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你好！
今年的美国大选终于临近了。我想最后给你谈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影响美国的民众选择。之所以我直到最后一刻才提这个，显然是因为这个话题很吃力。
你一定记得，去年我试图给你介绍美国的时候，一开始就介绍了美国的移民大背景，以及来自全世界的人们共同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的洋洋大观。
美国人有着不同的肤色发色和“眼色”，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甚至与国籍无关的故土认同。同时，他们又生活在一个除了遵从法律，不要求任何思想统一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地方要搞竞选，要琢磨出选民们会以哪一个指标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真可以说是一门大学问了。不要说我看着这样的话题感到吃力，就连总统候选人和他的竞选专家们，有时都会不知如何下手为好。
比如说，我去年向你谈到过的我们的一个修士朋友弗兰西斯。在今年大选的时候，我们问到他投票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在他的那个修道院里，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都是投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的票的。为什么呢？理由完全是因为共和党主张反堕胎，而他们这个修道院是属于天主教系统的，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又都是坚决反对堕胎的。就是这么简单。
在他们面前，克林顿总统所有在经济上的努力，在各个重大内政外交上的政策方针，统统化为乌有，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宗教信仰的出发点。然而，他们手里也人人各有一票。
那么，弗兰西斯为什么投了克林顿的票呢？这是因为在美国，一般的教会对自己的信徒并没有什么控制。他们出于共同的信仰聚到一起，教堂向他们宣讲该教派的教义，但是，并不强迫和控制信徒。教堂是社区民众的社教场所，在社区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到了该投票选总统的时候，还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去投票站投票。事先都不对修士们作任何选举的劝导。他们完全可以自行其事。弗兰西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也反对堕胎，可是，他觉得选总统还是需要一个综合权衡，所以他作出了选克林顿的选择。有趣的是，其他的修士其实也知道弗兰西斯是投克林顿一票的，却并没指责他违反教规，我们只看到跟他较要好的修士善意地拿他这个自由派修士开玩笑。尽管有他这样一个修道院中的特例，我们还是看到，信仰的考虑对大多数教徒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情况。美国的教堂之众，教徒之多，都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统计，美国有1500个不同的宗教实体，360，000个教堂，清真寺，优太教堂或佛教庙宇。而且，教徒的多，还不仅是人数上的多，还有教派品种上的多。比如到处可见的基督教浸信会，大约有75个不同的派别，很少有人能弄清这中间的区别，但大部分人都知道有南方浸信会和北方浸信会的区分。根据六十年代初的调查，有90％的美国人宣称他们信仰上帝，40％说他们每日崇拜上帝，63％的人是教堂的成员。经过六十年代的大变迁，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专家们说，宗教信仰的基本趋势是社会因素中十分稳定的一种成分。估计大部分人仍然相信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所不同的恐怕是宗教信仰更宽松更宽容了。宗教和迷信是两码子事，不可混为一谈。据最近的研究，40％的美国科学家认为自己是信神的，而且这种信仰帮助了他们的科学生涯。我的朋友戴维的父亲是浸信会教堂的神父，他却不上教堂了，他说他跟他父亲去教堂去得太多了。可当我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时，他沉吟片刻，清楚的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还有一些很自由派的青年朋友，他们却也按照基督徒的规矩在就餐前祷告，只不过祷告的内容有了世界和平，保护地球，万物昌盛之类的理想。很多美国人有自己在宗教或人生信仰上的一些思维定向，往往是这些信仰问题决定了他们的选总统的问题。
你也不要以为，堕胎问题在这里仅仅是一个与天主教信仰有关的问题。堕胎问题在这里，几乎是一个人人关心的，构成一个人的基本立场重要部分的问题。而且在这里，有关的讨论是非常激动的，动感情的，甚至引起了过激行为。这绝对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敢忽略的重大议题。
可是，在如此多样化的一个美国，也有一些大的趋势。这些大的趋势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大选，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国家。
首先我们看到，美国的大选，基本上选来选去，都在共和党，民主党这两个大党之间作选择。穷其根底，美国的这两个大党实际上并不象有些国家的政敌那样，存在“走什么道路”这样的重大分歧。美国的两大政党他们从根本上的理想是颇为接近的。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民众在选举的时候游离于两党的候选人之间，往往是某一点并不大的偏差，就使他们改变了投票的方向。就象我前面谈到的那些修士们，他们认为，不论是克林顿还是杜尔当选，美国还会是他们所喜欢的那个美国，只是在堕胎的问题上，会有本质的差异。
在这里，对很多人来说，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虽然有所区别，但是，绝对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两个政党来说，失去大选也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江山。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两个政党都认同宪法，都崇尚这个国家最根本的自由理念。因此，你可以看到千变万化的美国表象，然而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讲，尽管有些人他们在人生的半途才加入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建国时的基本精神始终还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美国这两个大党的区别只是在于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两个大党的主张，也就基本上代表了民众中的两大思考方式的归属。这就是我们在美国时时可以听到的所谓保守派和自由派。一般认为，美国的共和党代表了民众中保守派的趋势，而民主党则代表了自由派的趋势。但是必须解释的是，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从名称上来说，都和我们在中国所通俗理解的“保守”和“自由”并不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两种叫法在美国都没有任何褒贬的含义在内。
既然有这样的基本分野，为什么还是令人困惑呢？因为这里面还是十分复杂。就是同一个保守派，还有激进与不激进之分，激进的也有程度之分。更有大量的人，他们基本赞同某一派的观点，但是又在一些问题上，赞同另一派。
尽管很难把这样一个与人的思想方式有关的复杂问题彻底搞清楚，但是，对美国人天天挂在嘴上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有一些基本了解，还是非常有助于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和对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了解，也有助于对参加竞选的美国两大党的了解。因为竞选之争说到底还是一个理念之争。
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之后，有时候开玩笑说起来，觉得自己在遇到一个美国人的时候，不用开口交谈，都能基本上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倾向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观点。这两种倾向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表现出来。
我们先找一个简单的切入口，先谈谈我们刚刚提到的堕胎问题吧。我们已经说过，基本上保守派是反对堕胎的，而自由派是赞同堕胎的。这里的堕胎指的都是自愿堕胎，被动堕胎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被任何一派考虑的一个问题。可是，一个自愿堕胎问题在美国为什么会成为引起两党之争，民众分野的大问题呢？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堕胎问题会在美国变得如此重大。我们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的，在那里人口问题已经象枪管顶到了下巴上，十万火急地等着要马上拿出个高招来控制。根本谈不上再稳稳地坐下来，讨论它所的牵涉到人类本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好象这些问题已经不存在，或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怎么做，将能更有效地做到控制人口，或者说，怎么做，才能更合理地控制人口。
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传统非常强的国家，当然很多人的态度与宗教态度有关，但是，美国人对待堕胎问题，即使是很多宗教信徒，他们也并不是简单的“宗教追随”，而是有自己非常哲理性的思考。这也是我们在和弗兰西斯修士以及他的亲友们的一次聚会上，才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的。
我们以前一直知道弗兰西斯的反堕胎立场，但是，我们虽然是好朋友，却从来没有深入去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凡蒂冈教皇的立场是反堕胎的，天主教又都是跟随凡蒂冈的。所以，我们把他的立场非常简单地归到了他的“宗教追随”上面。
在弗兰西斯修士的一次亲友聚会上，大家自然地谈到了这个人人都很关心的议题。他的亲戚们基本上都是倾向于自由派的，也都是赞同堕胎的。弗兰西斯在其他的观点上，可以说也是相当自由派的，但是在堕胎问题上，他却有着和大家不同的想法。结果，引起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
这时我们才发现，他的观点可以说很能够代表理性的保守派在堕胎问题上思考。要理解这样的思考方式，还是必须回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美国人的基本理想，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尊重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
这也是理解美国人对待战俘问题的出发点。美国人从来认为，在战争中当军官和士兵们已经尽力而为，并且陷入绝境，那么继续进行抵抗，只是无端地伤害士兵的生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投降和成为战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一些美国人成为战俘之后，所有的人都会为他的生命和处境担忧，当战俘回到祖国和家乡，绝不会有灰溜溜的感觉，他毫无疑问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就和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这些现象都是源于美国人对于尊重生命的基本看法。
基于对同样的人道精神的理解，美国人承认，人有害怕和恐惧的权利。这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尽管谁都知道，美国人是最崇拜英雄的，美国电影里充满了英雄的形象，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产生害怕和恐惧，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我们曾经和美国人一起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架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美国飞机在波西尼亚执行任务时，被塞族击落。双方都知道有一名美国飞行员跳伞降落在丛林里。塞族游击队在拼命地设法抓住他。这时，每天大家所关心的最大新闻就是这名飞行员的安危了。最后，在经历几天几夜之后，仅仅根据士兵身上装备的一个简单的信号发生器，美国部队从军舰上派出直升飞机，追随这个微弱的信号，几乎是在塞族游击队的眼皮底下，把他从丛林中吊了出来。
消息传来，我们看到美国人难以形容的激动。白宫是禁烟的，此刻，只见克林顿高兴地走出白宫，在草坪上抽了一枝雪茄，轻松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这名士兵回来之后，大家在电视里看到他和总统一起穿过白宫的草坪进入白宫，克林顿特地请他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在晚上电视台黄金时段的莱利.金谈论节目中，这名士兵和他的妹妹一起接受了采访。
在整个采访中，最使我们感到不寻常的，就是他毫不隐讳地谈到事情发生之时他的害怕和恐惧。他谈到自己躲在丛林里，塞族游击队搜索的士兵多次就在他的身边走过，他是多么地惊恐万状，直想着自己这下是完了。他表达的只是人类真实的软弱的一面，全美国的人却一起在那里感动得热泪盈眶。美国人能够使崇尚英雄和承认软弱并存的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出于他们最基本的对于生命的看法。这种观念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已经成了这里绝大多数人能够相处交往的基本依据。
我之所以先扯开了去，谈了一些似乎是与堕胎无关的话题，只是想说明，“生命权”在美国是无处不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已经溶化在人们的血液里。美国人把关怀的极大比重放在儿童身上，实际上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因此，在美国，有的家庭会有意去领养一个残疾儿童。这绝不是罕见现象，有相当数量的领养家庭是这样做的。这在其他地方几乎是无法理解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认为，儿童是人的生命中最弱的一个阶段，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责任去帮助这样一个柔弱的生命。而伤害儿童在美国是判得非常非常重的。
最近在美国就发生了一个很轰动的案件。就是一对高中的小恋人，都来自家教比较严的富裕家庭，两人平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意外地怀孕之后，他们害怕家长的责备，一直瞒着双方的家庭。正巧是他们进入大学一年级的当口，他们离家住校成功地躲过了父母。在大学里，一个怀孕的女孩当然有自己的隐私权，自己不说什么，别人是不会来过问的。在临产的时候，他们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自己生下了这个孩子。然后，根据他们的一念之差，把孩子扔进了垃圾捅。当有人发现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了。
现在，这对生活刚刚开始的年轻人，面临死刑的起诉。我曾经告诉过你，在美国死刑是非常罕见的，但是，许多州的法律，对于杀害儿童的罪行就是判死刑。现在，大家看着报纸上这对年轻人的照片，尤其是认识他们的人，当然感到非常惋惜。但是，谁也救不了他们。他们犯的是一级谋杀罪，而且杀害的是一个儿童。
随着这样的思路一路寻来，你才会理解，牵涉到生命的堕胎问题，为什么会在这里如此普遍地引起人们的不安。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就一点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美国的保守派认为，胎儿本身已经是一个生命，堕胎就不仅是一个特别的“是否允许堕胎”的问题，而是“是否允许谋杀”这样一个问题的一部分。我跑到这里，第一次听到人们居然把“堕胎”与“谋杀”等而论之，着实怀疑他们思路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但是，很快我就开始理解他们思维的逻辑性和严肃性。
如果你质疑胎儿是不是一个与婴儿同等的生命，那么，他们确实有严格的科学证据。如果你说界限是在出生之前与出生之后，那么，正象我以前告诉过你的，极端保守派的谈论节目指责说，这等于是说，谋杀的合法性只有两英寸距离的区别。他会问你，如果出生之后的婴儿是不可谋杀的，那么，凭什么说，一个即将临产的婴儿就是可谋杀的呢？你确实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临产前的婴儿已经完全成熟，基本上和刚出生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如果你再把界限往前划，划在早期怀孕和晚期怀孕的区别。那么，现代科学确实也已经可以把一个非常早期的胎儿在体外成功存活了。终有一天，科学可以使一个受精卵完全在体外培育成婴儿，这时，胎儿和婴儿之间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了。面对一个连续的生命体，你甚至再也找不出体内体外这样两英寸距离的借口。他们的推论使你无法否认堕胎等同于扼杀一个生命，等同于谋杀婴儿。
于是，问题是，到底是谁有权去扼杀一个象胎儿这样的生命，扼杀一个比儿童，比出生后的婴儿更为柔弱无助的生命呢？是这个生命的父母就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吗？为什么社会不允许谋杀出生后的婴儿，却能够允许这样的一种谋杀呢？
在那次聚会上，弗兰西斯颇为激动地问大家，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承认了对生命的谋杀，那么，既然我们同意父母有权谋杀一个胎儿，那么父母是否也可以出于某种理由谋杀一个婴儿呢？比如，他们生了一个他们不需要的女婴，是否有权一生下来就把她给扔了呢？
当弗兰西斯的姐夫举出人口爆炸以后，有可能产生的普遍的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大饥荒的问题，大饥荒也同样要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问题。
可是，弗兰西斯说，从伦理上来说，如果你同意为了某一种理由，比如说，为了让其他人有更多的食物和避免饥荒，类似的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理由，就同意谋杀婴儿，那么大一些的孩子呢，甚至成人呢？是否都可以在一个非常实用的口实之下，把一部分人，例如有缺陷的人，被社会认定是坏人的人，都给谋杀了呢？是否就可以允许以谋杀的手段来解决其他人的类似饥饿一类的问题呢？又由谁来为哪些人应该生和哪些人应该死作一个判定呢？
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推导下，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堕胎的各种美国自由派也很难在同一个逻辑下与之对抗，于是，一般来说，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比如说，这是妇女的个人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我的身体，我自己作主”是在赞成堕胎的游行中经常高举的口号。还有一些同意“有限堕胎”的自由派，提出至少一个被强奸的妇女有权不要由此导致的孩子。
在竞选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和副总统高尔在竞选辩论的时候，就这样绕开。他们说，决定是否要生下一个孩子，这应该是个人隐私范围内的事情，如果一对夫妻，他们决定不生下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够以政府立法的形式，一定要替他们作选择，强迫他们生下来呢？更何况，有的患病的孕妇，生育会危及孕妇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置母亲的生命于不顾，而不允许她堕胎呢？
所以，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两派一直不是正面交锋。
再深入下去，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认为，堕胎是鼓励人类加速从大自然中异化出来的举动。人类本来应该是自然的一部分，可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不断地抗拒自然，人类的异化已经导致了许多物种的消失，现在居然发展到了要扼杀自己的孩子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阻止，人类自身还会有什么尊严呢？还会对什么东西产生敬畏呢？他所担心的，正是人类在一个伦理观念的重大突破之后，在彻底失去对于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之后，会向着异化的道路速速奔去。这种异化的后果连人类自己都无法预测。
有关堕胎问题的争论在美国至今还没有结果。现在的法律则是允许堕胎的。自由派中较为激进的，赞成妇女有权为任何理由而堕胎，例如，她只是不想要这个孩子。这种观点同时也和女权运动结合在一起。而自由派中比较温和的，就只赞成有限堕胎，也部分接受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两全之策。
当然在保守派中，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激进程度的不同。在美国，极端激进的保守派曾经几次在堕胎的诊所开枪，伤害甚至打死了堕胎医生和前来堕胎的妇女。在我们没有完全了解保守派观点的时候，我们会对这样的行为感到非常荒唐和不可理喻。既然你在提倡不伤害胎儿，为什么倒反而会去杀死一个成人呢？
如果你了解了他们的出发点，再往极端的方向推一推，你就会发现这样的行为也在他们的逻辑之内。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堕胎诊所无异于一个杀害婴儿的屠宰场。而美国现行的法律却不干涉这样的“谋杀”。因此，只能由他们出来“替天行道”，惩罚凶手，阻止人类继续扼杀胎儿的行为。但是，这样极少数的过激行为，绝大多数的保守派都是不赞成的。当然法律也不会放过他们。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地和美国人说，你们真是幸运，至少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讨论这样的问题。确实，与其它人口众多的国家相比，美国显得空空荡荡。还没有被人口问题逼到死角上。但是回过头来想想，大家都有过空间足够的时候，只是没有如此广泛地在民众中习惯于深入讨论这样与人类自身有关的最基本的哲学伦理问题。
我们无数次看到美国的普通老百姓这样激烈的讨论，也不知道讨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是我想，大家都承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协调，人类正在以无法预料的加速度从自然中异化出去，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一个加速度的。科学技术发展之后，人类原来的基本伦理道德是可能被颠覆的。自然是可能在人类的某一个不小心的动作中，遭到无可修复的破坏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对自身跨出的每一步认真思索甚至忧心忡忡，而不仅仅是对科学成果取完全急功近利喜出望外的态度，也许至少可以把人类异化的脚步拖住一些。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的两大派也是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环境保护和个人权利在一定的时候是冲突的。实际上和堕胎问题一样，这都是时代发展以后出来的新问题。
美国的私人财产不可侵犯，是进入宪法的个人权利。这一点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了。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多少年来一直平安无事。可是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发展以后，人们终于有一天醒来，发现这个世界已经给人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人们久已忘却了世界应该有的模样，已经麻木到了站在原来应该是一片森林的土地上，却望着一片工厂的烟囱兴高采烈，嘴里还喃喃自语“发展了，发展了”。
因此在美国，当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一些环境保护法迅速相继出笼。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确实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惑。例如，土地的主人顿时失去了他们历来所拥有的一些权利。比如说，在美国有一种稀有的红杉，树龄远远长于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要几十个人才能抱得过来，割一棵就少一棵。但是自从技术发展到可以割下如此巨大的树木，就没有停止过采伐。直到美国人有了环境保护意识开始立法禁止。
一禁止，问题就出来了。许多这样的树木都是长在私人的土地上，按照历来对于私人财产的绝对尊重，长在土地上的一切，土地的主人当然都拥有权利，别人是无权干涉的。这样的树割下一棵，木材就值上万美元，割上几棵就很富裕了。环境保护法一出来，树的主人就只能望树兴叹了。对于他来说，理由也十分充足，第一，政府侵犯了他的个人权利，再者，他每年要向政府交地产税，政府却不让他靠变卖自己的财产致富。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是支持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权利的。而自由派是主张政府立法干预环境保护的。在这里，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从个人手上切割出去的。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激进的自由派也常常采取行动。去年有一个拥有红杉树的土地拥有者，以清林为理由，终于获得许可，可以采伐两棵红杉树。结果，引起自由派的愤怒，一些人冲进那块土地，围绕在树下阻止切割，最终惊动警察。
这样的冲突很多。又如美国有大量的沼泽地，为了同样的保护生态的理由，美国政府禁止土地所有者改变湿地的现有状态，但是在缴纳地产税的时候，给予一定的优惠。也就是说，如果你拥有一块湿地，你就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开发和建设。既然这块地只能看不能用，它的价值当然就大大地降低了，而且很难再找到买主。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当然损害了土地持有者的个人权利。
在美国，在私人土地上焚烧垃圾，除了受到火灾因素的限制，同样受到环境保护问题的限制。随意焚烧是要受惩罚的。为此，保守派的谈论节目愤怒不已。自由派认为焚烧国旗是人民表示不满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权利，是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畴。保守派坚信这个国家是被自由派给毁了，居然国旗可以烧，而垃圾却烧不得。顺便提一句，总的来说，美国保守派在这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美国人的规矩是，既然立了法，违法者就必须严惩不怠。几年前，有一个亚裔美国人买了一大块土地，打算开辟成农场。谁知道，在清理树木的时候，打死了一只鼠类动物，而这只小动物偏偏是立法明令保护的珍稀动物。结果，农场还没有开成，先惹上了一场官司。而且还有巨额罚款。这样的事情，当然都是环境保护法出来之前闻所未闻的。习惯了传统生活的民众对此不能接受也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保守派的愤怒也绝对不是没有来由的。
虽然在我们眼里，这里的环境保护已经相当好了。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都有过开车与野鹿相撞的经历。然而，这里的自由派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还是比我们想像的要敏感得多。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这和多年来的美国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自从环境意识在这里醒悟，在教育中就占了极大的比重。有很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这种教育和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环境宣传不太一样，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教育是从人与自然的亲和力着手的。
我刚到这里才几天，就参加了当地公园举办的一个蛇节。在这个节日里，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参加。当然有关于毒蛇和非毒蛇的知识的介绍，有不同品种的蛇的展出，但是出乎我意外的是，在这个蛇节上，主办人让那些养蛇作为宠物的人，都把他们的宝贝带来。
这些蛇的主人黑人白人亚裔的都有，也有女孩子。他们抱着他们的蛇，站在那里高兴地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家长们都鼓励自己的孩子抚摸或者抱一抱蛇。鼓励他们提出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在草地上，还铺了毯子，给孩子们发了蛇状的帽子，让他们不用手脚，匍匐扭动前行，体会一下做一条蛇的感觉。
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蛇对自己的主人也是有感情的。一个小女孩告诉我，每次喂养蛇的姐姐回家，他们的蛇都会前去迎接，还会跟着她的姐姐游动。之后，我在这里许多次遇到蛇，从来没有人喊打的。年轻人会设法把蛇移到树林等更安全的地方。更绝的是有一次，发现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门外的椅子上躺了一条蛇，结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的叫济娜的美国女孩，一边柔声地和蛇打招呼，一边一把捉住蛇轻轻提起，然后放进了树林里。然后说，这种方法是从学校里学来的。
电影界在这方面的教育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拍了大量的动物演员参加的电影，甚至是纯动物演员拍的电影。同时，由于美国的自然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好，孩子们接触各类动物和植物的机会相对要多得多。使得美国的孩子与自然界的距离大大拉近。他们迷恋各种各样的动物，连对待一般概念中不大能接受的蛇都是如此，更不用谈其它动物了。从昆虫类到哺乳类，包罗万象，没有什么他们不喜欢的，都是他们的宝贝。
和一些年轻朋友在一起干活时，常会有人在手掌里捂了什么东西，神秘兮兮地招呼大家去看，原来是一只小青蛙或一条小虫子，然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叹它的美丽可爱。他们能够说出很多名堂。莉迪亚是文科硕士，却是她告诉我有关蜘蛛的知识，蜘蛛网的辐射线是没有粘性的，只有同心线才有黏性，蜘蛛丝不是从口中吐出来的，而是从后面排出以后用一条后腿勾起来再搭到其他丝上面。这时，为了向我作示范，只见活泼可爱的莉迪亚翘起自己的脚，一甩一甩地学着蜘蛛织网。我们当时打工常常是单调和劳累的，离开以后，当年打工的好朋友重又聚在一起的时候，回忆起来，一致同意大家一起看小虫子小动物的时候，是打工生涯中最开心的时光。
这种教育和风气超越了人类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自己这样功利的宣教。那种宣教似乎使人觉得人类是超越自然的一种特殊力量，为了自己可以“征服自然”，也同样是为了自己才需要“保护自然”。但是，美国对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方式是动之于情，使他们对动物和自然界产生很深的感情，使他们增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教育已经持之以恒很长时间了，因此非常有效。这使得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根本就否认人类对于自然所具有的这种为所欲为的征服权利。
最容易获得美国年轻一代捐款的，就是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组织了。在这一点上，他们非常敏感和容易冲动。因此，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的保守派确实很难取得年轻一代的赞同。相反，克林顿和副总统高尔，都是积极提倡保护环境的。高尔还出过一本环境保护方面的书。在这方面，他们就相当受年轻一代的欢迎。
环境问题确实在当今人类生活中已经非常突出。保守派也很难直接从正面与之对抗。以至于一些极端保守派在电台里，有时干脆否认环境问题存在。他们在“谈论节目”中说，那些所谓的大气臭氧层空洞之类的“恐怖故事”，都是自由派为了剥夺土地持有者的权利，故意编造出来的。这里还必须说明的是，在美国并不是保守派才持有土地。拥有房地产的比例，在这里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
应该说，这里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热爱大自然，也热爱自己的土地，保守派的美国人也不例外。问题在于保守派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就是在环境保护法与个人权利冲突的时候，要个人权利完全让路。自由派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没有为更好解决二者的冲突开出良方。看上去也只是在回避这个两难问题。
克林顿在今年大选之前，又把美国的一大块区域划为自然保护区。当然，从自然保护的角度，从人类长远利益的角度，无疑都是有益的。但是，肯定也影响了这个区域的大量民众的生活。因为这么一来，这个区域就不能再搞建设，会影响到许多人的私人经营。
这个决定一宣布，就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联邦政府是没有干涉一个地区民众生活的权利的。但是，自从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出来以后，“环境”压倒一切。环境保护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理由。对于保守派来说，环境问题已经成了自由派肆意扩大政府权利，干涉人民自由的一个巧妙借口。
因此，对于保守派来说，这不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受到影响的问题，这是捍卫美国宪法所保护的人民基本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大原则问题。他们不允许这个大原则出现一个突破口。
这样的讨论对于美国当然是必要的。因为在这里，个人自由和环境保护一样，也同样是一个与生命同等重要的话题。在这个对话中，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也基本上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至今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一切问题的可讨论性，以及讨论的激烈和深入的程度。持反对态度的一方，甚至可以以此作为他们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以求民众的支持。这样，对于一切与民众密切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在大家面前全方位地彻底摊开。各方面的利弊，有可能发生的前景，都使大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请人们自己作一个选择。选择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去投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
我刚才曾经提到过，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国家和政府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于这一点，在美国的保守派这里是最典型不过的了。在对待联邦政府的态度上，美国的保守派基本上是反对“大政府”的。他们始终在要求联邦政府缩小规模，不要对经济过多干预，并呼吁联邦政府“还权”给各个州，还权于民。极端保守派几乎就是“爱国反政府”。去年在奥克拉荷马市的联邦政府大楼放置炸药的两个，就是极端保守派中的激进分子。
保守派的美国人确实非常爱国，他们特别喜欢用美国国旗作装饰品。你到处可以看到国旗图案的衣服，国旗的胸针，汽车上国旗图案的粘贴标志，等等。在家里挂国旗的也特别多。就是刚才讲的那两个到联邦政府机构放炸药的激进分子，他也绝对不承认他不爱国。事实上，他们正是为了他们理想中的美国，才去放这车炸药的。因为他们认为联邦政府控制了美国的自由，正在毁灭美国。
联邦政府权限和规模，是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重大分歧所在，也是美国两大党的争执焦点。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分歧呢？
美国的两大党基本上是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共和党一向认为，必须始终给私营经济以最好的发展空间和条件。不要对他们进行过多的干涉。这当然直接符合大企业主的利益。但是，他们同时相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高度发展，社会上才会人人受益。限制太多，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了。对谁也没有好处。而提倡高福利，只是民主党看中普通人手里的选票而搞的花招，因为企业经营者，尤其是大企业主总是少数，普通民众总是多数。共和党认为，高福利只是有毒的糖果，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看上去是关心穷人，但是从长远来说，在损害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损害了穷人的利益。
而民主党一向被称为是穷人的党。他们的具有代表性的理想就是我上封信已经提到过的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把联邦政府推上了干预经济的舞台。也使得美国的福利制度被真正建立起来。极端的自由派主张有政府出面达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几乎就是社会主义者了。
这两个党的观点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扯，最终取得的是一个平衡。而这两种观点如果不偏激的话，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道理，所需要的正是一个平衡点。因此，你很难说究竟是哪个党更有道理。真理多走几步，都会走进谬误。这两种观点一旦走极端，都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严格地说，并不是哪一个政党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两百年的稳定发展，而正是这两大政党不停地激烈争执和互相攻击，把美国向两个方向“拔河”所形成的动态平衡，才造成了这样的稳定发展。
从美国两大党所代表的经济利益的话，可以基本上象前面这样归类。但是，他们的争执基本上还是在于，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使所有的美国人过得更好。同时，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堕胎和环境保护带来的争执，这两大党不仅在经济政策上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还在观念上代表了美国社会不同的思维方式。
所以，美国民众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并不是说保守派都是富人而自由派的都是穷人。例如，那个在联邦大楼放炸药的保守派激进分子，就是一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平民。美国的这两大派，基本上还是观念上的差异。
持保守派观点的美国人，一般来说生活比较稳定，行为方式比较中规中矩，穿着比较规整，上教堂的比例更高。他们比较习惯于六十年代以前的平稳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近几十年来生活方式发生的剧烈变化很难接受。
他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如此之高的离婚率，如此之多的单亲家庭，还有大量的同性恋，触目的女权运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根本就不成画的现代美术，不成体统的服装，等等，等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妖魔鬼怪”都一起跑了出来。他们把这一切都归之于自由派的罪恶，因此，尤其是极端保守派，提起自由派几乎总是咬牙切齿，因为“好端端的美国就是毁在他们手里”。
当然保守派美国人也是各式各样的。他们几乎包括了两个极端，有富裕高雅的或生活安排得很好，似乎从老电影里走出来的，非常迷恋老时光的一个阶层，以及生活在乡村传统生活中，很难接受新事物的一个阶层，他们中间包括有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举止十分粗鲁的人。
他们中间很多人喜欢美国传统的乡村音乐。乡村音乐很能够代表美国以前平和稳定的生活。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堕胎，反对侵犯土地持有者的权利，这些也都在他们传统的思维习惯范围之内。
至于自由派美国人，则是非常复杂，涵盖面极广，五花八门。大概从教育程度非常高的“雅皮”的一代，一直到大量的青年学生，艺术家音乐家，甚至流浪汉和街头小混混大概都可以说有自由派的风格在里面。他们并不是都认同同样的东西，所以自由派是颇费琢磨的。
正因为如此，在比较保守的地区，你可以看到以“保守派”作为自己竞选标志的，但是，没有一个实际上是偏向自由派风格的竞选者，在自己的竞选牌子上打出“自由派”的旗号。因为自由派的弹性太大了，这样的标志完全可能吓走大量原来还可以争取的选民。因为，谁也不知道你这个“自由派”的自由边际在哪里，是不是“自由无边”。
但是，自由派毕竟不是“放浪形骸”的代名词，自由派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比如说，自由派提倡多元文化。那些自由派的年轻人会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都非常感兴趣，所以在宗教上也就会表现得很杂。他们会宣称自己是信佛教，或者印度教，喇嘛教，等等。会在家里挂上一幅佛像，但是你细细一问，会发现他还搞不清佛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正是有了自由派的美国人，日本茶道，花道，剑道，柔道，空手道，中国功夫，瑜伽，太极拳等等对于保守派美国人来讲是怪里怪气的东西，才会在美国有一定程度的流行。在亚特兰大一年一度的亚洲文化节上，你每年都可以看到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一板一眼地跟着日本人学茶道，年年不拉下，一年比一年有长进。每年表演和讲解古老的日本箭道的，则是清一色的白人，讲起这种古老仪式的年代，起源，功能，规则，头头是道，恭恭敬敬。这个亚洲文化节规模不大，在美国各地无数文化节中名不见经传，但是很多亚洲的东西，我这个亚洲人是在这个节日上才第一次得知的。你想想，你也喝了一辈子茶了吧，我们有几个人知道点儿日本茶道的？我这一问一定让爱国心切的人跳起来：“中国是茶的故乡，干吗要去知道日本茶道？”这回答正在点子上，保守派美国人所持的就是这种态度。
如果你必须跟保守派就文化多元打交道，有时候就很没劲。
然而，承认多元文化还不仅仅是对一些“新奇玩意儿”的好奇心，它包含了相当彻底的平等思想。尤其是对于种族问题，美国的自由派更多地表现了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他们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是更为优越的，只是价值体系的不同。就是说，在白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也许认为黑人文化的一些东西在价值上是落后的，野蛮的。但是同样，相对来说，在黑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白人文化的一些部分也可能是无意义的，低能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是不可比的。它们各自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
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铲除了种族歧视的基础。尽管种族问题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美国如此众多的种族在一起发生相当密切的联系，各种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许多问题的产生是基于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的经验。每一个民族生活在这里，实际上都有入乡随俗和尊重他人，尊守一个多民族社会的公德这样的问题。如果，人们来到“中国城”，总是发现非常脏乱和不讲礼貌的情况，基于个人经验，也就会产生对这个民族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责任是只是一方的。
例如，我们的邻居杰米老头，是个非常好心的保守派的美国老人。他们夫妇年龄很大了，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新搬来的亚洲人，还是竭力予以关心照顾。有一次，他特地关照我们：要尽量避免和黑人打交道，“他们很坏”。他这样说绝对是善意的，怕我们遇到什么麻烦。我们也相信，他的看法基本上来自他曾经有过和某些黑人打交道的不愉快经验。
相对来说，我们遇到的一些自由派的年轻人就更为理性。他们受到根深蒂固的多元文化和平等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竭力去超越自己的个人经验，而坚持维护这样一种理想。我们有个叫戴维的年轻朋友，他是个艺术家，画得相当好。当我有一次和他谈起种族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住在佛洛里达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被四个黑人抢劫，他们用手枪顶着他，抢走了他身边所有的钱，还拿走了他的衣服。总之，当时他感到极为惊恐，而且非常狼狈。此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遇到黑人，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感到害怕。
他作了很大努力让自己恢复正常的心态，并且仍然说服自己并且坚持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只能说明，抢劫的这几个黑人，他们个人是罪犯，但是，与黑人这个种族并没有关系。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被抽中成为一个黑人抢劫案件的陪审团候选人，在初选的时候，他在约谈中被问到，他个人是否有被抢劫的经历。他如实回答之后，司法部门没有让他进入陪审团，这是司法部门的通常做法，就是要避免有因为个人经历而形成偏见的人进入陪审团，以免影响公平审判和损害被告人的公民权利。戴维对我说，实际上，他倒是个例外，如果让他进入陪审团的话，他一定会保持公正，他坚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也很相信他。然而，他能够这样超越个人经历而保持理性，确实非常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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