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六月）
一
谈南昌起义[1]，要先回溯一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
一九二三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2]决定了我们党同国民党合作。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的国民党，在我们党和共产国际［3］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规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实行改组，成为各民主阶级的联盟。这样，就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那时，国民党仅有的一点点家底被搞得差不多了，需要重新建立，因此需要同我们合作，取得我们的帮助。
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中央就组织了军委[4]，苏联给中国派来了军事顾问。国民党在我们党的支持下，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5]，建立了国民革命军，改造旧军队。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已有六个军[6]。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派到军校和军队中去做政治工作，有的部队从连到军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7]。这就是说，我们党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就开始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就开始注意到了武力和人民相结合、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和巨大胜利。这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我们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有当时的苏联红军作榜样。虽然那时党对掌握革命武装还没有经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接触到了，这件事已经着手做了。因此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利用了我党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在策划了一系列阴谋事变之后，终于公开背叛了革命，对人民进行大屠杀，许多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被屠杀了。七月，汪精卫又公开反共[8]，同样对人民进行了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北伐军中的大批共产党员被清洗出来了，不能立足。为了挽救革命，也是由于形势所迫，再不起义不行了，党才决定八月一日在南昌举行起义。当时，从决定起义到实现起义的时间是很短促的。现在看，决定要起义的时间是晚了一点。
三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
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分成两路：主力进至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在三河坝[9]，由我指挥。当听到潮汕方面我军遭敌攻击时，我们即由三河坝南下接应，行至饶平，接上了由潮汕地区撤出的一部分部队约二百人，才知道我军战斗失利，已经散失。我们加上这一部分部队共约二千余人，又折转北上，在武平旧城和敌人一个师打了一仗，然后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时部队更涣散了，由三部分集拢在一起，有周士第[10]的一部分，有潮汕撤出的
① 这是朱德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奇涵、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杨至成等的谈话纪要。s一部分和我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继续要求走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在天心圩进行了初步整顿，召集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指出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以鼓舞情绪和坚定信心。经过这次动员整顿之后，我们又继续西进，经信丰，于十月底到了大余，对部队进行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同时，把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属三个队。以后我们又转到崇义县上堡。
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支队伍，真正开始新的整训还是在上堡。我们从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月的行军和作战，直至转到上堡后，才算稳住了脚。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
“人”字战斗队形等。当然这仅是萌芽，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地、完善地解决的。
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当时，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一个营，由伍中豪[11]率领，曾经和我们会合在一起参加了我们的整训。
南昌起义前，驻在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范石生同我也有旧关系，我们在云南陆军讲武堂[12]时是同学，并且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13]。当我们进至上堡后，范石生就主动派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荤来同我们联系，希望同我们合作。我们经过党组织的讨论和批准，同意同他合作，就签订了协议。然后，我们的队伍就开到湘南的汝城，同范石生部实行合作，我们用了他一个团的番号伪装起来。
我们同范石生部合作是有条件的。谈判时就先讲好了：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事实上也是这样执行的。例如，我们进到广东仁化时，还是照旧打土豪，杀了几个地主恶霸。又如，为准备湘南暴动，我们就在汝城召开了衡阳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进行讨论和布置。再如，黄绍竑[14]要进攻范部时，范要我们担任后卫，我们因而得到了范部遗留下来的大批物资，补充了自己。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行动是自主的，不受限制的。
当时同范石生合作，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第一，可以暂时隐蔽目标
（我当时化名为王楷），求得休整的机会，待机行动。第二，可以得到物资补充。合作时，他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我们临走时，他义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们接受了党的指示，去支援广州起义[15]，行至途中，听说起义已经失败，我们就在韶关停下来。不久，我们脱离范部转入湘南，组织湘南暴动。我们临走时，范石生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我记得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16]；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四
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17]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宜章县农会主席杨子达，当时就住在杨家寨子，他对我们进驻这个寨子也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进到杨家寨子后，就决定首先组织宜章暴动。当地有一个人叫胡少海[18]，原在程潜[19]部任过营长，当地劣绅们都知道他。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就通知胡少海，把队伍伪装成国民革命军，开进宜章城。果然，劣绅们听到胡少海带队伍回来了，都出城来迎接，把我们的队伍接进城去，并请我们吃饭。正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把劣绅和官吏全部抓了起来，举行了宜章暴动。暴动之后，我们很快地成立了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打响了湘南暴动的第一炮。
宜章暴动后，马日事变[20]的刽子手许克祥[21]率部由坪石来进攻我们。我们的同志和广大群众对许克祥是恨之入骨的，听说打许克祥，士气空前高昂，个个争先恐后。许克祥把他的六个团摆成一条长蛇阵，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所以，战斗一打响，我们很快就把他先头的一个团打垮，紧跟着追击下去，一路走，一路打，把他的六个团一个一个地都打烂了。我们追到坪石时，敌人已溃不成军，乱作一团。坪石是一条峡谷，且无交叉道路，敌人只能沿这条峡谷逃窜，我们就一直追下去，追到乐昌河边，再不能追了才停止下来。这一仗打得很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歼灭许克祥部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湘南。湘南各县的地方党组织就来和我们联系，要求建立地方武装。我们支持他们。首先是帮助宜章县组织一个地方团；我们攻下郴州后，又帮助郴州组织了一个团。之后，我们相继攻下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了暴动。共有十一个县的群众行动起来了，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初的湘南暴动 （当时称年关暴动）。
湘南暴动之时，正好军阀白崇禧和唐生智之间发生战争[22]，形势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有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23]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了湘南。
五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们南昌起义留下来的这部分队伍和湘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了，于五月四日在砻市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宣布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以后改称红四军）。从此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我们这支工农红军的主力就日益发展，壮大和坚强起来了，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
会师后的第一个胜仗，就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旬红四军一部出黄坳，歼敌二十七师杨如轩部的一个营，继之在五斗江战斗中又打垮该敌一个团，然后乘胜追击，首次进占永新城。是役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三个团。
大约是五月下旬，敌军杨如轩部由永新来进攻。我们二十八团去接应派到湖南茶陵取报纸的一个营，尚未返回井冈山，闻敌人进攻后，即以急行军返回距永新城十五里的草市拗，从敌人背后打下去，消灭了该部七十九团的一个营，团长刘胡子当场被击毙。敌人垮下去了，我们乘胜追击到永新城。据说，这时杨如轩正在听留声机，我们的部队冲进永新城后，打死了他的洋狗、他自己跳城墙逃跑，被流弹打伤。我们二次攻占了永新城。这次缴获甚多，仅银洋就有五万多元。次晨，我军主动撤出了永新县城。
一九二八年六月，蒋介石组织的湘赣敌军近十个团兵力，对井冈山进行围攻。敌人以杨如轩部的三个团担任主攻，向我老七溪岭阵地进攻；杨池生[24]的两个团为助攻，向我新七溪岭阵地进攻。我军的部署是：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守新七溪岭，二十八团守老七溪岭。战斗于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正是端午节）拂晓打起，一直打到天黑。当打到中午的时候，我据守老七溪岭的二十八团首先压下去，打垮了敌人担任主攻的三个团，残敌向永新城窜逃。就在这时，据守新七溪岭的我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也发起反击，把敌人打垮下去，敌人企图经龙源口逃窜，但我二十八团已包抄到龙源口，截断了敌之退路，敌人大部被歼。我军跟踪追击到永新，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城，敌之围攻被我彻底粉碎。这就是有名的七溪岭战斗和龙源口大捷。
注 释
[1]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八月一日，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在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
[2]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即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孙中山领导的中日同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上主义的立场，以及使同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批评了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和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大会为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
[3]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建立，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4]一九二五年九月至十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又称“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领导党的军事工作。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宣布党的军事工作领导机构正式组成，并改称中共中央军事部。
[5]黄埔军官学校指设在广州黄埔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改称闰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孙中山兼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曾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到该校工作，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
[6]国民革命军在一九二六年初有六个军，一九二六年七月从广东出师北伐时已有八个军。
[7]当时，国民革命军采取苏联红军的制度，在各级部队中设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和政治部，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
[8]汪精卫，一九二七年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蒋介石 （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也于同年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史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9]三河坝在广东大埔县境年，当时朱德率第九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留守此地。
[10]周士第，北伐战争时曾在叶挺独立团先后任营长、参谋长、代理团长。南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11]伍中豪，当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副营长。
[12]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清末为训练新军而设立的陆军军官学校之一。校址在昆明。辛亥革命后，曾暂时关闭。一九一二年改称云南讲式学校。一九二八年左右与各他讲武堂一起停办。
[13]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 （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是年十月三十日 （农历九月九日），云南新军在蔡锷领导下发动起义，响应革命，朱德等人参加了这次起义。
[14]黄绍竑，国民党桂系首领。当时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第十五军军长。
[15]广州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的炮火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汪、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16]参见《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一”是统一天下之意。
[17]龚楚，又名龚鹤村，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湘南起义时，曾任由南昌起义保留部队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第二十九团团长。后曾任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赣南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区参谋长等职，一九三五年五月逃离革命队伍后叛变投敌。
[18]胡少海，湘南起义时担任由宜章农军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
[19]程潜，国民党湘系将领。一九二七年前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第一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第四路军总指挥等职。
[20]一九二七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样，在该军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由于旧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韵目
“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
[21]许克祥，一九二八年初任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师师长。
[22]这里所说的战争又称宁汉战争，指当时控制南京政府的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第三路军总指挥）、白崇禧（第二路军总指挥）与占据武汉等地的湘军将领唐生智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之间的战争。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以唐生智的失败而告结束。战争中，白崇禧曾任讨伐唐生智的西征军前敌总指挥。
[23]“左”倾盲动路线是一种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中共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观点，通过带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内容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认为，中国革命无论性质上或速度上都是“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党在当时不是要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而是要立即在全国各地组织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此外，决议中还提出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并要求在暴动中“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一些地区出现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的情况。使党在这些地区一度严重脱离群众。湘南起义时，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也执行了这一路线。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根据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纠正了这一错误。
[24]杨池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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