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朱德亲率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与其他领导人一起，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迅速打开局面，站稳了脚跟，普遍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到1940年5月朱德奉召回延安时，华北各地已建立了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边、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10余处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展了游击战争，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也从刚到山西时的3.2万人发展到22万人的正规部队(还不包括各地方的游击队)，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巨大的威望。
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执行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事实已为党中央肯定。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却对华北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重的批评意见，主要是说运动战打得多了，认为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布的训令中的“运动游击战”的提法，违背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如1983年《党史通讯》第3期上发表的严冰的文章《1982年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上)》中就提出：“10月8日《军分会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即训令)这个文件，对于抗战形势的分析和我军以‘运动游击战’为作战方针的提法，确是有原则性错误的。”这种意见一直延续到今。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们认为，从整体看，华北军分会的训令并无问题。引起批评意见的主要是第六部分的一段话：“我们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以高度的积极动作争取新的胜利，以影响友军在战术上及对群众关系上的改进，巩固我军的威望，提高我们的领导作用。这里必须反对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其中“运动游击战”、“民族失败主义”和“宿命论”三个提法，尤其是“运动游击战”，受到的批评最多，而批评的“靶子”常常是彭德怀。其实，10月8日军分会训令发布时，彭德怀不在总部，当时他正同周恩来在石家庄、保定等地做统战工作。笔者认为，对“运动游击战”的批评是不应该的。
10月8日华北军分会训令到底有什么问题呢？10月17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说：“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至于有什么错误，并没有具体说。后来有人就认为错在“运动游击战”的提法上。事实并非如此。1937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说：“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与太原军分会(即华北军分会)精神不相冲突。但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这里，毛泽东明确肯定华北军分会指示与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不相冲突”，而错误在于：第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第二，事先未报告中央。关于第二点批评意见，笔者以为当指当时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代表等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在太原对有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军分会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好的。至于第一点批评意见，说中央是失败主义，也是有所指的。朱瑞和杨尚昆于1945年3月12日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曾讲到这个问题。当时在太原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对于要不要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仗，发生了争论。华北局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另一些领导人则在军分会训令中批评这是宿命论，主张八路军还是要在保卫太原中配合友军作战。可见，中央并没有认为华北军分会训令的错误是“运动游击战”问题。
事实上，在整风以前，朱德和其他八路军领导人写文章、作报告、发指示，甚至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始终在使用“运动游击战”及“游击运动战”的提法和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的主张。仅以1938年为例，4月10日，为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朱德、彭德怀电示东路军将领“采取灵活的运动的游击战术”；4月23日，通报反九路围攻情况时，又提到“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9月7日，朱德在向延安干部作报告时，讲到山西、河北作战“都是运动战与游击战”①；9月14日，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三期战争中友军也学会了打运动战与游击战”；10月25日，朱德在六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说：“在华北支持，使全国相信，主要靠群众支持，到处打游击战、运动战。”任弼时在1月13日《新华日报》上发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主张“发挥我军历史上养成的特长——机动、果敢、迅速、秘密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刘伯承在抗战一周年时作的战术报告中指出：“一二九师自1937年10月1日入山西抗战，就接受和实行了军分会和八路军总部给予的运动游击战的指示，由开始一般初步的实行转移到游击战的实行，再转到运动战及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配合的实行，以致取得了许多胜利。”②可见，当时并未认为打运动战和“运动游击战”的提法是个问题。
运动游击战的提法成为问题是在延安整风时期，特别是在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当时，彭德怀、朱德、任弼时等不得不对此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讲党史、军史时人们习惯地把争取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对立起来，并与军分会训令相联系。认为强调争取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就是主张以运动战为主，就是否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就是违反洛川会议精神。
要正确评价运动游击战问题，笔者认为应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只有4.2万人(包括留守兵团)，且装备很差，弱军对强敌，只能采取游击战争。朱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战略战术，这种革命的战略战术之特点就是：在敌人显然强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革命势力日益发展，革命军队日益强大的时候，逐渐转到正规的战略战术。”③这个问题在克服了建军初期“左”倾盲动主义后，在中共中央内部认识是一致的。但在具体作战中，怎样使八路军不被削弱以致被消灭，反而能打败强敌，壮大自己，发挥独特的战略作用和扩大政治影响？当时面临的局面是，我们不但要对付强大的日本侵略军，还要防备国民党军事当局假日军之手趁机来打击和削弱我们。正像朱德在洛川会议上说的那样：“要谨防扒手!”
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决策者，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最深、最细，也提得最早。1937年8月1日，他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关于红军作战，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8月4日，又致电周恩来、朱德等人，表示红军作战，要“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8月10日，毛泽东致彭雪枫的电报更说明他当时顾虑的是什么。他要彭雪枫在与各方接洽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到洛川会议时，毛泽东就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9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具体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的内涵：“(1)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2)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3)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4)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可见，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是为了防止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防止国民党当局借口统一指挥让八路军进行阵地战、正规战、集中打仗、打硬仗，并不阻止八路军在有利的条件下打运动战。相反，打一些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有利于壮大红军声威，扩大政治影响，有利于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和组织群众游击队。毛泽东同张闻天曾在8月5日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人指出：“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里提到了“游击运动战”和“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显然并无反对运动战的意思。
朱德指出：“抗战不是专靠某一种战术就可以取得胜利，而应随时随地，依人员、武器、政治、经济、交通条件，来决定适当的战术，辩证地活用它、切忌机械的了解，以为某一种战术最有利，某一种战术应完全放弃。”这就是说，在总的战略方针下，各种战术形式都可以采用，问题是要看条件。
毛泽东在八路军初上前线时，是比较强调游击战的，但是，毛泽东也不反对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10月25日，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⑤1938年6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等人，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可见，和朱德的看法一样，只要条件有利，毛泽东也是主张争取部分运动战的。
总之，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并不排斥运动战；打不打运动战，要看条件是否有利。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彭德怀等人最了解战场的具体情况，最有能力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正确判断。1938年3月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指出：“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事实证明，朱、彭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初期下决心打的部分运动战，判断都是正确的。
第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作为战略指导方针，并不排斥运动战。
游击战与运动战这两种作战形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速决的进攻作战，不过规模大小不同。后者一般由正规军执行，作战规模较大，有时还伴随着阻援所需的运动防御或阵地防御等作战形式；前者则规模较小，常由小部队、游击队或民兵执行，作战更为灵活和分散。在抗日战争中，在有正规军的情况下，要较多地消灭敌人，要创造和保卫根据地，就不能不打运动战。抗战初期，八路军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根据不同情况，完全允许交替使用游击战与运动战这两种作战形式。朱德指出：“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⑥
洛川会议上，在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同时，不少人谈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问题。例如，彭德怀说：“游击战与运动战是红军密切分不开的”；刘伯承说：“我们的游击与运动要配合”，等等。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很明显，他提出的是个战略概念，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也就是运动战，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对此，在会上并无不同意见。1938年7月16日，毛泽东对留守兵团各首长的演讲中说：“在全国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在华北的八路军及其他正规军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他指出：“有人说游击战无大名声，如台儿庄那样的有名，要知道打得好也有平型关那样的仗。”这说明毛泽东是把运动战包括在游击战争这个战略概念中的，并以平型关这一较大规模的山地伏击战(运动战)作为战例。
朱德在华北前线作为党的最高战略指挥员，是怎样认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呢？
朱德把抗日游击战争视作执行持久战与群众战的战争形式。早在1937年4月，朱德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就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6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的农民运动首先要从抗日的需要去发动，也要在农民中去组织游击队，使游击队有广泛的农民群众基础”。6月9日，在白区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游击战是抗战的一个力量。”8月11日，朱德在南京军事当局召开的谈话会上说：“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1938年7月，他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一文中批评了有些同志“不愿战略上的持久，而要求战略上的速决，甚至因此忽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或根本否认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地位”。当然，他认为“要求解决战争任务，单单依靠游击战争是不成的，而主要依靠于运动战”。“但决不能因此而动摇持久战的理论和忽视游击战在一定阶段与某种任务上的重要意义”。⑦可见，朱德认为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但单靠游击战并不能打败敌人。为了较大量地歼灭敌人之有生力量，以争取战争过程之缩短，游击战争理应包括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朱德指出：“我们一年来的战争，是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互相转易与互相并用，这是根据八路军所负担的战略任务及其活动范围的宽度，并依当时实际情况而决定的。然而，游击战是占着主要地位的，但在有利时机之下，并未放松运动战的争取，求得在运动中比较大量的歼灭敌人，起着转变战役形势的决定作用。如去年9月25日的平型关之战，11月2日的广阳之战(正太路以南)，今年3月至4月初晋西北粉碎后宫师团黑田旅团进攻之战，4月4日至14日，我晋东南部队粉碎敌人九路围攻之战等，都是运动战的典型。”⑧1940年在纪念抗战三周年时，他又谈到运动战和游击战问题，指出：“在每次战役中，我们实行了自卫队、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配合作战，使这三种武装力量都能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发动和组织了最广泛的游击战争，疲惫和迷惑敌人，造成正规军最后消灭敌人的机会，最后粉碎敌人的围攻。我们在正规军中，曾适时地调剂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份量；我们在游击队中，又曾融合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连贯性，这就不断地帮助了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同时又不断地壮大了正规军。”⑨这些论述对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而且完全符合当时华北抗战的实际情况。
第三，后来有人把“运动游击战”与王明所犯的右倾错误联系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事实的。
抗战开始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虽然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但是对前方军事将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与运动游击战更是没有什么关系。军分会的训令是王明回来前就已发表的。
王明回来后，在1937年12月及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要表现是不要领导权，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的身上。这两次会议在党史上分别被称为十二月会议和三月会议。彭德怀参加了十二月会议，并回来作了传达，这是正常的。要说影响，顶多使有些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模糊观念(六中全会时已加以纠正)，而与运动游击战并无关系。任弼时参加三月会议时，已离开八路军总部，他不同意王明的主张，并且会后即去了莫斯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他没有追随王明那一套主张；相反，维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既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
把运动游击战与王明挂钩的直接“证据”是他在三月会议上提出了“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主张。但王明这里讲的是就全国而言，并不是单指八路军。这个主张并不错，也不是他的意见，恰恰是毛泽东已经提出来的意见。三月会议前，1938年1月13日，毛泽东在《时局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就较具体地阐述了“运动战为主，游击阵地战为辅”的战略思想，最后说：“为什么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击战不能最后解决敌人。所以，现在要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2月在《与合众社记者谈战略战术问题》中又指出：“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结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其他二者为辅。”⑩可见，把王明在三月会议上关于全国作战战略方针的提法说成是错误的并与运动游击战问题联系起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总之，关于运动游击战的问题，虽然有时人们也觉得批评得有点过分，然而由于诸多历史的、复杂的原因，始终未能彻底澄清。现在离这个问题的发生已快60年了，应该来一个了断，使后人对华北抗战初期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光辉业绩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使朱德等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不受损害。
注释：
① 朱德：《华北抗战战略战术的变迁》。
② 《巍巍太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33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解放日报》1941年7月1日。
④ 《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378-379页。
⑥ 《朱德选集》第62-63页。
⑦⑧⑩ 《解放》第43、44、32期。
⑨ 《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
《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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