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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第三章 反奴为主:神策军与枢密使(03)

  裴度对再叛的河北诸镇没能取得战果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也有重要的其他原因。

  皇上在头一年贬斥了与吐谷承璀有染的皇甫镈,以令狐楚、萧俛、段文昌为相,三人都是反战的中坚,自不会对突变的形势有所准备。第二年初,又贬去令狐楚,引崔植为相。崔植是崔祐甫的侄子,因坚决反对皇甫镈而名重朝野,得到皇上的赏识,入相后,也颇能尽谏。此人学问倒是不错,但却不懂军事,更缺乏政治远略。在战事拉开,萧、段两人先后去相后,他与原翰林学士杜元颖共同主知政事,同样也是无所作为。

  天子只有二十六岁,正是玩乐享受的最佳时光,他可不愿意放过。正式即位的第一天,仪式刚刚完成,皇上就迫不及待地召来倡优演杂戏给他看,这边百官尚未走出大明宫,穆宗就已在丹凤门楼上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第二天,皇上又到神策军营看人摔跤。即位以来,如此之类的宴游畋猎,几乎没有断过。谏官们上奏,告诫他要适可而止,皇上竟大为惊讶,对宰相道:“此辈何人?”连大臣都不认识了。

  原因还不仅于此。

  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公平”是文明的基础。本朝是文教昌盛的时代,伦理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士子或以才华德行取仕,或以报效边庭立功,忠君报国,安身立命。可若是没有了“公平”原则,一切都成空谈。就是地方藩镇的那些武将,拼死拼活也无非就是想以武功证明这一点而已。同理,天子既然造就了一个宦官阶层,他们也就不可能永远甘心为奴。

  本朝为士子提供的公平手段是相对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武将的进身之阶自然也就是战功,但士流以外的工商杂类什么也没有。宦官表面上有官品,但实际上鄙卑更甚,他们只是奴才,甚至比奴才尚低一等,因为他们甚至是“非人”。宦官所能得到的,似乎只有皇帝对奴才的赏赐而已。这个大大的不公平永远是激发矛盾的根源,历朝历代都不乏先例,而到了此时此际,它开始有了一触即发的态势,宪宗之死就是个信号。

  宦官掌握了神策军,使他们具有了这种能力,而枢密使一职的出现与壮大,更使得他们拥有了机会。

  “枢密使”正式设立是在宪宗元和初年,又称内枢密使,左右各置一员,首任者是刘光琦和梁守谦。枢密使的职责是“承受表奏、出纳王言”,说白了也就是承“上”启“下”,“上”是皇帝,“下”是宰相,这个职务的性质就决定了它能兼达两头,既可以乱帝听以削挠相权,又可预宰相共参政事。“枢密使”使宦官在取得军权的同时,进而获得了政事权。

  宦官王守澄立有大功,此际已被穆宗命为枢密使、知枢密院事,负责内外传达,但权势绝不仅限于此,他的地位早已超过当年的吐谷承璀。更何况皇上喜淫逸,少不了与他同乐的人,宦官们比朝官更胜一筹的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天子。宛如儿童的穆宗是第一个完全的战利品。

  和宦官的气势相反,帝国的现实是骄主荒淫,辅相庸碌,政策、处置皆无是处,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在前线打胜仗!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朝廷中的头一件大事是在三月份的一次“常科”考试中发生的。“常科”是国家每年举行的常设考试,与皇帝召试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不同,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以“进士”、“明经”最为重要。这次考试的主考是右补缺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

  本朝科考并不糊名,应考者的姓名对主司是公开的,因而考生的名气与声望乃至家世、与主司之关系等对考试结果有异乎寻常的作用。为国家选才是人臣的义务,可以惟才是举,这一次也不例外,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给钱徽写了条子。

  然而榜出后,段、李所属者皆名落孙山,而及第者中大多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考宫杨汝士的弟弟。段文昌不服,认为太不公平。皇上征询意见,有不少人持同样看法,结果这次考试成绩取消,重新进行。此次事件牵涉到不同意见两方面的很多人,段、李这方面有宰相裴度、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主考官钱、杨方面则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等人。事情虽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就此忘记掉,特别是在事件中得到贬职处分的李宗闵。

  这年十月,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王播人相。此人在三年前曾出为西川节度使,皇甫去相后屡请还京。王播在财政上很有些办法,手上颇有些钱,宦官的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早在年初,萧俛听说他靠此道求职,极其愤怒,到皇上面前力争:“王播如何可以入台司!”穆宗要靠王播弄钱,没有听萧俛的。萧俛一气之下,辞去了相职。不久段文昌也被命往西川,王播得以和杜元预同时人相。

  四个月后的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河北宣告停战,工部侍郎元稹被命为宰相。

  此人更是大有故事。

  元稹字微之,早年与白居易、萧等人同时踏入仕途,也是以才气知名之士,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因与裴度上疏指责朝政,引起宰相杜佑的不满,同裴度一起被贬。裴入相,裴、元二人先后被起复,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到设在东都洛阳的御史台亦即所谓“东台”或“留台”任职。在任期间屡屡劾奏地方大吏,又引起不少怨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二月,朝廷调他回京。

  这一日,元稹回京的路上走到华州,见天色将晚,遂留宿于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驿站中看到是监察御史大人,不敢怠慢,安排他住到了惟一的上厅。不意到了夜里,事情来了。

  帝国交通十分方便,驿道四通八达,尤其是长安到洛阳这一路。全是宽广的大道,和全国各地一样,道旁每隔一段就设有驿站,供往来的官员休息、换马。大的驿站中皆有上、中、下不同的厅房,以接待不同品阶的公务人员。这一天很巧,在夜里,一队宦官也来到敷水驿下榻,为首者是奉命出使的内给事刘士元,刘士元一进来,当然要到上厅去住。

  站吏报说,上厅已有人了。御史与中使都是经常在驿站中落脚的官员,朝廷对此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御史到馆驿,已于上厅住下,有中使后到,则就别厅:而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史后来,亦就别厅休息。站吏心想,虽然内给事官品要比监察御史高好几级,但有这个旧例在,倒也好安排。

  刘士元可不答应,一听不过是个监察御史元稹,更是傲气:“叫他换到别处去,上厅本使要住。”

  站吏一看不是路,不敢违抗,只得前去请元稹移驾。元稹这时已更衣毕,正欲就寝,一听这话也有气,隔着房门对站吏道:“本官先到,断无让厅之理。”

  站吏回报士元,士元大怒,对手下人道:“跟我进去,今天倒要看看什么人敢如此托大!”众人齐发一声喊,随着士元就往里走。

  士元手提马鞭走到门口,一脚踢开户门,指着元稹破口大骂,同时甩手就是一鞭,正中元稹的面颊。元稹吓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拔腿就往后厅跑。士元哪里肯放,追上去用鞭子乱挥。

  元稹的马早已被士元的人牵走,元稹是进退不得,只好在驿站中四处避让。士元又呼令手下人去找弓箭,只吓得元稹魂飞魄散方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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