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886年12月1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在寒风刺骨的大雪天里，在四川仪陇县马鞍场李家(今丁家)一户佃农家的灶台旁，一个幼小的生命“哇!哇!”
落地，来到贫苦的佃农家里。
他，就是朱德，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中国红军之父、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朱德祖籍广东韶关，客家人。
“湖广填四川”时移民到四川。
早在明末清初时，由于连年战乱，瘟疫流行，四川遇到百年不遇的天灾人祸，百姓大量死亡，赤地千里，田园荒芜。
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便从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地大量移民。
到了清康熙年间，移民数量大增，前后持续有百年之久。
当时，从湖广道管辖的湖北、湖南、广东一带移居四川的人为最多。
所以，就有了“湖广填四川”一说。
朱家入川的第一代人是朱仕耀。
他携儿带女，千里跋涉，一路艰辛来到四川。
先后在广安、营山一带以经营小本生意维持生计。
到了第三代朱文先时，才在营山落了户。
乾隆末年，朱文先带着四个儿子朱自成等从营山迁到仪陇县的马鞍场，开荒种地，养家糊口。
传到朱德这一辈人，已是第八代了。
朱德的家谱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以二十八字的韵文：“发福万海从四克，有尚成文化朝邦。
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技术耀前章”排列，朱德的曾祖父是“朝”字辈的，叫朱朝星。
祖父是“邦”字辈的，叫朱邦俊，排行老三。
大祖父朱邦楷，二祖父朱邦举，四祖父朱邦兴，五祖父朱邦久。
父亲是“世”字辈的，叫朱世林。
他家祖祖辈辈都是憨厚、朴实、勤劳的农民。
在朱德父亲朱世林的墓碑上明文记载着：“籍起粤东，分支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业为农”。
朱德出生后，论朱氏家谱，朱德是“代”字辈的，所以正式取名为“代珍”，入私塾时，先生为他取字“玉阶”；参加县的科考时，改名“朱建德”；后来，报考云南讲武堂时，才改为“朱德”。
朱德的伯父朱世连，是朱德的养父。
他为人忠厚老实，治家严谨，精明能干，识字虽然不多，但持家有方。
他的眼光远大，所以竭尽全力支持朱德读书上学。
平时，他常常为朱德的祖母出谋划策，安排全家大小十多口人的生计。
伯父给朱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他一生成长道路的选择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朱德的伯母刘氏，是位善于操持家务的农村妇女，她和伯父恩恩爱爱、和睦相处，从不吵嘴打架。
他俩没生儿女，朱德一生下来就招他们喜欢，两岁时由长辈们作主，过继给他们抚养。
从此，他们待朱德如同亲生骨肉，十分疼爱。
朱德的祖父朱邦俊，在世94年。
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
朱邦俊上一辈还有祖业田30挑(五挑合一亩)，但到了他这一代，兄弟四人，全家20多口，仅这一点土地已无法养家糊口。
到了1882年，他便把七挑多土地和三间茅草房典了300吊钱，租下琳琅山下李家地主人称“丁阎王”的80挑田地耕种。
从那以后，朱家便沦为苦难深重的佃农了。
在朱家享有统领权的，不是朱德的祖父，而是祖母潘氏。
她十分勤劳肯干，善于操持家务，有组织指挥才能，又有经济头脑，在全家中威信很高，男女老少都听她的话。
她突破了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旧习俗，掌管着全家生产和生活上的大事小事，实际上是全家的主持者。
(2)
每年的除夕，家里再穷，也要图个祥和吉利阖家团圆。
她把全家老少男女召集在小屋里，围坐在一起，一面守岁；一面吃着从花生地拣来的花生，算是全家团聚，辞旧迎新。
在这除夕的夜里，她就把下一年每个人的活计安排停当了。
平时里，男女老少都很认真地按照她的安排分工劳作，没有一个偷懒，也没有一个敢讨价还价。
她说的话都是算数的，谁也不去违抗。
潘氏安排生产，既有长计划又有短安排，全家每个人在一年里做些什么清清楚楚，一天里干些什么活计也明明白白。
男人和身强力壮的妇女都得下地干活，剩下的妇女和小孩在家里干活，喂猪、割草有的是事做。
就是煮饭，她也立有规矩，四个儿媳，按顺序排，一人煮一年，轮流转，谁也别挑拣。
小孩子除了砍柴、割草，还得放牛，大的带着小的相互帮助。
每天早晨，只听她一声号令，全家人都迅速起床，各司其职。
只有吃饭时才停一下，从天色微明起床，直忙到夜色苍茫才去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停地劳动着，还得不到温饱。
饭食的安排也按劳动的情况定的。
每顿饭都是男人先吃，然后才轮到妇女和小孩吃。
吃多吃少，是根据年龄大小和干活轻重来定的。
贪吃的孩子还觉得没有吃饱就被撵下饭桌了，孩子们总觉得肚子是饿的。
仪陇产水稻，即便风调雨顺好年景，收下的稻谷除了交租外，也所剩无几了。
平时，早饭是高粱稀饭，还得加上豆子、红苕和青菜，配上一小碗咸菜。
午饭是高粱加少许大米掺和着红苕煮成干饭，再加上一小盆青菜汤或南瓜汤，就这种饭也不是一年到头都能吃到。
晚饭基本上和午饭差不多，但等到农闲时，就只有两餐了，晚饭就不吃了。
朱德曾回忆说：“我从小就是饿着肚子长大的。
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好像根本不知道饿。
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
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并肩的士兵走来走去。
习惯了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也就不觉苦，过毛尔盖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
潘氏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全家人谁的衣服补一补还可以穿，谁该添制新衣新袄了，她心中有数。
并不是人人每年都能做新衣，全家大小都很珍惜自己的穿戴，都清楚一件衣服、一双鞋子来之不易，基本上是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过老三穿，破了补，补了破，破了再补，补丁一层又一层，直到无法再补，无法再穿时为止。
祖母的勤劳和组织才能给朱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他不只一次讲道：祖母是全家的组织者。
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里，朱德一家受尽了地主豪绅的剥削和欺压，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读书人，他们深知没有文化的苦。
于是，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也要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1892年，在朱德6岁时，朱家的老人们把他和朱代历送到丁家私塾去就读，那里的先生是个秀才，颇有学问。
丁家私塾，是财主丁阎王家办的，要进他家的家塾，不仅每年要交七八石稻谷，而且只让代历和朱德上半天学。
在丁家私塾的两年学习中，受尽了地主家少爷的欺辱。
这里除了朱家两兄弟外，其余36名学生，一色都姓丁，他们叔、伯、兄、弟都是自家爷们。
他们用鄙视的眼光看朱家兄弟，怎么看怎么瞧不起，对丁家私塾来了两个外姓人实在恼火不过，千方百计找岔挑衅。
他们故意怪声怪气地把“朱”喊作“猪”，也写作“猪”，以此来取笑和污辱朱家兄弟；有时，还惹是生非，借故拳打脚踢朱家兄弟。
(3)
他俩总是记着大人和老师的话，尽量忍让着，不予理睬。
一天，朱德在自家树上摘了一个梨，带到私塾后让丁家少爷看见了，抢去就啃，还恶语伤人，说：“梨子是人吃的，哪个见过‘猪’(朱)吃梨子!”
这一下，朱德实在无法容忍了，就同他们理论起来：“我的梨子，你们为啥子抢去?……”此话一出口，丁家的爷们一拥而上，劈头盖脑地对朱德就是一阵拳脚。
朱代历上前阻止，同他们评理时，丁家少爷们对代历又是一顿拳脚。
朱家兄弟实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两人齐心协力进行还击。
丁家少爷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个个都是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哪个也不是他俩的对手。
正在狠狠还击时，被先生吼住了，并罚朱家兄弟站立了一阵子。
他俩虽然觉得这样处理太不公平，但先生也有难处呀!事后，先生对朱家兄弟好言相劝说：“你们要学会忍耐。
你们在丁家读书，不忍怎么读下去?古人云：‘不忍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并鼓励他们说：“要刻苦用功。
古人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你们要能吃得下常人吃不下的苦，要能受得常人受不了的气，将来才能出人头地，有所作为!”
这些话让朱德刻骨铭心。
又过了一年，朱家实在负担不起两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了，代历也回家种田去了，只朱德一个继续在丁家私塾里读书，受的屈辱比原来更多了。
但他牢记着家人的希望和老师的告诫，再大的委屈，也能忍耐。
他不仅在私塾里刻苦学习，回到家里也特别勤快，帮着大人挑水、劈柴，还放牛、割草、拾肥，样样农活都学着干。
他觉得全家劳动供养自己读书很不容易，自己应尽量多干点活。
1894年的春夏，川北山区干旱严重，再加上头年冬天只下了一场小雪，大片田地无法下种，地里旱得都裂开了口子，种下的禾苗都枯死了。
大批的灾民扶老携幼，远走他乡，四处逃荒。
这年的夏天，川北的灾民成群结队去“吃大户”。
这天，朱德正巧在家，突然听到从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呐喊声，号叫声，越来越近，不晓得发生了啥子事情。
接着，传来了一阵阵紧锣密鼓声，大人们告诉他这是丁阎王在召唤佃户去为他护家守院的信号。
平时，把佃户当牛做马不算，在这要赔上性命的时候，还要佃户去为他送死。
朱家的大人们都默默地坐在堂屋里叹气，谁也没有出去。
渐渐地脚步声、呼喊声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小山村，回荡在山谷里：“吃大户!吃大户!”
愤怒、悲怆的呼号也震撼着朱德幼小的心灵。
他问大人：“啥子是吃大户?”大人们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谁也没有回答他。
朱德心中的这个疑团一直结着。
第二天，朱德路边割草时，亲眼看到数百名官兵，一路吆喊着飞驰而来，那“嗷—!嗷—!”之声，令人听了毛骨悚然。
他立即藏身到丛林里，亲眼看到大路上过来一队兵马，全是黑衣、黑袄，头上包着黑巾，脚上穿着绳鞋，衣衫的前胸后背都缀着一个好大的白底黑字的“兵”字，提着火枪，背着大刀，在几个头戴花翎的当官的指挥下，正在追赶着六七百“吃大户”的灾民。
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一群一群穿着破烂的灾民和他们的妻儿倒在血泊中，真是惨不忍睹。
几个到他家投宿的过路人讲，这些灾民就是因为灾荒和饥饿逼得走投无路了，才携儿带女出来“吃大户”的。
他们一路逃荒，遇到有地主家的大宅院就拼死冲进去，打开粮仓，拖出猪羊，大吃一顿。
然后，又顺着大路漫无目标地向远方走去。
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地主老财闻风丧胆，官府就派兵一路追杀。
(4)
朱德这时，像是明白了许多，原来“吃大户”是贫苦农民为了活命被逼出来的。
“吃大户”的悲惨景象，在朱德的记忆中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景象，直到40年后他还清楚地记着：“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
我亲眼看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
连年的灾荒，整个川北一带的穷苦农民都是叫苦连天。
朱家的生活也更加困难，全家人只靠两顿稀饭维持着，以野菜、豆叶、树叶和米糠掺和在一起充饥。
直到夏末秋初，才下了一场雨，给农民带来一线希望，全家老少齐下地，抢种了点秋粮和瓜菜，总算熬到了年关。
但是，夏粮颗粒没收，实在无法向丁家交租。
这时，狼心狗肺的丁阎王，不但不减租反而还加租，三天两头派狗腿子来逼债催租。
农历腊月二十三那天，丁阎王家的丁管家闯进了朱家。
一踏进门就板着脸说：“我家老爷有话交代，你家欠下的租，新账老账，连本带利，分文不能少，就是卖儿卖女，也得结清了。
至于今年是个荒年，那只能怪老天不帮忙。
租子嘛，老爷有话，颗粒都不能少。
你们听清了没有?”朱家老小听到这里，恨得直咬牙，没有敢吭声。
最后，还是老祖父朱邦俊爆发了，他气愤地对丁管家说：“你家老爷也太狠毒了，那是要遭报应的。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年要租子没有，要命有一条!”
话音刚落就摔倒在地，晕了过去。
丁管家看到如此情景，也只好收场。
临出门时，还撂下一句话：“你装死也没用。
年前你交不了租子还不了债，就莫想过年!走着瞧吧!”
1895年的除夕，琳琅寨里下起了少有的鹅毛大雪，松树白了，竹林白了，田野白了，整个琳琅山白雪皑皑，一片银白。
不时传来一阵“噼哩啪啦”的鞭炮声，那是丁阎王在丁家大院里关着大门欢度除夕。
这时，朱家老小围坐在火盆旁，默默地送走今年最后一个寒夜，企盼着来年风调雨顺有个好年景。
年迈的祖父朱邦俊却依门站着，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思绪万千。
他转身对火盆旁的子孙们说：“俗话说‘瑞雪兆丰年’，旱了一年多，这场大雪不易呀!”他像是看到了来年的丰收，看到了希望。
突然，他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
我们全家20多口，老的又老了一岁，小的又长大了一岁，老老小小都盼着年年有个好收成，盼着全家平安，六畜兴旺，万事如意。
可是，我们朱家不顺心的事年年有，今年又特别多!……”老祖父的话还没讲完。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是个急性子，接着话茬搭腔了：“这个过年下大雪，是个好兆头，转年该是丰收年。
可是，我今天晚上这右眼总是跳，人常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老祖母极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说：“你那个脏嘴就不会说句吉利话?是火盆把你烤得来，还不离得远些!”
朱世林刚从火盆旁站起来，丁阎王家的丁管家提着灯笼，带着打手闯进了朱家。
“你们姓朱的全家都在这里，好好听着，我丁家老爷传话，你们欠的租债一定要还清!你家租的田全部收回，已另外招客了。
限你们明天就搬出丁家湾!”
年关催租逼债，对佃户来说已经难以忍受的了，丁阎王狠毒到了极点，又下毒手要抽田，要赶朱家搬家。
这简直是硬往绝路上逼人。
老人们气得长吁短叹，小的恨得摩拳擦掌，要去和丁阎王拼命，女的急得在一旁哭泣。
几个大男人实在忍无可忍了，齐站起来冲着丁管家七嘴八舌地吼道：“回去告诉丁阎王，你们这样歹毒，这样狠心，是要遭报应的。
(5)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没到。
时刻一到，一定会报!”
“把穷人硬往死路上逼，你们是要遭雷打火烧的!”
“你们要断子绝孙!将来都不得好死!”
愤怒的控诉吓坏了丁管家。
他觉得这朱家可不是久留之地，弄不好动起手来，这20多口子也不好对付。
他立马喝道：“怎个?你们都吃了豹子胆了，要造反?要打架?咱们明年见。
这田是抽定了，家也是搬定了。
你们自家合计吧!”
甩下这么几句大话后他赶快溜走了。
为了寻求一条生路，全家计议到半夜。
最后，老祖父悲愤地站出来，挺直腰杆说：“哪怕家破人亡，骨肉分离，也不得去乞求丁阎王。
我们朱家人要有这个骨气，这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
我们做后人的，不能辱没了祖宗。”
于是决定分家。
祖父母带着大伯等回大，朱德的父母带着朱德的哥哥、弟弟、妹妹去陈家佃种新田。
伯父朱世连，正月初二起了个大早，就去找亲戚，托朋友，好不容易借到了200吊钱，又把妻子刘氏从娘家带来的一副银饰，典当了100吊钱。
用这300吊钱，赎回了由大迁居李家时典当出去的三间茅屋和七挑祖业田。
朱德的祖父朱邦俊、祖母潘氏带着伯父朱世连、伯母刘氏、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和朱德迁回了大的老屋居住。
正月初四，朱德眼含热泪，依依不舍地离别了慈祥的母亲和勤劳的父亲，离别了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离别了他生活了9年的琳琅寨。
此后，朱德在大一直生活了14年，度过了他苦难的青少年时代。
朱德到大后失学了。
家里劳动力又少，农具也少，只种了几挑田，全家生活十分困难。
他只好在家里帮着大人锄地、种菜、挑水、劈柴，有空闲时间也读读书，写写字，但没有去上学。
有远见的伯父朱世连，觉得他是个好苗苗，不忍心让他失学，也不忍心让刚刚点亮的为朱家“支撑门户”的希望之火熄灭。
于是，在迁回大的第二年，又将朱德送到马鞍场附近的席家匾私塾馆继续读书。
塾馆的先生姓席名国珍，字聘三，号伯谷，是位年过半百的读书人。
他知识渊博，具有远见卓识，为人刚正不阿，敢于仗义执言，出语犀利幽默，经常猛烈抨击旧制度，讥讽帝王将相和达官显贵。
他很愿意接纳穷人的孩子，收费也很少。
实在交不起学费的，还可以缓交或者免交。
当朱世连向席先生讲到他家里是被丁阎王逼出李家的佃户时，席先生深表同情，当即答应收朱德入塾读书。
入学那天，伯父带着朱德见过席先生，他十分亲切而又幽默地说：“你我两个，是一个藤上的两个苦瓜。
只不过我是个老苦瓜，你是个嫩苦瓜罢了。
我们朱席两家都受尽丁阎王的气。
娃儿，记到心里就是了!”
席先生又说：“你我两个，是师生又是兄弟，都是‘珍’字辈嘛!我叫国珍，你叫代珍，对吗?”朱德深深地鞠躬后，说：“先生，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长辈，我只能是先生的子侄。
我家的老人都是这样教诲我的。”
席先生拍了拍朱德的肩头，十分满意地说：“好吧，我给你起个学名叫‘玉阶’，希望你用功读书，像白玉那样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立志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
你看如何?”“我决不辜负先生的厚望!”
朱德回答说。
朱德到席聘三私塾读书的时候，正值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第二年——1896年。
这时的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威胁。
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呈万言书，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6)
书中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特别指出变法为“富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主张推行“富国”、“养民”、“教民”、“练兵”之法；要求实行“议会制”。
地处川北山区的仪陇，得到《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很晚。
席聘三先生好不容易秘密地弄到一份“万言书”的手抄本，他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在上面圈圈点点，还批了“良策”、“新法”、“拥护”等词语。
他还广泛地联系历史和现实，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地讲解万言书，并把听来的关于甲午海战的惨败经过和《马关条约》的情况讲给学生。
时而声泪俱下，时而激昂怒骂，朱德等听得悲愤同心，热血沸腾。
席先生精彩动人的讲述，使朱德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就这样，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事件，一件件溶入朱德的脑海。
朱德放学回家，除了帮家里割草、劈柴、喂猪、挑水之外，晚上一家坐在一起，常听他讲从席先生那里听来的故事和道理，什么“甲午海战”，什么“公车上书”，什么“变法维新”，他是津津乐道。
家中的父老听得有滋有味，觉得很新鲜，句句在理，为他懂得了这么多天下大事而高兴，也为有席先生这样一位学问渊博、明白天下事的老师而庆幸和放心。
从此，朱德对他的老师更加敬重和爱护。
每天总是提早赶到塾馆，帮席先生挑水、烧饭、清扫院子，还给同学们烧茶水。
席先生有病了，他就跑到药铺垭去请他当年的老师、堂叔朱世秦来给席先生治病。
老师家里的大活小活，他都帮着干。
席先生看到学生来到家里，不论是请教，还是帮他家干活，都很高兴，有时还要留学生在家吃饭。
高兴时，他喜欢喝两水酒，酒兴一上来话就多了，常把学生留下摆龙门阵。
有一天，席先生给朱德摆起了龙门阵。
他先给朱德讲了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接着讲了明末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又讲了清朝太平天国的故事。
故事讲完了，席先生仍是万分激动，他一只大手拍在小饭桌上，愤怒地说：“现在的世道太坏了。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老百姓就好比是小虾米。
老百姓太苦了，他们多盼望出几个黄巢、李自成、洪秀全起来造反呀!”
他一边叹息着一边自斟自饮地说：“为民除暴，才有光明世界；富国强兵，才不会任列强宰割啊!”
朱德听了席先生的一番惊世之言，如同酷暑炎日下迎来阵阵凉风，寒冬风雪之中遇到了送炭人，心中充满了温暖。
眼看夕阳西下，他告别了席先生跑步回到家中，把席先生所讲的故事及那番道理都告诉了伯父。
伯父看着眼前的朱德，顿时觉得他长大了，长高了，知道了世上的许多大事，领悟了许多道理，非常满意地说：“席先生真是位难得的好老师!可得用心向他学习。”
席先生十分痛恨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和侵略，虽然他没有学过西方的科学，但是他从科学使西方的许多国家成为强国的事实出发，再三告诫自己的门生，要使中华民族强盛起来，不再受列强的欺辱，就要学习西洋科学，美国、德国、日本之强盛，就是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朱德在同学中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吴绍伯，年纪比他大，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的书房藏有很多书，还有个常跑成都的人给他带些“新学”回来。
吴绍伯就把这些书借给朱德看，于是“新学”书籍成了朱德的课外读物。
在这几年里他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
一年夏天，吴绍伯从成都回来，带回一本北京译学馆出版的数学书，引起了席先生的浓厚兴趣。
席先生把朱德、吴绍伯找来，加上自己的儿子，四个人琢磨了好几个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一看就是几个时辰。
(7)
朱德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读了不少新书，看到了别人从外地带回来的地球仪，眼界一下开阔了，第一次知道了地球是个圆的，在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大千世界，地球上有五大洲。
他萌发了走出大巴山去看看世界，去闯天下的念头。
朱德从10岁到18岁(1896—1904)，在席先生的私塾里，整整读了8年书。
这8年，国家遭受了苦难，四川遭受了苦难，他们朱家也遭受了苦难，他亲身体验到了什么叫饥寒交迫，什么是民不聊生。
他在席聘三先生的启蒙和教导下，迅速成长起来，他的眼界开阔了，从狭小的“支撑门户”、“光宗耀祖”的小圈子里跳出来，渐渐懂得了不仅要救家还要救国，要做富国强兵的事。
他认识到要拯救中华就要富国强兵，那样才不会受世界列强的欺凌。
朱德在他的兄弟中，是最幸运的，在乡邻亲朋中也算是幸运者。
朱家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支持他去县里参加科举考试。
按照清朝的科举考试规定，所有考生都先得通过县试，再通过府试，然后通过院试才能成为秀才。
这是读书步入仕途的惟一之路。
这时的朱德在席先生的教导下，已十分厌恶科举制度，但他总拗不过家中老人们意愿，不能违背全家节衣缩食送他去读书的初衷，何况十年寒窗，实在是不忍心让老人们失望。
好在去考一考，也可以检验一下自己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
同时，还可以走出家门去见见世面。
所以，他在朱家老人和席先生的支持下，去仪陇参加科举考试。
大距仪陇县城有37公里。
上路那天，朱德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等都赶来为他送行。
朱德肩挎着一个小布包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从亲友那里借来的路费，同好友席景荣、吴绍伯等七八位同窗学友离开大，沿着盘山驿道向仪陇走去。
傍晚时分，他们来到县城，找到一家最便宜的小客栈住下，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还算热闹。
朱德第一次体验到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句话的深切含义。
全县有千余名考生，其中大多数为富家人的子弟。
他们不仅穿着绸衫，戴着礼帽，坐着滑竿，带着书童而来，而且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好像他们立马就会“五子登科”了。
朱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卑不亢。
他对同伴说：“别瞧他们个个趾高气扬，等发榜时才能见高低。
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腿泥’，走着瞧吧!”第二天，朱德一行先到县署礼部，检查身体合格后，又去文庙报了名。
报名时，朱德改名为“朱建德”。
而后，学友们相约一同去逛街。
仪陇是个山城，街道狭窄而且崎岖不平，高高低低的石板路，弯弯曲曲向前延伸着。
街市上倒还热闹，沿街的店铺挑出了五颜六色的“幌子”，长的方的圆的三角的，五花八门。
朱德从乡下来，第一次见到这些招牌、“幌子”，有些眼花缭乱。
附近的农民挑着水果、蔬菜、鸡、鸭和各种竹器，摆在路边叫卖。
空场上还有几个卖艺人在耍把戏，人群中不时传出喝彩的声音。
最使朱德感兴趣的要数“圆通阁”了。
原来是一座古刹西龛寺，建于后周，寺内建有“圆通阁”。
后因战乱，寺院被焚毁，仅留下了“圆通阁”。
朱德等进了阁门，拾级而上，来到顶层，凭栏眺望，远处群山叠翠尽收眼底，山河壮丽，一览无余。
顿时，心旷神怡，感到天地如此之大，人在天地间如同沧海一粟，如此渺小。
登高远望，使他产生无限遐想，他多么想知道群山之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县试经过几场笔试，很快就考完了，朱德感到比较轻松。
(8)
考试中他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听说距仪陇仅80里的南部县盛产井盐。
当年，在川北的山区，盐巴像银子一样贵重。
还听说那里是用机器打井制盐，这就使朱德更觉新奇，很想去亲眼见识一下。
于是，他约了几位同窗好友，翻山越岭，步行到南部县去看盐井。
朱德在盐井的现场看到的却是一幕非常悲惨的景象：在星罗棋布的盐井上，立着一个支撑辘轳的竹绞车架，旁边有两三个盐工，只在腰间系着一块遮羞布，全身赤裸着在那里不停地摇动绞车。
他们面容憔悴、瘦骨嶙峋，同乞丐一样。
而他们住的小茅屋里，除了几块破烂席子和破棉絮之外，再无他物，吃的是清汤糊糊，每天起早贪黑要劳动十多个小时，根本没有看到什么机器。
朱德从这里看到天底下居然有人比自己的日子还要苦。
朱德从南部县回来那天，正赶上县试发榜，在1000名考生中，朱德名列第20名，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他立即动身赶回大把喜讯告诉家人。
开始，伯父还有点不大相信，不久“喜报”送到家门，全家才完全相信梦已成真。
这是朱家的头等大喜事，左邻右舍也来道喜，一时间热闹非凡。
而这时的朱德对考试没有多大兴趣了。
他明白即便能考上个秀才、举人，又能怎样?没钱没势还是做不了官。
考生中也有的提出想去成都考新学，觉得科举制度迟早也得取消。
朱德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为了不使家人失望，为了报答老人们的一片养育之恩，硬着头皮也得考下去。
他又认真地投入府试准备。
朱德与几位同学结伴赶到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
顺庆府，是川北仪陇、营山、蓬安、南充、西充、邻水、岳地、广安8县的府治所在，是川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地处嘉陵江畔，有一条古驿道直通南北。
朱德在顺庆府见到了更大的世面，宽阔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店，还有那奔腾不息的嘉陵江，江面上来往的船只，一切都是新奇的。
过去听别人说嘉陵江有多大有多宽，远远望去，那江就在山上哩!自己不相信，老在纳闷。
现在走近了嘉陵江，举目望去，的确像是在山上，当你再靠近些，走到江边，那嘉陵江还是在山沟里流淌着。
后来，他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河，见到了大世面。”
这时，顺庆府里，已经开始兴办小学堂、中学堂。
他的远房舅父刘寿川，是一位留日的学生，就在中学堂里当老师。
朱德从刘寿川那里知道了小学堂、中学堂就是新学，是公费办的，用新教材、新教具，新方法教学。
他多么想进入新学堂学习新的科学知识。
朱德由顺庆府回到大的当天，正好府试中榜的喜讯也传到了马鞍场和大，这无疑又为朱家带来一片欢喜。
亲朋好友又是一番贺喜。
这些日子以来，朱家老少都是喜笑颜开，欢喜异常。
有人向伯父送喜时，他也不无得意地说：“要是省里中榜，就是秀才了。
要真的中了秀才，就请你来喝米酒!”
乡亲们也七嘴八舌地祝贺着：“中了秀才，就可以去做官了!”
“那时，你们朱家就是光耀门楣了!”
伯父宽慰地笑了。
眼看着培养出个人来，“支撑门户”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可是，这时朱德一心惦记着的是顺庆府的新学堂，那里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
1905年，朱德带着全家人的殷切期望参加了科举考试，他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府试，准备参加省试。
突然，传来了朝廷的诏令：自丙午年(1906)始，废止一切科考。
科举制度一废止，省试当然就不可能了。
(9)
这一消息，对朱家说来，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十多年来，全家节衣缩食、四处借贷培养一个读书人的希望，立马变成了泡影，哪能不伤心呢?但对朱德来说，他却得到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他向伯父述说了想上新学读书的心愿：“因为实行‘新政’，才取消了科举，才开办新学。
上新学堂，将来更有作为。
我想还是去读新学。”
伯父不停地摇着头。
看得出来，他是不相信新学堂能长久办下去，坚信千百年的科举制度早晚要恢复。
朱德再三苦苦哀求说：“到如今，也只有这条道可以走下去了!”
伯父死不松口，说：“这一次再不能依你了!我们朱家眼看到手的功名，就这样丢掉了，谁不痛心!”
这一夜，朱德和伯父都没有合眼，他们各自想着心事。
天还未明，朱德就悄悄起床去找席先生，请他说服伯父。
席先生满口答应。
他把朱德的伯父请到家中，推心置腹地长谈了很久。
他说：“你我都是老相识，老交情了。
我早已把玉阶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了。
我们两家都盼望着他有个出头之日。
我虽然一生没考上个秀才，但一心想要玉阶考上。
可是，现在把考功名的这条路堵死了，我们怎能怨孩子，逼孩子呢?要想玉阶有个好的前程，还是让他去上新学堂吧!你听我一句话，不会错的。”
伯父朱世连听了席先生的一番劝说，终于同意朱德去上新学堂。
他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府读书。
1906年的春天，朱德兴致勃勃地离开大，第二次去顺庆府。
3天的路程，他徒步两天就赶到了。
朱德先考入了顺庆县高等小学堂就读。
这所学校是由嘉湖书院改办的。
他在这座学堂里读了6个月，除国文课外，又学习了一点地理、历史知识和英文。
一学期后，在这年的秋季，他考入了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现为南充市职业高中)。
那里的课程设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修身、格致(生物)、图画、体育等，学习内容丰富，一改旧式书院式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让他大开眼界，懂得了世上的知识多得很，不仅仅是“子曰”、“诗云”。
顺庆府中学堂里，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
学堂的监督(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
那还是1903年，顺庆府在筹办新学时，选送他到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师范科学习。
他在中华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还政光绪，变法维新。
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立即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将他押送回国。
张澜回到四川后，先在成都任四川留学预备学堂学监，后返回家乡顺庆府主持教育。
他主张革新教育，提倡妇女读书。
在教学中，重视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深受学生欢迎。
朱德的舅父刘寿川先生是学堂的理科教师，19岁中秀才，后留学日本。
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他博学多能，讲授物理、化学时，经常带来一些仪器，给学生们演示。
一次上物理课讲火车原理时，有学生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火车?”刘寿川万分感慨地讲述了日本的维新。
最后，他激动地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迈向先进。
科学给日本带来了生机，惟有科学才是救国之本，而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发展科学。
这是国富民强的惟一之路。”
刘寿川先生的这一番话，朱德听来并不陌生，席聘三先生不是也这样讲过吗?张澜先生讲课更具有鼓动性。
(10)
他在课堂上曾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
张澜、刘寿川先生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言论，在朱德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于朱德与刘寿川除了师生关系之外，还有一层亲戚关系，所以他经常邀请好友戴与龄去刘寿川的寝室，向他请教。
刘寿川除了向他们介绍亲眼在日本看到明治维新的成就外，还介绍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出版《民报》等革命活动，并秘密地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
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尽管他并不很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和内容，但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领悟到就应像张澜先生说的那样，要不惜个人的身家性命，去拯救民族，去拯救国家。
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苦读一年，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与师生广泛交往，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他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并能写得一手好的诗文，博得师生好评。
1907年他在顺庆府中学堂毕业时，赠与同窗好友戴与龄诗一首：骊歌一曲恩无穷，今在兴亡意计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虎狼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斗志付飞鹏。
这首诗，正是反映了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一年苦读中最主要的收获。
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
这一年，是他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的开端，使他读书为“支撑门户”和“光宗耀祖”而转变到“读书救国”。
这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也正是在“科学救国”、“教育治国”、“强身卫国”思潮的鼓动下，他接受了刘寿川先生的建议，决心去成都求学，以学得更多的知识，来开拓自己的视野。
伯父朱世连为了朱德去成都求学，又多方求情借贷，终于凑了50块大洋，作为朱德上学的费用。
1907年的初春，朱德仍然挎背着他第一次上仪陇参加县试时用的那个蓝布包袱，凭着那双铁脚板，起早贪黑，一路快走，只用了5天，赶了370公里的路，到了省城成都。
成都同顺庆府比起来，要热闹得多了。
它不仅是四川的省会，还是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那时，成都正处在剧变中，银元局、铜元局、机器局、兵工局等新的工业机构，相继成立，手工业也比较发展，商业也较繁荣，涌进了不少洋货，还办起了洋教堂。
荷枪实弹的新军和警察，在人群中穿来闯去；古老的滑竿、轿子和新式的东洋车(人力车)满街奔跑；沿街叫卖的报童，不停地呼喊着：“哪个看报?新出的《四川日报》?”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十分新奇。
在一个小客栈住下后，朱德不顾旅途的疲劳，就上了大街。
街头巷尾到处都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广告，四川省师范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招生简章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直到把全部内容能背下来。
回到小店，他经过反复比较，决心投考武备学堂学习时间只一年，吃穿都不花钱，给家里能减去许多负担。
何况新军正在发展，国家也需要军队。
还真考上了。
他写信把这个喜讯告诉家里，谁知家里人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思想影响下，坚决不同意他去上武备学堂。
后来，经过刘寿川先生的劝说与协调，朱德又报考了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这是专门为培养体育教师而开设的。
体育学堂里设置有教育、心理、生理、算术、修身、图画、体操、器械等课程。
朱德对每一种都学得十分认真刻苦，总共13门功课，他考试的总计分为1070分，平均每门成绩82分，名列全学堂第10名。
(11)
在学习中，他特别赞同学堂的“学生一律剪掉辫子”的规定。
那时，清政府仍然把剪辫子视为是大逆不道的违法行为，轻者坐牢，重者要杀头的。
学堂为了对付官府的检查，要求学生把剪下的辫子缝在瓜皮帽上，戴在头上仍像是长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可是，每当上体操或操练时，学生们一摘掉那顶瓜皮小帽，个个都是光头一个。
每当这时，朱德摸着光头，觉得一身轻快，练起单杠、双杠、木马、徒手体操来，分外干净利索、灵活、准确。
体育学堂，虽然是一所不大的学校，师生总共也就二百来人，却分为两派。
一派是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派，一派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派。
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员在师生中展开秘密活动，他们秘密散发传单，传递信息，发展组织。
一天，晚上就寝之前，朱德突然发觉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塞有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他如获至宝，立马收藏起来，悄悄地躲在无人处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革命派的主张都是自己想说的，而立宪派的实质仍然是维护腐朽透顶的腐败朝廷。
读完《民报》后，朱德总是焦急地盼着有人来同他接头、交谈，要是有那样一个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此人必定就是同盟会员。
他盼了几天，也没有出现他想像的情况。
后来他也如法炮制，把《民报》藏在一位他认为可能是同盟会会员的枕下，并在暗中观察他的举止言行，等他同自己联系，但毫无结果。
同盟会，在当时被清廷定为禁党，是叛逆，抓住了就得坐牢，甚至杀头。
所以，只能够秘密活动。
朱德在体育学堂学习的一年中，一直同刘寿川先生保持着联系，常有书信来往。
通过刘先生的牵线搭桥，他在成都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来自仪陇的同乡敬、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等交往更为密切，情同手足，无话不说，学习中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关心。
假日里聚会在一起，谈论毕业后的打算和抱负，谈论救国之道，而谈论最多的还是怎么改变家乡的贫困落后面貌，使父老乡亲们再不受穷。
刘寿川回到仪陇县任试学(督学)，他了解到在成都读书的仪陇籍学生，有毕业后回仪陇办学校，报效家乡的志愿。
他决心在仪陇筹办一所高等小学堂，给朱德、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四个仪陇籍的学生写信，邀请他们毕业后回乡共同创办县立高等小学堂。
四个人接到信后，欣然同意，尤其是朱德最合心愿。
在他的心目中，教师是崇高职业，自己非常拥护“教育救国”的主张：何况这又在家乡教书，离家很近，还可照看父母；特别是为了读书欠下的两百多块大洋的债，自己应该挣钱还账。
事实上，这笔钱，直到他以后在滇军当上旅长后才还清。
1908年初，朱德和张四维、李绍沆、田玉如四位好友应刘寿川之邀，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
朱德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其他几位朋友分别担任文科或理科的教员。
仪陇县高等小学堂，就建在原来官府里办的金票书院里。
金票书院就在城内，它是依着山势修建的三座院落，前院是操场，中院是教室，后院为宿舍，环境幽美，绿树成荫，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
原来为一班举人、秀才所把持，现在虽然改成了新学，他们仍然想维护旧的教育制度，极力反对朱德等一批新来的教师。
这时，朱德又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和反对。
朱德从成都回到仪陇后，先去高等小学堂报了到，然后回到马鞍场去看望父母。
那天，家里比过年还热闹，亲友们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里做事了，都来道贺。
家里杀鸡、宰鸭、做豆腐，来招待朱德和亲友们，席间，亲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起他的情况：“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哟?”“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就不错了。”
(12)
朱德没有正面回答。
“那，做啥子事嘛!”
亲友们紧追不放，总想弄个明白，探个究竟。
朱德脑壳里转了再三，觉得还是如实告诉亲人们为好，实话实说吧：“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大家一听是当老师，还是教什么体育的，似懂非懂，也不便再问。
屋里鸦雀无声。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生来就是个急性子，急忙追问：“你再讲讲，你在县里干啥子?”“当体育教习!”
朱德一字一板地说。
“这个体育教习，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父亲紧紧追问着。
面对着父亲一连串的盘问，朱德不知如何回答为好。
沉默了片刻，觉得还得耐心地向父母和亲朋好友说清楚。
他说：“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在当今社会里是没有什么官好做的。
回到家乡当老师，办教育还是个正道。
体育教习，就是教学生练操、练跑、练武艺，强健身体，卫国卫民……”素来脾气暴躁的父亲再也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气愤地说：“全家老小20来口子，一年360天，起早贪黑不要命地干，10多年来省吃俭用，为的啥子哟!还不是为我们朱家能出个读书人，能谋个一官半职，免得再挨饿，再受气!你可好，说得那么轻巧，当啥子体育教习。
跑呀，跳呀，哪个不会?是人都会，还要得着你教。
你的书统统白念了，我们的血汗也统统白流了!”
平时爱发脾气但话不多的父亲，今天是发了大脾气，讲了一大篇多年来压在心底的话。
然后，他怒气冲冲地跨出家门，直到朱德离开马鞍场时还没回来。
一桌饭菜摆着，大家不欢而散。
母亲既疼爱儿子，也想着全家。
她很想劝劝儿子去县府里说说情，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她搬了一把矮竹椅，独自坐在屋里的小角落里，默默地用衣襟擦着泪水。
第二天，朱德告别母亲和家人去大看望大伯。
没料到父亲也在，是昨天生气后跑来的。
他又耐心地向父亲和大伯作解释，说：“世道在变化，一天一个样子。
就是不废除科举，穷人家的子弟考上了秀才，又能怎样?没钱没势的人家，是进不了官府做事的。
做官要花钱去买，我们花不起这种钱，也决不能去做这种贪官，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两位老人沉默了，父亲也再没有像昨天那样发火。
因为，昨天夜里，两个老兄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过了：孩子读书回来能做官吗?不能做官，又能干啥子?指望他为朱家做啥子?每年能挣来多少钱?……每道题都解不开。
但有一点似乎想清楚了：朱家无权无势。
那只好认命，命里注定你是四两，你不会有半斤。
这也算是点自我安慰。
何况，孩子回到县上还有一份事做，好歹有碗饭吃，还能挣几个钱，也该满足了。
听朱德这么一解释，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人穷志不穷，穷也得有骨气。
当个老师总比贪官强百倍。
当老师是行善，贪官是作恶。
想来想去还是支持朱德去当老师，去行善事。
朱德终于说服了家人。
第三天当他离开大去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时，只有伯父一人去送他，送了一程又一程，走了好几里路。
最后，还是朱德再三劝说下，伯父才停下了脚步。
他眼里噙着泪花，很动感情地说：“乡下人晓得的事不多，不晓得的事，过些时日也会慢慢明白过来。
你就放心地去吧!你要照顾好自己，把学堂的娃儿们都教好。
常捎信回来就是了!”
朱德非常感激伯父对他的理解与支持。
他热泪盈眶地对老人说：“放心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伯父站在琳琅山的路口，一直望着远去的朱德，好久，好久，才转身走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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