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姓洪，乳名火秀，学名仁坤，自号秀全，是广东花县官禄埗(铺)的客家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十二月初十日。父亲洪镜扬，是当地的个“堡尊”(乡长之流)，家境小康，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秀全是镜扬的第三个儿子，自幼读书，读到十八岁，开始教书，一边教书，一边准备考试。
秀全在十六岁的时候，去广州府城考了一次“府试”，不曾考上。其后在二十四岁、二十五岁与三十一岁，又去了广州三次，次次失败。
他第二次号试失败之时，无意中在广州街头遇见一个白袍长须的英国传教士与一个中国基督徒粱阿发。粱阿发送给他一本《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所包含的，是上帝创造宇宙的故事，以及耶稣降生，替人类赎罪的经过。洪秀全看了，带回花县，搁起。
第三次考试，他又失败，在家中生了一场怪病，病了四十多天，其间有三四天浑身高烧，昏迷不醒，口出呓语。清醒过来后，他告诉人，在那三四天之中，他似梦非梦地飞升上天，在天上见到一位白袍长须的老者，老者之旁有一个中年人站着侍候。老者把中年人介绍给他，说“这是你的哥哥”。老者又说：“凡间的妖魔太多，你回去把妖魔除了，我封你为王。”
洪秀全从此以后，自号“秀全”。秀字，是乳名“火秀”的下半截；“全”字隐含“人王”二字。兴奋之余，他撰了反诗一首：“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倒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道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这诗第五句的“道”字，与第八句的“定”字，均很费解。单凭气魄而论，作者够得上落草为寇，据地称雄；但就诗论诗，实在距离秀才的标准很远。
虽则写了“反诗”，他并未死心，又去广州考了一次(第四次)，结果仍是名落孙山。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他的年纪是三十一岁。
比他年长两岁的曾国藩，早已在二十三岁当了秀才，二十四岁中了举人，二十八岁成了进士、翰林。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考了十七次才考取为秀才的。能够连遭十六次的挫折而始终不灰心，比起洪秀全来，可谓各有千秋。
洪秀全失败了四次以后，把孔孟的书摔在地上。回到家乡，他再读《劝世良言》一遍，就变成了基督徒，却不曾与基督教任何一派的教会发生正式关系。他和冯云山及另一位姓李名敬芳的表弟，走到河里去洗了一个澡，算是受洗。
其后，他在自己教书的私塾之中，取下孔子牌位，换上上帝牌位，逢人说教，为人洗礼入教。于是，学生纷纷退学，他也索性改行，作了职业的传教士，离开花县，浪迹他乡。
陪伴他的，有冯云山与冯家的两个年轻人嵩珍、瑞珍。他们一行四人，走了十几个县。旅费，他们没有，全靠贩卖一些笔砚，跑跑单帮。
到了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下旬，嵩珍、瑞珍不愿再走，秀全、云山继续向西，走进了广西的瑶山。
他们在瑶山住了几天；由于不会瑶语，无法向瑶人说教。
其后，他们到贵县。住在赐谷村秀全的外婆家。外婆已死，表兄弟王盛均、盛朝、盛乾、盛坤、盛爵等几人，与表侄王为正，对秀全、云山热烈招待。
为正因事被捉，关在县里衙门，秀全写了禀帖，把为正保出。王家的人感激他，全体都接受他的洗礼，变成基督徒。同村的老百姓，受洗的也很多，将近一百人。
不久，他仍回广东花县教书，教到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前去广州，拜访美国牧师罗孝全。罗孝全留他住在浸信会礼拜堂内有三个多月光景，把中文的《圣经》(新旧约全书)交给他看，有时候也清他帮忙料理一些杂务，甚至请他代理讲讲道。
在罗孝全牧师的左右有一个姓黄的，是倚赖洋人为生(所谓“吃教”)的人。这姓黄的嫉妒洪秀全，劝洪秀全向罗孝全要求按月支取津贴。洪秀全不知是计，一开口便引起罗孝全的鄙视，被罗孝全赶出了礼拜堂。
他有没有在广州加入天地会，颇难查考。倘若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
冯云山不曾随他来广州，也不曾随他回花县。冯云山一直留在广西，活动于贵县、桂平县、武宣县一带，为三千多人洗礼，组织成一个“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的总部设在桂平县境的紫荆山。这山山后与瑶山相连，山前与金田村邻近。
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七月十五口，来到紫荆山：与冯云山相聚，被冯云山奉为拜上帝会的教主，尊称为“洪先生”。他单独住在一个地方，不轻易与众会友接近。
洪秀全在紫荆山只做了一件露面的事：于道光二十七年九月间率领冯云山等几个人去象州甘王庙，把神像毁了，在墙壁上写了“甘妖”的十大罪状。
如此作风，诚然侵犯了别人的信仰自由，却锻炼了一般会友的战斗性，加强了内部的团结。
当地的地方官以为拜上帝会与洋人的天主教是一回事，对于拜上帝会的种种活动，便装聋作哑不加取缔。会友们越闹越凶，引起公愤，有一个秀才王作新出面向桂平县的县知事告冯云山一状。县知事本想不管，抵不住王秀才的一再坚持，只得在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将冯云山捉了，关在牢里。
洪秀全这时不在桂平而在贵县(住在他的表哥家里)，听到消息就来到紫荆山设法，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他回广东花县筹募款项，准备给桂平县知事送红包。然而他在花县筹不出款项来，于是又去广西，到紫荆山。
这一边，冯云山被关了两个多月，已由县知事从宽发落，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判令押解回籍。
押解冯云山的衙役，在途中与冯云山谈话，听到冯云山的一番大道理，例如上帝创造宇宙，蛇魔骗亚当偷吃苹果，耶稣为亚当子孙赎罪，洪教主是耶稣的兄弟......等等，衙役闻所未闻，十分佩服，就不但放了冯云山，而且跟随冯云山去紫荆山入会。 在山上，冯云山听说洪秀全已回花县，于是赶忙也回花县。到了花县，才知道洪秀全又去紫荆山，只好姑且留在花县，候洪秀垒再回花县来。
果然，洪秀全于扑了一个空以后，在紫荆山等候到十月，就回花县来了。次年，道光二十九年五月间，两人最后一次结伴去广西，上山。
山上的情形，已经与他们离开之时迥不相同。杨秀清于他们缺席的期间，作了事实上的领袖。
这杨秀清是桂平的一个土豪，以“种山”烧炭为生，为人诡计多端，野心颇大。参加拜上帝会以后，他介绍了不少的新会友进会。在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也就是冯云山被县知事判令押解回籍的一天)，也在山上装做人事不知、口吐白沫、说起胡话来，自称是“上帝下凡”，指出几个会友的秘密，加以责备。会友们信以为真。从此，杨秀清就作了上帝耶和华的代言人。
洪、冯二人来了以后，不便拆穿杨秀清的戏法，只得加以承认，其后在太平天国的圣历中并且规定了三月初三日为“爷降节”。
拜上帝会的另一活动分子萧朝贵，也在这一年(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初九日如法炮制一番，自称“天兄下凡”。洪、冯照样追认，于是九月初九日在圣历中成为“哥降节”。
萧朝贵原是杨秀清的亲戚。他与杨秀清如此合作演出双簧，使得洪、冯二人十分担心。
洪、冯二人计议了若干时日，把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嫁给萧朝贵，争取萧朝贵，藉以制衡杨秀清的势力；又把冯云山的第二把交椅让给杨秀清，藉以稳住杨秀清的心。
作为拜上帝会的核心领导集团共有六人：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志正(昌辉)、石达开。这六人结盟为兄弟，遥奉耶稣为长兄，以洪秀全为次兄，冯云山为三弟，杨秀清为四弟，萧朝贵为五弟，韦昌辉为六弟，石达开为七弟。洪秀全常称石达开为“达胞”，原因在此。
六人之中，冯与洪为中表兼曾同学，又同为创教立会之人，关系最密。杨、萧二人，皆是桂平的烧炭“工头”。韦、石二人籍贯不同，韦是桂平县人，石是贵县人，但两人均出身富家，韦是金田村的大地主，石则略通文墨，是本县客家人之中的首领。
地位仅次于这六人的是矿工头目秦日纲，此人其后作了太平天国的若干丞相之一。同属于丞相一级的，又有胡以晃、赖汉英、蒙得恩、林凤祥、李开芳等人。
拜上帝会的人数，早巳由三千余人扩充到一万以上；势力也不仅限于紫荆山的周围，而远及于平南、陆川、博白、武宣、象州、藤县等若干州县了。
为了积极作造反准备，拜上帝会的会友以“自卫御盗”作为口号，买武器、制军装，经常操练。地方上原有乡绅们的“团练”，但团练是效忠清朝政府的，与拜上帝会的武力处于对立状态。天地会的零星武装却是拜上帝会的友军。
实际上，林凤祥便是天地会的会员。于金田起事不久便来参加太平军的罗大纲，也是天地会分子。天地会在两广的俗名是三点会(暗射洪门的洪字)，亦称三合会。
洪、杨、冯、萧等人在准备到相当程度以后，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秋天通知各地的会友，到金田村举行大会，称为“团营”。于是，一队一队拜上帝会的会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纷纷向金田集合，俨然军队模样，而地方官视若无睹。
当时的广西，土匪如毛，大股有几十股，小股不计其数。人民能够自己组织团练，“保良攻匪”，本是官厅所赞许的事。拜上帝会在表面上与一般团练并无分别，虽则暗地里是反清的。况且会友们开口上帝、闭口耶稣，当官的为了怕惹起国际交涉，能不管也总是不管。
十月间，有一些官兵与鹏隘山的会友发生冲突，被会友打退。这些会友是烧炭工人，桂平县知事李孟群派乡勇去应付。
次日，平南县的官兵与乡勇开到该县花洲镇，把正在那里开会的洪秀全、冯云山、萧朝贵等人包围。洪秀全派人送信到金田，杨秀清立即扮演“上帝下凡”的活剧一次，传令会友“扶主”。于是，一大队会友由蒙得恩率领奔到平南，战胜官兵乡勇，救出了洪冯等人，拥回金田。
清军由副将伊克坦布率领，追击蒙得恩，追至金田，遇到杨秀清及一万多会友，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战一场。清军惨败，伊克坦布跌落在村边的小桥之下而死。
拜上帝会的会友这时候除了公然造反以外，已无第二条路可走。便选定了十二月初十，洪秀全的三十八岁生日，在金田村大举祝寿，宣布建立太平无国，以明年(咸丰元年，1851年)为太平天国元年。洪秀全作了太平王，军队称为太平军，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由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杨秀清担任五军上将。
五人之中，杨秀清的地位最高，以中军主将兼左辅、正军师。萧朝贵次之，以前军主将兼右弼、又正军师(第二正军师)。冯云山是“前导”、副军师。韦昌辉是“后护”、又副军师。石达开只是单纯的一个左军主将而已。
杨、萧二人担任了左辅、右弼，等于汉朝的左、右丞相。此外又有丞相八人：秦日纲、胡以晃、赖汉英、蒙得恩、卢贤达、何震川、林凤祥、李开芳。但是这八位丞相徒有丞相之名而无丞相之实，只是太平天国官制中的一种虚衔而已。
这时候，焦亮(洪大全)来到金田，被尊为天德王，与洪秀全同称万岁。
有若干土匪首领，如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铁公鸡张嘉祥之流，一度也混进太平军的行列之中，但不久均又离去，受清方招安，与太平军为敌。张嘉祥改名国梁，其后成了清军名将，官至江南提督，于咸丰十年闰三月战死与江苏丹阳。
清朝政府于道光二十九年九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他“剿贼广西”。林则徐中途病死，饮差大臣一职，由李星沅接充。李星沅在十二月间驻节柳州，却指挥不了广西巡抚周天爵与广西提督向荣。
李星沅以前在云贵总督任上，剿过永昌(保山)一带的回民，然而军事学识有限。周天爵在湖广总督任上，捕杀过牛八教、天主教、十字教等教徒数十人，以滥用酷刑著名，其军事学识更逊于李星沅。向荣是绿营行伍出身，算得上一个打仗专家，但是位卑职小，违抗不了钦差大臣李星沅的胡乱指挥，也抵不住巡抚周天爵的掣肘。
于是，洪秀全等人得以为所欲为，东取平南县的江口墟与牛排岭，西取桂平的新墟，扎营在武宣的东乡与东岭村。向荣与周天爵虽则施以夹击，而无甚效果。
李星沅于咸丰元年四月病死在武宣前线。事前，他已上奏辞职。继任的，是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
赛尚阿是蒙古人，精通满语，在京城训练过新设的“枪队”，也充当过步军统领。咸丰皇帝派他来广西，同时调了广东副都统(满洲人)乌兰泰、天津总兵长瑞、凉州总兵长寿、河北(豫北)总兵董光甲、郧阳总兵邵鹤龄，到广西助战。
在赛尚阿的麾下，除了副都统乌兰泰及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等四个总兵以外，又有提督向荣与早已调在广西作战的贵州镇远总兵周凤岐、云南临元总兵李能臣与镇地不详的总兵秦定三。
这些总兵，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真正能打的，仅有乌兰泰与向荣二人。
乌兰泰在武宣东乡获得一个小胜，洪、杨移军象州的中坪。乌兰泰追到中坪，洪、杨回军到桂平的紫荆山。乌兰泰与向荣对紫荆山实施包围。
战到咸丰元年的八月下旬，太平军决计放弃紫荆山突围东走，在闰八月初一日占领永安州。这是起事以来第一次拿到一个州城。
得意之余，洪秀全自封“天王”，放弃了“太平王”的称号。杨、冯、萧、韦、石之封为东、南、西、北、翼五王，也在此时。
向荣追太平军追过了头。他向东走到了梧州，其后转而向
北，又走到了平乐(在永安州的东北，隔一个荔浦县)。
乌兰泰一直跟在太平军后面，开到永安州城之南。两个月以后，向荣的军队才来到永安州，与乌兰泰合作，将太平军再度包围。
太平军困守永安一城不是办法，食盐与火药均无来源。守了七个半月，只得又在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夜里向着昭平县的方向冒雨突围。
乌兰泰立即追赶，追到大洞山遇了埋伏，丧失四五千人与四个总兵(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
向荣不在荔浦、平乐一带对太平军堵截，而抢先进了桂林城，静候太平军来攻。这是向荣高明的地方，他算定了太平军是要来桂林夺取物资。
他到达桂林城刚刚半天，便有几百名太平军穿了在大洞山阵亡的清兵的制服来到桂林，企图混充清兵进城。向荣将他们解决。
乌兰泰于大洞山受挫以后，仍旧在太平军后面紧追，追到桂林南门外的将军桥中弹，其后因伤重不治而死。
向荣守着桂林，守了一个月，太平军不再攻击而转向北边的兴安，向荣也不追。
太平军占领兴安住了一天，继续北进，于四月十六日占领全州(全县)。(冯云山于攻城之时中炮而死。)
两天以后，太平军放弃全州，向湖南方向前进。在全州北门外十里左右的蓑衣渡，遇到江忠源所率领的湖南乡勇，吃了一个小亏。
这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在道光十七年中举，当过浙江秀水县的知事，被曾国藩介绍给赛尚阿，带了五百名乡勇，隶属乌兰泰麾下。其后回湖南，这时候又已招募了—千乡勇来助守桂林，于太平军北上之时追到全州，在蓑衣渡设下埋伏。
太平军在蓑衣渡受了小挫以后转而向东，于两天以后占领湖南西南的道州。城内的天地会会友先期响应，清方的守将余万清不战而退。
太平军在道州休息了两个月，同时扩充队伍，增加新兵两万。加上在永安州突围的老会友，实力已有十万左右。
其后，又过了两个月，太平军把整个湘南都控制住了。只有桂阳一城，被江忠源夺回。
到了这一年(咸丰二年)七月上旬，太平军就由湘南顺着湘江东岸向北发展，由柳州而永兴，由永兴而安仁、攸县、醴陵。 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如此地势如破竹，原因很多。第一是号令统一，大事由天王洪秀全决定，行军遣将统由杨秀清以正军师的资格主持，萧朝贵以下各人均受节制。
第二是军制灵活。军的基本单位为伍，有兵五人，内一人为伍长；五个伍设一个“两司马”(不是两个司马，“两”字音辆)，在四个两司马之上设一个“卒长”，五个卒长之上设一个“旅帅”，五个旅帅之上设一个“师帅”，五个师帅之上设一个“军帅”。这样，每一个军的战斗员是五万五千一百五十六人，分为五个师。每一个师的战斗员是一万一千零三十一人，分为五个旅。每一个旅，有二千二百零六人，分为五个卒。每一个卒，有四百零五人。卒下之“两”有一百零一人。
卒在编制上不是基本单位，在作战之时却是基本单位。由卒而上，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概分占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分用青、白、赤、黑、黄五种颜色的旗帜。——很有点希腊人方阵的妙用。最妙的，是指挥官可以在某军或某师、某旅的旗帜之下，升起一面小旗，以命令某一个单位前去援应。例如，于升起代表东方一旅的青旗以后，再升一个小赤旗，便是命令在南方的一旅去救。
在进入湖南以前，太平军尚纯粹是拜上帝会的会友结合：到一个地方，吸收志同道合的男女为“新兄弟”、“新姊妹”。军就是会，会就是军。在进入湖南以后，有不少天地会会员自动参加，但不被拜上帝会的人看作“嫡系”。打头阵的，不常常是拜上帝会自己的兄弟姊妹了。从此，循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总是由别人打头阵，而“老兄弟”与“老姊妹”在后边督战。
因此之故，当太平军于咸丰二年七月底由醴陵进攻长沙之时，声势就十分浩大。
这时候，清方在长沙的城内、城外有三个巡抚、两个提督、十个总兵。
三个巡抚是骆秉章、张亮基、潘铎。骆秉章与洪秀全同县(广东花县人)，翰林出身，知人善任，是清朝的一个好官。其后曾国藩办团练、创水师，他全力支持。左宗棠与胡林翼，也均是他所赏识而加以重用的。然而他曾经于赛尚阿南下督师路经湖南之时，招待不周，被赛尚阿参了一本，说他“吏治废弛”，因此咸丰皇帝免了他的职，叫他“回京”，后来又叫他暂留长沙协同防守。
被任命为骆秉章继任者的，是张亮基。张亮基接任没多久便奉旨升署湖广总督，巡抚的职务由潘铎署理。
因此之故，在长沙有了三个湖南巡抚。
两个提督是：湖南提督鲍起豹与广西提督向荣。鲍起豹十分荒唐，主张把长沙的城隍菩萨抬到城墙之上，镇压太平军的邪术。向荣原已因太平军北上而革职，这时候奉旨赶到长沙助守危城。
十个总兵的姓名，颇难一一查考。其中有一个是从陕西调来的西安总兵福诚。福诚与太平军一交手便阵亡于长沙城外的石马铺。比较重要的一个总兵是和春。和春是满洲正黄旗人，姓赫舍里氏，御前侍卫出身，当过“前锋蓝翎长”、“整仪尉”、“副护军参领”，调在湖南绿营里当“提标中军参将”，升任“永绥协副将”，跟随向荣在广西打紫荆山有功，实授绥靖镇总兵，而且加了一个提督虚衔。现在，也随着向荣来防守长沙了。
长沙之所以能守，守了两个月又二十天，而太平军破不了，却不是向荣或和春的功劳。功劳是左宗棠的。
左宗棠是湘阴县人，在功名方面仅考到举人为止，考进士失败三次而未再去考，改读兵书，颇有心得。他与焦亮(洪大全)在崇拜诸葛亮的一点上相同，焦亮自名为亮，他则写信时喜欢在末尾题“亮白”二字。他与胡林翼是好朋友。胡林翼认为“横览九州，才无出其右者”。张亮基受任湖南巡抚，请他出来帮忙，他不肯；带了胡林翼的信来拜访他，他才陪同张到长沙，不负任何名义而指挥一切。结果，太平军就无论怎样也攻不下这长沙城，反而损失了一员猛将西王萧朝贵。
洪秀全于是不得不改变计划，放弃进攻长沙，在十月十九日夜间全军撤走，渡过湘江。三天以后，占领益阳。在益阳得到几千只民船，沿着资江顺流面下，进入洞庭湖；又穿过洞庭湖，到达岳州(岳阳)。
清军的岳州守将，是湖北提督博勒恭。博勒恭望风而逃，太平军不费一兵一箭，白得了岳州城，面且在岳州城掘得吴三桂所埋藏的大批武器。
太平军在岳州耽搁了四天，又得到江面上五千多艘民船，然后顺流而下，在十天以后占领汉阳，十六天以后占领汉口，向武昌进攻。
武昌这时候仅有守兵六百余人，等于是一座空城。湖广总督徐广缙早已奉旨去了湖南，继赛尚阿钦差大臣之任。湖北巡抚常大淳被困在武昌城内毫无办法，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城破之时自杀。与他同死的大官，有湖北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按察使瑞元，及两个总兵、若干位道尹、知府、知州、知县、副将、参将、游击。
太平军进城后，洪秀全下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三天以后，洪秀全叫百姓礼拜上帝，同时设立了一个“进贡公所”，接受老百姓的进贡，把金银钱米、鸡儿鸭儿茶叶，一古脑儿集中起来。然后，调查户口，把男女点名入馆，男入男馆，女入女馆，每馆二十五人。
天王颁下命令，放弃武汉三镇，于是男军、女军、“童子军”浩浩荡荡，陆路沿着长江两岸，水路分乘一万艘民船，直奔“小天堂”南京而去。
他们在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初二日出发，于十七日占领安庆，二十九日到达南京城下。打了十天，用火药炸开仪凤门，攻进城内，改称南京为“天京”，定为国都。
清方负守城责任的，是两江总督陆建瀛。陆建瀛原已奉了咸丰皇帝之旨，率领两万多兵、一千多艘“战舰”，溯江西上迎敌。迎到武穴附近，不战而退，退回南京。南京城破以后，他仍不免一死(是化装逃走之时，被太平军捉住杀了的)。
城内的多数老百姓，在门口贴上“顺民”两字。绿营的将士毫无斗志，被杀得很干净，满城的满洲兵知道降也是死，反而十分勇敢，于将军祥厚及副都统霍隆武的指挥之下，战至最后一人。
十二天以后，向荣才带了一万多清军，从武昌追到南京城下，在孝陵卫扎营。这便是历史上的“江南大营”。向荣这时候已经受任为钦差大臣，接替徐广缙的任务了。
清廷很紧张，深知向荣的力量不够，又起用鸦片战争期间倒过大霉的琦善作为另一钦差大臣，率领直隶、陕西与黑龙江的精兵．开到扬州郊外，成立“江北大营”，对付入占南京的太平军。 太平军在咸丰三年阴所二月初十日攻入南京，到同治三年(1864年)阴历六月十六日失掉南京，前后共有十一年又四个月零六天的时间：不能算长，也不算太短。
在这不长不短的期间以内，太平军与清廷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先是遣军北伐，北伐失败；其后全力西征，与曾胡夺武汉，胜了若干次，也败了若干次；再其后内部分裂，杨秀清、韦昌辉相继被杀，石达开分兵赣、湘、川、康，洪秀全陷于孤立；最后是李秀成独力支撑，无补颓局。
从金田起义的时候起，太平军就不曾有过一套打天下的具体战略。洪、杨始终是糊里糊涂地干了再说，缺乏一张蓝图，更没有工程进度表。
他们由金田而永安州，由永安州而穿过湖南，进入湖北，取武汉，下南京。从表面看，似乎是一连串的有计划的行动，而事实上是占了一地，又失一地，只有在得了南京以后，才勉强生根。
然而，南京决非可以生根的好地方。洪、杨本该先在广西经营一些时候，扎稳根据地，然后吞并云贵，割据西南，徐图大举。既然是“不此之图”，而远进五千余里，到达南京，便应当贯彻下去，不留在南京，而一口气全军北进，由苏北、皖北而穿过山东、河南，把清廷逐出北京，逼回关外，或是围困清朝皇帝及其亲戚于北京一城之内，加以全部歼灭。
洪、杨等人，尤其是洪秀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一占领南京，便丧失了朝气。李开芳与林凤祥竭力主张继续北伐，结果只领得少数军队去尝试尝试。
他们所领得的，只有五万多人，这时候太平军的总数在六十万以上。
李开芳的官爵是“定胡侯，地官，正丞相”；林凤祥的官爵是“靖胡侯，天官，副丞相”。
李、林二人在咸丰三年四月初一日从扬州出发，杀开一条血路，经过仪征、浦口、临淮关、凤阳、归德(商丘)，到巩县附近渡过黄河，于六月初二日开始围攻怀庆(沁阳)。
为了围攻怀庆，李、林二人浪费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受挫于前来解围的清将托明阿与胜保。
其后，李、林二人穿出山西的西南部，大败讷尔经额于临洺关，于九月底到达天津附近的静海与独流。林凤祥扎在静海，李开芳扎在独流。
两人攻不下天津，改攻为守，守到十二月底，退到大城县。其后一退再退，在阜城等地与清军又相持了一年，终被清军消灭(林凤祥于咸丰五年正月十九日在东光县东连镇被捕；李开芳于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在荏平县冯官屯投降。两人均被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
洪、杨在派遣李、林二人率军北伐以后，不继续增派其他部队作为“后劲”；等到李、林因孤军深入被迫后退之时，才[在咸丰四年正月]命令夏官正丞相黄生才带了四支军队(人数不详)，前往援救。
这四支军队只有一支达到与李开芳会师的目的：在山东高唐州与李军相遇，随李军移至荏平县的冯官屯，终于与李军同被清军僧格林沁部消灭。
洪、杨不该把兵力又分用到西征上去。他们在成丰三年四月叫春官正丞相胡以晃与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人，带了一千多船的兵溯江而上。
胡以晃与赖汉英等人，打下安庆、九江、黄州(黄冈)、汉口、汉阳，在咸丰四年六月初二日占领武昌。这些地方，都是太平军在不久以前占领过的，当时却不懂得略留一些部队防守。
两个多月以后，武汉三镇又被崛起于湖南的湘军领袖曾国藩抢了去。
曾国藩乘胜冲到九江，在九江被石达开击败(咸丰四年十二月)。
太平军乘势反攻。汉阳在除夕的一天入于罗大纲之手，武昌于次年(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入于秦日纲、韦俊、陈玉成等几个将领之手。
清方的新任湖北巡抚胡林翼，指挥罗泽南、李续宾，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所带领的湘军，拼了死命，要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汉。太平军这一边，也有石达开赶来增援，战事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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