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一贯重视经济建设，关心国计民生，关心部队在不妨碍作战、训练的原则下进行经济建设。他除参加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外，在经济建设事业中还提出过许多创造性的意见。经过几十年实践的检验，证明他的见解仍然充满着勃勃生机。
从“南泥湾政策”说起
１９４０年，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但停发第十八集团军的薪饷、弹药和补给，还封锁通商渠道，使陕甘宁边区的土特产品销售不出去，所需的物资购运不进来。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实行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在倡导大生产运动中，朱德及时地提出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亲自组织力量贯彻执行。当时南泥湾一片荒凉，野兽出没，人烟罕见。朱德带几个人员翻山越岭，日踏荒川，夜宿破窑，实地勘探研究，于１９４１年３月间正式下令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其后，朱德又多次到南泥湾视察，对指战员讲述“屯田政策”的意义，勉励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经过指战员们的共同努力，终于使南泥湾这块荒芜的土地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成为“陕北的江南”。
“南泥湾政策”的成功，大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这是对朱德的首创精神十分公正的评价。现在，南泥湾精神已经在人民军队中代代相传，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
即使在战争年代，只要具备条件，朱德总是主张进行经济建设。早在１９４６年２月延安各界庆祝和平、民主的大会上，他就号召：要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规模建设的环境，以便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１９４７年１１月，朱德在部署、指导石家庄战役期间，还到冀中深入了解生产建设的情况，对冀中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认为土地改革后一定要大力发展生产建设事业，农业、工业、合作社要发展，交通运输、商业要发展，银行工作要加强。要不失时机地把生产建设搞上去，以支援解放战争，改善人民生活。
十分重要的是，朱德针对当时土改后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在１９４８年６月致冀中地区负责人孙毅、林铁、李波的信中说：“今年你区生产运动谅有进步，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才能往上涨。以后一直往上涨，才是兴旺的新中国。”语短情长，这是多么清醒、有远见的主张啊！
五种经济形式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党中央就考虑取得全国政权后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一、国家经济，这是领导成份；二、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村经济；三、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与中等私人资本经济。这些，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的国民经济。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１９４８年８月，朱德撰写了《我对于解放区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的意见》，对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指导方针表示赞同，并提出补充意见。他认为有五种经济形式：一、国营经济。这是主要的领导成份，也是国家掌握的最主要的经济命脉。一切银行、铁道、矿山、大森林……等等，都应由国家来直接经营。没收来的“四大家族”的财产也应由国家经营。二、公营经济。这是由各机关、学校、团体所经营，是国家经济的补助部分，补助国家经济的不足，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进行，在总计划内配合国营生产。三、合作经济。应以发展生产、运输、信用为主，而不应只限于消费。由政府组织群众来办，并加以扶持，但不是包办。四、公私合营。这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国家与私人合营，一种是公营事业与私人合营，都是集股公司性质。五、私人经济。这应受到国家的保护，给以一定的发展。
“应尽量减少军费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资金来加强经济建设”
早在１９４８年１月，朱德在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上就指出：军事工业要帮助民用工业的发展。那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有限的重要设备和主要的技术人才都集中于军事工业上。全国解放以后，为了迅速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需要，军事工业仍集中了许多重要设备和技术人才。朱德认为，这是国家一笔很重要的财富，绝不能闲置和浪费。
１９５２年秋，朱德以一个月的时间，对东北三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军工生产作了认真的考察。他在视察军工厂时，赞扬职工们勤奋生产的精神，号召他们在生产上保证质量，优产优质；并强调指出，军工生产必须同民用生产结合，努力为民用生产多作贡献。
１９５６年８月，朱德撰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其中，论述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应尽量减少军费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资金来加强经济建设。只有这样，国防建设的速度才能真正加快，才能够生产更多的最新式的武器装备来充实国防力量。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适应的。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应该互相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迅速转到为战争服务。”１９５７年３月，朱德又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内称：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厂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迟早非解决不可。要转还是早转好。在以后多次同有关领导同志谈话和外出视察中，朱德又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
“国家的财政体制光搞统一不行”
建国以后，朱德花了不少精力关注和研究经济体制的财政问题。他指导身边工作人员学习有关经济建设的各种理论，特别注重学习带有实践意义的理论。１９５０年春夏间，他和两个秘书一起学习讨论财政问题时曾说：看来，国家的财政体制光搞集中统一不行；国家这样大，很难统，搞不好就统死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建立四级财政，中央、省（市）、县、乡四级应有财权，这样各项事业才能搞活；全国２０００多个县，多少万个乡，统得死死的，很难办事，要使国家兴旺发达就不容易了。
１９５６年８月，朱德曾向中央提出：“要合理地建立起中央、省、县、乡四级财政制度。今后中央把事业下放时，应该同时把计划和财务也随着放下去。”
１９５７年４月，朱德视察了中南、西南、西北十多个省市后，向中央写报告提出改革体制和建立四级财政的建议。他说：“我所经过的地方，从湖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到陕西，省市负责同志对现行体制都有些意见，一致认为中央条条对地方的干预过死过多，地方上无权无钱办事……省市对专县也同样干预得过多过死……大家都迫切地希望很快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以为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方面的权力都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机动之权。……可以预料，财权下放以后，地方上就有胆量来办更多的事，从而就有可能使工农业和各项生产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而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中央通过税收等各项办法所能够拿到的钱将会是更多，而不是更少。……财权不仅要下放到省市，而且还应考虑下放到县，逐步把三级财政（中央、省市和县）建立起来，将来再视条件逐步下放到乡，以建立四级财政。”
由于种种原因，体制改革和四级财政的建立，推迟了若干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逐步推行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１９８４年，国务院提出要建立乡级财政。实践证明了朱德上述创见的正确性。
“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
朱德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倾注过许多心血。全国解放后，朱德先后找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叶季壮、林海云等谈话，交换意见。他主张：在加强领导的前提下，放开手脚大进大出，以出带进，以进养出；以扩大出口换取的外汇向工业先进国家引进科学技术、产品和原材料。他对叶季壮说：“要把外贸当作支援国家建设的大事来看。“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应当克服。”
朱德关照有关部门，除大力搞好传统产品如丝、茶、菜、果、杂、手工艺品等的生产、收购、包装、运输以外，还应大力发展淡水和浅海的水产养殖事业，扩大水产品出口；要开辟新的出口途径，改出口原料为出口新产品，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在参观上海出口商品陈列馆时，朱德对上海市的负责人说：搞商品出口要有些专家才行，要懂业务，政治思想要强，还要懂世界经济。朱德曾于１９５８年５月致函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张“在外贸工作方面应该改进外汇分成办法和改进外贸体制”。
５０年代，朱德多次到广东视察。他看到广东具有毗邻港澳、华侨多的有利条件，对华南分局书记陶铸说：广东应大力发展外贸工作，向港澳出口更多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逐步占领港澳市场；鉴于华侨和港澳同胞爱国心强，可大胆组织合股公司，吸收侨资、外资创办急需的、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只是单打一地搞粮食生产，农村就根本富裕不起来
朱德从我国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劳动人口众多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不能只是单打一地搞粮食生产，“必须向多种经营发展”；如果只搞粮食，农村就根本富裕不起来。
１９５４年，朱德视察广东时对陶铸说：广东得天独厚，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应当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甘蔗、鱼虾、养蜂、菜果、茶叶、蚕丝、药材等项生产，还可在海南、湛江一带发展橡胶、咖啡、可可、剑麻、油棕等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作了《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指出：“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方面，我国具有世界上少有的优良的地理条件，可以种植各种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作物，出产各种有用的土产、特产，如丝、茶、药材、水果等等。”又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众多的劳动力半劳动力去开发我国丰富的资源，……积极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力’和‘货尽其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方针。”此外，朱德还提倡大力发展山区经济，在山区更应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发展，不但在农、林、牧、副等各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推广到水产、煤炭等方面。朱德同志这一有深远影响的创见，得到完满的实现，并将继续发展。
朱德曾两赴海南视察，先后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开发海南岛的建议
朱德一向主张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有利条件，发展优势，带动内地。１９５６年４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张：“沿海工业作‘母鸡’，造船、渔业、盐业等非在沿海发展不可。”但是发展沿海工业涉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问题。５０年代，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一定要用武力解放台湾。朱德当时认为：蒋介石本身是没有力量反攻大陆的；美国虽然要千方百计地保住台湾这块前哨基地，但经过抗美援朝的较量，美国鉴于全世界力量的对比（包括和平力量）不利于自己，他是不敢轻易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应当看到，是否准确判断蒋介石能否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打起来，这对于沿海工业的利用和发展，对于是否大搞三线建设，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布局，都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１９５６年朱德访问了苏、波、捷、东德、匈、罗、蒙等七国回到北京以后，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国际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这看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能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我认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武器生产要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特别注意发展战时和平时都需要的精密器械和仪表工业。”又说：“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命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同年８月，朱德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十点补充意见，其中第二点意见是：“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上述的估计和主张，朱德认为应当很好地开发海南岛。他曾于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３年两次赴海南岛视察，历时近一个月。他先后向中央和毛泽东等提出了开发海南岛的建议，内容主要有：（－）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二）海南岛在农业经济方面实行多种经营，尤其以优先发展热带作物为主要方针，不宜过多地搞粮食作物；（三）发展水路交通，修建军港商港，把海南岛建设成为对外贸易基地和旅游胜地；（四）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在财力、物力、人力和技术上支援海南岛的开发。
朱德这些卓有远见的主张，终于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１９８３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开始迈出开发宝岛的步伐。现在，海南已经正式建省，大力放宽政策，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各项事业正在向前发展。朱德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飞到海南并最早倡议开发海南的。人们看到，实现他的这一遗愿，已出现了良好的开端。
“农村办公共食堂，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
“大跃进”时期，农村出现了大办公共食堂的做法。要不要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是当时争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并常常被当作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来看，不同意的，轻则被扣上“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的帽子，重则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一错误，朱德发现得比较早，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１９５９年２月，他同广东江门地委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农村办公共食堂，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同年５月，朱德在同李富春的谈话中指出：“在发展农业问题上，要承认个体经济，否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农村现在有个口号叫‘吃饭不要钱’，我看行不通。”６月２０日，朱德同董必武、林枫联名致中共中央反映视察辽宁情况的信中说：“……关于农村办公共食堂的问题，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让群众在家里做饭好处甚多，最主要的是群众生活由群众自己掌握。因此，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在家中自己吃饭。”７月２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６日，朱德在中南组会上发言说：“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食堂即使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９日，同陶铸谈话时指出：“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现在要搞回来，首先把家庭恢复起来，让社员自己搞点副业生产。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担心。”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同湖南、河南、甘肃、新疆等省区负责人交谈时，都阐述了这些观点。
很可惜，朱德的上述正确意见，不但没有得到采纳，反而被指责为“右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没有放弃原则。１９６２年２月，他在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山东组全体会上，作了《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发言，指出：“‘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又指出：“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这些从深刻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宝贵意见，永远值得我们记取。
综上所述，朱德的许多创见，是从不断完善的实践中产生，经得起长时期实践的检验，是一种实践型的理论。
朱德能够在经济建设中提出许多科学的预见，是同他勇于并善于探索客观规律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的。有人说，朱德不是理论家。这可能对朱德缺乏了解。是的，他不像有些人那样，引经据典（我并不一般地反对引经据典），写出大块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做起来就变了样，甚至出大乱子。他历来认真研读马列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探索、认识客观规律，认真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朱德的许多创见，是从不断完善的实践中产生，经得起长时期实践的检验，是一种实践型的理论。一位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说过，在经济工作方面，“他总是要把家务搞好，把党当成家一样理好，是党的好当家人”。
朱德能够在经济建设中提出许多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创见，又是同他的丰富的知识和实际经验分不开的。他以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作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高瞻远瞩，豁达大度，统观全局，用战略眼光深入分析重大问题。如５０年代，他凭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判断蒋介石不可能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他认为打大仗不是闹着玩的，同小孩打架不同，它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会出现许多迹象。因此，他极力主张充分发展沿海工业，及早开发海南岛，军用生产同民用生产结合，放开手脚搞活对外贸易工作，大胆组织合股公司，等等，都是科学的预见和创见。
朱德能够在经济建设中提出许多创见，还因为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他出身佃农家庭，从小劳动，备尝艰辛，酸甜苦辣，风霜雨雪，他都一一体验过并牢记不忘。身居高位以后，他仍然没忘记人民的疾苦，他每年都花几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人民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人民的欢乐才是他的欢乐。他的许多创见，是发源于人民，为人民设想的。朱德一生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显，位高不特殊的史实，也充分地证明了他是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始终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他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历史将公正地评价朱德同志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提出许多创见的历史价值。
《中共党史研究》1994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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