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惠州之役失败以后，孙中山于阴历九月二十五日(1900年11月16日)由台北回抵东京，写信给留在上海的平山周说：“兹改议着宫崎兄前去上海，因彼与前途相善，便于商量各件也。前交足下带去上海之信，望即由‘书留邮便’寄来横滨，交黎炳墀兄收入转交与弟可也。……”
信中所指的“前途”是谁呢?是李鸿章的幕僚、孙中山的小同乡，一个极有钱而野心颇大的人刘学询。他在庚子年是一位幕后很活跃的人物。陈少白曾经托了兴中会的一位重要会友何启，曾经在义和团起事于北方之时，说动了香港总督卜力，由卜力出面，劝李鸿章以两广脱离清廷，与孙中山合作，另建政府。李鸿章一时竟然接受，叫刘学询写信到东京，约孙中山南来晤谈。晤谈的地点，是香港。谁知，当孙中山践约南来，于阴历五月二十一日船抵香港海面之时，不仅李鸿章不曾来，刘学询也只是派了一艘军舰来，说要接孙中山去广州。孙中山看出了李氏缺乏诚意，便派了宫崎寅藏作为代表，到广州找刘学询探询一个究竟。果然，刘学询告诉宫崎寅藏，说李鸿章的意思，要等到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再说。此后，孙中山便去了西贡，而宫崎寅藏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商量合作。这些话，我在前面已经略为提到过。
孙中山由西贡至新加坡，由新加坡回香港。因宫崎寅藏在新加坡被捕被驱逐的事，而连带地不能在香港上岸，于是只得改变亲自指挥革命军的原定计划，把革命军交给郑士良全权指挥，本人去日本，再由日本去台湾。
孙中山到了台湾，一方面向儿玉总督洽取军械，一方面写了一封致刘学询的信，寄给在上海的平山周，托平山周面交刘学询。这时候，刘学询已经随着李鸿章北上，李鸿章直去天津，刘学询中途留在上海。(李、刘船经香港之时，陈少白上船与刘会谈了一次。陈叫刘劝李打消北上之意，刘说不可能。)
这封信的日期，是“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不曾注明何日。看来这“九月”二字似乎是指的阳历。阳历9月的最后一天，是阴历闰八月初七日，惠州的革命军尚未向清军开火，信上面却已有了“今惠军已起”五字。原因是：孙中山并不曾等待开火以后才写这封信，而是预料着此信写达上海，由平山周交到刘学询之时，在惠州的革命军业已发难。
那时候，孙中山并不准备由台北渡海到厦门，而是“弟已与镜海当道密商，已蒙许借其道地为进取之途矣。今拟日间乘邮下南洋荷属，另雇轮直至镜海也。”
当时的作战计划是：“先占外府，以分省城兵力，并令城内外正军，一俟(敌方)兵力稍单则乘机袭(省)城，以为基本。”
这一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请刘学询“及杨(衢云)、李(纪堂)同志等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平山周)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政治上的安排，是“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杨衢云)优当财政，李君伯(李纪堂)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盛宣怀)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
可惜，这一封信到了民国成立以后，仍存在平山周之手，平山周始终不曾能够交给刘学询。原因可能是，平山周无法见到刘学询的面。因此之故，孙中山才在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到了东京之后，改派“与前途相善”的宫崎寅藏去上海，继续接洽。
改派宫崎之时，惠州之役已经失败了近一个月，而孙中山对刘学询尚未死心。宫崎去了上海以后，似乎也不曾获得什么结果。
到了冬天，噩耗传来，留在香港的杨衢云，于十一月二十日被清吏所雇用的凶手陈林，刺杀在结志街五十二号十二楼他设馆教书的地方。孙中山在十二月初七于横滨永乐楼为他举行追悼会，请尢列报告杨衢云生平；尢列报告完毕以后，孙中山又请到会的同志捐款抚恤杨衢云的家属，当场捐得了一千二百余元。
孙中山把这一千二百余元寄到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处，托他与谢缵泰转给杨衢云的家属，同时写了一封信给谢缵泰，信里附了二百份讣文托谢缵泰转寄给港澳以及南非等地杨的友好。
其后，谢缵泰不仅又替杨捐了不少恤金，而且本人更加努力于革命，约了李纪堂和硕果仅存的洪秀全的一位本家侄儿洪全福，筹划大举。尢列去了马来亚，用“中和堂”的招牌发展革命组织。陈少白在香港苦撑《中国日报》，终于把革命的潮流不仅推进到广州，而且推进到上海，使得上海也成了革命运动的一个中心。孙中山在日本，也把东京造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大的策源地。不幸的是：郑士良于辛丑年七月中风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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