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之后，便从报纸上消失了。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紧锣密鼓地展开。
春节前，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来看望爷爷，谈到正在开展的运动，爷爷针对江青一伙人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
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进入1976年后，爷爷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
一年前，爷爷每天都要在万寿路的大院里转三大圈，吃完早饭围着院子转一大圈，吃完中午饭转一大圈，吃完晚饭再转一大圈，然后才休息。除了这种散步活动，还有爷爷几十年来自己“发明”的一套健身操，从头到脚都可以活动开，最后还要双手叉腰地吹上几声口哨。这套健身操，爷爷每天都做，几乎是风雨无阻。但是到了1976年后，这健身操爷爷渐渐地做不动了，散步也渐渐地由三大圈变成了三小圈，后来又变成了一小圈。直到最后除了那口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大大地简化了。
我回家时看到爷爷身体更加衰弱，心里非常着急，就和奶奶商量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就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陪陪爷爷吧！”
奶奶说：“总理去世后，你爷爷的身体已明显不如从前了，北戴河离北京也不远，如果有时间和部队允许，抽空多回家看看。我也和有关的领导打个招呼！”
所以，那个时候，我每个月都回家几次，在爷爷奶奶身边的时间就相对多了一些。
3月9日下午，吃完晚饭后，爷爷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指着床头上的三本书说：
“这里的三本书，你们是不是有呀？”
我拿起桌上的书看了一下，是新出版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三本辅导读物。我看了后，冲爷爷摇摇头说没看过。
爷爷示意我坐下。他说：“这几本书解释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很好懂。你可以拿去看看。但是你要明白，马列主义不是只在书本里，只懂书本里的马列主义，不算真懂，只能算是教条地懂。真正地懂，就是要应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大，但落后，科学、技术、生产、国防都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全世界的国家都很注意我们，第三世界更注意我们，他们不仅希望我们在政治上支持他们，而且也希望能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把生产搞上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是总理报告中讲的，没有问题。这么大个国家，生产搞不好，怎么支援世界革命，怎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怎么达到共产主义目标呢？说抓生产是偏离政治方向，这样的提法不对头啊！八亿人民要吃饭呀，要穿衣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呀，不抓怎么行呢！”
爷爷说到这里，想了一下后说：
“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是1922年加入我们党的，到现在五十多年了。我们党是伟大的，我对党是有深厚感情的，没有党和主席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但现在我们党的情况不好，主席身体也不好，我们党内还有野心家，还有王、关、戚一类，他们很阴险呀！不要把斗争看得很简单，这些人不是真心搞马列的，他们和林彪一样，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搞的却是阴谋诡计……”
也许是谈的时间长，累了，也许是爷爷忧之太切，谈到这里，他把头仰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可当我想扶他去休息时，他的手却微微地摇了一下，示意我在他的旁边坐下，又接着说：
“五十年的革命了，我相信中国人民是有觉悟的，搞两面派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不要到处说，这是我的意见，相信历史能够做出正确的回答的。你们要努力为党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一辈子要光明正大……”
听爷爷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强忍着眼泪说：
“爷爷，我扶您去休息吧！”
爷爷看看我，点了点头。
我的本子还记着这年3月31日至4月6日，爷爷和我的其他几次谈话，从这些谈话中，可以了解爷爷当时的内心世界。他说：
“‘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了我，这些你都很清楚。这里面有林彪一伙搞的，也有其他原因。老干部进城了，薪水高了，房子住的好，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满意，说我们做官当老爷，说得对嘛。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讲，你们属于贵族子弟吗？论生活，论条件，都比一般工人农民优越嘛！不能认为这些是合理的，是正常现象。这些东西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谈到这，爷爷有些激动，他说：
“当前的斗争还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制造舆论说老同志思想跟不上了，要换掉，通过斗争换掉，是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扫清道路。民主革命有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同路人嘛！王、关、戚，蒯大富、聂元梓不就是同路人！他们投机革命，是想当官，想搞特权，要看透他们！”
爷爷注视了我一会儿，嘱咐说：
“你回部队后要学习报纸和马克思主义的书，这里情况不要讲出去，中央有指示，有文件，我和你说的，是家庭谈话，也可以说是一般同志谈话，要记住：只有真正把马列主义学到手，才能认清方向，搞好工作。”
清明节前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外面谣言四起，传说纷纭。广播里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爷爷对此不屑一顾，他轻声地问奶奶：“你知道邓小平同志住哪里吗？”
奶奶说：“不知道。”
爷爷愤愤地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1976年4月7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据当年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吴德回忆说：
“毛远新先是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又通知，除了苏振华，其他人都到会……于是，政治局会议直到朱老总、叶帅、李先念都到了之后才正式召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老总戴上老花镜，拿起文稿看了一下，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
1976年6月，也就是爷爷住院的前几天，我母亲从天津来看望他。当时“四人帮”正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政治形势十分紧张。在谈话中，爷爷进一步流露出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忧，他说：
“有的人就是有野心，想当皇上，这些人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要把国家搞乱，想夺取中央的权，你们一定要坚信，只要毛主席和老一辈都健在，权是不会让他们夺走的。”
他还讲道：“你们这一代，经过党几十年的培养锻炼，都是有些实践经验的人，懂得为什么要革命。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真理，不管是在什么复杂的情况下，都要对革命有坚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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