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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中国历史全集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简介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

  【作者/编者】黎东方

  【出版社】上海民出版社

  ●《黎东方讲史》【内容提要】

  这套《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共九册,分别是《细说秦汉》《细说三国》《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

  《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作者以生动别致的“讲史”形式详细讲述了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书中不但将三国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剖析、介绍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加上作者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让读者更深刻、更有兴趣地了解历史真相。作者还善于用现代人所了解的名词去解释历上的各官职和家族关系等,使全书显得通俗易懂。本书则是丛书中最富可读性的一种。

  《黎东方讲史·细说清朝》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建立清朝至清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对俄和战、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等历史事件,以及康熙、雍正、乾隆、吴三桂、洪秀全、和珅、李鸿章、康有为、慈禧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还阐释了顺治出家、雍正暴亡、乾隆身世等历史之谜。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黎东方讲史·细说元朝》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成吉思汗统一全国至元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成吉思汗伐西夏、灭金国,忽必烈火南宋、建立元朝等历史事件,以及窝阔台、蒙哥、阿合马、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只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至1912年民国成立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孙中山领导的七次起义、“苏报案”、保路风潮、武昌起义等历史事件,以及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秦汉》以讲史形式阐述了自秦朝统一六国至晋朝建立之间的历史,涉及的重要人物有秦始皇、李斯、刘邦、项羽、汉武帝等;重要事件有焚书坑儒、指鹿为马、垓下之战、吴楚七国之乱等。“细说体”为黎东方独创的讲史形式。以通俗生动的文笔叙述严肃的历史故事,让读者以看《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已出五种“细说”已受到读者欢迎。如今已一次将从秦汉至民国的中国历史全部补齐,九册整套推出,估计影响会更大。

  《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明太祖的北伐、西征,以及土木之变、夺门之变、明末三大案等历史事件,以及陈友谅、张士诚、徐达、常遇春、刘伯温、李善长、方孝孺、张居正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丛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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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讲史第一人黎东方

  时下讲史之风盛行。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以及各地强势媒体,纷纷加入;易中天、阎崇年、纪连海、毛佩琦……各种学术背景的各路高人,先后加盟;《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明朝十七帝》《乾隆朝三大名臣》,各地出版社的各种图书,交相辉映。

  当此之时,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人,他就是现代讲史第一人黎东方先生。

  1944年9月,在“陪都”重庆闹市区的一家剧院门口,接连十天,人头攒动,盛况不衰。这不是哪位戏剧名角在唱大戏,而是一位名叫黎东方的历史学家在这儿开讲“三国”。那时没有电视转播,听众只有买票一场一场地去听,尽管一张门票要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价格不菲,但照样听众踊跃,欲罢不能。

  黎东方(1907-1998)是河南正阳人,曾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又曾师从法国史学权威马第埃教授,学贯中西。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附“最荣誉记名”(为20世纪该校获得此项殊荣之第一人)。先后任教于北京、清华、中山、东北、复旦等大学。与傅斯年、李济等同为中国史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黎先生借用“说三分”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讲三国故事,但他说的是历史,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个故事,而是广泛地从各种史书史料中搜集素材,按需而取,巧妙地贯串起来,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语言铺展开去,竟吸引了无数听众。黎先生的讲史从重庆市中心扩展到近郊,其后又在泸州、贵阳、昆明等地掀起高潮,讲史的内容,从三国到清朝,由清朝到唐朝,成了一时热点。林语堂得知此事,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黎东方的讲史盛举,使史学著作增添了一种新的体裁——黎东方讲史,又称细说体。在他写出《细说清朝》以后,胡适鼓励他把列朝列代都讲一遍。20世纪60年代,黎氏讲史体著作《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和《细说民国》在台湾出版,30年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备受好评。

  顾毓琇、邓广铭、唐振常诸名家都热情洋溢地为黎书作序,黎先生大受鼓舞,以近九秩之年开始撰写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史。孰料至1998年2月底,黎先生竟夜睡不起,溘然仙逝。出版社受黎先生夫人的委托,约请陈文豪、沈起炜、赵剑敏和虞云国等历史学家,完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诸种的整理和写作。

  这套讲史丛书陆续出版后,一印再印,长盛不衰。不少学者建议,何不把中国讲史第一人黎东方教授的讲史著作重新修订出版,于是就有了这套《黎东方讲史》。《黎东方讲史》修正了原书中的疏漏和错讹,恢复了部分初版时删除的章节和文字,添加了一些插图和图注。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出现的《黎东方讲史》九种,定能获广大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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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讲史第一人黎东方

  黎东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其父黎淦,清季举人,仕于江南。黎东方在清华攻读史学,为梁启超最后之及门弟子。后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师从马第埃教授。

  1931年8月黎东方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东北大学任教,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等。1939年应聘至重庆主持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其间在各大学兼课。

  抗战胜利后,他应邀赴美,先后在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私立亚洲研究院、密苏里州坎萨斯市大学、劳伦斯城坎萨斯州大学、伊斯诺州布雷德来大学任教。1954年与林语堂博士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

  1963年后历任迈地森城威士康辛州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美国佛雷斯诺城加州州立学院教授、圣地亚哥城私立国际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其重要著作有《中国史之研究》、《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中华民国简史》,长篇自传《平凡的我》,以及他所独创的“细说体”系列史书《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等,还有大量英文著作和译著。

  1998年12月30日清晨,黎东方走完了他92载的人生历程。

  崔美明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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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东方和“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崔美明)

  集海峡两岸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和功力而完成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近日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中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叙史体裁--“细说体”。

  “细说体”历史著作系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首创,源起于抗战期间他在重庆的“讲史”盛举。当年黎教授以历史学家的睿智与妙趣横生的词锋,讲三国、讲武则天,倾倒四座,轰动山城,听众争相买票入场。黎先生“讲史”完全不同于一般说书人,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件事情,而是广泛地从各种史书中搜集和贯串史料,按需而取,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语言吸引了无数听众。“细说体”历史著作即以“讲史”的形式,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以及职官、制度、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分别加以“细说”,分则为独立的历史故事,合则为一朝断代信史,文字挥洒优美,史事详实可信,它使读者“以读《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原台北大学历史系主任马先醒教授语)。

  “细说体”历史著作是用口讲说在先,以笔成文在后,因此,其文其质都别具特色。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盛赞黎东方以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撰写“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的研究方法解答了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之谜,如秦始皇的神秘身世、孝庄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雍正是否吕四娘所杀、乾隆是否汉人之子……等等,既具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有极强的可读性,这是一般史书所难以做到的。

  “细说体”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在叙述历史的同时,随时加以点评,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好恶和观点,虽持一家之说,但冲破了某些正统的陈腐思想,颇具真知灼见,引导读者以现代的眼光看历史,很有新意。例如,作者认为刘备不仅不是圣人,而且不是贤人,因为他每逢军事失利,就把老婆儿子一起丢掉,只顾自己逃命。又如,作者认为曹氏篡汉,只是个“篡”字,因为天下是曹操自己打出来的;而司马氏篡魏,不仅是“篡”,还要加个“窃”字,因为天下是司马懿靠“骗”和“媚”偷来的。再如,作者认为雍正为人虽狠,但政绩卓著,在位十三年胜过康熙六十一年的治绩。凡此种种,书中都有详细事例加以印证。

  黎东方先生所著《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及《细说民国》(大陆版更名为《细说民国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陆续在台湾出版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再重版加印。90年代后期,以上五种《细说》的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出版,旅美著名学者、教育家顾毓琇先生,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著名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都热情洋溢地为之作序,介绍了黎东方当年的“讲史”盛事以及“细说体”的由来和特色,使这位离开故乡五十年的资深史学家重新得到祖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五种《细说》在上海出版后,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出版社多次加印。这使黎东方先生受到很大鼓舞,也进一步加强了写齐从秦汉到民国全部历史的决心。当时,黎先生已年近九秩,他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开始了撰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的艰巨工作。孰料执笔至1998年12月底,黎先生竟夜睡不起,猝然仙逝,以致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的读者计,出版社乃多方筹划,约请对丛书所缺的各朝历史素有研究,且熟悉“细说体”笔法的学者,分担撰写任务。受黎夫人黄鸿书女士委托,黎先生高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陈文豪承担起整理黎先生《细说秦汉》部分遗稿的工作。因其内容不全,大陆学者、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又慨然受托,补写完成了书稿所缺的章节。与此同时,《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也分别由上海三位学者沈起炜、赵剑敏和虞云国完成,并由历史学家沈渭滨教授为新撰的四种《细说》作序。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海峡两岸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和功力,终于大功告成。

  令人遗憾的是,曾为丛书作序,对出齐全套丛书寄予厚望,并对编辑工作进行多方指导的顾毓琇、邓广铭、唐振常三位学养深厚、令人可敬的长者如今已先后作古,未能见到丛书全貌。我作为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并有缘受到过诸位长者的教诲和帮助,心中倍感怅然。但盼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煌煌九大卷《细说》,能告慰诸位长者和黎东方先生于九泉之下,心愿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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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东方: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内容简介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五千年的文明史涌现了无数英雄,演义了多少朝代。为将中国历史一一说清,历史学家用毕身精力著书立说,编写《中国通史》,目前见到的就有范文澜、白寿彝、周谷城、蔡美标等分别编著的《中国通史》。《中国通史》体例庞大、考证严谨、史料丰富,动辄厚厚十几卷,吓退许多没有耐心的读者。此外,还有历史通俗读物,最有名的是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虽然读起来轻松愉快,但亦史亦说的方式,只能起到了解中国历史的作用,不能把它当正史看待。

  正当我们寻找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历史读物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既是严谨的正史,又读起来轻松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此书一出版,立即获得读者的肯定,已经添印多次。

  这套丛书最主要部分由台湾著名学者黎东方著述,分别是《细说秦汉》、《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所缺部分,另有学者补上:沈起炜著的《细说两晋南北朝》、赵剑敏著的《细说隋唐》、虞云国著的《细说宋朝》,这样,上自秦汉、下止民国,将几千年中国历史细细说来。

  学者黎东方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就向群众讲述历史事实,会场内听众踊跃,轰动一时。自离开大陆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或执教某一大学,或潜心研究学问。先后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黎东方教授的《细说》深入浅出,是适合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在融会贯通的理解之后,才笔之于书。阅读《细说》,会发现黎东方教授具有深厚的功底,才能左右逢源、曲汇旁通。

  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套书在大陆出版,考虑到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经作者同意,对书中某些观点、提法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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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出版

  由黎东方等编撰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黎东方1907年出生于江苏东台,就学于清华大学、巴黎大学,1931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他首创“细说体”历史著作《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等,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通俗的语言加以细说。分则为独立的历史故事,合则为一朝断代信史。胡适博士读了《细说清朝》后,力劝黎先生将历朝历代都“细说”一遍。

  黎东方九秩开始撰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孰料至1998年12月猝然仙逝于美国加州,大愿未竟。黎夫人黄鸿书女士约请对丛书所缺各朝历史素有研究,且熟悉“细说体”笔法的学者,继续撰写下去。《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分别由上海学者沈起炜、赵剑敏和虞云国完成。近日,“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简体字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伟强   来源: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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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煌煌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与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辜,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目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厉史中求史识”,是陈寅A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吏之法去讲演历吏,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钉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令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未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

  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

  199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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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老人和一部“细说体”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继黎东方先生撰写的《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和《细说三国》之后,又推出了“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其余几部:《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 “细说体”是史学著作中一种新的历史体裁,它以讲史的形式,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以及官职、制度、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分别加以“细说”。分则为独立的历史故事,合则为一朝断代信史,它使读者“以读《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原台北大学历史系主任马先醒教授语)。 上海人民出版社前后历经五年才出齐这套“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期间四位现已故世的老人——黎东方、邓广铭、顾毓琇和唐振常先生在这套丛书上花费了大量心血。

  黎东方:鞠躬尽瘁

  黎东方先生为旅美著名历史学家,也是“细说体”的首创者,“细说体”源起于抗战期间黎先生在重庆“讲史”的盛举。当年黎东方以历史学家的睿智与妙趣横生的词锋,讲三国、讲武则天,倾倒四座,轰动山城,听众争相买票入场。还曾发生过他讲演三个礼拜,然后用九百六十张讲演票所得的钱订包机去香港的趣事,可见当时黎先生讲演魅力之大。 黎东方讲历史虽然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但却从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件事情,而是广泛地从各种史书中搜集史料,取精用宏,并随时加以点评,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好恶与观点,虽持一家之说,但冲破了某些正统的陈腐思想,引导人们以现代的眼光看历史。他的这种“说史”风格也延续到他的著作中,所以他的几部“细说体”史书在台湾和大陆出版后都很受欢迎。 读者的热情给了黎先生很大的鼓舞,于是他决心写齐从秦汉到民国的全部历史。他以九十岁的高龄,每天伏案写5000字,但终于因年老而体力不支,于1998年的最后一天猝然仙逝。黎先生非常清贫,他出版《细说三国》后得到的版税,用作了他的后事。

  邓广铭:细细把关

  邓广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宋史专家,与黎先生同岁,是黎先生的好友,所以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决定出版《细说元朝》等四本书时,黎先生推荐了邓先生来写序。邓先生欣然应允。 从1996年6月到1996年8月,邓先生和书的责编崔美明女士为了序言一事通了多次信,在信中,邓先生不但与崔美明探讨序言应当如何写,还指出了书中的一些错误,并告诉崔美明怎样的问题应该怎样处理。因为邓先生当时看的是这几本书的台湾版,所以他要崔美明在做大陆版时注意改正书中的一些提法,如书中所用的一些地名是国民党时期的,现在已经不用了等等。邓先生细致到连第几页、第几行都一一标明,令崔美明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动万分。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7年12月,这四本书才出版,崔美明还来不及给邓先生寄样书,他就与世长辞了,最终没有看到这四本书的大陆版。

  顾毓琇:以诗代序

  黎先生家学渊源,他与顾毓琇先生的弟弟是同学,与顾先生也极为熟稔。所以1998年当黎先生得知他的《细说三国》将要在上海出版时,便想到请顾先生来作序。但顾先生毕竟年事已高,无力再为书作序了,为表心意,顾先生特意抄录了他以前写的几首诗以代序,另外他还写了几句话说明自己的想法:“人类有文化,文化成历史,历史即文化……黎东方教授受业于梁任公先生。任公先生在清华讲《历史研究法》,东方教授得其真传,留学巴黎,讲学美邦,著作丰富,发扬文化。” 2000年《细说三国》出版后,崔美明给顾先生寄去了样书,让顾老在有生之年看到了黎先生这部著作的大陆版,而此时,黎先生已驾鹤远去两年了。

  唐振常:缘悭一面

  黎东方先生撰写的五部“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分两次在上海出版,而这两次都请唐振常先生写了序言。唐先生和黎先生虽素未谋面,但唐先生久闻黎先生的大名,所以当崔美明请他作序时,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而远在大洋彼岸的黎先生看到唐先生的文章后,顿时将他引为知己,后来更与唐先生相约,请他为丛书的中段五部写一个长序。 曾经,黎先生想亲自来上海与唐先生会面,但家庭医生鉴于他的身体状况阻止了他。他也几次写信请唐先生赴美,但唐先生最终也未能成行。两位文字之交始终缘悭一面。 黎东方先生辞世时,只留下《细说秦汉》部分遗稿,为完成黎先生的遗愿,崔美明请大陆学者王子今、沈起炜、赵剑敏和虞云国分别完成了《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现在,这套“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终于出齐了,四位老人若在天有灵,应该会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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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东方:完美的历史说书人(虞云国)

  史学何用?

  若有人问,学史究竟有什么用,能否立竿见影地为增加GDP作贡献?我总有点心虚气短。尽管我会告诉他:史学是一种无用之用,读史可以明智,有助教化。明智包括诸如资治、垂训、借鉴、参考等方面,教化则主要是对人格情操的陶冶,增强历史责任感。

  但是,实现史学的这些社会功能,对一般读者而言,既不可能让他们去直接掌握纯学术化的史学前沿成果,甚至也很难要求他们去阅读教科书式的历史读物。社会民众需要历史学者为他们提供一种既能触摸历史又能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高头讲章。

  历史知识如何普及,始终是史学的大课题。旧史学主要在三个路向上着手:一是历史的蒙学化,例如题名北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等;二是历史的故事化,例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三是历史的通俗化,例如清代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等。

  自20世纪初叶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普及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都是经典之作。这一体裁很快转型为史学著作新模式,也影响到其后历史通俗化过程中的史话体。章节体最大优点便在于综合叙述,缺点是人为地分章立节,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其程式化也与时俱进,与大众对象便渐行渐远。

  细说体:历史普及化之路

  通俗化的史学读物,以蔡东藩的演义体成绩最大。虽然个别细节还有虚诞的缺失,但总体上不失为严肃的史书。曾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在其手中得到了有效的改造,当时大有不胫而走的势头。就在演义体风头未衰之时,黎东方开始以细说体摸索着历史普及化之路。

  细说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44年,黎东方在大后方开讲三国史事,继以《新三国》的讲义形式面世。当时,还没有强势传媒电视台的加入,他都是预先公告,当场卖票,现场开讲。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其风头之健。其一,他能够以入场券的收入,包机从香港往返大后方开讲;其二,居然也有少数“黎迷”坐飞机追着听他讲史。联系到当时的环境与条件,他的牛气应该不在当今易中天之下。不同的是,黎东方是专业的历史学家。

  黎东方开讲《新三国》时,已有细说体之实,但细说体其名之立,则迟至十余年后《细说清朝》的问世。由此看来,细说体的成立,应是口头讲说在先,笔之于书在后。到《细说清朝》出,黎东方虽不再作口头的讲史,却仍将治史所得,以细说体的形式逐朝写来。直到去世,他已完成《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建立》和《细说三国》。他的细说体不仅别开了一种史著新体裁,而且独辟了一条历史通俗化的蹊径。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以上五种细说,以及据其遗稿整理而经王子今补编的《细说秦汉》,另外邀约作者续写的《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出齐了《黎东方讲史》。我有幸受邀续写《细说宋朝》,虽不免有狗尾续貂之嫌,但好在已治宋史二十余年,也不是绝无心得,故将其作为“学宋史的阶段性小结”(《自序》)。

  唐代刘知几以才、学、识作为评判史家与史著的准绳。在揣摩黎氏著作与自己写作过程中,深感细说体对学术的要求,决不能因其通俗性而降低,也应在史才、史学与史识上有自己的追求。

  史才、史学与史识

  就史才而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在体裁的把握上。细说体是对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的综合性的成功改造。综观各部《细说》,写法大致相似,取一朝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因事命篇,治棼理丝,串联缕述。其立目以事件为最多,人物次之,而制度、文化类最少。这种分配是符合一般读者阅读习惯的,事件、人物是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值得注意的是,细说体对立目人物的叙述,也克服了纪传体中履历表式的缺陷,无不以关键人物为中心,因事命篇而借以展开史事。其二,在成果的表达上。黎东方当时敢于售票讲史,也可推想其表达的魅力。但及至动笔写各朝《细说》,他自述写之不同于讲的艰难:“唯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典章制度枯燥复杂,考虑到对象,既没有必要作窄而深的叙述,也不能让读者在了解一代全貌上缺了重要板块。合适的做法,一是设置少量最必要的题目,要言不烦、深入浅出地叙述关乎大局的一代典制;一是在细说有关事件、人物中,信手拈来、随分点染相关的制度名物。

  以史学而言,主要表现也是两方面。其一,在历史内容上必须真人实事。不做史实以外的任何想象,是一大原则。黎东方曾说:历史这门学问,虽则有捕风捉影之嫌,却不可废;要紧的是,研究之时,在方法上不可不谨严。他恪守自己所立的原则:“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其二,在历史细节上必须考订辨伪。既然细说的必须是信史,对互相抵牾的史料记载,就应考其真伪,定于一是。细说体中的考辨,大体分三种情况:一是主要利用前人精确无误的考据结论;二是当各家考证莫衷一是时,取其自以为合理之说,并简单点明理由;三是自己动手对前人未曾涉及的史实进行考证。无论何者,作者都必须拥有深厚扎实的史学根底。

  以史而言识,也有两点。其一,全局观。“细说”当然不是什么都说,这就要求作史者有独断之学,关乎全局者详其当详,说透为止,无关宏旨者略其当略,点到即可。细说体立目行文的决断取去,要求作者对一朝大势能高屋建瓴,合各节文字,就能得见此朝历史的全貌。其二,大见识。黎东方批评中国历史学者“太注重求真,而忽略了求理”,强调的就是通识古今的眼光。细说体所谓的历史感,不仅仅指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更是指所评议的每一句话都应有历史的眼光。在信史中求史识,这是细说体的理想追求。

  总的说来,历史学者在普及化方面的回应,并不尽如人意。于是,先有影视小说类“戏说”乘虚而入,后有文学教授品读历史的越界飞行,几乎平分了历史故事化与历史通俗化的园地。如今,黎东方及其续作者的讲史,是历史学者普及历史知识的有益尝试,也是历史研究走向社会民众的主要途径。台湾学者马先醒认为:“若望国人的历史知识普及,细说体史著的提倡与推展,似属不二法门。”是否“不二法门”,不敢断言,但你读后肯定会说:还有另一种更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讲史体裁在呢!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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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史家眼中的《黎东方讲史》(虞云国)

  《细说三国》

  三国时代,短短几十年,人物有趣而出彩,事件波诡而云谲,一部《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又让其中的人与事家喻户晓。故而自宋代有瓦子勾栏以来,“说三分”可以说是最容易讨巧,也是最容易砸锅的事儿。黎氏讲史是以说三国起家的,其当时风头之健,也许盖过当今如日中天说三国的那一位。前辈史家唐振常以为黎东方才“是真正的说三分”。是否如此,暂不置喙。但我却建议读者诸君,权当一回评委,把《细说三国》与《品三国》对读一过,在你的阅读体验上且让关公战一次秦琼,然后请给两位参赛者亮分!

  《细说元朝》

  我有时纳闷:元朝与清朝,同是少数民族做了统一王朝的主子,何以后人对满清帝王故事如数家珍,对蒙元人物典故却孤陋寡闻。作者自道甘苦云:“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真是知根知底的肺腑之言。一般读者对蒙元的历史,除了伟大领袖表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恐怕所知也不多。再刨根究底,关于成吉思汗,除了那句“只识弯弓射大雕”所知几何,恐怕也是张口结舌无以对答。本书有一半的篇幅讲成吉思汗,读来十分过瘾。当然,黎氏对蒙元的其他大汗与皇帝,对蒙元的典制与文化,也要言不烦,恰到好处,颇见史家剪裁之功。此书在《黎东方讲史》中也许难称白眉,但在迄今为止关于蒙元的通俗读物中无疑是翘楚。

  《细说明朝》

  在黎氏讲史系列中,此书的受欢迎度似乎不及《细说清朝》。但作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在入关以后立足得住,在于沿袭了明朝制度之长,而革除其短。”故而在此书中,就明代制度,一气细说了十四个题目,深入浅出,最见识力,也颇有助于对黄仁宇所谓明清是第三帝国的把握。若说本书的不足,一是万历以后草草收场,让人有行色匆匆的遗憾;二是明代文化略欠兼顾,小说、戏曲在明代可是大放异彩的啊!听说《明朝的那些事儿》走红以后,也带动了此书的销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浓墨重彩地占了本书的一半,就精彩程度也足以与当年明月之辈一比高下。

  《细说清朝》

  虽然“细说体”之实,在黎氏卖票开讲《新三国》时已经存在,但以“细说”命书则此为首部。胡适正是读了此书,才劝他把历朝历代细说一番的。此书部头最大,甫一问世,读者就“许为可读性颇高”,因而风头也最健。作者有不少独到见解,例如,康熙宽,雍正狠,道光吝,也都娓娓道来,栩栩如生。他又认为,雍正为人虽狠,但治绩最著,在位十三年甚至胜过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清宫戏接二连三,未有尽期,这部书的印数也节节攀升。人们在看了“戏说”以后,总想听一听历史学家的“细说”。作者自序说:“写历史,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创造情节,把故事叙述得天衣无缝。写历史,就只能抱残守缺,屈从材料本身的种种限制。”这无异于向读者承诺:所有细节,有假退货!

  《细说民国创立》

  每一个史家,对当代史的撰述,都有一亲芳泽的念想,成功与否,另当别论。黎东方也心存此梦,此书自序是理解他的重要文字。对当代史,出于利害忌讳,史家往往不愿说,不敢说,不能说。黎氏引孔子“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的名言后说:“现代与后世之人知我罪我,也显然将以这部《细说民国》为依据。”不仅俨然将其视为自己的代表作,字里行间也不难掂量出他作为“一个史家而兼大丈夫”的使命感与责任心。为撰此书,他不仅泛览当代的文献史料,还学太史公,躬自访问事件的亲历者,在诸书中可谓用力最多。但吃力未必讨好,他的秉笔直书与时风不协,因而被主流史学排挤到边缘,原打算写四部,第一部只写到民国建立,就戛然而止,倒像是《细说清朝》的煞尾。对黎氏颇为自许的名山事业,后人也只能通过此书来管中窥豹。读后,你也许会不满足,但对他的努力却不能不尊重。

  《细说秦汉》

  这是一部合成书一是《细说秦汉》的残稿,二是《楚汉战史》的移植,三是《新三国》的摘编,都出自黎氏的手笔。摘编《新三国》的部分,原来是黎东方说三国的讲辞大纲,虽与后来成书的《细说三国》略有重叠,但因是“细说体”的发轫之作,倘能两下对读,最能揣摩黎氏史学与时俱进的轨辙。将黎氏的三片瓷垩成一件精品的,是秦汉史专家王子今。他自谦是狗尾续貂,但倘若读完全书,你会觉得几乎是严丝合缝,一气呵成,不得不由衷钦佩他的修补功夫实在了得。秦汉是黄仁宇所说的第一帝国时期,此书自不能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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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说书人

  只听那人说道:“众位看官,常言道得好,‘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只怪我大宋官家不争气,一见到金兵到来,便远远地逃之夭夭,只剩下老百姓遭殃。诸君住在江南,当真是在天堂里了,怕只怕何日金兵到来。正是:宁作太平犬,莫为乱世人。小人张十五,今日路经贵地,服侍众位看官这一段说话。话本说彻,权做散场。”

  以上是《射雕英雄传》第一回“风雪惊变”中,郭啸天与杨铁心在小酒馆听的一段书,流亡江南的说书人连说带唱,讲了岳爷爷韩爷爷抗金的一段历史。有讲者、有听众、有场地,说书的三要素就具备了。说书这种形式到了近代,就更名换姓,叫做通俗讲史。而说书人里的名角,远有黎东方,近有易中天。

  民国搞通俗历史的,以蔡东藩名气最大,与他同时代的黎东方名声稍逊,但黎东方最大的亮点,是他以留洋大教授身份,放下斯文,开馆讲三国,成了现代历史说书人,民国时期的“易中天”。黎东方与易中天,走红方式与走红速度极其相似,只是半个世纪的时光,让重庆的大礼堂变成了央视的大讲坛。

  但如果把黎东方称作“民国时期的易中天”,我估计黎东方会老大不高兴,他是地道的学院派,将他与易中天“比翼”,保不准让他有“耻居君后”之慨呢。黎东方讲三国,那是历史,易中天品三国,那是说书。黎东方是通俗讲史人,易中天是电视说书人,毕竟不能混淆。

  百年以来,在通俗历史这个行当,除了上述几人,黄仁宇和吴思这两个名字是不能忘记的。黄仁宇是严肃历史学家,但他的《万历十五年》,有历史著作之精深,却也有说书之神韵,提升了通俗历史的品质,也启蒙了一批通俗历史写作爱好者。吴思不用多说被不少写手尊为近年通俗历史的教父,如果不按水准,只论学术贡献与传播贡献,蔡东藩、黎东方、黄仁宇、吴思、易中天,不知是否可算得百年来“通俗历史五虎将”?

  这五人里,黎东方最少人知道,所以作文以记之。(□潘采夫/文)

  黎东方以历史教授、文化名流之尊,开馆卖票讲三国,成为文化界一时美谈。左一为黎东方,右一为胡适。

  作为向大众普及历史的先行者,历史学家黎东方因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卖票讲史”而声名鹊起,拥有了当时罕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他的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和教育发展,也获得了海内外的认可。近日,《黎东方讲史》完整版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举人之后,梁门弟子

  易中天的走红,使近年通俗历史热达到沸点,各朝各代、鱼龙混杂的通俗历史作品重新上架,以共襄盛举。其中,与易中天最为相类的是民国历史教授黎东方。同为说书“三国”,同为“一夜走红”,同为严肃历史学家所轻。但二人又却又有不同,黎东方本人即是严肃历史学家,在英国有“中国之汤因比”之誉,历史学家的历史说书,与美学家的历史说书,究竟有何不同呢?

  1907年,黎东方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原名智廉。黎家祖籍河南正阳,其父黎淦,字衡平,是清末的举人出身,在江南一带做官。少年黎东方就读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后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梁启超门下弟子。

  清华毕业后,黎东方负笈千里,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国大革命史,师从马第埃教授。在法国期间,黎东方涉猎甚广,除了本专业之外,他还先后跟随瑟诺波、博格森、格罗茨、金尼拜尔、莪塞、沙尼阿等教授,学习方法论、哲学、希腊史、基督教史、经济史和世界通史。1931年6月,黎东方的毕业论文《比列志士记》顺利通过答辩,他获颁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并附加“最荣誉记名”——这项荣誉在19世纪只有两个人获得,20世纪获此“记名”的学生,黎东方是第一个。

  1931年8月,黎东方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书,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1939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聘请黎东方到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兼任“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委。直到抗战胜利的这些年,黎东方还常在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授课。

  2、避乱西南,卖票讲史

  黎东方在重庆“开坛讲史”,实属被逼无奈。当时日军经常狂轰滥炸,重庆物资匮乏,经济一片萧条。据黎东方本人的回忆:“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种窘况之下,当时迁居西南的很多知名学者都无法专心治学,为了养家糊口,他们都各显神通。《黎东方讲史》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介绍说,在那个年代,冯友兰卖字,闻一多治印,而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就想到了卖票讲史。

  把讲课当成“生意”来经营,也是需要本钱的。而黎东方凭借广泛的人脉,居然把租借会场、刊登广告和印刷门票这些事情需要花的钱都省去了。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的王泊生是黎东方的好友,他免费把位于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大礼堂借给黎东方。《中央日报》也特许黎东方先登广告,事成之后再交广告费。印刷公司的朋友也先给黎东方印好了门票,延期再收印刷费。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首讲“三国”,每张门票定价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这个票价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已属很高,居然第一天就来了三百多名听众。黎东方连讲十天,场场爆满,门票收入相当于他做教授几年的薪水总和。

  黎东方“讲史”的语言表达魅力很强,能够做到既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又包含很大的信息量。黎东方的老友、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曾赞道:“这真称得起是一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就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到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盛巽昌认为,黎东方讲的“三国”非常严谨,没有一点编造色彩。“有些研究三国的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比《三国志》要多,黎先生这方面应该说没有问题,而易中天的《品三国》则有很大随意性。”

  这次意外的成功之后,黎东方讲上了瘾,老百姓也听上了瘾。黎东方又应邀到昆明、泸州去讲史,内容也扩展到了唐史和清史。崔美明说,黎先生“起初只是为了生计而讲,其后则是为了兴趣而讲,为了普及历史、走历史通俗化道路而讲。”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又到南京、贵阳等地开讲,所到之处,一票难求。黎东方也因其诙谐的演讲风格,被誉为“现代东方朔”。

  关于黎东方“讲史”的轰动效应,还有个广为流传的“包飞机”的段子,说的是他要从贵阳到香港,因为没有飞机票,黎东方干脆就用自己收的门票钱包下了一架小飞机。为了报答出钱帮他包机的贵阳听众,黎东方破例把自己讲“三国”的提纲印成小册子,题为《新三国》,每册售价银元五分,这就是后来“细说体”的雏形。《新三国》面世后被一抢而空,多年后在旧金山、槟榔屿和台北又多次重印。不过,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伟国说,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电视这样的媒体,所以“尽管他在重庆讲得很火爆,但是没有能享受到现在像易中天这样的荣耀。” 

  黎东方的细说历史系列共有9本,其中部分内容为其他学者补写。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1040回,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下讫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 

  3、胡适力劝,“细说”通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邀请黎东方赴美,到她主办的《亚细亚》杂志做事。黎东方欣然应允,但未及赴任。1947年9月,黎东方就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1948年黎东方短暂回国,任贵州大学历史系主任,1949年又再次赴美任教。1954年,黎东方和林语堂在新加坡共同创立了南洋大学。1955年3月,黎东方到了台湾,任国际文教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台湾文化研究所史学门主任。

  六十年代,黎东方把当年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讲史”的内容整理成文,陆续在台湾的报纸上连载,再次掀起公众读史热潮。黎东方的“细说体”也在这时被看做历史写作的新体裁,其标志就是他出版的第一本“细说体”著作《细说清朝》。钱穆称赞此书“外貌虽似通俗,而内容立论不苟,深合史法。”胡适读后则力劝黎东方把中国通史都“细说”一遍,于是便有了后来陆续出版的《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细说三国》、《细说民国》等书。

  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指出,在黎东方之前,人们普遍阅读的历史读物是以蔡东藩为代表的“演义体”,或是传统的“二十四史”体裁。而黎东方的“细说体”和上述二者都不同,他不分章节,所有内容完全并列,但有内在的逻辑顺序。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也认为,黎东方的“细说体”虽属通俗历史读物,但对作者的史学水准要求很高。“黎东方把一个朝代的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根据叙事的需要分别命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我们古人的纪事本末体的一个成功改造,作者必须有史才、史学、史识。”

  4、东方朔,汤因比

  1963年,黎东方又前往美国任教,聘他授课的有威士康辛州大学、加州州立学院、圣地亚哥城私立国际大学等校,其间他曾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讲授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的比较研究课程,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注: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除了“细说”系列,黎东方的史学著作还有《中国史之研究》、《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等数十部,以及大量英文译著。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黎东方“细说”系列的五本横排简体字版,这使定居美国加州的黎东方深受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写齐秦汉到民国全部历史的决心。九旬高龄的黎东方开始继续撰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可惜在他有生之年并未完成。1998年12月30日,黎东方一睡不起,无疾而终。

  黎东方的5本“细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用简体字出版过。黎东方逝世之后,出版社约请黎先生的高足陈文豪整理了黎先生的《细说秦汉》,并请大陆学者王子今补写了所缺章节,又约请上海学者沈起炜、赵剑敏、虞云国撰写了《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构成了完整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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