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樾为革命而死，是在乙巳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离开同盟会正式成立的一天仅有一个月又六天。
吴樾是安徽桐城人，安徽公学的学生，光复会会员。光复会正如华兴会一样，由癸卯年的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成，原名“暗杀团”，主持人是浙江秀水籍的留日学生龚宝铨（国元），机关设在上海爱国女学。蔡元培加入以后，暗杀团改名为“光复会”，亦名“复古会”，蔡被推为会长。其后陆续加入的，有章炳麟、徐锡麟、陶成章、李燮和等等。秋瑾是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以后，回到绍兴，又加入了光复会。
同盟会筹备之时，华兴会的主要领袖都决定加入了同盟会，而一般会员之加入与否各听自由。不过，自从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华兴会便不再有独立于同盟会之外的团体行动。
光复会的情形，在这一方面与华兴会颇不相同。同盟会在日本举行成立大会之时，似乎并没有光复会的主要领袖参加。蔡元培之宣誓加入同盟会，在1905年10月27日；章炳麟之加盟，是在出狱、到了日本以后，日期是1906年7月7日。龚宝铨与陶成章之加盟更后，在1907年1月4日。
吴樾不曾来得及加入同盟会。同盟会在周年纪念的特刊《天讨》之中，将他的“遗书”全部发表，等于是追认他为盟友。
他的遗书，包括《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书》，一共十三篇文章，篇篇精彩，有血有泪。
在《暗杀时代》的“自序”之中，他自述八岁丧母，父亲弃官为商，家境贫寒，本人从十三岁到二十岁年年考秀才，都考不上，二十三岁入京游历；二十四岁考进学堂（安徽公学），想获得一个“出身”，当教习；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读了三遍，但一时并未接受革命的洗礼；不久，读到了粱启超主编的《清议报》，“阅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
吴樾主张暗杀。他说：“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他认为：在满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慈禧太后与军机大臣铁良。铁良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受任为署理兵部尚书兼户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会办练兵事宜”，兼“督办政务大臣”。在慈禧太后与铁良两人之间，慈禧太后是“奴汉族者”，铁良是“亡汉族者”。杀慈禧太后“其利在今日”，杀铁良“其利在将来”。
他恨铁良，因为铁良搜括了东南的财赋，在上海制造局提去了八十万，在江海关提去了七十八万，又在别的机关提去了百数十万不等，用作编练旗兵(京旗常备军），防备汉人；又因为铁良叫清廷与日本政府立约，只许满人学警察。不许汉人学警察。铁良而且通过德国领事，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封了《警钟日报》报馆，也叫清廷把江苏巡抚端方与仇视革命、屠杀学生的湖南巡抚陆元鼎对调。
志士王汉在彰德刺铁良。未成，投井而死。“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
吴樾抱了必死的决心，进京以了王汉未了之事。不料，铁良警卫森严，吴樾一时下不了手。他挨到六月间，清廷派遣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署理右侍郎绍英、湖南巡抚端方，一共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吴樾认为，倘若这五人考察归来，帮助清廷施行一种伪宪政，适足以麻醉人心，延长清廷的寿命。因此，他就改变暗杀的目标，对这五人下手。
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五大臣在北京东车站上了火车。吴樾与同志山东人张榕也化装为仆役，带了炸弹，混入车中。不料，车身因与火车头撞接而震动，使得吴樾怀中的炸弹的撞针，触发了火药，轰然一声，吴樾当时牺牲，而五大臣之中仅有载泽、绍英二人受了微伤。张榕事后脱险。另一个同志安徽桐城人汪炘于十月问在北京桐城会馆被捕。
汪炘被捕以后，清廷才知道了吴樾的姓名。吴铁城在《回忆录》中说，“吴樾先把自己弄哑了，伺机行事，真有豫让吞炭之风。”可见吴樾的用心，是很苦的。他之所以把自己弄哑，无非为了万一事后被捕，不致在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同谋者的姓名住址。
在革命的历史中，有过很多牺牲性命的人。像吴樾这样明知必死而勇跃以赴的，才真正是烈士。他的死，唤醒了华北的民心。也惊破了清廷君臣的胆，增加了革命同志的勇气。正如他自己在遗书中所说：“子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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