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1984年4月4日。
受访者：黄华，1936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翻译1941年—1944年任朱德的秘书，建国后曾任外交部欧洲司司令长及驻加纳、埃及、加拿大等国的大使。1976年11月任外交部部长。离休前曾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我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是在一方面军与二、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当时斯诺访问了毛主席，毛主席同他作了长篇谈话。斯诺又要求上前线，毛主席就派我陪他去，一是给他当翻译，二是给前方部队宣传白区的学生运动。那时一方面军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正在西安兰州公路北边开进。我们先到彭老总三军团那儿，再到十五军团徐海东那儿，然后回到一军团。一路上斯诺把主席同他的长篇谈话陆续写成英文，由我翻译后不断派通讯员送保安请毛主席审阅。
部队听说二、四方面军要过来，大家情绪很高，提出了迎接朱总司令的口号，大家把帽子、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准备接受总司令的检阅。这时大家都已知道总司令在四方面军曾受到一些人的威胁，知道朱总司令经历了激烈的斗争和危险的处境，所以心情很激动。10月份，部队一过西兰路，我们就到了总司令那儿。当时张国焘也在场，好象刘伯承同志也在。对张国焘，我一开始就对他印象不好，他讲起话来哼呀嗯的，装腔作势。会师后，我跟廖承志、朱光、刘绍文、杜国林几个人睡在一个炕上，开玩笑说，廖承志会画画，朱光会刻钢板，还用得着，否则也没命了。记得有一天，我们刚睡下，东北军那面来了一个人，来到二方面军司令部，告诉我们拂晓时胡宗南的骑兵与东北军就要攻击我们了。当时，李达是二方面军参谋长，他看到部队实在太累了，刚睡下，对要不要把大家叫起来，犹豫了一下。这事给贺老总知道了，他就火了，过来就下令，立刻吹起床号，紧急行动。那天，我们跟弼时同志，他们走，刘伯承、贺龙同志在后面指挥作战。我们刚走了大约一小时，后面就打响了，打得很激烈。天亮以后飞机来了，号兵一吹号，大家原地躺下，飞机顺着山沟找部队，扫射、投炸弹。弼时同志从云南带来的一匹小马也给打伤了。飞机一走，我们继续前进。那天行军，我们与朱老总他们碰到了一起，中间休息了一下，朱总的警卫员拿来几个小馒头请大家吃，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朱老总披着一件紫红色的皮大衣。到了宿营地，刘伯承同志也扒在担架上来了，他被弹片打伤了屁股。以后继续行军，同时布置了几次战役，但都未打成。那时是集中力量对付胡宗南。
史沫特莱是1937年来到延安的。她要求采访朱总，当时朱总跟她谈得很详细，我在旁边当翻译。后来，她写了那本《伟大的道路》。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大体上也是根据那次谈话的资料写的。朱老总给我的印象是：意志很坚强，同时非常宽厚，胸怀象大海一样宽阔。他很朴实，谈话没有什么修饰，很真诚，很实际。后来朱老总到华北前线去了。不久，史沫特莱也到太行山采访，但是王明诬蔑她是特务，要她离开，她去烈士陵园痛哭了一场才离开。
朱总司令1940年5月从华北前线回延安以后，中央决定几个主要领导人都要有个秘书。我在1941年到朱总身边当了秘书。记得1942年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时，朱总司令作了重要发言，大家反映很强烈。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有一位同志觉得自己在延安怀才不遇，有点牢骚，借用古人的话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朱老总批评了这种思想，指出：现在共产党、工农大众就是韩荆州。朱总司令讲话后，毛主席接着讲话，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毛主席讲话一开头就说完全同意朱总司令的讲话，并说朱总司令的讲话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事实上，他们两人讲话的总精神的确是一致的。当时，朱总司令的兴趣很广泛，他与文艺界的接触不少，与国民党人士（如驻延安的联络参谋等）接触也不少。以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大家很担心主席的安全。那些日子，朱老总总是坐在院子里搬着指头计算主席去了几天了，很为主席的安全担心。1944年，我离开朱总，到了新的工作岗位。 1969年我从国外回来，去看望朱老总。朱老总喜欢兰花，但当时把兰花都送走了。我问老总的处境怎样，康大姐微微摇头，示意我别多讲。当时朱总处在被监视之下。
1976年，朱老总病重，我去医院看望时，朱总已经很不好了，可是吴桂贤、陈永贵二人还在胡说什么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等等。我告别朱总出来，去与朝鲜代表团谈判，谈判刚开始，医院就来电话说朱总逝世了。
朱总是从劳动人民当中出来的，与劳动人民是息息相关的。在部队，他特别爱护战士。虽然他有一段旧军队的经历，但他一直是前进的，是反袁世凯的，是有朴素阶级觉悟的，所以后来抛弃高官厚禄，毅然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终于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话说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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