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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爷爷上庐山

  

1959年7月,爷爷在庐山。

  

1958年5月25日,爷爷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1959年6月30日,爷爷带我上了庐山。

  爷爷上庐山是去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原本说是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爷爷以为只是一个正常的工作会议,所以就计划着把我们几个孩子也都带去看看“庐山真面目”。

  我当时还没有上学,爷爷就先带我上了庐山,说是等朱和、朱春元他们放假后再由奶奶带去。

  上山后,爷爷住在牯牛岭上的359号别墅的二层,我和警卫人员住在别墅的一层。

  没想到会议开到一半,爷爷却给奶奶打去电话,让奶奶他们不要再来了……

  当时我还小,不了解其中的缘故。后来从奶奶的口中和有关的书籍中,我才知道:我此次在庐山上,经历了新中国刻骨铭心的一个时刻……

  7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根据毛泽东6月29日的讲话和7月2日在庐山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的座谈,确定了会上要讨论的十九个问题,印发给与会的所有人员。

  7月3日,与会人员开始按地区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六个大组,围绕着昨天确定的十九个问题进行讨论。中央机关的人分别编入这六个组,爷爷被编在中南组。

  中南组的会场,设在东谷河畔的一座小教堂里,与过去蒋介石居住的美庐隔河相望。

  前期的庐山会议,人们心情愉快地称它为“神仙会”,气氛是轻松的。

  7月6日上午,爷爷在中南组的会上作了的发言,他坦诚地说:

  “去年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些。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嘛!食堂即使全部垮掉,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群众致富,而不是‘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这是有关五亿人口安定的问题。”

  爷爷的发言,语调平和但观点鲜明,意见尖锐。当时的农村公共食堂被奉为“共产主义因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兴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被说成是群众创造的“新事物”,神圣不可侵犯,批评它、否定它无异于捅马蜂窝。

  爷爷不避讳这种重大的敏感问题,敢于提出“共产搞早了”,“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食堂即使全部垮掉,也不一定是坏事。”这该有多大的政治勇气。

  对于“大炼钢铁”,爷爷说:“至于工业嘛,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指标太高,一轰而上,划不来。”

  这又是尖锐的意见。

  在当时,“大炼钢铁”是“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超英赶美”的具体行动。在当时,对“大炼钢铁”有微词,就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

  爷爷讲的这些意见,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来自他对中国当时的国情,特别是对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的正确认识,是出自他对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真诚关心。

  实际上,还在上庐山之前,爷爷就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这些意见,在“为民请命”了:

  1958年12月17日,爷爷在听取河南省领导吴芝圃汇报工作后,指出:“我们是不是能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呢?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是不行的。大炼钢铁有缺点,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出路。公社化的速度可以慢一些,不要忙。有的人总想走的越快越好,但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

  1959年1月30日,爷爷到广东农村视察。他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共产风”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又对农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做法表示了怀疑:“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群众生活也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爷爷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会瘫痪。”“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了吗?”

  是年的5月20日,爷爷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说:“在发展农业问题上,目前我们既要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也要承认个体经济,否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人心也不安定。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他还说:“农村现在有个口号叫‘吃饭不要钱’,我看行不通。”

  5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当选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爷爷、和刚刚当选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林枫同行,去东北三省视察。

  他们先到的是辽宁省。

  6月1日,爷爷在听了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

  6月10日,爷爷在旅大听取汇报后说:“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在农村里,分到各家各户,愿意在农村公共食堂里吃饭的,就入食堂;不愿的,就在家里吃。不要强迫命令。”

     6月16日,爷爷在长春市听取吉林省委负责人汇报情况时,指出:“吃饭不要钱不行。办食堂会造成很大浪费。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掌握调剂。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

  6月20日,爷爷和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致函中共中央,反映在辽宁和吉林省看到的情况 

  ,信中说:“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参加公共食堂。让群众在家里做饭好处甚多,最主要的是群众的生活由群众自己掌握。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在自己家里做饭。”

  爷爷在黑龙江省视察时,又批评了“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他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爷爷初上庐山时,心情还是很好的。

  7月7日,他和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在庐山散步、游览。

  游览归来,董必武写了《初游庐山》一诗,诗中写到:

  庐山面目真难识,

  叠嶂重峦竞胜奇。

  乍雨乍晴云出没,

  时高时下路平陂。

  盘桓最好循花径,

  伫立俄延读御碑。

  如许周颠遗迹在,

  访仙何处至今疑。

  董必武把他的这首诗拿给了爷爷。

  爷爷看了这首诗后,兴致很高,就写了《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一诗酬唱:

  庐山真面何难识,

  扬子江边一岭奇。

  公路崎岖开古道,

  林园宛转创新陂。

  行游险处防盲目,

  向导堪称指路碑。

  五老峰前庄稼好,

  今年跃进不须疑。

  这首诗说明当时爷爷的心境是轻松和乐观的。

  尽管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爷爷认为形势的主流“是很好的”,况且党中央和毛主席也认识到了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正在进行纠正,许多问题正在解决中。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准备继续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实际工作中的“左”的偏差,会后的形势将会更好。对此,爷爷抱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他在诗中说:“今年跃进不须疑。”

  7月8日,爷爷对来住地看望他的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时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

  7月9日,爷爷在住地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谈话时说:“去年最大的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二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呵!吃大锅饭,我一向就很担心,那么多人的家,不好当的。如果去年不发那么一阵疯,不晓得能出口多少东西!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因为这样才能促使我们的建设事业搞得更快。有的人以为光凭人多,就能把国家建设很快地搞起来,实际上行不通的。”

  7月11日,他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谈话时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试验了一下,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好,可以节约粮食,还可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对公有制是个补充。这两年就以为消灭私有制好,农民却没得积极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我看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重要的是它耽误了别的事情。”

  7月13日,爷爷又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谈话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得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

  今天看来,爷爷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发现是多么及时,认识是多么透辟,意见是多么中肯,这与中央当时纠“左”的精神是一致的。

  但令爷爷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庐山上的会议风云突变。

  风云突变,源自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不料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写给他的信加上了一个《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目后,印发给与会同志,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爷爷似乎还未察觉到会议的风向变了。

  这一天,他还在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坦陈自己的意见:“参加农村食堂,还是要实行自愿的原则,想回家吃饭的也要允许,对他不要歧视,不要戴帽子。即使食堂都垮了,也并不影响公社的巩固。人们不向公社要吃要穿,公社反而会巩固起来。去年如果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样再维持几年,农民就皆大欢喜了。至少肉、蛋、鸡会有得吃。”

  爷爷胸怀坦荡,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这次的庐山会议上,他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谈对形势、成就和缺点错误的看法。

  这之后的两天,爷爷在小组会上还在说:“去年的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不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只有承认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多劳多得,农民才能有生产积极性;我要再次强调帮助农民建立家务的重要性。个人也要有经济核算,这样日子就好过了,生产、生 

  活也就能安排好了。”

  7月23日,爷爷接到通知,去出席全体会议。

  一到会场,爷爷就感到会议气氛很严峻。

  他听毛泽东说到:“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

  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话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要进行批判。

  毛泽东又讲到:“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不是讲跳舞有四个阶段吗?”

  讲到这里,毛泽东突然转过脸来对爷爷说:

  “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

  战国时代辞赋家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写了一个夸耀自己完美无瑕、攻击别人则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人,毛泽东借用来反驳对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很显然,毛泽东这也是在批评爷爷。在小组会上,爷爷曾说过“食堂全垮了也没关系”这样的话,引起了他的反感。

  然而,爷爷仍不顾毛泽东对他的“提醒”。当天下午,在第一小组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仍坦陈对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他说: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关于手工业问题,去年很多合作社升级变为国营。一升级,他就不计盈亏了,什么都要国家包起来,这怎么行?商业去年也下放了不少,不搞经济核算,结果亏欠很多。我看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都要承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这些问题都要摆清楚,以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说着说着,爷爷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已不在总结教训,而是开始围绕彭德怀的信大加讨伐。

  会议已从纠“左”转向反右。

  7月25日,鉴于当时的形势,爷爷在第四小组会上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时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前半句是爷爷真实的思想,后半句则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违心说的。

  爷爷又说:“彭总在生活方面很注意节约,艰苦卓绝,没人比得上。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也是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爷爷这一次的发言,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因为不想说的话他要说,想说的话他不能多说。尽管他知道会上需要的是批判彭德怀的话,他还是说了几句肯定彭德怀的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与彭德怀是三十来年生死与共的战友,相知很深,更重要的是,他要宣扬彭德怀的优点,维护他应有的自信和自尊。

  7月31日到8月1日,连续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爷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参加。会议每次开六七个小时,主要是揭发和批评彭德怀。平时怕风、怕光、怕水,躲在毛家湾1号的林彪,此时却像援兵一样于7月29日上山,成了“批彭”的急先锋。他大骂彭德怀是野心家,青年时曾起名“彭得华”,就想得中国。他大喊:“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爷爷第一天没有发言。

  第二天,他第一个发言。

  由于他态度温和,言词没有火药味,所以还没等他讲完,毛泽东就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

  显然,这是对爷爷的发言没有“击中要害”而不满。

  见毛泽东这么一说,爷爷便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他没有再说一句话。

  爷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会议竟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反“左”走向了反右!爷爷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的人,更不是那种会用艺术语言开脱自己的人。他知道他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正如他不能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一样。会议后期,他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满腹的不同意见。

  8月2日,庐山会议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变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毛泽东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8月16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在表决投票时,爷爷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似乎表明他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这动作没有逃过洞察秋毫的毛泽东的眼睛。

  散会后,毛泽东在散步时遇到爷爷,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

  爷爷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

  爷爷那时的心情不好,吃饭时,他看见有人往阴沟里丢食物,气得够呛,就把管伙食的人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规定大家不能吃超标准。似乎这样宣泄一通,他的心里才好受一 

  点。

  还有一天,午饭时,警卫员向爷爷报告:“董老夫人何连芝同志上午曾来看望康大姐,大姐不在;又问到总司令,我说您在楼上办公,她就回去了。”

  爷爷听了,又有点发火,说:

  “你这个同志啊,怎么能这样子待客呢?周公离现在几千年了,他是周成王的叔父,又是宰相,很谦虚。周公有时在洗一次头发当中,不得不三次握着头发立即接见来访的人;有时在吃一顿饭当中,不得不三次吐掉口里的食物,立即接见来访的人,这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古人都讲谦虚,不搞官僚主义,你不让客人见我,就给打发走了,这样做,多不好啊!”

  8月18日,爷爷带着莫名的惆怅把我带下了庐山。

  令爷爷没能想的是,北京等待他的是更大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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