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临时住在杭州金钗袋巷吕逢樵、丁载生等人的家里，在那里和许多会党首领商议工作，还在西湖畔的白云庵和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光复会干部研究工作。这些工作告一段落后，12月初的一天，秋瑾和吕公望等人再次聚集在白云庵，为即将去安庆赴任的徐锡麟饯行，当时，徐锡麟被清政府指派到安徽省安庆地区一个武备学校工作，秋瑾等计划以此为契机，在安庆地区发动武装起义。
临行时，徐锡麟要求秋瑾一定要尽快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把浙江地区的事全托付给了秋瑾。徐锡麟等人流露出对刚刚成立的大通师范学堂的留恋，众人把酒话别。或许徐锡麟和秋瑾已经意识到7个月之后二人的命运，他们的命运恰如公元前两千一百二十年，燕国壮士荆轲吟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踏上行刺秦始皇的征程一样，今日西湖也如同当年的易水，湖面吹拂着瑟瑟寒风。世界在变化，而中国的苛政两千年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秋瑾一回到杭州，就命令吕公望设法打入浙江巡抚院守备队，迅速探明新军守备队的组成，特别是洋枪队的情况，并把情况尽快向组织汇报。为了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秋瑾还计划让吕公望等人到有可能捐款的大户人家去筹集十万元钱，交给相关同志作活动经费。吕公望则认为这样做会暴露起义计划，因而坚决反对。秋瑾随即呼吁党员卖掉家产支援革命，千方百计筹集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但是，过于勉强的集资方法反而使人产生了很多的误解，也没有达到筹集资金的目的。从这一阶段秋瑾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为了筹资不惜采取任何方法。她让当地党员吕阿荣采取类似恐吓的方法向一名商人强行募捐，将征讨到的八千元用于起义经费。还有发行杂志，同样是为解决起义部队装备、食宿等经费问题，在秋瑾的脑海里，无时无刻都在思虑经费问题。
12月上旬，从同盟会东京总部派到湘潭的刘道一、蔡绍南、魏宗铨等和湖南、江西的会党共同在浏阳、醴陵、萍乡等地发动起义，即所谓浏醴萍起义，起义军由许多大大小小的会党组成，战斗顺利时，各个会党争先恐后的要求参加，很快就形成三万余众的起义大军，清朝政府陷入极度恐慌之中。但是，这些军队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指挥系统紊乱，补给中途中断，到了12月下旬，都督龚春台率领政府军发动反扑，很快起义部队就土崩瓦解，起义失败。起义指挥刘道一在衡山被捕，12月31日，在湖南长沙浏阳门外被斩首。在前边曾经提到，去年在东京时，他曾操着湖南口音邀请王时泽去横滨参加三合会。刘道一的牺牲使同盟会失去一位优秀战士。
这一年，革命党在湖南发动起义，加上连绵大雨，江河泛滥，湖南地区情况异常混乱。
湘潭也发生洪涝灾情，秋瑾的夫家王家全家都到郊外的黄土山躲避。据说子芳的父亲王黼臣向官府捐款，开设粥棚救济灾民，洪水退后，清朝政府授予他“员外郎”的官位，而他坚辞不受。大概是担心清朝政府强行授予官位后，会索要更多的钱款吧。
在杭州紧张工作后，秋瑾回到上海，17日，参加立德夫人西女士在上海商业繁荣街大马路（今南京路）的议事堂举办的“天足会”，后来还接替西女士指导“天足会”工作。秋瑾极其痛恨缠足，在上海，秋瑾曾和改革派组织“敬业学会”的叶葆元交往，还共同发行过旬刊报纸，由于资金不足，到年末报纸停刊。
秋瑾做事就像徐锡麟一样雷厉风行，从不瞻前顾后。
29日，秋瑾母亲单氏在绍兴和畅堂家中病逝，享年61岁。接到信后，秋瑾立即赶回绍兴奔丧。誉章在守孝期间也被暂时免去官职，回到故乡主持母亲的丧事。
作为一名女性，母亲尽心竭力抚育子女，把女儿培养成为一名才女，作为诗人，秋瑾写下《挽母歌》《临江仙》等挽歌悼念母亲。现在，秋瑾所牵挂的只有一母同胞的哥哥誉章，办完丧事后誉章就要回北京复职。
母亲死后，秋瑾就再没去过上海，在绍兴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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