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爷爷，我父亲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爷爷一直都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爷爷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爷爷，就拿我父亲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爷爷给我父母和我们的许多信件，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抄走了。现在有幸存留下来的，也就不过是那么寥寥几封了。
1969年6月，我父亲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
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先是到天津铁路局车辆段革委会任副主任，后来又任北京铁路局天津地区党委书记。也是在这个时候，单位才给我们家分了房子。
爷爷对我父亲一直是要求很严格的，同时也很信任他。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1957年6月2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题为《人民生活比过去如何？农村是不是万事大吉？天上地上还有问题》，副题为“一个知识分子写信给朱副主席（我爷爷），报告川北仪陇县马鞍山琳琅村的情况” 的文章，作者署名为熊志彬。在该文中，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调查，反映了川北地区农民贫困的生活现状。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爷爷的关注。
不久，爷爷派我父亲专程去仪陇就这篇文章反映的问题做一次社会调查。
1958年5月18日，我父亲带着自己经调查研究后写出的一份一万多字、十分详实的调查报告和仪陇县委、县政府的几份材料回到北京。爷爷看了报告，对我父亲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家乡经济建设的分析给予了肯定。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庐山会议的前夕，为爷爷深入了解和掌握农村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我父亲在战争年代负过伤，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患了心脏病。那是1973年8月，我在部队突然接到通知，说我父亲病重，让我速回。当我赶到天津时，奶奶已经带着爷爷的保健医生和从北京请的几个专家正在抢救父亲。
此后，由于身体的原因，我父亲就一直在家休养。
1974年6月10日，我母亲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家里只有我父亲和他们单位的一位老同志在谈话。
根据那位老同志后来回忆说：正谈话间，他就说：我累，要休息！然后就躺在床上休息了。
等我母亲下班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了……
一开始，对我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们对爷爷是保密的，当时只给爷爷说，我父亲又犯病了。但是对奶奶，我们说了实话。
奶奶听到噩耗，十分悲伤。但考虑到爷爷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她还是没有将实情告诉爷爷，只是又带了爷爷的保健医生胡伟勤同志来到天津。奶奶知道，这个时候，带不带保健医生其实都没有什么必要了，但为了不引起爷爷的怀疑，也只能把“假戏”当作“真戏”来唱了。
和父亲的遗体告别完之后，奶奶马上就赶回了北京，因为爷爷也需要有人照顾。
奶奶临走时对我们说：“我先回去，你们先不要到北京来，如果爷爷问起了，我就说你父亲这次病得比较重，还在抢救，先得给他一个心理上缓冲的余地……”
父亲的追悼会是在天津水上公园举行的，天津市很多部门都来人了，光花圈就有好几百个，有些群众是把对爷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爱戴之情转移到了我父亲的这一代，很多老百姓都自发地前来给父亲送行……
6月20日，也就是父亲去世后的第十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爷爷。这时，奶奶已经把我父亲去世的事给爷爷说了。
考虑到爷爷年纪这么大了，不能再受刺激的原因，所以在去见爷爷之前，母亲嘱咐我们都要坚强些，不要哭。
那天，爷爷显得很虚弱。看到爷爷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客厅，我母亲忍不住就哭出了声，我们也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爷爷看着我母亲，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母亲旁边的奶奶，轻轻地拍了拍我母亲，示意别再哭了。
等我们止住了眼泪，爷爷把我们一个一个细细地看了一遍。我看到，他的眼睛也湿润了，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异样：
“你们刚开始不告诉我，这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当然，对我来讲，就这么一个儿子，还年轻，就去世了，是有些惋惜。但是人已经死了，就不要搞那么多不必要的手续了，后事要节俭，要符合党的政策，给后代留下好的影响。”
说着，爷爷慈祥地望着我母亲，缓缓地说：
“力平（我母亲）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好干部，好媳妇，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强，还有那么多孩子，要把这个家当好！”
“要把自己的工作搞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要教育好这几个孩子，别让他们出事情。朱琦还年轻就死了，太可惜了。他当年受过高级党校教育，经过党的培养，他才五十多岁，应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病了，死了，谁也没办法，希望孩子们要继承你爸爸的事业，他没有完成的你们要替他去完成。”
说完这些，爷爷停了好长时间后又对我母亲说：“你要坚强，不要因为去世了一个人，自己也倒下去了。这样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定要把家管好。只要我在，有什么困难我会帮助的。”
我母亲说：“我没有什么困难，比起一般群众的生活，我们还是好多了。孩子都在部队，有部队管，我这也有单位，请爹爹放心吧！”
这次，我和母亲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星期。临走时，爷爷对我说：“你要在部队好好干，不要老想着我这个家，我这个家没有什么好想的，没有任何财产。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的。房子是国家的，家俱呀、桌子椅子都是配的，也不是我拿钱买的，你们也没有权力拿这些东西。但是，我这有一些书，有马列、毛主席的著作，经济、政治的书都有，假如我不在了，这书你们可以拿去看。这书有的是我买的，有的是公家发的。这可以用，学习嘛！”
爷爷讲这话时说得很慢，特别严肃，停顿了好一会儿，接着又说：“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革命了一辈子，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经历的事情，是任何一代人都没有经历的，在我们这五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过去几百年变化都要大。我们的思想也是在变化中不断前进的。现在我们的岁数大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能走我们走的路。如果说一个革命的家庭连自己的后代都管不好，那怎么能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呢？”
“我在工作之余常常想起你们，你们是我的后代，但能不能走我的路，就不好说了。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不需要你们养活我，照顾我，天天陪着我。你们正在青年时期，二三十岁正是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时候，不要像社会上有些年轻人那样，成天谈恋爱、搞对象。这个不用着急，别浪费那么多的精力。”
回到部队，我就把爷爷这一次的谈话写在了我的日记里。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我翻看爷爷给我说的这些话，都禁不住泪眼模糊，这里包含着多么深厚的亲情和期望，体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多么博大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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