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发现教室里总有一位孤独的女孩，脸上从来没有笑容。别人告诉她，这个女孩叫吴珉，字希英，出生在南浔溪，是个孤儿，父母为了还债把她送人当了童养媳。在清代，婚姻由家长做主，不管男女双方是否同意。秋瑾自己有着痛苦的婚姻经历，因此她就更不能容忍这种陋习存在，她就像照顾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照顾吴珉，还不顾自己生活困苦，千方百计筹集到一些钱，拿着这些钱去和吴珉的养父母交涉，把吴珉赎了出来，让她跟在自己身边。吴珉和秋瑾形影不离，不久，随秋瑾一起去上海，并到宗孟女子学校学习。据说，秋瑾被捕前，叫她改名叫吴惠秋，秋瑾死后，她带着秘密文件逃离了绍兴。
秋瑾不仅仅呼吁妇女解放，还不顾自己困难，以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姐妹，她的行动受到徐自华校长和学校师生的称赞，但却遭到地方乡绅的责难。他们谴责秋瑾说：“这个胡说八道的女教师搅乱了历来的规矩”，“白天，穿着男人服装到处游荡的坏女人”，“在日本，受革命蒙蔽的过激分子”等等。一时间，责难、中伤、排斥之声甚嚣尘上，学校理事长金子羽把秋瑾叫到办公室责备，秋瑾似乎事先已经估计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她当即向学校提出辞职。或许，秋瑾正在考虑为了联合金华等地的会党，共同发动武装起义，已经不再适合在这里当教师。
7月里的一天，秋瑾以《留别寄尘小淑》为题，写了五首七言绝句赠给小淑。秋瑾和小淑是师生关系，但和小淑的姐姐自华是密友，小淑姐妹积极配合秋瑾工作，为了秋瑾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小淑不愿离开秋瑾，最后，她和秋瑾、吴珉一起去上海，一起入爱国女子学校学习。校董金子羽和那些顽固落后的乡绅站在一起，他们不仅责骂秋瑾，还追问徐自华的管理责任，于是，徐自华也辞去校长职务和秋瑾一起去上海。不久，又回到故乡杭州，住在大井巷口，和弟弟景卿开了一家衣料店，衣料店的旧址现在是杭州市清河坊152~154号。
到了上海，秋瑾立即与陈伯平、尹锐志、姚勇忱、张剑崖等年轻的会党成员或光复会会员在上海虹口祥庆里建立秘密联系点“锐进学社”，秋瑾介绍陈伯平担任吴淞中国公学的教师，在那里负责受理来自有关方面的联络工作以及把消息传递给各个方面。
在锐进学社召开的第一次联络会上，聚在一起的人都是些勇猛果敢的男子汉，他们性格豪迈，口无遮拦，就像是上海的梁山好汉聚集在一起。有的人在言谈中责骂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曾经师从徐锡麟的陈伯平听到后勃然大怒，抄起座椅向那人掷去，还要扑过去揍那个人，看他的样子，如果身边有剑，也一定会拔剑刺去。看到这个情景，秋瑾一声怒喝，制止了双方的打斗。由此可见鉴湖女侠在众人中享有的崇高威望。
当时，有人秘密通知秋瑾说，孙中山化名高野装扮成日本人乘法国船来到上海，于是，秋瑾也装扮成日本人前往上海港和孙中山见面。
据说，孙中山正准备去越南动员华侨为革命捐款。去年九月，秋瑾在东京见到孙中山时，他显得非常精悍，与那时相比，现在则显得非常疲惫，让他伤脑筋的不光是资金问题，还有同盟会内部的纷争，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去年，在成立同盟会之前，孙中山和来自湖南的黄兴亲密无间，彼此信赖，但同盟会成立之后，他们之间出现分歧，逐渐走向对立。同样，黄兴最为得力的助手宋教仁，在成立同盟会时担任干事，他也批评孙中山，说：在日常工作中，不能襟怀坦白，团结同志一起工作，作为一个组织的高层领导，孙中山有很多不足之处，因此，在工作中往往刚愎自用，致使一些不能谅解他的同志纷纷离去。但是，在中国存在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诸多革命组织，他们的宗旨和目的各不相同，只有孙中山能够用和平的方法把这些组织联结在一起，也只有他具有这种能力和威望。这些组织的共同点是都缺乏活动资金。
为了开展革命工作，孙中山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现在依然让人感到经济上的窘迫。见到这个情景，秋瑾立即返回去筹措资金，很快就筹集到一千银元，委托熊克武把钱交给即将乘船远行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熊克武参加了在四川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主张武力救国，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他亲自写下了自己的这些经历。
在这期间，经吕逢樵介绍，秋瑾在上海祥升公客栈见到捐纳监生蒋继云，大概吕逢樵曾劝蒋继云加入同盟会并在浙江分会工作吧。见到蒋继云时，秋瑾交给他一本向中国公学捐款人员名簿，要求他去湖南募捐。蒋最终违背了秋瑾的意愿，根本没有去湖南。转年的7月13日，他去大通学堂时，就在秋瑾即将被逮捕前夕还死死缠住秋瑾要钱。
在秋瑾的革命事业中，缺少的不光是活动资金，同时更缺乏必要的人才。由于没有忠实能干的人才，好多事都力不从心，只好委托一些庸才去办。蒋继云是秋瑾用人失败的最典型的例子。他在绍兴府被审讯时说：“秋瑾命令我去湖南募捐，我没有去。”他强调自己没有执行秋瑾的命令，露骨地表现出希望官府从轻处理的意愿。这种卑躬屈膝的表现和学堂教师程毅形成鲜明对照，面对绍兴府的严刑逼供，程毅坚贞不屈，最后被毒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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