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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九世纪》序幕:走向九世纪(12)

  也是大唐命不该绝。秋日的一天,驻守陕州的陕虢都防御使李泌在黄河中看到了从江淮而来的漕运船队,立即把这一情况快递上京。

  德宗览毕已是欣喜若狂,慌不择路地跑进东宫,对太子大喊:

  “漕米已到陕州了!漕米已到陕州了!……我父子得生矣,……”父子竟抱头痛哭。

  韩滉的三万斛漕米拯救了天子和帝国,德宗这下更是无话可说。十一月,韩滉来到了京师,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崔造的一切改革尽数停止。韩滉又一封封奏疏指责元琇,德宗无法,只得将元琇罢职,又贬为雷州刺史,并贬崔造为右庶子。崔造又气又怒,一病不起。

  元琇无罪遭贬,举朝不平。韩滉恃功倨傲,目空一切,又使朝野人心摇动。刘滋、齐映怕事,敢怒不敢言。袁高再一次挺身而出,抗言上疏,但被韩滉指为朋党之论,未被皇上接受。

  幸好第二年的二月,韩滉病故了,总算使大家松了一口气。但麻烦还是不免。

  刚刚入相一月的张延赏终于得获其志。此公亦非常注重个人好恶,他对很多人不满,主要有两个人,一位自然是李晟,另一位却是齐映。

  严格说来,张延赏可算是齐映的师辈。当年齐映在东都应进士举及博学宏词试时,延赏已是河南尹、东都留守,非常赏识齐映。延赏为李晟所败而迁为左仆射后,心下不甘,经常指使已是宰相的齐映为他办事,或对政事指手画脚,或为亲属谋官,不想齐映却不买账,多不答应。延赏这一怒非小。

  此时延赏亦得入相,机会终于来了,贞元三年(公元787 年)的正月,齐映便被他排挤出京。之后,延赏的矛头就直指李晟。

  其实天子对张、李之嫌十分清楚,自然不愿意国家重臣之间有若许隔阂。任命延赏之初,正好李晟入朝,皇上便下诏令两人讲和,甚至还命韩滉作些工作。李晟倒是有心讲和,主动提出两家结亲,但延赏仍是拒而不许。

  李晟很感慨,对人道:“武人性快,杯酒之间可释旧恶。文士虽修睦于外,往往却是蓄怒于内,实在太难打交道了!”李晟预感到大祸将至,十分担心。

  尽管延赏出于私愤经常在皇上面前说李晟不宜久典兵权,但实际上这也未尝不是德宗内心暗有的想法。拥兵大将生事邀功、尾大不掉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不能不多一个心眼。实在的,德宗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经常处在惴惴不安的焦虑中,虽然已没有那种冲动的折磨,但时时的疑惧也使得内心很不平静。一半是因为担心,一半也是由于皇上的阅历丰富了,德宗下了决心卸去了李晟的兵权。幸好此举没有引起大的波动,这里面李晟的明白事理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三月,册拜李晟为太尉、中书令、奉朝请,以优渥的待遇结束了李晟的戎马生涯。

  在这段时间内边境情况很不好,浑瑊、马燧以及李泌都在为对付两大劲敌吐蕃、回纥而奔波。本来李晟是吐蕃很畏惧的人物。却不幸被罢兵权,很使得亲者痛仇者快,武官们为此议论纷纷。外敌当前,是战是和,皇上实在拿不定主意。这时延赏也卧病不起,德宗终于说服了李泌出任宰相。

  李泌可是三朝老臣了,因为信奉道教并身体力行的缘故,似乎对人世的祸福盛衰深有理解,一向不愿做官。先帝代宗出于对他的钦佩逼着他娶妻还俗,进京入仕,但他还是不肯担任宰相。李泌的心智甚高,对人心世事的揣度十分高明,一直都能独善其身。他的精明还在于对天子的心理能够准确地把握,见机行事。随时应变,在许与不许的夹缝中游刃有余,以求得可能的最佳结果。且不论此中是非如何,这一点确实很难得。

  李泌为相两年,此后是董晋、窦参并相,五年间形势尚还比较缓和。

  其间的贞元二、三年左右,有一位叫王叔文的南方人来到京城长安。当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

  从贞元八年(公元792 年)开始,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四月,久遭他人排挤的陆贽得以入相,十几年的风风雨雨才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全力报效的机会,陆贽自然十分珍惜。不过,皇上却越来越消沉,其征兆是非常多疑,事事小心。陆贽在任期间为此屡屡上疏,但除了留下了厚厚一大摞奏稿之外,并未产生太大的效果。

  此时,在天下人的心目之中,朝中出了一位大大的奸臣,这种想法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朝野上下人人疾之如仇。要说这位万夫所指的奸佞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卢杞一力提拔的裴延龄,其时他正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使,主持财政事务。

  德宗就像当年对卢杞一样,其他人越是反对,他对延龄就越是信任。天子从以往失败中总结的教训是不可尽信于人,尤其是当权宰辅,因此他同时需要有一种互相平衡互相牵制的势力来维持政局。皇上独揽大权、事必躬亲属于前者,而任用宦官主持禁军则无疑是后一种想法的结果。

  目的既然不可能无限接近,那么平衡永远就是暂时的、流于表面的。这年的六月份,左神策监军窦文场借故奏罢了另一位神策统将柏良器的职务,开始专权军政,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变化。

  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两位年轻人柳宗元、刘禹锡考取了这年的进士。前宰相窦参被诬有谋反意图,远贬赐死。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 年)二月,陆贽终于被贬离京。谁都知道这是因为裴延龄等奸佞的诬谮诋毁,但出于畏惧,敢怒不敢言。然而有一位怪诞之人可不理这一套,此公姓阳名城,据说是一位无所不通的饱学之士,隐于中条山修行数年,很有隐逸之名。李泌与他十分谈得来,力荐天子征召人京,阳氏坚辞不果之下,被授为谏议大夫。此时阳城闻说陆相被罢,竟率领数名有胆略的谏官去伏阙上书,力言陆贽无罪。此事轰动了朝野。

  对现实的叛逆总能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和隐隐的快意。八十多岁的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后跑到阳城等人立候天子的地方延英门,兴奋地大叫:“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

  德宗当然大怒,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准备严办。太子李诵这时表现出了他因不在其位而具有的先进性,在德宗面前开脱,阳城这才获免,被改任国子司业,国子司业就是帝国最高学府“国学”的副长官。不料阳城在任上不久,又因保护一名以言论得罪的太学生薛约再一次触怒了皇上,被贬为道州刺史。这时候,二百七十名太学生连续几天集体诣阙请愿,希望德宗收回成命,但被宫吏借故阻隔,奏疏未能上达帝听。

  陆贽的离京可算是贞元中期第二个严重的变故,从此,帝国的朝廷少了一位始终坚持自己理论和信仰的人,皇上身边也少了一位饶舌者。陆贽在忠州别驾的职务上度过了下半生,在这近十年当中,他只能杜门谢客,闭关静处,寂寞地编写医书,把自己对国家的一腔忠诚倾注在五十卷的《陆氏集验方》上。陆贽最后的十年也是德宗最后的十年,时光流逝中,皇上还有一种偏激也越来越严重:或许是受财资掣肘的痛苦感受太强烈了,德宗变得十分好财物。于是各地官吏竟贡“羡余”,进奉之风大盛,以至于贿赂公行,量职求直,政风日趋败坏。

  贞元十九年癸未,即公元803 年,德宗六十二岁。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只是京畿一带从正月到七月一连六个月没有下雨,收成很不好。在人事方面,三月,淮南节度使杜佑再入朝,被任命为相。杜佑是刘晏之后一位出色的掌记治民专家,亦颇有富国安邦之术,可惜的是生不逢时,所能做的也只是修葺补正而已。司农卿李实出任都城长官京兆尹,为政暴戾,却独受皇上宠爱,士大夫为之侧目。窦文场致仕退休后,本年六月,内给事孙荣义、杨志廉分任神策左、右军中尉,娇纵招权,势力益盛。此外,地方上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叛乱。

  一切虽然很平静,但朝野内外的沉重气氛还是让人惴惴不安。其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尤使朝廷百官们感到异常困惑。有一位叫张正一的大臣给德宗上了一本,不知何故,被皇上单独召见了一次。这本来很平常,大家根本都不以为意。不料,几天后张正一和与他相处不错的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人突然被贬,人们莫名其妙,不知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京城中谣言四起,猜测纷纷。然而人人都不敢明说。

  九世纪的帷幕已经拉开,帝国未来的岁月向何处去?

  悠悠岁月从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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