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大，坐四个轮子的车；建建小，坐三个轮子的车
○奶奶打你的手心，她的手心也疼啊！
○爹爹和廖承志相互沾光，在严格的夫人面前开了戒
○他毕竟是父亲啊，怎能见女儿生命垂危而不救呢？
○爷爷大，坐四个轮子的车；建建小，坐三个轮子的车
我的老大刘建和老二刘康是由爹爹和康克清妈妈抚养的，他们兄弟俩在中南海里时间长，和爷爷相处的时间多，特别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对爷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这一点上他们比我幸福得多，享受的爱比我多得多。
他们一出世就和爷爷在一起，爷爷在他们幼小心灵中是最亲的亲人，最慈祥最可爱的“伙伴”。至于爷爷是不是开国元勋，是不是国家领导人，那是红墙以外的事情，丝毫不影响他们在爷爷面前调皮打闹哭鼻子，然而我的爹爹像一个和善的调解员，经常对他们的“战斗”进行调解，直到两个小家伙破涕为笑，握手言和。
爹爹对孩子教育从不摆大道理，也不命令式地强制他们做这个还是不能做那个。爹爹总是在和风细雨中将做人的道理灌输给孩子。
“润物细无声”的启蒙作用往往是巨大的，乃至影响终身。
1960年，我的老大和老二相继上了小学，学校虽然离中南海不远，但从爹爹住的地方走到中南海西门却有好长的一段距离。
刚上学的孩子要走那么远的路，我有点心疼，在爹爹面前流露出舍不得的情绪。孩子大概受了我影响，也在爷爷面前嚷嚷走得太累了，走不动了，还说别的同学是坐小汽车来上学的。
一开始爹爹没有理我，也没有理会孩子的嚷嚷。可是开车的师傅听见我向爹爹唠叨孩子上学走路的事。他想朱老总大早晨也不出去，不用汽车，我就开车送送孩子吧。
哪知才送了一次，就让爹爹妈妈知道了。这次他们生气了，不是对孩子，而是对我。爹爹严厉地对我说：
“小汽车是党和国家派给我的工作用车，不是我的私有财产，除了我外出使用外，家里任何人都不能使用，连你妈妈上班都不能用我的汽车，更不要说才六七岁的孩子，上学就用轿车送轿车接，你知道这是培养他们什么思想？享乐思想！特权思想！”
爹爹有个特点，情绪一激动，就喜欢用拐杖戳地。这时他边说边咚咚地捣着地：“你说，人家老百姓的孩子有小汽车坐吗？人家孩子不小吗？人家孩子走路就不远吗……”
“我怕孩子路上不安全……”我小声辩解，其实我心里也委屈，爹爹的严格家规我何尝不清楚，感受也很深，我毕竟是当母亲的，多少有点疼孩子，他们才那么小，每天要走几里路，路上汽车又多，怕出什么事。
“这个不用你操心！”爹爹气哼哼白了我一眼。
我不敢再多说什么，赶快从爹爹跟前溜开。
爹爹眼不见我，就不会烦心了。
爹爹就是这种人，他发完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从不赌气，更不记仇。我们家里人都知道爹爹这个特点，所以看见爹爹生气就赶快走开，他不会跟出来和你生气的。我记得，爹爹和康克清妈妈他们之间一直都很好，几乎没有看见他们吵过嘴，总是和和气气的。但是“文革”以后，情况就有点变化，爹爹可能被外界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搞得心情不好。爹爹开始苦闷，开始爱发脾气，后来身边的孙子陆续离开他，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家静了，爹爹的心也空了，可是外面的世界却在“天翻地覆”地闹腾着，日夜撞击着爹爹困惑迷惘的心。这时妈妈的处境也不好，她被全国妇联揪斗多次。有时候妈妈在爹爹身边念叨的话多了，爹爹会生出无名之火，温和的性情变得暴躁起来，他也不和妈妈争辩什么，只是用拐杖咚咚地捣地，或者扬起拐杖在妈妈面前舞动……
“咳！还想打我呢！”尽管妈妈知道爹爹是做样子吓唬吓唬她，但她心里还是有点难受，她不想惹爹爹生气，就闪身躲开，在自己房间里独自委屈。过不一会儿，爹爹把自己刚才挥舞拐杖的举动忘了，又高声唤道：“克清，克清，你在哪里？怎么不过来？”
妈妈一肚子闷气随着爹爹和颜悦色而烟消云散，他们又在一起读书看报，心平气和地谈论事情。
所以我一看见爹爹用拐杖戳地，就赶紧闭嘴，还是少说为妙，最好的办法“走为上”。人是走开了，可是心里还在嘀咕，爹爹说不用我操心，是不是他已经想办法解决孩子上学问题了？
第二天，孩子以为还是小轿车送他们上学，又欢天喜地到车库去等车。可是爹爹给他们推来了一辆三轮自行车，后面有一个车兜。我的老大建建一看，扭动着身子，不愿意坐，说是难看，同学们看见了会笑话他的。
爹爹也不生气，笑着问：“建建，爷爷大还是建建大？”
“爷爷大！”
“对啦，爷爷大，坐四个轮子的车；建建小，坐三个轮子的车，对不对？”
孩子一听，乐了。
“对！”孩子高兴地坐在后兜里，爹爹让开车的师傅骑三轮车送孩子过马路，送过马路，就让孩子下来，自己走进学校。
我在一边看见爹爹和孩子那么容易沟通，心里真是好感动，也很愧疚。这些本来应该是我们做父母操心的事情，却让已经年过70的父亲操心。
○“奶奶打你的手心，她的手心也疼啊！”
爹爹和康克清妈妈对孩子教育都很严格，但各有千秋，各有侧重。从孩子开始上小学起，爹爹就让他们自己学习洗衣服，先从手帕袜子开始洗。每次到了星期天，院子里有一个水龙头，康克清妈妈就让孩子端着脸盆，自己洗自己的东西，然后她负责监督孩子洗东西是否干净。他们祖孙事先商量好，来个洗袜子比赛，看谁洗得最干净，如果谁输了，让奶奶打三下手心。
刘建的袜子是白色的，怎么洗也不干净。等奶奶检查时，自然得不到表扬，而且要打三下手心。可是奶奶才打了他两下手心，他就哭叫起来，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当时我在旁边，我心里有数，不是奶奶打疼了他，而是想用哭叫声把爷爷叫过去，让爷爷同情同情他。
爷爷在不远的地方弄他的花花草草，听见建建的哭声，果然快步走了过来。建建见爷爷来了，哭声更大了。爷爷是非常疼爱我的老大，从小看着他长大，他的一举一动都让爷爷牵挂。当然爷爷也是了解这个在膝盖头上攀大的孙子，也知道他不是为疼痛而哭，而是输不起心里不服。
爷爷过来，先拿过几个孙子洗的袜子看，然后拉过建建的手，又将奶奶的手心翻过来，放在一起比较。这时，建建看见奶奶的手心和他一样，也红了。不由地奇怪，奶奶打我，她的手心怎么也红了？爷爷笑了，用他那大手掌抚摸了一下孙子的手心，说：“建建莫哭，你的手心红了，奶奶的手心也红了，奶奶打你的手心，她的手心也疼啊！”
建建心一软，连忙问奶奶疼不疼。奶奶也笑了起来：“奶奶打你手心是让你知道，做事情要做就要做最好，要做就要争第一。奶奶手疼是惩罚你的代价。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代价的，教育你们也一样。”
他们祖孙的对话，至今都让我感慨，这简单的话语中包含了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这以后，建建做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连学习成绩也有了很大进步，因为爷爷奶奶告诉他，做事情要做好，要争第一！
孩子们长大以后，爷爷奶奶对他们的要求丝毫没有放松。特别是奶奶，要求不仅严格而且落在实处。她从不让孙子跟着爷爷后面沾光，比如搭个车，参加什么宴会，或是去观看演出什么的。可是爷爷总是希望孙子们能多长见识，多开眼界。孩子们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求知欲旺盛的时期，而那个时期却是文化枯竭的时期，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再没有其他什么文化娱乐生活。有时候，爹爹还会接到去参加对外活动的通知，毕竟爹爹那时对外的头衔还是人大委员长。所以爹爹参加的活动以文化交流为多，如果碰到有外国文艺团体来华演出，爹爹总是想带个孙子去看看。
一般工作上的事情爹爹说什么，康克清妈妈也不会反对，以爹爹为主。但是在家里面，爹爹委员长就没有妈妈中国妇联副主席权力大了。爹爹决定的事情妈妈往往有权否定，而且妈妈的意见总是起决定性作用。
有一次，爹爹接到通知晚上去首都体育馆看文艺演出。他见我的老大正好在家，就对他说，晚上带他去看演出。
看演出！建建当然高兴啦，一跳老高。
到吃晚饭的时候，奶奶却对建建说：“爷爷晚上去看演出，你不要跟着去。爷爷是工作，我们亲属不能沾光……听到没有？”
奶奶看见孙子不吭气，又加重了语气叮咛了一声。
建建用求援的目光望着坐在饭桌对面正在吃饭的爷爷，希望他能说句话，让奶奶同意他去看演出。可是爷爷一声不吭，好像没有听见奶奶刚才说的话。
我在一边也奇怪，不是爹爹已经答应了孩子，怎么现在不说话了呢？我转念一想，可能爹爹不愿意在孩子面前表现出他们大人的分歧。可是建建以为爷爷变卦了，饭没有吃完就沮丧地离开了饭桌。他刚一回房间，爹爹的警卫员悄悄跟了进来，神秘地对建建说，你现在出去玩，7点半再进爷爷的车，不要和爷爷坐一个车，不然会被奶奶发现的。
建建一听，就知道是爷爷的安排。刚才爷爷不吭气，原来是迂回战术！他又来了精神，连蹦带跳跑了出来，出门时，他高声放了个烟雾弹：
“我出去玩了！”
不过他这如此欢快的声音让我们都生疑，不让去看演出还这么高兴？
建建一出门就钻进他爷爷的随车里。
那时中央领导人外出都有两部车，一部主车，一部随车，以防路上主车出现故障，耽误领导人办理国家公务大事。
到7点半，爹爹准时坐进自己的主车，而建建早已躲在后面的随车里。果然，爹爹一上车，康克清妈妈就跟出来对主车进行了一番“检查”，看见里面没有孩子，才放心帮助爹爹关好车门。
汽车驶出大院后，建建抬起头，忍不住笑了起来。
到了体育馆，爹爹走到孙子跟前，用手拍拍他的肩头，会意地一笑。
爷孙俩联合把奶奶给“骗”了，好像打了胜仗。
爹爹那次看演出正好和叶剑英坐在一起，叶剑英对建建说：“你爷爷年纪大了，可要照顾好爷爷呀。”
建建更加得意，认为他是应该跟爷爷来的。
可是演出结束后，建建和爷爷坐一个车回家，他开始担忧起来，如果奶奶知道他是跟爷爷看演出怎么办？然而，爹爹的情绪还沉浸在刚才的精彩演出中，不停地问孙子对演出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感受。这时刘建才明白爷爷为什么“包庇”他违反奶奶的“指示”，爷爷是想让后代们多学习一点东西，而爷爷也愿意和年轻人沟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
家越来越近了，刘建的心思也越来越重了，他躲过奶奶的“检查”平安溜出家门，现在该如何溜进家门而不被奶奶发现？在建建担忧的时候，最心宽的是身边的爷爷。因为爹爹非常了解自己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从来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别看她批评孩子厉害，疼爱孩子也厉害。
其实建建过了9点没有回家，奶奶已经发觉他的“行骗”行为，她对我说，建建这孩子肯定跟爷爷去看演出了，回来要好好批评他。
我忍不住说出了爹爹下午就同意建建去看演出的内情。
妈妈好像有所感悟：“我说呢，建建还是听我的话的……这老总也是……真拿他没有办法！”
平时我回家，看见父母教育孩子，我从来不掺和什么意见。因为我知道他们对孩子严格是为孩子好。
我一看过了10点，就回自己房间睡觉了，让妈妈自己“处理”刘建违反家规的事情。我虽然不常住家里，但是爹爹他们始终为我留了一个房间，我回来就住自己的房间。妈妈见我走了，去睡觉了。她却不走，仍坐在客厅里等他们爷孙们回来。
刘建到底“作贼心虚”，没有到大门口就独自下车，他故意装着和爷爷不是一起出去的样子。
他在外头看见爷爷进门以后，才蹑手蹑脚走进家门，他自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哪知，一进门厅就看见奶奶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正用严肃神情等待着他……
不用申辩，建建从奶奶表情看，奶奶她什么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吧，反正我已经享受过艺术熏陶。怎么罚都值！
奶奶把建建一顿批评，然后指着厨房方向说，今天晚上你去厨房把那堆土豆的皮削了，犯错误是要受罚的。刘建一听这话如同听到特赦令，高兴地跑去削土豆皮，因为这活他经常干，根本算不上是惩罚。
○爹爹和廖承志相互沾光，在严格的夫人面前开了戒
爹爹在孩子的眼睛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外号——大肚子爷爷。
“大肚子”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爷爷待人宽厚，肚量大，还有一层是爷爷胃口大 （爹爹患糖尿病多年，老是觉得吃不饱）。直到临终前爹爹住在医院，他还对康克清妈妈调侃：“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了，就是没有吃饱过……”
爹爹进入晚年以后，医生对他的饮食控制得更加严格，每顿饭菜都定时定量，那些过痛的大鱼大肉都不让他吃。可是爹爹生来就爱吃肉，而且爱吃肥肉，因为医生有规定，妈妈就一丝不苟地管着爹爹，不让他吃肉。
有一次，廖承志夫妇来家里看望爹爹和妈妈。
廖公天性豪爽，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加上他和爹爹交情非浅，当年爹爹在四方面军时，张国焘要杀廖承志，是爹爹想办法救下了他。按理，爹爹和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是一辈人，因为有了这段生死之交，廖承志和爹爹成了忘年朋友。他们只要一见面，总是非常热闹。
那时廖承志和爹爹一样患有没有口福的糖尿病，他也是被医生管着，在家又被夫人监督着，和最爱吃的猪肉无缘。
康克清妈妈见时间不早了，就挽留他们夫妇一同吃午饭。廖公一听，胖胖的脸庞上洋溢出开心的笑容。他借机提出一个在家不能提的要求：我—要—吃—回—锅—肉！
他夫人一听这个“无理要求”，当即表示反对，吃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吃猪肉，而且是回锅肉。
一直没有表态的爹爹，这时开口说话了：“克清，你就满足廖公这个小小要求吧！”廖公一脸得意，朝夫人挤了一眼，那神情好像在说，这不是在家里，你说了不算！妈妈叫厨房的师傅炒了一盘香喷喷的回锅肉。
刚端上桌，妈妈就指着建建说：“我们家也有一个吃肉的。”弦外之音是爹爹不能加入吃肉的行列，先对爹爹打个招呼。建建在家能吃肉是出了名的，“吃肉的”竟然成了建建的代指。“吃肉的回来了”，建建一进门，保准会得到这句欢迎词。有时逢我们回去带一只鸡，妈妈就会打趣：“你们带一只鸡，我要准备一头猪。”
爹爹自然明白妈妈的意思，他咂咂嘴没有答话，把视线从回锅肉上移开。可是身边的廖公看见回锅肉像看见了稀世之宝，高兴地手舞足蹈，一边吃一边快乐地叫：“今天开戒，好吃好吃真好吃！”他那香甜的吃样惹得大家都抬头看他。
他夫人在一边悄悄推他：“嗳，不能多吃，你不能多吃。”
可是有爹爹在身边，廖公胆子壮了许多，他不仅不理睬夫人的劝阻，还故意吃得咂咂响，连意志坚定的爹爹也不由地停下了筷子……爹爹可以不看盘中肉却无法阻止诱人的香味飘过来，更无法对廖公响亮的咀嚼声充耳不闻。
爹爹一边观看盘中情况，一边用求援般的目光看着身边的孙子。对于爷爷这个眼神，建建马上心领神会，可是奶奶的眼睛还不住地望着这边，他不敢给爷爷夹肉吃。一会趁奶奶转身招呼客人时，建建快速地夹起一块肉往爷爷嘴里一塞，爷爷配合得非常合拍，也快速地吃下了肚，等奶奶转身发现，爹爹已经品尝了回锅肉的美味，心满意足继续埋头吃他的饭。
全桌人被爹爹滑稽的举动逗得乐不可支。
妈妈苦笑说：“你今天沾了廖公的光了。”
“不对不对，我是沾了老总的光了。在家我哪有吃肉的资格。”廖公连连摆手。
就这样，爹爹和廖公相互掩护，相互沾光，在严格的夫人面前开了戒。
○他毕竟是父亲啊，怎能忍见女儿生命垂危而不救呢？
1965年底，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组织部分师生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始于1964年，是在农村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是针对农村的经济问题进行清工、清帐、清财、清库。后来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倾向，运动矛头逐步指向农村的基层干部，由单纯的经济“四清”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全民政治运动，范围也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扩大到全国城乡。这场运动持续两年，直到“文革”初期的1966年才告结束。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去的农村地点是爹爹当年战斗过的山西东南地区，属于太行山老区。当时我身体不好，血压比较高，但还是向学校打了要求下乡参加运动的报告。
可是学校没有批准，说我身体不好，不适宜下乡。
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讲精神的年代。这种精神放在今天年轻人眼里，一定嗤之以鼻。可我们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运动不可以不参加。我这个人大概遭受的磨难多了，对自己身体从来不当回事，身体也特别皮实。我见学校不同意，就去中南海搬援兵。我找到爹爹，让他支持我一把，学校就一定会同意的。
爹爹听我说明情况，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同意我参加“四清”运动。
学校领导又找到康克清妈妈，征求她的意见。妈妈见爹爹同意放行，她也不好反对，但是她还是比较担心我的身体，就同意先让我下去看看，如果身体不适应，再回来。
“毛主席要求知识分子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爹爹也赞成孩子去，你们就同意吧，如果朱敏身体有什么问题，再让她回来。”
这次下乡，我是第一次走进农村，而且是贫穷的老区，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许多天，我都沉浸在兴奋之中。
临行前，我去爹爹那里告别，叮咛老大和老二在爷爷踉前不要调皮。自从我当妈妈以后，父母就承担起照顾两个孙子的义务，一是让我安心工作，二是减轻我一部分经济负担。因为那时我已经有六个孩子（五个男孩，一个女孩）。我那时盼望生个女儿，可是一连生了四个都是“公鸡头”，直到第五胎，来了对双胞胎，一男一女，我才得了一个女儿。
爹爹给我打开山西的地图，用手指给我看他过去住过的地方，嘱咐我替他去看望那里的乡亲们。
爹爹告诉我说：
“我们八路军总部曾经在晋东南的武乡县落过脚。是那里的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们好几年，你去以后，抽时间去看看王家裕、砖壁村，见到当地乡亲代我问个好，说我很想念他们。”
我到晋东南后，按照爹爹的嘱托，到王家裕和砖壁村看望了乡亲们，还看望了当地的老八路。他们听说朱德的女儿来了，还带来了总司令的问候，就像迎接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我接到家里住。后来我将拍的照片带给爹爹看，没有想到近80岁的爹爹记忆力惊人的好，居然能叫出照片上每一个认识人的名字，而且还记得他们的年龄。我惊讶地问爹爹，记性这么好， 20年前认识的人的名字还能记住？
爹爹深情地说：“我一辈子不能忘记啊，是他们养育了我们八路军，他们是人民的功臣。忘记他们就是犯罪呀。”
我在农村工作组工作了两年的时间，高血压倒是没有出现意外，可是眼睛出现可怕的失明现象。我在北京时右眼被诊断为青光眼，因为那时对青光眼认识不足，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眼睛开始出现短暂失明现象时，还想拖到工作组结束工作回北京再看病呢。
万万没有料到，拖延治疗却给我带来了更大的灾祸！
我们下乡的点位于深山之中，外出一次非常不容易。我因为一只眼睛不好使，走路看不清道，结果一次夜间行走山道，我在一个山崖边失足，落入十多米深的山谷里。同我一道的同志打着手电筒找到我时，我满脸是血，已经昏迷不醒，腰和腿也摔坏了，特别是头部，激烈撞击中导致眼底出血，原来处于半失明状态的右眼，这次彻底看不见工作组的随队大夫，看见我伤情十分危急，如不及时抢救，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可是山区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如果县里来汽车接也要七八个小时。看我昏迷不醒的样子，工作组领导果断决定，连夜打电话给我爹爹。电话终于通过县总机接通了，爹爹一听我发生了意外，十分着急，问：“你们看怎么办？”
“我们意见立即送朱敏到北京抢救，越快越好！可是我们这里汽车最快也要六七个小时才能送到县医院，从朱敏伤势看，怕是难以坚持。最快的办法是用直升飞机……否则，无法保证朱敏的生命大夫讲到这里，也犯难了，因为他知道朱德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提出这个抢救方案，爹爹未必能同意。但是这又是惟一抢救我生命的方案。
“首长，我是大夫，我要为我的病人生命负责任，这是惟一的抢救方案，希望您能答应我的请求。”
爹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
“首长，朱敏身体原本就不好，这您是知道的。不能再拖延了……”
“好！立即派直升飞机，接她回来！”爹爹回答说。
或许大夫最后一句话打动了爹爹，我在集中营落下了许多病根，长期身体不好，这一直让爹爹内疚。他毕竟是父亲啊，以前他是救不了女儿的，而现在他怎能忍心见女儿生命垂危而不救呢？
爹爹派来的直升飞机只用了3个小时就将昏迷不醒的我送进了北京医院。爹爹已经等候在医院的大门前……
经过抢救，我脱险了，但是更加严重的情况摆在我的面前：第一，我的腰不能彻底复原，落下“腰锥间盘突出症”；第二，我的右眼将彻底失明，而且必须摘除，否则左眼也难保。
爹爹是最先知道这个结果的，但他无法相信女儿的眼睛就这么瞎了。这个残酷的事实让爹爹心痛，从小他就喜欢看我那双黝黑的眸子，如今却要失去一个……爹爹不甘心，他找来最好的眼科大夫为我治病，可是医生尽了最大努力，也无回天之力不幸的是，“文革”运动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专家一夜间变成了“文革”的对象，打入清洁工的行列中。给我治病的医生原来就被化为右派，“文革”一来，他的命运更加悲惨，失去了为病人治病的权利。
我的眼睛也从此失去了复明的最后一线希望。只好同意“摘除右眼保左眼”的方案。
我的右眼要瞎了！
听见这个可怕的消息，只觉得脑袋轰地一声，眼前一片茫然，思维陷入了停顿，什么都不知道了。从开始给我消毒到推进手术室，我几乎处于麻木状态。等我恢复了知觉，右眼已经永远从我的脸上消失了，我还不到40岁，就失去了一只眼睛，以后我还要走上讲台，还要生活，还要抚养孩子，一只眼睛如何支撑我走完我的后半生？
我失去一只眼睛，爹爹何尝不痛惜，可是他以父亲的坚强和承受力，面对了残酷的现实。爹爹多次到医院看我，鼓励我战胜疾病，要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爹爹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还顽强地生活，写出了巨著。你只是失去了一只眼睛，还能看见东西，完全能和健全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不必难过！”
慢慢地，我从痛苦中走了出来，我没有理由要自卑，我的眼前依然充满了阳光。
后来爹爹又找来眼科专家为我安装了假眼，因为技术高超，我的假眼特别逼真，至今许多熟悉我的人都不知道我有一只是假眼。
一只眼睛失去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夹裹着黑浪滚滚而来……
1966年，天安门广场变成了红色的“海洋”，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达八次之多。全国范围的“文革”大火终于猛烈地燃烧了起来。
大火渐渐逼近中南海的高层人士……爹爹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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