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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宴: 浮华背后的五代十国》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十年后周

  周太祖郭威,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县西尧城)人。有的记载说,他本姓常,幼随其母改嫁郭氏,遂冒其姓。年轻时,郭威不愿从事生产,只喜欢舞枪弄棒,十八岁应募从军。曾经负气杀人,被关入监狱。潞州留后李继韬因他有勇力,遂秘密纵他逃走,待事情平息后又召置麾下。郭威少年时曾在其颈上黥有一飞雀,故人称郭雀儿。李继韬被唐庄宗杀死后,其军队被编入从马直,郭威因能书会算而被任为军吏。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时,特别器重郭威;后调任河东节度使,也将郭威带到任上。刘知远当了皇帝,任命他为枢密副使,隐帝时升任正使。郭威多次统兵征伐,皆有功勋。他在军中穿幅巾短衣,与军士无异,皇帝所赐钱财,多分与诸将与军士,因此在军中威信很高,士卒乐为其用。正因为郭威具有这样的优越条件,才使他一举成功,夺取了帝位。

  周太祖即位之后,能够躬行节俭,下诏禁止各地进贡珍巧纤奇、山珍海味,又将宫中原有的金银玉器、镂宝床几、饮食之具,砸碎于殿廷,表示自己厉行节俭的决心。面对晋汉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他又下诏奖励耕殖,招抚流亡,平均赋役,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在其统治的数年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针对当时轻视发展文化,轻视文士的现象,采取了一些较积极的措施,力图改变当时的不良风气。比如周太祖曾亲至曲阜拜祭孔子,以表示对儒学的重视;他还重用文士,重视科举选士,表现出了与五代其他各帝不同的一些风范。面对当时的骄兵悍将和败坏的吏风,周太祖首先从中央做起。枢密使王峻专横跋扈,居功骄矜,排斥异己,就连周太祖的养子柴荣请求入觐,由于担心会被留下而予以拒绝。王峻要求兼任青州节度使,得逞后又要求罢免宰相李谷、范质,另行起用自己推荐的人选,周太祖婉言推却,王峻马上出言不逊。周太祖忍无可忍,遂下令拘押王峻,将他贬死。对于敢于反叛的藩镇则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限制藩镇对州县的权力,实行民政、军事分工管理。为了改变吏风,周太祖对贪浊的官吏实行严厉惩治的政策,处死了一批贪赃枉法、残酷暴虐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吏风。

  周太祖郭威死于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在位四年。郭威诸子早在其起兵邺都时,就被后汉杀害于汴梁,所以只能由养子柴荣继位。柴荣是其妻柴氏之兄柴守礼的儿子,幼年即随其姑母长于郭威家,遂被收为养子。

  关于郭威与柴氏的结合也有一段佳话,据宋人所撰的《东都事略》记载:柴氏本为唐庄宗的嫔御,庄宗死后,明宗将大批宫人遣散归家,柴氏也在其中。行至黄河岸边,其父母来迎,恰遇大风雨,只好暂住于旅舍。有一天,见一身躯伟岸的男子从其门前经过,衣服破旧,不能蔽体。柴氏问道:“此是何人?”旅店主人回答说:“此乃马步军吏郭雀儿也。”柴氏见其形貌不凡,产生了爱怜之心,想要嫁给他。其父母坚决反对,说:“你是皇帝左右之人,归家后当嫁给节度使,为什么却要嫁与此人呢?”柴氏说:“此乃贵人,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遂将所带行李财物分一半给其父母,另一半作为嫁妆。柴氏父母见其意志坚定,知道不可改变,也就只好同意了。于是柴氏在旅舍之中与郭威成亲,并且以金帛资助,使郭威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于他们夫妇结合于患难之中,所以感情一直很好,郭威即皇帝位时,柴氏已经死亡,遂追册为皇后,谥号圣穆。此后郭威虽有嫔妃,却再也没有册立过皇后,并且立柴氏之侄为嗣君,可见他与柴氏感情之深厚。

  柴荣也是邢州尧山人,在郭威诸子中年龄最长,郭威在后汉任枢密使时,他任左监门卫大将军,后历任贵州刺史、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等,由于跟在郭威身边,所以才免于被害。郭威即皇帝位后,柴荣任澶州刺史、镇宁节度使,由于王峻作梗,他一直在外任职而不能留在京师。王峻死后,才得以回京任开封尹,封晋王。

  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遇到的头等大事,便是如何抵御北汉的进攻。北汉主刘旻利用周太祖新丧,世宗刚刚即位,人心不稳之际,联合契丹发兵,妄图一举灭亡后周。当时朝中许多人反对用兵,只有宰相王溥一人支持世宗,世宗力排各种干扰,决定亲率禁军出征。双方在高平相遇,刘旻见周军兵少,遂不等契丹军到便发动了进攻。两军交锋,禁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率右军溃退,一路杀掠百姓,并造谣言说:“官军大败,馀众已降。”这一情况的突然出现,使得周军的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周世宗屹然不动,率领亲兵,临阵督战。禁军主将张永德等率偏将赵匡胤冲锋陷阵,拼死奋战,双方血战至傍晚,北汉军队支持不住,开始后退,万馀人被赶至山涧边,死伤惨重,死尸弃甲,填满山涧。刘旻仅率亲骑百馀狼狈逃走。夜间迷路,寻找一村民引路。由于北汉统治残暴,百姓恨之入骨,走了百馀里路,才发现走向了晋州,遂将引路村民杀死,另外找路逃回太原。到达沁州时,当地官吏前来献食,尚未举筷,听说周军追到,又仓皇逃窜。此战之后,北汉再也不敢轻言伐周了。

  高平之战周世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出骄兵悍将难以驾御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世宗决意改变五代诸朝对骄兵悍将纵容姑息的政策,他召集诸将,当众宣布樊爱能等将校七十多人罪状,并立即斩首。此举使骄兵悍将有所畏惧,初步整顿了败坏的军纪。周世宗深知仅靠杀若干个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想改变五代军队长期遗留下来的积习,提高战斗力,必须从整顿禁军入手。返回汴梁后,周世宗任用年轻将领,裁汰禁军中的老弱病残,召募天下豪杰,精选骁勇,将藩镇军队中的善战之士,选入禁军。周世宗甚至亲自试阅武艺,选拔人才。经过此次整顿后,旧史记载说:“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有了一支精锐的军队,只能说为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不等于完全具备了统一的条件。于是周世宗又从平均赋税,发展生产,整顿吏风等方面入手,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五代以来,社会生产发展迟缓,除了战争的破坏因素外,赋税沉重,负担不均,也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周世宗在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免各种赋税,尤其是各种杂税,能免则免,能减则减。他还颁发《均田图》,要求各地均定田赋,虽显贵之家也不能免。如历代王朝对曲阜孔氏,因为是圣人之后,从来都不承担赋税,但是周世宗却不允许其家族成为特殊阶层,照样得与普通编户齐民一样承担赋税。对于朝中的权贵之家,也是如此,如窦贞固,在后汉时任宰相,后周时授司徒,致仕居于洛阳,当地官府将其家与普通百姓同样看待,赋税徭役皆未免除。周世宗的这种气概在历代帝王中还是不多见的。

  五代乱世,但佛教的发展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至后周时,全国各地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且广占良田,不交赋税,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早在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当时有一个小官李钦明曾上疏指出:“佛寺精舍,每县不下二十馀处,僧尼求化斋粮,不胜饱饫,寺院之田,又免征税。”认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要求朝廷裁汰僧尼,抑制佛教的发展。后汉朝政混乱,他的这个建议自然无人理睬。周世宗为了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显德二年(955)颁诏裁减僧尼,拆毁佛寺,严禁私度僧尼,规定除了政府审核确定可以保留的寺院外,其馀一律拆毁。根据文献记载,共计废除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保留的寺院计有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三百人。文献未载勒令还俗的僧尼人数,估计不下保留僧尼人数的十倍。周世宗把收来的铜佛像及各种铜法器用来铸造钱币,发展商品经济,俗传此钱可以保佑家人平安,治病助产,人们得到后珍惜而不舍得用于流通,所以后世很少有“周元通宝”钱存世,至今已经非常珍贵了。

  由于周世宗在抑制佛教方面,雷厉风行,措施得力,对佛教打击很大,佛教史上将此次行动与历史上的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等三次打击佛教的行动并列,称之为“三武一宗之祸”。

  在整顿吏风方面,也体现了周世宗雷厉风行的作风,他采用严厉的手段打击不法官吏,有时犯轻罪也要处以重刑,如重修永福殿时,主持工程的内供奉官孙延希克扣工食,虐待役夫,周世宗视察时,发现役夫在瓦中吃饭,大怒,立斩孙延希;楚州防御使张顺贪污官钱五十万、丝绵二千两,也被赐死;右拾遗赵守微品行不端,不学无术,为其岳父所讼,被处杖刑一百,流放沙门岛。因此,宋人认为周世宗轻率杀人,用刑严刻。其实周世宗本意是想以严刑峻法纠正败坏的吏风,当吏风有所改变时,他用刑也就减轻了不少。

  在发展经济方面,周世宗采取了奖励农桑,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发展商业与手工业的政策,使得后周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社会平稳,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取得了这些成就后,周世宗于是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行动。

  周世宗曾经命近臣各撰一篇《安边策》,实际上就是征询大家有关统一全国的方略,其中王朴献“先易后难”之策,也就是先平定南方诸国,积蓄人力财力,然后再北伐契丹,收复燕云失地,从而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这个方略在北宋影响很大,北宋后来统一全国时,就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但是周世宗并没有采纳这个方略,而是制定了首先碰契丹这个硬钉子,收复燕云失地,然后再席卷南方诸国,可以称得上是“先难后易”之策。

  为达此目的,周世宗首先对后蜀用兵。显德二年(955年),世宗遣凤翔节度使王景、宣徽南院使向训为将,率军伐蜀。仅动用偏师,小试锋芒,便收复了秦、凤、阶、成四州之地,然后答应后蜀的求和请求,罢兵归朝。此战并不在于灭亡后蜀,而是夺取战略要地,将后蜀封锁在两川的范围内,使其不敢轻动兵端,骚扰后周的西部边境。接着周世宗又策划了征伐南唐的战争,目的在于夺取淮南富庶之地。从显德二年冬开始,至显德五年,世宗前后三次亲征,终于击败南唐,完全占据了淮南十四州,饮马长江。此战巩固了后周的南部边境,扩大了疆土,达到了削弱南唐,使其俯首称臣,不敢轻易向北用兵的目的。经过这一系列战争,后周形势更加稳固,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北伐了。

  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正式对契丹用兵,他亲率大军自汴梁出发,直抵沧州,然后统步骑数万直入契丹境内,大军一路顺利,契丹军非逃即降,势如破竹,兵不血刃,连下莫、瀛、易三州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之地。正当周世宗准备向幽州进军时,由于身染重病,只得班师回朝。这年夏天,周世宗病逝于汴梁,终年三十九岁。

  陈桥兵变遗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周世宗虽然最后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制定的正确策略,却是后人尤其是宋太祖赵匡胤所难以企及的。宋太祖不敢对契丹用兵,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对燕云失地他积蓄巨额钱财,只想通过赎买的办法来解决,结果终其世一无所成,致使其后世子孙两度亡国,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燕云这一战略要地的丧失,使中原以北无险可守,抵不住骑射的游牧民族铁骑的驰突,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反观周世宗把注意力集中在北方,暂不贪图富庶的南方地区,利用这一时期契丹君主昏庸,政治混乱之机,毅然北伐,其决策之英明,令后世史家赞叹不已。同时他所开创的这种强盛的局面,为日后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基础。

  周世宗死后,其子柴宗训即位,史称周恭帝。由于他年仅七岁,不能理政,显德七年(960年),大将赵匡胤利用手中掌握的兵权,演出一幕“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取代了后周的统治,建立了北宋王朝。五代至此结束。后周共历三帝,前后不过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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