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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宴: 浮华背后的五代十国》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等级的国度,所谓门阀士族就是这种社会现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集中体现。要想成为门阀士族,除了要求这些家族的祖先地位显赫,世代高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在家学与礼法方面亦有特异之处,不同于其他家族,所以诗礼传家往往是这类家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门阀士族制度形成于魏晋时期,鼎盛于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经衰落不堪,旧士族已经丧失了由制度所保证的政治、经济特权,然而其崇高社会地位仍程度不同地保持着,社会影响依然存在。一些旧士族赖其家学渊源和文化修养,或者与皇室联姻,继续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得以依附并挤入关中勋贵集团之中,还有一些旧士族则利用科举制度作为进身之阶。这些情况的存在,正好说明门阀制度的崩溃,因为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大族获得政治地位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凭借门阀世资,这一条的丧失,就标志着门阀制度的没落。

  隋唐两朝的皇室都出身于关陇士族,他们通常也都以门第而自高,而对山东旧士族采取了压抑的政策,唐太宗修《氏族志》就是这个政策的具体体现。隋唐两朝的统治者有意压抑山东旧士族,正好说明他们的社会影响仍然存在。在隋唐时期高门大族凭其门阀世资获取高位的制度虽然不存在了,但人们的门第观念仍然非常强烈,这就是那些旧士族得以继续维持很高社会地位的根本原因。由于门第观念的作祟,社会上婚姻尚阀阅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尽管有唐太宗禁令的存在,一些朝廷大员,如房玄龄、魏徵等,仍然乐于与山东士族联姻。直到唐朝后期,这种风气仍然不衰。唐文宗曾经针对这种现象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可见这些旧士族社会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

  正因为在唐代仍然存在着浓烈的门第观念,所以先有唐太宗修《氏族志》,后有武则天修《姓氏录》,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凡收入其中的家族则算是士族,否则就不再是士族。想通过官修谱牒的办法,以新士族代替旧士族,从而达到甄别士庶,压抑旧士族的目的。尽管唐朝统治者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士大夫们并不承认,甚至讥讽为“勋格”,但是从唐朝统治者的这些行为看,说明他们的思想中仍然存在浓厚的门第观念,也没有放下想成为高门大族的情结,尤其是出身于庶族的武氏家族,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强烈。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将唐代的统治阶层称之为士族与庶族合流的势官地主阶层,具有较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唐末农民战争,所谓衣冠缙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韦庄诗所说的“天街踏尽公卿骨”,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残馀的势官地主,在朱全忠篡夺唐朝政权的过程中,被彻底扫荡殆尽了。自天祐二年(905年)以来,对所谓门胄高华,以名检自处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所谓“衣冠宿望”,在白马驿事件中,屠戮殆尽。因此,五代十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主要是舞枪弄棒的武夫集团以及听其支配以幕僚为主的文士们,他们是新的一代势官地主,完全不同于唐代的情况,最突出的标志便是这个阶层多出身于社会下层,受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浅,门第观念淡薄。

  这个时期的帝王与藩镇完全是一体之人,并无根本的差别,全都出身于社会下层。除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出身于沙陀贵族外,后梁太祖朱全忠,出身农家,本人早年为流氓;唐明宗李嗣源、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知远,全都是地位卑下的沙陀军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周太祖郭威,早年穷得衣衫不周,作为黥面皇帝为历史所仅见。十国的统治者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吴国杨行密是走卒出身,吴越钱镠出身农家,本人为无赖,南唐李昪为流浪孤儿,荆南高季昌家奴出身,闽国王潮兄弟世为农家,南汉刘氏可能是岭南蛮族,也有学者说是波斯商人后裔,楚国的马殷则是木工出身。

  至于其部下将相大臣的出身,与这些帝王们大致相同,虽然有少数进士出身的人物,但他们并非凭门第或科举而位居卿相,而是通过投靠藩镇,充当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为卿相。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赳赳武夫,而士大夫饱受骄兵悍将的凌辱,动辄罹祸,罗隐的《孟浩然墓》诗云: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草萋萋。

  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深刻地描绘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的真实状况。有人根据新、旧《五代史》列传统计,有传的士人约有一百九十一人,其中幕僚出身的或有过任幕职经历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可见说他们是藩镇的附庸,并非虚言。这些文人或科举出身,或通过入幕而入仕,以门荫入仕者仅有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即使门荫入仕者,也并非全是衣冠缙绅,不少人却是以其父祖的战功而得以恩荫入仕。如果说在唐代士族还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影响的话,至五代十国时期则荡然无存了。

  学界通常都认为至宋代婚姻不再尚阀阅,其实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如此了。试举数例,即可见其一斑。

  后唐庄宗为皇子李继岌娶定州节度使王都之女为妻。王都本姓刘,不知其父母为何人。幼年时被巫医李应之在村落得到,收养为子。定州节度使王处直患病,被李应之治愈,遂署其为幕职。当时王处直尚未有子,李应之便把其养子送给王处直为养子,并改名王都。就是这样一个不知来历,且出身下层的人物,庄宗非但没有嫌弃,反而主动提出与其结亲。

  后晋出帝给皇子石延煦娶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之女为妻,关于后晋石氏的家庭出身前面已经论到了,这里只对赵在礼略述几句。赵在礼,河北涿县人,其曾祖、祖父皆为农户,其父早年在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部下为军士,逐渐升至军使。赵在礼因其父的缘故,先从士卒干起,升至指挥使,通过发动兵变,才至节度使高位。据载,晋出帝之所以愿与赵在礼联姻,是因为赵在礼所到之处聚敛无度,家财巨万,出帝贪其财,才主动与其联姻。后来赵在礼对人说:“我为了此婚,花费已达十万缗。”

  即使皇帝本人娶妻也不论阀阅,如后梁太祖朱全忠的皇后张氏,为砀山县渠亭里的乡间地主之女,算不上高门大族。关于唐庄宗的皇后刘氏的出身,前面已经论及,她早年被李克用部将袁建丰掠得,献到宫中,为李克用之妻曹氏所爱,教以歌舞技艺。成年后,因为色艺俱佳,为李存勖所喜爱,曹氏遂赐其为妻,李存勖称帝后立为皇后。 后唐明宗之妻魏氏,是明宗早年抢掠得来的,魏氏当时已嫁给平山平民王氏为妻,并生有一子年已十岁。后来魏氏之子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这时魏氏早已死亡,遂追尊为皇太后。唐明宗的淑妃王氏,陪伴明宗时间最久,本是邠州饼家女,出身于卖饼之家。幼年时卖给梁将刘为奴婢,刘死后,因其貌美,经枢密使安重诲的建议,遂纳为妃。王氏贤惠,本可立为皇后,因其谦让,遂封为淑妃。

  至于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皇后李氏,为唐明宗之女,也不是什么高门贵族,只不过是沙陀军人之女罢了。晋出帝石重贵的皇后冯氏,其父为定州小吏,因为贿赂枢密使安重诲,得以充任邺都副留守,石敬瑭任邺都留守时,两人关系密切,遂为其弟石重胤娶其女为妻,石重胤早亡,冯氏守寡,因为貌美,被晋出帝纳为皇后。实际上晋出帝所娶的乃是其叔母,后来契丹进攻后晋时,揭露晋出帝的罪恶时说:“纳叔母于中宫,乱人伦之大典。”

  后汉高祖刘知远的皇后李氏,家世为农。刘知远为士卒时,在太原牧马,夜入其家强抢为妻。刘知远即皇帝位,遂立李氏为皇后,生后汉隐帝。

  后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其出身前已论及,不再重复。郭威共一后三妃,全是再嫁的寡妇。其淑妃杨氏,年轻时以貌美而入选赵王王镕宫中,王镕死后,杨氏流落民间,可见其并非出身于高门大族。后来又嫁给了真定平民石光辅,数年后,石光辅又死去了。这时郭威的妻子柴氏新丧,闻听杨氏美而贤,遂娶为继室。杨氏死后葬于太原,后周建国后,追封为淑妃。

  郭威的贵妃张氏,镇州真定人,其父为王镕手下小吏。王镕死后,镇州大乱,晋王李存勖的部将武从谏获得张氏,遂带回太原,作为其儿媳妇。郭威镇守太原时,张氏之夫已亡,而郭威因其妻杨氏已亡,遂娶张氏为继室。后来郭威起兵邺都,张氏与诸子皆居于汴梁,被后汉所杀,郭威即位后,追封为贵妃。

  郭威的德妃董氏,其祖父在唐末当过州录事参军,其父当过县尉,均为小官。七岁时,因为镇州兵乱,董氏走失,被潞州牙将所获,收为养女。后来嫁给了小吏刘进超,刘进超在契丹灭亡后晋的战乱中死亡,董氏寡居于洛阳。郭威率兵路经洛阳时,娶为己妻,即位后封为德妃。

  由此可见,五代诸朝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室中的其他人,在婚娶时皆不计门第高低,至于其卿相将帅在这方面更是无所要求,他们在考虑婚配时,或出于政治需求,或出于钱财需求,根本不考虑门第之高下。

  如后晋邓州节度使皇甫遇与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为儿女姻亲,皇甫遇出身低贱,其父早年流落太原,无法生活,遂投军当兵,后来升至军使。皇甫遇也是行伍出身,以功渐至节度使。其亲家安重荣,也是世代军官出身。

  武夫嫁娶时如此,文臣又是如何呢?

  冯道是五代时著名的人物,历仕诸朝,数次拜相。他与另一宰相刘昫结为亲家,旧史说其祖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也就是说,其家族社会地位不高,充其量也就是所谓耕读之家而已,因此有的史籍干脆记载为“世本田家”。冯道早年生活困苦,“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可见也是一个穷书生。冯道当了宰相以后,朝士中看不起他的人仍然不少。有一次,他上早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吏部侍郎刘岳走在其后,看见冯道数次回顾,任赞问刘岳:“冯道回顾所为何事?”刘岳回答说:“恐怕遗落了《兔园策》吧!”《兔园策》乃是乡间村塾用来教农村小孩子读的书,刘岳有意以此讥讽冯道,从而也证明冯道确是来自农村的穷书生,说不定他还真的在乡间教过书。冯道是幕僚出身,后来才官至高位。至于其亲家刘昫也是幕僚出身,并非衣冠缙绅,可见即使文臣在婚娶中也没有崇尚阀阅的旧习。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上面所提到的刘岳,《旧五代史》记其为名家之子,唐初户部尚书刘政会之八代孙。刘政会此人,在隋末只是一个鹰扬府司马,是一种很小的官职,后来投靠李渊,参与了太原起兵,因此也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刘政会是河南滑州人,其祖父倒是在北齐当过中书侍郎,但是滑州刘氏无论是在北齐还是唐代,均属于庶族,与门阀士族无缘。这样的家族到了五代竟然成了“名门”,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名门大族的观念已经与唐代有了很大的差别。

  再如杨涉,后梁时任宰相,号称名家。杨涉的祖父是唐懿宗时的宰相杨收,而杨氏家族自杨收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来,也只担任过丞尉、参军之类的小官,从未做过高官,杨收之父后来以教书为业。只是到了杨收时,依靠大宦官神策中尉杨玄价之力,才得以升任宰相,后来又因为得罪了杨玄价被罢相,并被赐死。因为这个家族在唐代曾有人当过宰相,于是便在五代被视为名门高族。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历史发展到了五代时期,由于门阀士族已经彻底灭亡,加之这一时期活跃于政坛上的人物多出身于社会下层,重门第、尚阀阅的思想非常淡薄,遂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婚姻不尚阀阅,而且崇尚暴力,重武轻文,造成了很不好的历史影响,直到北宋以后才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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