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
我们今天开会，是要大家动手来编写红一军团的历史。为什么要编写这个历史呢？因为我们快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了，需要从历史上来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一军团是红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斗争中，对革命起了作用。牺牲的同志也很多，又训练与培养了大批干部。我们红一军团的历史是光荣的。
红一军团的来源，开始于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改组[2]，将所管辖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我党派叶挺[3]同志成立独立团[4]，附属在第四军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内训练。北伐[5]时，该团约有两千人，干部多是共产党员，现在的林彪、周士第、陈毅、聂鹤亭、萧克[6]等同志，都是独立团出来的。南昌起义[7]时，该团己发展成为六个团，编为第十一军。还有卢德铭[8]等同志所率领的武汉同民政府警卫团，也是从独立团派出的干部组织的，这支队伍后来归毛主席领导，参加了秋收起义[9]，上了井冈山。南昌起义前，陈独秀的机会主义[10]领导不要军队，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中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当时我门只搞了一个独立团，其实是可以多搞一些部队的。大革命后明，蒋介石反动起来，我们共产党员与革命人民到处遭到屠杀。如果当时好好搞军队，把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即使蒋介石反动，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赶跑，自己起来干。因为不知道要军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所以蒋介石反动起来。不是我们赶跑蒋介石，而是蒋介石赶跑我们，屠杀我门。这一点说明蒋介石还知道要武装，比我们聪明些。因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断送了，流产了。
叶挺独立团，后来发展为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夏斗寅叛变[11]，主要是靠他们解决的。当时这支武装为什么这样有力量呢？原因有三：一、军队中有党的组织；二、有政治训练；二、有湖南、江两两省广大的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后的工农红军之所以有力量，原因也在这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军事上取得很大的胜利。叶挺同志的六个团和贺龙[12]同志的七个团，就是找们起义军的主要力量。当时在军事指挥上，我们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分散出去争取群众，武装群众。虽然有很多枪，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南昌周围群众是拥护我门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组织发动，没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农村去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却忙着南下打广东，争海口，进行大规模止规战。当时正是伏天，行军掉队多，起义军中的士兵又多是湖南人，不愿去广东。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起义军三万多人只剩了几千。这一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
① 这是朱德在延安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的摘要。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广州起义[13]以后的东江红军[14]，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
为了使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这支革命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以等待新的时机到来，我们曾把队伍带到上犹、崇义山区。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加紧训练，并开始打土豪。在这同时，我们同毛主席所率领的伍中豪[15]同志带的一个营会合。还利用我与范石生[16]的个人同学关系，与他搞统一战线。这样，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今天看来，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
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们又吸收了在广州起义中撤退下来的几十名干部。于是，我们把队伍由韶关拖出来，先打仁化，不久即转入湘南宜章，举行了湘南起义[17]。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
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18]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但这些同志，当时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把军队在群众中扎根，不知道到处“下蛋”，壮大自己力量。结果，组织起来的军队，虽然英勇，却容易打光。
湘南起义发动了群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当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虽然占领了湘南十多个县城，但最后遭到失败。退出湘南，就上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从这时以后，我们这支队伍才开始有组织的游击战争。关于游击战争，我还有点旧的经验。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19]，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原来计划参加南昌起义，但当它开到南昌前，起义军已经南下。后来，这支部队就参加了秋收起义，由毛主席率领，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部队和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会合后，编成了红四军，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于是开始有组织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方向从此更明确了。红四军的成立，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里应该指出，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贯的。当时毛主席就指出，要在农村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要搞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党组织，有群众运动，还要有适当的地形条件。在建军方面，也有了很多新办法。比如，经济民主、官兵薪饱平等制度，任何人不能随便浪费一文钱等等。这在当时条件下，是起了很大革命作用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我们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很多制度。比如，三大纪律六项注意[20]，也是在井冈山上就规定了的。而且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不单纯是打仗，除了打仗，还要宣传、组织与武装群众，建立政权，还要筹款。此外，在井冈山上，还定下了争取俘虏的政策，就是敢于争取俘虏与使用俘虏，敢于收编投降到我们方面来的旧队伍。比如毕占云[21]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以后罗炳辉[22]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就不怕，收编了。这些队伍经过改造，很能打仗，很有战斗力。开始虽然群众纪律不太好，但经过教育，也慢慢好起来。象罗炳辉、毕占云这些同志，直到今天还是我军的好干部。这是一个很有益的经验。
在井冈山时，战斗很多，都打得很漂亮。敌人有十几万，打了一年多，还不能打败我们。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我们知道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当时红四军中的井冈山部队三十一团是在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观点很强，也会做群众工作。南昌起义部队二十八团战斗力强，但群众观点差些。以后两个团的作风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统一起来，大家都会打仗，都会做群众工作。因为群众基础加强了，所以常常打胜仗，成为红四军以后的优良传统。
正在井冈山打了许多胜仗的时候，湖南省委却派代表来，要指挥我们去打郴州。当时本来不应分兵冒进，但省委下命令一定要打，只好去打。结果郴州虽然打开了，但因为方向搞错了，最后还是遭到很大损失。红四军二十九团大部打散了，二十八团也跑了一个营，后来虽然拉了回来，但王尔琢[23]同志因此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说明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瞎指挥的坏事情，不是后来才有，当时就有了。
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决定向赣南发展，到东固和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下山时，红四军有四千八百人，到了东固，还有四千人。这是游击战争的困难时期。部队稍事休整，即向福建行动。三月中旬，长岭寨一战取胜，占领汀州[24]，打死敌旅长郭凤鸣[25]。这就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红四军又有了新发展，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各项政策与制度，也初具规模。
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26]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在闽赣边界创建了大块根据地。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后，部队向闽中进军，后来折回来打上杭。那时队伍已发展到四个纵队。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人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27]，打梅县，配合张发奎[28]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但错误不很久就纠正了。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
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所以革命力量发展很快。
在立三路线[29]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
一九三○年六月在汀州，中央派涂振农[30]来传达立三路线时，成立了红一军团。包括四个军：红三军黄公略，红四军林彪，红十二军伍中豪，红二十军胡少海。由汀州出师，浩浩荡荡北上，先打下樟树，再过赣江打高安，上高等地，接连攻下十余县，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由于发动了广大群众，部队也有很大发展，出发时一万人左右，这时约有一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故只在“八一”的那天，派罗炳辉带了一点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以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当时红三军团却把长沙打开了，不久又退出来。但李立三又命令我们配合红三军团再打长沙。记得当时红三军团曾派袁国平[31]为代表来说，红三军团已有三四万人，包打长沙，红一军团只开到附近，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红一军团入湖南，先打文家市，消灭了戴斗垣[32]，取得了很大胜利 （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无线电台，这是第一次），然后才与红三军团会合于浏阳县永和市，成立了红军一方面军。但长沙打了三次并未打下。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长沙扫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我们当时主张先打吉安，得到兵员补充后再打九江，而且说包打下，中央才同意了。十月间，吉安果然打下。部队有一个发展，退出吉安过赣江时，红一军团约有三万人。这对于准备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33]有很大意义。
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很好。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龙冈一仗，张辉瓒[34]两旅全部被歼，缴枪万支，张及其部下万余人未走脱一个，全部被俘。接着打谭道源师[35]，也将他大部消灭。其他许克祥、毛炳文、朱绍良等部[36]闻风而逃。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红军休整了四五个月，一九三一年五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37]。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38]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由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东固、富田一仗，首先消灭公秉藩、王金钰[39]，然后经白沙、中村、广昌，一直打到建宁，共十五天时间，横扫敌人八百里，五战五胜，打垮敌人十六个师，俘获敌人和缴获枪弹的数目很大。
敌人进行第三次“围剿”[40]时，蒋介石亲自指挥。战役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的，敌人分三路由北而南长驱直入，直趋苏区的兴国、干部，形势是极为紧张的。我们撤退，迅速转入兴国根据地，并在进攻的三路敌人中间，在良村歼灭了敌五十四师郝梦龄部，在黄陂歼灭了敌第八师毛炳文部。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二十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最后又在方石岭、张家背消灭敌五十二师韩德勤全部及敌第九师蒋鼎文的大部，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
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
这一胜利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41]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等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以后红一军团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今天看来，很多都是空打的。第四次反“围剿”[42]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把游击队吃掉。在军队组成上，只盲目地强调“成分”，对于工人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知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晓得要把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完完全全变成一支像苏联红军一模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五次反“围剿”[43]，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44]，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45]，在毛主席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长征后，红一、三军团一共只剩下了七千人，这都是教条主义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把方向搞错了的结果。
抗战以来，晋察冀军区、山东军区，新四军黄克诚部[46]，这些都是红一军团的底子，都有了较大发展。但在抗战中，对过去作战的经验教训，有的同志仍未很好接受，在思想上仍有争论。洛川会议[47]，毛主席主张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以游击战争为主，积极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力量。但有些地方并未很好执行，仍想多打大仗，不知道我们主要的是进行游击战争，应当放手分散去争取群众，发展力量。仗，是必要打时才打的，不必要的仗，一定不打。别的不说，我们处在农村，身上子弹没有几颗，有什么必要打大仗，打大仗又能打几回呢？在抗战中，我们的军队都有很大发展，这是由于毛主席抓得紧，我们有些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这才使部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红一军团干部，有良好的传统：英勇善战，善于管理部队，又会做群众工作。但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身上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切不可自高自大。比如说，你们的同志中有的以为自己是正统，是模范，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总是硬搬硬套，到处和人家搞不好，结果到处碰壁。大家要知道，到别的地方工作，要尊重人家，然后才能使自己提高，并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红一军团同志跟随毛主席搞了这么多年，要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搞通了才行。把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好了，才能把事情办好，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学生。要很好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自己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随时都要虚心，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并善于向人家学习。
最后，还要讲一个山头主义问题。我们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客观上是个山头，但主观上不可有山头主义。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
注 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
[2]这里指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国民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将孙中山在世时成立的陆海军大无帅大本营（通称“大元帅府”）改组成国民政府。
[3]叶挺，一九二五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一九二七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管武汉卫戍事宜。同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4]烛立团指一九二五年冬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该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成功卓著。革命军占领武昌后，该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
[5]北伐指北伐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组织了革命军队。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挺进湖南。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由于共产党人在战斗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并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北伐，北伐军迅速击溃了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把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篡夺。
[6]林彪，曾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周士第，曾在叶挺独立团先后担任营长、参谋长、代理团长。陈毅，南昌起义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前身为叶挺独立团）党代表。聂鹤亭，曾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萧克，曾在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任连指导员。
[7]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八月一日，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中共所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共二万余人在南昌等地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部队于当日占领南昌.八月三日开始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8]卢德铭，北伐战争时在叶挺独立团任连长、营长。一九二七年六月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即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成立时任团长。
[9]这里所说的秋收起义指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领导的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的武装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这支军队在毛泽东领导下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0]陈独秀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1]夏斗寅叛变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武汉国民政府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策动下发动的叛乱。当时国民革命军主力已北上河南前线，更斗寅乘机率部向武汉进逼，企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武汉守各部队和工人纠察队等在叶挺指挥下，很快将叛军击溃。
[12]贺龙，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13]广州起义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年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的炮火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江、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14]东江红军指由南昌起义军第二十四师进到广东海陆丰的余部编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后称红二师）和由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向海陆丰的部队编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后称红四师）。一九二八年春，两个师会合后，在广东东江一带坚持武装斗争。后由于优势敌人的进攻和作战指导上的错误遭到失败。
[15]伍中豪，当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副营
[16]范石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
[17]一九二七年底，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进入湖南南部地区。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中共湖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发动起义，相继占领宜章、郴县 （今郴州）、永兴、耒阳、资兴等十多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并使工农革命武装迅速扩大到一万余人。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执行“左”倾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严重脱离群众，致使起义部队在国民党军进攻下被迫撤离湘南地区，四月到达江西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18]黄埔军校指设在广州黄埔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改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曾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到该校工作，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
[19]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武昌麦动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云南新军在蔡锷领导下举行反清武装起义，朱德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一九一五年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国称帝，蔡锷等在云南发动了讨袁护国之役，朱德再次积极投身于战争之中，率部入川与北洋军队浴血战斗。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一年，朱德在同北洋军阀部队、地方军阀部队以及各地土匪武装的作战中渡过了十年戎马生涯。
[20]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一九二八年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一九二九年以后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要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 （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不骂人；（六）不损坏庄稼； （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21]毕占云，一九二七年时曾任国民党军营长，一九二八年九月在湖南桂东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一九四四年时任八路军太岳军区参谋长。
[22]罗炳辉，一九二九年时任国民党江西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同年十月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一九四四年时任新四军第二师师长。
[23]王尔琢，当时任中国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
[24]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25]郭凤鸣，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
[26]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 （又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27]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师师长。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
[28]张发奎，一九二九年五月任国民党军第四师师长。同年九月。联合桂系反对蒋介石，不久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
[29]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过高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定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组织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30]涂振农，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的特派员。
[31]袁国平，当时任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32]戴斗垣，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副师长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所部属第四路军 （湘军）序列。
[33]第一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一九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围剿”行动。十二月，蒋介石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万兵力，从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一线，由北向南大举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三十日在永丰县龙冈地区设伏歼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俘敌第十八师师长兼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红军乘胜追击，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在宁都县东韶地区再歼敌谭道源第五十师一个多旅，其他敌军闻风溃退，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这次“围剿”。
[34]张辉瓒，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所部属第九路军序列。
[35]谭道源师指谭道源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当时属第九路至序列。
[36]这里指朱绍良任总指挥的国民党军第六路军。许克祥仟师长的第二十四师和毛炳文任师长的第八师皆属第六路军序列。
[37]第二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任命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二十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于四月一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乓力先打弱敌、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连续取得富田 （属吉安）、白沙
（属吉水）、中村（属永丰）、广昌、建宁五次战斗的胜利，由江西到福建自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围剿”。
[38]项英，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39]公秉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所部当时属第五路军序列。王金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指挥。
[40]第三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三十万兵力，采用长驱直入的战略，由北向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自八月上旬到九月中旬，先后在兴国的莲塘、良村和宁都的黄陂连续打了三次大胜仗，当敌总退却时，又乘胜追击，分别在泰和的老营盘和兴国的高兴圩、方石岭歼灭大量敌军。全役共歼三万余人。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这次“围剿”。
[41]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史称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 （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42]第四次反“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分别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
[43]第五次反“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共中央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先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将主力部队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44]短促突击是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红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红军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
[45]遵义会议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46]黄克诚部指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三师。
[47]洛川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分析了抗战爆发后的政治形势，指出共产党同国民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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