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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正午》端取淄青十二州——李师道的最后下场

  淮西吴元济平灭,诸藩镇确实被吓怕。“(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在其属官劝说下,李师道“纳质献地以自赎”,遣其长子入侍,并上献沂州(今山东临沂)、密州(今山东诸城)和海州(今江苏东海)给朝廷;“(王)承宗惧,求哀于田弘正,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捸二州,输租税,请官吏。”

  王承宗此次是真心归顺,“奉法逾谨”,估计大多归田弘正榜样的力量无穷。元和十五年底,王承宪病卒,其二子王知感、王知信皆为质于长安,只有十八岁的弟弟王承元在镇。诸将依据先例,推王承元为留后。小伙子年纪虽轻,深知礼义制度,密奏朝廷,请诏任主师。“天子嘉之,”任王承元为义成军节度,移镇。诸将号哭喧哗,哀乞王承元留下。鉴于诸镇将领擅推擅杀的前事,王承元坚决尊依唐廷命令,离开成德军。穆宗时,他又任凤翔节度使,抵拒吐蕃甚力。居镇十年,加检校司空,移授平卢军节度使,“宽惠有治,所理称治”。太和七年,王承元病逝于平卢,时年三十三岁,是藩镇主帅之中结局很好的一位。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祖父是高丽人李正已(本名怀玉),藩镇初起时曾雄豪一时。其子李纳也时叛时附,一家子天生反骨的东西。李纳死后,其长子李师古袭位,虽表面上奉朝命恭顺,内里实怀异图,招集亡命。“其有任使于外者,皆留其妻子(为人质),或谋归款于朝,事泄,族其家,众畏死而不敢异图。”

  李师古病死,其弟李师道当时正在密州,为李师右的家奴密迎得立。“自(李)正已至(李)师道,窃有郓、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惧众不附已者,皆用严法制之……以故能劫其众,父子兄弟相传焉”。

  李师道为人,并无其父兄阴险悍烈之风。平日军政大事,他根本不和大将、幕僚商议,只听信几个心腹丫环,其中最有主意的有两个人:蒲大姐、袁七娘。妇人识浅,又是丫环仆妇之流。听闻李师道要向朝廷割献三州,就“语重心长”地劝说:“自先司徒(李正已)以来,千辛万苦挣得这十二州土地,奈何忽然割弃!今境内兵士数十万人,我们不献三州,朝廷不过发兵相加,尽可以力战抵抗。如出战不胜,再议割地,到时也不为晚。”李师道言听计从,上奏朝廷,推脱说属下将士不同意割让三州。

  朝廷震怒。藩镇三心二意,跳梁狰狞,已经数十年。但皆是朝廷准备下手时,因怕撤职削土而发的本能反应。土皇帝们拥割数州,俨然一国,倒没什么特别大的野心,诸如打入长安篡个位什么的。特别主动向中央政府叫板的,淄青李师道算是个典型。他不仅在朝廷平灭吴元济时刺杀宰相武元衡,又想占领东都洛阳把事搞大。本来,割让三州与朝廷,大家都有台阶下,互相忍让一下,也就“姑息”过去了。怙恶不悛,出尔反尔,宪宗的面子再也撑不住。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秋,“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

  此次讨伐,进展十分顺利。配合作战的藩镇兵十分卖力,连老奸巨滑的韩弘也“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今山东荷泽)”。沧州节度使郑权先破淄青兵于齐州;李愬破贼兵于兖州鱼台;田弘正功功最大,在郓州“破贼三众,生擒三千人,收器械不可胜计。”不久,田弘正又在东河破淄青兵五万多;李光颜在濮阳击败贼兵,连下斗门城、杜庄栅。

  “诸军四合,累下城栅”。诸将逮捕淄青贼将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械送长安,宪宗君臣以为他们“久居污俗,皆被胁从”,均加以特赦,放归魏博等镇效力。这一招管用,“贼觇知传告,叛徒皆感朝恩”。

  交战期间,李师道大将刘悟在潭赵扎营,抵拒魏博的田弘正。用人而疑,李师道总觉刘悟在外面不塌实,数次催他出战。刘悟也有难处,与其对营的是气势正盛的魏博兵,能守住就算不错,哪里还敢主动找死。李师道怒,派个奴仆携密信找到刘悟的副使张暹,让他“解决”刘悟然后代领其军。张暹与刘悟关系密切,转身进营把实情全盘托出。刘悟一听,连忙唤人先把李师道传密令的奴仆一刀砍了,然后,他大集众将,说:

  “魏博兵强人众,我们出战则败,不出战也会被司空(李师道)杀掉。天子明诏所诛,惟司空一人,我们现在被驱迫入死地,实在不值,不如还兵直趋郓城为朝廷立功,转危亡为富贵。”

  众人唯唯,只有别将赵垂棘一个低声嘀咕:“这事能成吗?”刘悟一抬胳膊,立马上来几个兵士就把这位起将军推出砍了,接着,刘悟又杀平常看不顺眼的将领三十多人,“尸帐前,众畏服”。出兵前,他又密派人告知正和自己列营高使的田弘正,让对方在自己出兵后出据潭赵。

  夜半时分,刘悟率兵趋至郓城西门。见来将来兵皆是“自己人”,守门将大开城门,众兵进城喧噪,四处放火。李师道惊起,急得跳脚,入见其嫂(李师古之妻)说:“刘悟反了,我只能上表求为庶民,能为先人守坟墓就知足了。”说完话,李师道扭头就跑,拉着儿子李弘方躲进厕所。此时此刻,再不见先前为他出主意的蒲大姐等“巾帼英雄”挺身而出。

  乱兵闯入节度使内室,搜得李师道父子。李师道请求见刘悟,不许;又请求把自己缚送长安。刘悟派人对他说:“司空您现为囚徒,有何面目见天子!”李师道不死心,“犹俯仰乞哀”,全无当初上窜下跳烧粮仓、杀宰相的气焰。倒是他儿子李弘方有点骨气,一旁劝说老父:“不如速死!”这话很对,自己不说也得死,刘悟命兵士一刀一个,砍下李师道父子首级,“传首京师”。

  “自广德(代宗年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河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至此,唐宪宗成为安史之乱后最英明有君主,“慨然发慎,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虽将相有功,但如果没有宪宗英明独断,诸事也不可能成就。

  藩镇问题是安史乱后唐王朝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打仗打得就是钱,无他法,只能竭泽而渔,从百姓身上榨取,特别是江南一百多万民户,几乎全部血汗都被榨尽,负担近百万军士的粮饷。此外,北方诸藩镇多是胡人后代或兵痞把持,使得本来一直有深厚之化传统的中原地区变得犹如“化外异域”,民风悍野,烧杀为乐,割据称雄,是真正的历史的倒退。一百五十多年间,河北三镇的节度使走马灯似地换了57个,可由唐廷委派的只有4个,几乎皆是猜沉阴险的武夫。而且,藩镇割据愈演愈烈,迄至五代,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藩镇割据”。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藩镇割据最大的危害还在于数百年的后世——北宋王朝深知藩镇军人跋扈的危害,竭力避免武人专拥一方,弱枝强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结果,矫枉过正,两宋的军事实力和兵士素质大大降低,一亡于金,再亡于蒙古,亡国而且之天下,中国历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究其根由,一切竟仍可以追至藩镇割据之祸。

  无论如何。元和君臣对于消藩的赫赫史迹,确实值得大书特书。正如唐朝诗人张祜的诗中所谓:

  万古元和史,功名万古殊。英明逢主断,直道与天符。一镜辞西阕,双旌镇北都。轮辕归大匠,剑戟尽洪炉。物望朝端洽,人情海内输。(《献太原裴相公二十韵》)

  (这位为求官南北奔走三十多年的张祜诗人虽然诗中难免有奉承之语,毕竟是实话也不少。他最有名的诗是《集灵台·其二》:“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峨眉朝至尊。”此外,还有一首宫怨诗《何满子》: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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