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
现在已是全国民主高潮的前夜，快到胜利的时候，须要全国各解放区大家加油。过去有些地方生了锈的，就要赶快擦掉锈。就整个晋察冀来说，经过十几年的斗争，解放区已经大大地发展起来了。这个地区的群众是很好的，我们的工作要搞好了，对整个形势贡献是很大的，搞不好则损失也很大。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满，最害怕的也就是自满，因为一有自满就糟了，就不能前进了。而社会是发展的，你不前进它也前进，所以即使有再大的功劳，再好的成绩，也不能满足。试问：社会真正改造了没有？人民真正解放了没有？一切工作都做好了吗？敌人都打掉了吗？没有做到！所以更不应满足。
整顿纪律，转变作风问题
我们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己十多年了。敌人知道它是红军，帝国主义也都知道，因此最怕它，警党性也很高——就是因为它有铁的纪律，它与人民血肉相连，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可是我们许多同志忘了。这是一件大事，我们今天做这个，明天也做这个，将来也做这个。这一件大事，忘了就了不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井冈山时候就有。当时的红四军[2]，原先也是游击队，如果那时纪律坏了，会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就成了问题。
这几条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做好了，使战士都懂得，群众也都懂得，那就很好！可是现在我们忘了，不打人下骂人谁都知道，但是打骂现象很严重。服从命令听指挥，旅长可以指挥直属的团长，别的团长就不听，各自为政的小团体主义相当严重。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会议[3]规定了不损害老百姓的东西，打土豪归公，也就是现在打城市的胜利品要归公，但发洋财抓一把的事情还经常发生。如果把这几条做到了，队伍才是好队伍，才像个人民的队伍，这几条做不到就不大像个人民的队伍。
过去你们仗是打了不少，命也拼了，但没有打胜仗。最近整顿了一下，正太线打得较好[4]，但严格检查起来，还是不很好的。把敌人包围住没有全歼，旅长师长全跑了，还须要继续好好整顿。我们自己还说：“我们的队伍，很好！很好！”那么好，也许是过去，现在呢？好多都是红军出身的干部，把红军的气味都搞掉了，自己还不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剩不多，以后要建立起来，指挥员讲这个，政工人员讲这个，战士也讲这个。如果真正都做到了，群众就会拥护我们，欢迎我们，仗就能打胜，技术差点也能胜利。
有的同志说：“老百姓不好！”我说：“好得很！解放区的老百姓还不好，哪里有更好的？”可是你如果打他骂他，他能对你好吗？整顿纪律，要从上而下地整，守纪律要首先从上边守，不要只要求战士守。我们和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是这样，规定了什么就自己首先遵守。在井冈山的时候，被敌人一直追了一二千里路，敌人一个也未消灭我们，反被我们消灭了很多，原因就是纪律好！过年时老百姓都跑了，部队几天没吃饭，吃了老百姓的东西，第二次回来，都算了帐，还了钱。老百姓说：“这个队伍真了不得！”红军的招牌一下就打响了。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
① 这是朱德在冀中军区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一、二、三、六个问题。
我们的队伍是人民的勤务员，在人民之下而不是在人民之上。军队打骂群众就是勤务员打骂主人，主人就会不要你，军队就会脱离群众走向失败。你们必须把队伍好好整顿，一切要发扬红军的作风。过去的作风不见了，生了锈，把锈擦一擦，红军的威风就出来了，蒋介石就怕得很，对人民就好得很！
大家要把红军的优良传统都恢复起来。任何人都不要有升官发财的思想，今天当旅长，明天也可以当团长。大家提倡艰苦奋斗，没饭时、财政困难时大家拿出来，借出来，就能在贫困的境地保持团结，克服困难，打胜敌人。加上现在技术、装备、枪炮比过去好得多了，只要政治搞好了，团结搞好了，就能所向无敌。
以上讲的是纪律问题。我如此强调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十分严重，还未引起大家的认真注意。
贯彻歼灭战思想问题
歼灭战思想是红军传统的战略思想。我们经常是用歼灭敌人来壮大自己，蒋介石当运输队长，许多东西若不靠敌人送来给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壮大自己呢？因此就非打歼灭战不行。
敌人很多，又有帝国主义的援助，装备很好，掌握交通工具，可以集中很多兵力，打我们一个地方。而我们集中就很困难，最大是一个战略区集中。依靠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许多装备，我们自己不能解决，必须取之于敌。所以我们必须打歼灭战，不能与敌人打对峙战、消耗战。毛主席规定的“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5]，就是我们的战略方针，有红军以来即是如此。敌人比我们多几十倍、几百倍，我们也不怕它，我们也要战胜它，就因为我们善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
集中优势兵力、主动进攻敌人的歼灭战，在红军时期就已经成熟了。可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到现在有的地方，把歼灭战忘了。打歼灭战要有什么条件呢？
（一）集中兵力，主动作战。主动就是让敌将就我，而我不将就它，我能调动敌人，不受敌人调动。这就要不怕丢地方，你要占这个城，我就退出来，你要打我这个，我就打你那个，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怕丢地方，怕打掉昙昙罐罐，必然分兵把口，陷于被动。结果不仅昙昙罐罐被打掉，连房子也丢了。所以死守是没有用的。第五次反“围剿”[6]就犯了分兵把口的错误，如果事前有计划地打出去就不会失败。应该时时刻刻想法集中自己优势的兵力去歼灭敌人，歼灭了敌人才能保人保地。大小部队各级干部都要学会主动的歼灭战，不能大歼灭就小歼灭。许多战役犯了分兵的错误而没有打好。每次分兵都有一定的必要，但是这一切必要，必须服从集中，只有集中才是主要的。
敌人时刻是想消灭我们的，我们必须时刻想法消灭敌人。在和平时期有些同志麻醉了，没看到蒋介石的本质，因此也就减弱了消灭敌人的雄心。
（二）打歼灭战的另一个条件，是打敌之侧背，包用消灭敌人，不是打正面。特别是顽军，最怕侧背攻击。打侧背须要胆大，这个胆大，我们完全有条件，因为有群众帮助我们。如果你中了伏击，失败了，那就是纪律不好，得罪了老百姓。
打歼灭战要练出欲打敌人跑不了，欲退敌人追不上的本领。就是迅速、秘密、坚决，这也是红军的老传统。如陕北青化砭战斗[7]，敌人三十几个旅向我们进攻，我们隐蔽在青化砭的周围。敌人一个旅进入青化砭，我们集中六个旅从两侧和背后打下去，两个钟头敌人就被我消灭了。胜利原因就是迅速、秘密、坚决。
（三）歼灭战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要利用有利的地形。如冀中地区的水网可以利用，因为我熟敌不熟，可以把敌人引进去消灭它。
此外打歼灭战，还要组织战场宣传喊话，不但要有打垮敌人的威力，而且要有压倒敌人的盛气。就是说，我们是为人民而战，因而理直气壮，团结坚固；敌人是为卖国独裁而战，是反人民的，因而心亏理屈，矛盾很多。如果善于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进行对敌人的政治工作，我们便能从政治上压倒敌人，瓦解其抵抗。每个战士都要有这股盛气，学会这套工作。
总力战问题
关于总力战问题我们已总结出许多经验，我这里不多讲。总力战这个名词，是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提出来的[8]，他以强迫手段达到集中一切力量实行侵略作战。在我们这里，是党、政、军、民密切结合，团结一致，对敌作战。要想实现总力战，就要搞好土地改革，人民才会自动地参战。土地改革不搞好，许多人不愿来，还有什么总力战可言！土改搞好了，他一定会来，各地经验都是如此。
总力战的组织形式，在太行地区，是按军分区、县、区组成后勤指挥部，民兵、民夫都按班、排、连、营、团组织起来，各级政府主席和各级党的书记便担任后勤指挥部各级的司令和政委，负责担架、运输、通信等勤务，商店、合作社担任供给部，大家都为帮助野战军打仗服务。此种后勤组织也就是总力战的组织机构与执行机关。平时一切组织好准备好，战时说调多少人就调多少人。太行每个村子，都组织了合作社，真正配合战争，军队要什么都经过合作社，粮票兑粮，柴票兑柴。区、村政府平时把哪个村子能腾多少房子，可驻多少兵，都事前调查准备好。这些方法都很好。
你们这个地区搞起来并不费很大的劲，村子又大，人口又多，文化程度也较高。过去未能搞好的原因是领导上各自为政。
你们地区周围敌人不多，最多八九个旅。你们的任务是要把天津、北平、石家庄、绥远[9]、太原都打下来，没人帮你们的忙。若东北打得快、打得好，热河[10]、冀东可以与你们配合，其他要靠你们自己办完，非办完不可。
你们这个地区还有大本营支援前方的任务，将来还要打出去，扩大解放区。北方成功了南方就不管了吗？大家志向要放大一些，眼光要看远一点，首先干部要做精神准备，干部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农民怎么能行？
蒋介石已在走下坡路，再到我们地区穿行几次的机会没有了，以后是我们到他那边打。所以，可以把中心区的地方武装与机关可能抽出的人员，都抽出来，由小团扩编为大团，有三个大团编为旅，有三个旅再编为纵队，由地方军到野战军，把野战军充实起来。你们冀中地区要挤出一万至两万人。
中心区取消警卫部队不要紧。我们的衙门与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县衙门必须有层层警卫，衙门深似海，人民不敢进出。我们的干部没有官架子，更不须要那一套威风，老百姓不怕，敢进去，敢说话，一切都能讲清楚就很好。
你们的组织不很合理，吃饭的人很多，打仗的人不多，这是浪费。党政机关警卫员制度应该取消，把人、枪都拿到野战军去，马匹也取消，拿去给老百姓生产，或组织骑兵。取消了警卫员就非把民兵组织起来不行，命令主义也可以去掉些。现在手里拿着几支枪，一方面是威胁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威胁人民，强迫命令。以后县委、县长、区长等，完全依靠人民保护自己，靠人民才最靠得住。
地方军区将来主要任务是积蓄兵力，训练兵力，动员人民，参加野战军，争取、训练俘虏。俘虏多是被强迫抓来的农民，只要使他们懂得了解放区土地改革政策，他们绝大多数会参加我军的。俘虏工作做好了，大批参加野战军，兵源就增多了，现在跟我们在北方作战，将来打出去可以带路，还可以在南方撒布革命的种子。
动员参军要学太行的方法，各地之新兵由地方军和党政部门负责组织成新兵团，就地训练，而后交给野战军，既可避免逃亡，又可减少新兵参战后的伤亡。动员时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干部只能带头，不能强迫，干部强制就害死人。真正的群众参军热潮，只有在土地改革搞好了之后，才有可能。
建军问题
我们建军就是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军队。“七大”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11]是过去建设人民军队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现在建军的依据。
今后建军的基本问题，是要学会我们自己的建军方法，学会依照自己的情况去带兵、养兵、练兵、用兵。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用兵的基本原则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遇到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学通与行通了这三条，就学好了用兵。
要善于了解判断敌人，善于使用自己的武器。遇到伪军、自卫团是一个打法，遇到蒋介石的队伍必须用另一个打法。
总之，在战略上我们是轻视敌人的，决心要完全消灭掉它。但在战役战术上必须慎重，不可轻敌。要经常调查研究各个敌人的特点，研究出消灭它的方法，既不能抄袭别人，也不能千篇一律。
我们部队的政治作用，党的作用，基本是干部的模范作用。干部不怕死，战士就自然勇敢；干部肯吃苦，战士就再苦些也安心。
从古以来与士卒共甘苦者为名将。可是我们许多干部没有这样做或做得不彻底，做做就不做了。我们个个都可做“名将”，提倡与士卒同甘苦，这在今天特别重要。
带兵也要走群众路线。士兵就是军队中的群众，干部是士兵的勤务员，要为士兵服务。把士兵照顾好，仗就能打好，也就是为兵服务。走群众路线就要面向连队，面向士兵。高高在上，只知发号施令，下面事情不知道。搞不好就把下面处罚几个，枪毙几个，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不是群众路线，我们不要它。
练兵中官教兵、兵教官的方法必须实行，三四年来很多地方行通了。你们这里提倡得不够，官不肯放下架子向兵请教。
我们的建军思想，建立在党的领导上，政治觉悟上，不单是建立在指挥机关上。打仗是士兵的功劳，以前兵的功劳，甚至很大的功劳都没有表扬，只是表扬了几个人，把兵的功劳，都写在几个人的帐上。如你们打了许多仗，都写在我身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都说是我的功劳，其实是你们大家的功劳。我们不能忘本，不能闹英雄主义。我们的干部要搞通这个思想，思想搞通了，走了群众路线，个人英雄主义就没有了，阶级英雄就出来了。大家都为士兵服务，没有升官发财思想，不闹私人问题，各级干部也就都团结了。
以上的几条做到了，我们的军队就能团结好。
以上这些问题就是今天要讲的，供你们参考。你们违犯了的要改正，没有违犯的要警惕。最后希望同志们，把野战军很好地搞起来，打胜仗！把土地改革做好，使群众都翻过身来！把小家务变成大家务，打破私有观念，去掉贪污腐化，节衣缩食，发展经济，准备向外发展。
眼光要放远些，志向要放大点，要看到我们光明的前途。反攻已经开始，但平、津不是短期可以打下来的，东北也不是容易解决的。困难还有很多，所以大家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做好工作，从长期斗争中取得胜利。
注释
[1]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二八年青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规定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夏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 （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 （八）不虐待俘虏。
[2]红四军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部队在江西宁冈砻市正式宣布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3]红四军第九次代表会议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4]正太线指石家庄（旧属正定府获鹿县）至太原的铁路，即令石太线。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至五月四日，晋察冀野战军向正太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先后攻克正定、孪城、井陉、娘子关、阳泉、平定、寿阳、盂县等地，歼敌三万五千余人，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孤立了石家庄的国民党守军。
[5]见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致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当时已改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4页）。
[6]第五次反“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将主力部队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7]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国民党军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动撤出延安。敌军占领延安后。西北野战兵团以小部兵力诱敌主力进至安塞 （在延安西北），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侍机歼敌。三月二十五日将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共二千九百余人全部歼灭。
[8]总刀战又称总体战，是原德意志帝国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提出的军事理论。他认为，现代战争是全面战争，战争区域扩大到交战国的全部领域，因此，必须动员全民力量——军队的和人民的力量，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投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全面接受了这一理论。
[9]绥远，旧省名，辖今年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一九五四年撤销。
[10]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一九五五年撤销。
[11]“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德在大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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