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
中南海里的一个大家庭
爷爷带我和哥哥在香山
五十年代，爷爷奶奶带我与家里的工作人员合影。
建国之初，中共七大当选的中央五大书记有四位住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在菊香书屋，周恩来住在西花厅，刘少奇住在字廊，爷爷先住在含合堂，后住在永福堂，都是四合院式的平房。
1952年，爷爷从永福堂搬到了中南海的西楼大院。这个院子是中南海西南部的院中院，建国后又新建了几座楼，分别为甲、乙、丙、丁楼和西楼会议室。甲楼是刘少奇家，乙楼是
我们家，这两处都是四层高的住宅楼。丙楼和丁楼是西楼院落里较大的两栋，为中央办公厅机关。丁楼东头有一栋两层带大屋顶的老式小楼，小楼的一层被一排屏风一隔为二，左边为会议室，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在这里开会，右边是我们和刘少奇、杨尚昆几家的餐厅。一到节假日晚上，将屏风一撤，这里就成了电影厅或跳舞厅，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工作人员的许多娱乐活动基本上就在这里进行。
在中南海大院里，还住过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李富春、李先念、谭振林、陈毅、陆定一、胡乔木等一批高级干部，还有几十位工作人员的家。在这些家庭里，爷爷家算是人口最多、最热闹的大家庭。
爷爷一生中有两个儿女，除了和萧夫人生了我父亲朱琦外，还有一个女儿叫朱敏。虽然爷爷在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只字未提姑姑生母的情况，但从姑姑回忆爷爷的书中可知，她的生母叫贺治华，曾和爷爷一起到法国、苏联留学。姑姑在回忆中曾说：“我常常怨恨母亲，她为什么不要我，不抚养我，不给我母爱，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弃我而去，甚至叛离了我爹爹……”这恐怕就是爷爷后来绝口不提姑姑生母的原因之一吧！
在我的记忆中，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家里曾经有很多小孩子，其中就有我姑姑朱敏的两个孩子——刘建和刘康。小时候，他们在我们家生活了几年，上小学后，就又都回到我姑姑身边去了。
剩下的其他孩子都比我大，我管他们叫哥哥或姐姐。当时我就问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哥哥姐姐，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奶奶总是笑而不答。
等我长大了一些后，从奶奶的讲述和有关的信件里，我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委：
爷爷年轻的时候，全家人节衣缩食，甚至举债供他念书、求学；他参加了革命后，又连累亲族在白色恐怖中倍受煎熬，遭受迫害。
建国后，爷爷没有忘记家乡亲人支持他、支持革命的恩情。他想尽自己的能力对他们有所报答。思来想去，爷爷最后决定，还是让家乡亲族送几个孩子来北京读书，好将他们培养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当时，正好在北京工作的爷爷的一个侄子要回四川老家探亲，爷爷就把他叫到中南海，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让他回去后与亲族的各家商量商量，每家送一个孩子来。
爷爷说：“到北京是来受教育，所以你要告诉家里人，不要挑岁数大的，要挑在学龄左右的。来了从小学学起，一直到大学，争取能培养出几个真正的人才。”
没想到这人回去后，却将亲族中的五十多人送到了设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然后要来北京……
中共西南局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爷爷后，爷爷非常生气。他说：虽然是建国了，但国家尚不富裕，老家“哗啦”一下子来这么多人，那将给国家带来多大的负担！于是就给西南局写信：
“……率五十二人之多，已到渝，再欲来京，是犯极大错误的行动。他回家时我只允许他带三五个小孩，六岁到十三岁以下的为止。他竟将亲族都带来，浪费公款，又使他们脱离生计来过寄生生活，是十足的封建思想作祟，我请统战部留下几个小孩，以外全部送回仪陇家乡自谋生业……”
就这样，过完春节，爷爷几个兄弟姊妹的孙子孙女，通过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程子健的安排，先后被送到北京。他们分别是爷爷大哥朱代历的后代朱香林、朱玉珍、朱和，爷爷二哥朱代凤的后代朱自明、朱小兰，爷爷三弟朱代均的后代朱春元，以及爷爷的大叔朱世和和小叔朱世禄的后代朱传书、朱俊书等。
奶奶说过，爷爷此举，一来是为减轻家乡亲人的负担，答谢他们对爷爷走上革命道路所做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要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把他们培养成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
他们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由爷爷奶奶从他们的工资收入中支出的。
就在这群孩子来到北京的前后，我家搬到了中南海西楼新居。本来安静的老人之家，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孩子中有男有女，小的五六岁，最大的才十多岁，聚在一起，磕磕碰碰，吵吵嚷嚷。
奶奶后来回忆那场景时说：“热闹得不知从哪里下手才是了！”
把他们接来的那天，奶奶先是帮他们洗头洗澡，还和工作人员到西单商场给每个孩子买了一套新衣服。我母亲说：“从那以后，每年我都要陪奶奶采购几次，买春秋季的、夏季的、冬季的衣服，还有鞋子、袜子。反正不论买什么，每个孙辈都得一人一套，我们一人抱一堆回来，分别给孩子们换上。”
爷爷经常对这些孩子说：“接你们到北京是来读书的，你们还没有为国家和民族做什么贡献，所以也不能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
所以，当时爷爷除了让年纪太小、需要大人照顾的两个女孩子暂时先和我们住在一起外，其余的孩子就在西楼院外工作人员的住处找了两间房子安顿下来，并要求他们尽快学会自理。
在安顿好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奶奶又按照爷爷的吩咐，为他们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或幼儿园。
我这些从四川家乡来的哥哥姐姐，在乡村闲散惯了，突然进了都市的学堂，又拘束又不习惯，难改的乡音，既影响他们听课，也不便与同学交流。所以，总盼着下学回到那怎么折腾也出不了圈的中南海大园子，和自家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纵情嬉闹。
不久，这种情况就被爷爷奶奶发现了。有一天，爷爷把这些孩子召集在一起说：“接你们来，是为了让你们念书学习、做有用之材的，你们学习上这么畏难，生活上这么放纵，将来能有什么出息！”
这之后，爷爷就把这些孩子交给院里的警卫部队加以管束调教，克服他们身上的散漫旧习。奶奶还专门为他们请来老师，利用周日给他们补课，让他们巩固课堂知识，练习普通话。
经过了这么一番调教和补习，这些孩子都有了长进，但毕竟是原来的基础不好，多数人学习成绩仍是平平。后来，陆陆续续地，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去了部队，有的去了生产建设兵团……最终，只有朱和、朱小兰、朱春元三人完成了学业，考上了大学。但爷爷对此事并不后悔，他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国家的栋梁！”
爷爷奶奶搬到西楼大院后，由于甲楼、乙楼内都没有厨房，我们家就在西楼会议室一侧临时隔出的小餐厅吃饭，在这里吃饭的还有刘少奇和杨尚昆两家。
1959年以前，彭德怀家、邓小平家也曾在这里吃饭。
因为我家的人口最多，有时一张桌子挤不下，就得放两张大桌子，上菜要用盆端，热闹的场面，堪称中南海西小灶颇为壮观的一景。许多生活在中南海的孩子，见我们家吃饭时的这个场景，好生羡慕。许多年后，陈毅的女儿陈姗姗还回忆说：“有一次，我看电影去得稍微早了点，看见朱老总一家、刘少奇一家，两家人围了两大桌子吃饭。不知为什么，那其乐融融的气氛，那含饴弄孙的亲情，顿时打动了我。后来去西楼看电影，我就故意去得早一点，就想看看那感人的场面。”
在西楼小餐厅吃饭的几家的厨师，都各有自己的绝活，我家的厨师邓林长于川菜，刘少奇家的郝师傅却长于湘菜。如果谁家做了拿手的菜，就招呼其他人家一起来品尝分享。杨尚昆也是四川人，和爷爷口味相近，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家的厨师却不是四川籍，也不怎么做川菜，特长是甜点和小吃。所以每当开饭时，杨尚昆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跑到我家的餐桌上来，尝尝这个盘子的，品品那个盘子的，嘴里一边嚼着一边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老总家的菜好吃！”
因为杨尚昆总喜欢到我们家的餐桌上品尝川菜，奶奶便和他开玩笑：“杨主任，你吃饭我可是要记账的！”杨尚昆笑着说：“从井冈山起，我就老吃你们的饭，你要记账，我可是付不起了！”说着，他又指了指自己的儿子杨小二说：“以后，就由他帮我付吧……”
说得大家都大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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