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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关于战略问题。

  (一)持久战。持久战是否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呢?也许有些人还在怀疑着,其实这是多余的,我们对这一战争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和信心,认为取得最后胜利,是有充分把握的。无可否认,敌国地小人少,但因有数十年的准备,故企图用速战速决的战略,早些解决战局。而我们相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适于用持久战的韧性战斗,以打破他们的计划。并且我们是民族革命战争,一面生产,一面作战,同时建设新国家,除去以前的弊端,使经济、政治步入正轨,在艰苦困难中,改良我们的军队,加强我们的武力。我们坚决地相信,持久战是可以战胜敌人的,最后胜利是有把握的。兹提出几个问题以资例证:

  人口对比——日本人口七千万,壮丁不过六七百万。我们的人口是四万万又五千万人,壮丁有四五千万。持久战先决的条件便是人口,中国人口多,也便是坚持持久战最好的基础。

  经济对比——我们中国军队是以吃苦耐劳见称,一个弟兄,每天一元钱的消费就够了,而敌兵一人一日约需四十元。同时,中国是农业国家,每十人生产可供一人打仗;我们的农业、工业、手工业,在敌兵未到的地方或在敌人的后方,都可以随时随地来生产,随时随地地力求发展与改良,以供应我们的费用。我国虽穷,却有穷的打法,敌人是暴发的工业国家,情形可就大谬不然了。

  政治对比——敌以武力侵略,亡我国,灭我种,除少数不肖之徒,甘愿作奴隶外,我民众没有不同仇敌忾、努力杀敌的。相反地,敌国士兵,抛乡背井,离父母,别妻子,被迫到中国来,自己得不到半点利益,进退都是死路,没有热情,没有信心,这怎样能够持久下去呢?况且这野蛮国家,为世界和平人民所反对,这更是不能持久下去的原因。我国为自身的生存,为民族的解放,为世界的和平,努力奋斗,抗战到底,这些都是持久战最好的条件。

  武器对比——日本的武器,确比我强,但我应用游击战和运动战,利用机会,找他的弱点,袭击他的侧背,敌虽有精锐武器,也减少效用。同时,我们的武器在战斗中也逐渐加强着。

  交通对比——敌军补给来自本国,路线冗长,处处被我破坏。利用局部战术,使其交通断绝,一旦敌接济不来,即不得不被我击退。

  以上五项比较看来,持久战之成为我们的胜利之途,当无疑义。

  在持久抗战中,团结新的力量。以往我们的战术是抵不过他们的,所以我们有相当的损失。现在我们改用新的战法,在战斗中,组成许多新的力量,这些新力量的成长,可以说都是日本的侵略逼出来的。这种力量,在艰苦的持久抗战中,将产生出无比的强大的生力军,也可以说是无穷国防力量的生长。这力量是我们在战斗前不曾想到,尤出于日本盗寇的意料之外的。在持

  ①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朱德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返回前方,途经晋西吉县时,拜访了驻在

  那里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并应邀在晋绥军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作讲演,这是讲演要点。本文原载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新华日报》重庆版。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久的战斗中,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得到了最可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在经验和教训中取得了新的战术,在艰苦中建立了建国的基础。 (二)全面抗战。全民的全面抗战,过去没有做到,现在已经逐步地向着这条路上走了。广大民众的组织的发动,军民打成一片等现象的形成,这都是走上全面抗战的基础。这种形势,完全是由于民众保卫他们的家乡的动机促成的。因此,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多,越打越强,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的各种方法去对付并打击敌人,陷敌于疲于奔命的状态。自然,这种成果,不单是靠我们的武力,而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争取到的,如利用良好的地形,建立游击根据地,把当地的党政军民组织起来,作为坚强的堡垒,使敌人机械化的武器完全失效。在这种条件下,使我们全国的人民,打仗的打仗,种地的种地,生产的生产,敌来就打,打回来就休息。这样坚持下去,建立许多抗日的根据地,不用说,我们的国家将会在持久抗战中,一步步地健壮起来。

  组织新军队——战争既是长期的,因此,在长期的战斗中很可能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作战的方式也逐渐正规化,游击队遂变成许多新的国防军队伍。 (三)怎样争取主动。过去的战争,都是摆开架子打,敌攻我守陷我们于被动地位,所以,我们吃了亏。经验教训启示了我们,现在已由被动变为主动,使我们知道在战斗中,不固守一点,专找敌人的弱点和空隙,也就是它打我不打,它不打我打。但这须先使作战部队有政治基础,每个战斗员都知道为争生存而奋斗。这样,自然就能争取到主动。过去许多部队,无上级命令,就不敢移动;现在是分散布置,得不到上级的命令,也要自动地去打敌人。这样打来打去,使敌兵满心恐怖,发生动摇,失败自难幸免。我们有广大的土地和人民,到处都可以建立我们的根据地,使游击战、运动战配合起来,则侧面、背面固可主动, 而正面亦可依山势或别的有利形势,成为主动。

  以上所谈关于战略部分,虽然简单,但只要我们能彻底实行,当然也就可以获得胜利的把握了。

  其次,关于抗日战争的战术部分——由于一年来作战的经验和教训,知道敌以优良武器,用锥形战术来攻击,我因武器不如人,而不得不用多数的部队来抵御。这种战斗虽使我们受了相当的损失,但亦得了许多的教训,而使用夹击的方法,以摧破敌人。敌见用锥形的战斗不得逞,随即改变迂回包围攻击,但效力就小得多了。第三期抗战[1],敌小看我们的战斗能力,由旅团而降至大队为单位,专找我们的主力打,到处骚扰。韩候领之役,敌即是使用这个战术来攻打我们的。它以为打破了我们的主力,就可以完全制服了我们。不用说,这企图是陷于失败了。战斗的结局,使它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们却得到了很好的收获。今后,我们的战术要:

  (一)指挥的机动性。指挥官下达命令,以具有命令的机动性为原则,对下级不下死命令,处处给下级指挥官留活动余地。然后,各级指挥官依据指挥的机动性,详察上级指挥官的意旨与企图,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如此,当可变更战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而达成我们的战斗任务。如果谓因命令的灵活运用而达成所谓“游而不击”等弊端,则我们可以说,革命军人既有正确的政治认识,既为争取祖国的生存而奋斗,是不容许有这种现象,也不会有这种现象的。无论进攻或退守,都要机动,都能机动,才有战胜敌人的把握。

  (二)秘密是保持机动的要着。因科学的进步,我们的有线电、无线电均随时有被敌人窃知的危险,尤其因为汉奸、敌探、间谍密布,消息很难封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保守机密,使敌无法察知我们的行动,自然,我们可以运动自如了。

  (三)迅速为游击制胜之要决。一个战役的结束要快,行动要敏捷,迅速确实,飘忽无定,使敌不知我之主力所在,我们的运动自如,才有歼灭敌人的把握。

  (四)坚决为各级干部必须具有的条件。一个战役须速战速决,处置果断。千万不要游移不决,对于敌人不能取全部的胜利,亦必须保持战役中一部分的胜利。

  (五)突击。战略是守,战术是攻。运动游击是进攻的战役战斗,这种战斗要以攻为守,处处争取主动,在敌人未展开以前,实行突然袭击,是战胜敌人的第一要诀。

  (六)防御。应实行运动防御。运动防御这个名词,战术上是没有的。这个防御的方法是,处处断敌交通,用各种方法佯攻。即如我在远处,以少数人打它,等敌人费了半天工夫,展开大部队时,我退一个山头再打,如此连续下去,每一次我们都是运动自如,而敌人却到处徒劳兵力。这样,就达到了我们运动防御目的。其次,两面夹攻也是防御之一。

  (七)进击。不要有形的进击,也就是说不要顺敌退路直追,因为这种追击方法,恐要吃亏的。主要的应该是,随时顾到自己的实力,抽调少数精锐部队进击,而以主力部队绕袭敌之侧背。

  (八)退却。普通的退却是朝向敌人的对方退,也就是沿着大道退,这种退却,是最容易吃亏的。我们的退却却要走小路、爬山,绕到敌人的后方,把退却变为进击敌人,打敌人的后尾。

  关于怎样建立新军问题。过去新军的成立,常有招兵买马的现象,并经过长期间的训练,然后,才慢慢地建立起来。这种建立新军队方法,在目前是不够的了。新军是打仗练出来的,就是营盘里的训练也必须与实际战争相联系,尤其处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现阶段,建立新军,必须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组织自动力抗日而来的进步分子,造成抗日的武装部队。这样队伍一股的干部,虽然是老百姓,但一样可以打胜仗。其原因很简单,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是本地人,都熟悉当地的地形,他们为着保卫自己的家乡和祖宗的坟墓来打仗,他们的技术都是由战斗中学来的,虽然不懂军操,然而确能打仗。由于他们艰苦耐劳的精神,既能忍受饥寒,又能在饥寒中进行打仗。跑得快,打得灵活,日本军队虽然看不起他们,但他们却能制日本军队于死命。他们以少数部队打击敌人尚可,但以大部队与敌人作正规战就不可能,还须利用空闲着的时候,来训练他们,首先用政治力量,训练他们团结,教他们识字,使他们知道要想战胜敌人,须要有政治力量的提高。一个抗日的战士也必须在政治上去努力。尽可能地多多地培养干部,用自觉的纪律,用大家互相勉励不犯错误的精神,推动新军的训练走上正确的轨道。

  纪律为游击队的精髓,也是游击队中必须要严谨地建立起来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内部须经常的开会,讨论遵守纪律问题,以训练干部与民众合作。要知道游击队纪律好,始能发动民众增强游击队的生力军。

  游击队管理的问题。游击队在军队系统下,还要一个政治系统,两相配合,始能作到真正有好处。另一个系统就是党,用党员来领导队伍,党员在队伍里起模范作用,各方面切实合作起来,连长与指导员合作,只要运用灵活,无论是怎样困难,都能克服。成立国防军,争取最后胜利。

  注 释

  [1]这里所说的第三期抗战,当时指一九三八年六月至十月间的武汉保卫战。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当局通常把卢沟桥事变到南京失陷前称之为抗战的第一期,把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称为抗战的第二期,把保卫武汉称之为抗战的第三期。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训词中,才改变这种分法,而将武汉撤退、岳州 (即岳阳)沦陷之前称为第一期抗战,在此之后称为第二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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