上海爱国女子学校找到在那里学习的徐蕴华（小淑），秋瑾满怀激励之情，赋诗两句：
此别不须忧党祸，千年金石证同盟。
秋瑾将充满豪情的诗作为礼物赠与徐蕴华，看着蕴华的脸庞，姐妹俩为了《中国女报》的发行倾囊相助，全力支持自己的往事涌上心头，秋瑾心潮澎湃，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似乎预感到这次分别后再无见面的可能，所以，满怀感激之情紧紧握着蕴华的手，和蕴华也像是在和自华姐姐告别。
6月下旬，秋瑾从上海返回绍兴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7月初，武义和金华等地的起义计划被清政府发觉，起义组织明显处于崩溃状态。秋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7月6日不可能发动起义，遂决定将起义日期从6日延长到19日。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愤愤地写道“复又改”。原因似乎是缺乏指挥人才和义军训练不足。
学生们再次拿着变更命令奔走于各地，在没有电话的时代，和各地的联络工作非常耗费精力、时间和资金，负责人秋瑾承受着常人无法想像的压力，最终决定变更起义时间。起义队伍是在旧会党基础上成立的，这支秘密组织不能像正规军那样获得正常补给，给养装备等必须自给自足，集结兵力也要避开浙江抚院政府军的耳目秘密进行，因此，要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聚集兵力开始行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按照规定的日期集结队伍，做好人员、弹药、粮食等各项准备的军队对反复变更计划感到困惑和愤慨，这种情绪甚至影响到部队的战斗意志。
6月25日（农历五月十五日），学堂宿舍监督徐龙介绍嵊县出身的年轻人钱应仁进入大通体育会，这说明秋瑾非常希望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哪怕多吸收一个人也好。
秋瑾在绍兴《白话报》第一四七号中发表短文《劝女子亟宜进学堂》，另一方面，该刊物还刊登了抨击“学堂妄为”的社论，指责大通师范学堂的职员随心所欲地骑马往来于大街（现在的解放路）和协台衙门（现在的人民路鲁迅小学）之间，在学堂内部可以骑马，但在市衢跨马到处奔跑 ，这种行为依律是要受到处罚的。据说，秋瑾经常乘运河上的小船往来于和畅堂和学堂，遇到野外训练或紧急情况时也曾骑马。而且在骑马时经常女扮男装，按照古都绍兴士绅们的伦理观念，绝对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跨马在大街上行走。
6月下旬（农历五月中旬），革命党平阳地区首领竺绍康和副首领王金发等在数百精兵把守的嵊县单独起义，战斗虽取得一时的胜利，最终还是失败了。竺绍康等逃亡异乡，清政府重金悬赏捉拿他们。据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所载，针对这种情况，秋瑾决定让部下周华昌、余炜、叶颂清等三十二名壮士组成“敢死队”奔赴杭州潜伏，同时，命令周华昌迅速召集二百人做好接应准备。
清政府和革命党暗中的攻防斗争越来越朝着一触即发的状态发展，其间，乱中出错，发生了许多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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