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1988年7月1日。
受访者：杨成武，1936年初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师政治委员。解放战争任晋察翼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翼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离休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
我认识朱总司令，是1929年红军打下福建长汀时。我是长汀人，是闽西暴动部队的。那时称朱军长。到了1930年，朱老总是一方面军总司令，我在红四军，常见到他。
我最早直接接受朱总司令交给的任务是在长征中抢夺泸定桥。当时毛、周、朱都在场，朱总司令命令我限期夺下泸定桥。三天后，我在桥西又见到了总司令。
长征结束后，我在红军大学，朱总司令经常到红大给学员做思想工作，我记得他讲的比较多的是对张国焘的问题如何正确分析，还有西安事变后对蒋介石如何正确对待。朱总到红大来既做思想工作，又同学员一起打篮球，非常平易近人。
解放战争期间，刘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等组成的中央工委到了晋察冀解放区。我接到聂总的电报，要我立即到总司令那里谈事情，我从娘子关、井陉一路到了行唐的一个小镇上，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分别同我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基本内容是谈组建晋察冀野战军的意义、要求和野战军司令部的组成人员。这次谈话我作了记录，《战华北》一书中已有详细叙述，这都是根据我当时的记录整理的。
为什么要组建野战军呢？这需要回忆一下历史情况。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在冀中一带的大扫荡十分残酷，我们的部队本来底子就不厚，反扫荡中被迫分散作战，部队基本上散了，一下子收不拢来。抗战胜利来得很快，我们凭借原来的骨干新组织的部队又纷纷调往东北。而在华北，傅作义这个对手难以对付，有的仗我们没有打好，这给我们的作战带来了不少困难。要扭转这个局面，就要加强训练，加强教育，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战术上都需要强化。晋察冀野战军就是适应这种历史的需要而组建的。以前在冀热察有过野战纵队，但那和晋察冀野战军不一样，所以还是叫“组建”好，不要说“恢复”。
晋察冀野战军有三个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第四纵队，按序列看，是四个，实际上是三个纵队，没有第一纵队。
野战军司令部的驻地经常流动，朱总经常到司令部来。他很随便，骑着马说来就来了。我们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劝他住到冀中军区司令部（河间黑马张庄）去，但他有时仍到野战军来。清风店战役后，他见了在战役中生俘的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打石家庄前，他亲自来作动员，石家庄战役打得正激烈时，他给我来电话说：“石家庄有大纺织厂，还有几家大工厂，一定要保护好。我们军事上要打胜仗，政策上也要打胜仗”。我们打进石家庄后，我立即召集几个旅干部传达了朱总司令上述指示，要他们坚决执行。石家庄解放后，朱总司令找干部、战士谈话，总结经验，他真正是搞调查研究、搞军事民主，既是我们的首长，又是我们的老师。
我常说，朱老总是长者，是老师，是首长。他年纪大，是一个慈祥的长者，很朴素，很民主，同他谈话说错了也没关系。他循循善诱，耐心做思想工作，是我们钦佩、尊敬的老师。他是我们敬爱的首长，既懂得军事上打胜仗，又懂得政策上打胜仗。
总司令的民主作风是非常感人的，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要搞阅兵，军委指定我来具体组织（总指挥是聂老总），我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去请教刘伯承同志，他说：我也不懂，反正是“马粪蛋外面光”，你搞得表面好看就行了。我只好去找苏联顾问请教，他们讲了一套办法，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简化了一些，但仍然相当复杂。阅兵前要用几个晚上搞几次排练，朱老总和聂老总都要参加，像演戏的彩排一样，车子如何走，扩音器如何用，朱老总和聂老总如何会面，保持多大距离，各说几句什么话，等等，都要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我对朱老总说：总司令，打仗时我听你指挥，现在你可要听我指挥啊！朱老总笑着说：“那么复杂呀！好吧，你们怎么规定，我就怎么办！”这样的排练是很辛苦的，但朱老总一点也不厌烦。
我在总参工作时，什么时候找朱老总要汇报工作，他马上就答应。我对他很尊敬，又很爱戴。
文革期间，我曾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我在途中对毛主席说：几位老帅的日子不好过啊！毛主席说：“什么‘黑司令’！朱老总是红司令。如果朱老总是‘黑司令’，我不就是‘黑政委’吗？”这话是我亲自听见的。
《话说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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