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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正午》夕阳无限好——元和君臣的削藩大计

  公元805年春正月,虚弱不堪的唐德宗在宫内的病榻上接受诸王、亲戚朝贺。人来人往,拜舞不休。眯着昏花的老眼,德宗力挺老衰残躯,竭力四顾张望,就是不见太子李诵来贺。一问,宦官小心翼翼地告知:“太子有疾。”

  本来就病入膏肓的唐德宗闻言,“涕泣悲叹,由是得疾,日益甚”。屋漏偏遭连雨。自己马上撤手而去,皇储眼看也要灯尽油干,老皇帝急忧苦恨,一齐攻心。几天后,唐德宗就“崩”了,时年六十四。

  大臣卫次公、郑絪等人宣遗诏,一身孝服的皇太子李诵被众人搀扶,于宣政殿继位,是为唐顺宗。看见一个穿穿大白孝袍的人歪歪斜斜地半倚半躺在龙椅上,禁卫军将士不少人将信将疑。众人在殿外踮脚窥视,仔细打量一番,见座上人果然是李诵,大家喜极而泣,互相祝贺说:“真太子也!”

  这位唐顺宗,在位仅一年就病死。虽然这个唐朝皇帝的名号几乎不为人所知,但他为帝时,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程异、韦执谊、陈谏、韩晔、凌准等人支持下,进行了所谓的“永贞革新”。此次急功进利的改革非常短命,仅仅持续短短146天。“永贞革新”,改革内容看上去不错:削减宦官兵权、裁撤冗官、免减百姓租赋、撤去“宫市”等等。由于上述内容无一不涉及当时“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领头的“二王”又属志大才疏、自以为是、偏躁寡恩之辈,“改革”很快就被太监俱文珍等人粉碎。

  唐顺宗继位八个多月后,因病不能言语,退称“太上皇”,让位给儿子李纯――-唐宪宗。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改革者”,一般均无好下场。“二王”先被远贬,后均赐死;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被流放到荒远小州做司马,即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几位政治家一生坎坷蹭蹬,但中国文学史却增添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优美、凄丽诗篇,尤其是刘禹锡、柳宗元两人,佳作连连,如明珠美玉,熠熠闪光。“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诗人不幸诗坛幸。正是这样的失意、幽愤,才使得诗人写出那么多真切感人的绝妙好辞。

  特别是刘禹锡,大才子自称是汉景帝儿子中山王刘胜的后代(其实是汉化的匈奴后代)。他被贬二十余年,老而弥健,熬死了唐朝五代皇帝,终年七十二。刘郎气锐,连白居易都钦推他为“诗豪”。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白居易因病从苏州罢归,刘禹锡从和州罢归,两人相见于扬州,留下了两首感叹身世的千古名诗。白居易曰: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醉题刘二十八使君》)

  刘禹锡酬合: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闻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很想有一番作为但身板不争气、又因误用庸人而时刻悔恨在心的的唐顺宗病逝,年仅四十六岁。

  元和天子初发威——平定西川

  唐顺宗永贞元年九月,诏立李纯为皇帝,顺宗自为“太上皇”。新皇帝刚刚“出炉”,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行军司马(参谋长)刘辟自称留后;不久,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因溵水大败,惧而入朝,唐廷迫令其“致仕”(大文豪余秋雨创造性地把“致仕”译为“当官”,实为“退休”)。不料,他的外甥杨惠琳拒不接纳朝廷派来的官员,上表称当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唐廷让他名正言顺地为霸一方。

  宪宗初登大宝,还真忍了几个月。为了稳住刘辟,唐廷任他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军区常务副司令,未予正职)。至于夏绥方面,由于杨惠琳勒兵抵拒,宪宗先拿他开刀,下诏天德、河东两军进讨。河东节度使帐下阿跌光进、阿跌光颜(兄弟两皆是步落稽部落胡人,后赐姓李,即李光进、李光颜)勇猛善战,屡败杨惠琳叛军。不久,叛军窝里反,杨惠琳被手下军将所杀,“传首京师”,其时为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夏绥平定,是宪宗打击藩镇势力的首次告捷。

  至此,唐宪宗把目光转向他刚一登基就向朝廷叫板的蜀地地头蛇刘辟。

  剑南西川节度使原是韦皋。朱沘叛乱时,韦皋力挺唐廷,平叛有功,被当时唐德宗拜为大将军,加检校礼部尚书的荣衔。此后,他又多次打败吐蕃,深入敌界,捕虏甚多,因军功得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后,加韦皋检校太尉。当时,王叔文、王伾当政,韦皋派属下刘辟携大量金宝入京城“活动”。刘辟私谒王叔文,自恃有钱有兵又是藩镇官属,他对王叔文说:“太尉(韦皋)派我向您致意。如果您能让我掌领剑南三川之地,一定会予酬谢;如不留意,在下也不会忘怀”。听刘辟话里话外,含有威胁之意,时为唐顺宗心腹的王叔文大怒,差点杀掉刘辟。

  刘辟逃回西川,添油加醋一说,韦皋恨王叔文入骨。他当即向顺宗、太子李纯各上表章。一方面他向顺宗直言应传位给太子,另一方面他又向当时为太子的宪宗“表忠心”,指斥王叔文、王伾乱权。“(韦)皋自恃重臣,远处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动摇,遂极言其奸”。本来韦皋是派刘辟拉关系,见王叔文“不识抬举”,也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指斥王叔文等人“奸邪”。反正天高皇帝远,当朝权臣也奈何不了他韦皋。所以,宪宗能够及早继位,韦皋也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没多久,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韦皋就“薨”了。老韦专治蜀地二十一年,虽为唐朝藩属,实则土皇帝一个。但这韦皋是个政治老手,月月向朝廷进贡珍宝奇货,遍贿当朝大臣,又极其优待手下军士,“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如此巨大的开支由何而来,当然是加重赋敛,“卒致蜀土虚竭”。而且,韦皋属下的官吏皆是幕僚、私人,从不让这些人到京城作官,怕他们泄漏自己在蜀地专治跋扈的所作所为。所以,有样学样,韦皋一死,刘辟就向中央叫板,鼓掇“诸将(为刘辟)表请节钺”。

  当时,唐廷“不许”,并派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前去接收蜀地。路上,唐廷又以袁滋任西川节度使,征刘辟回朝,给他一个“给事中”的官职。刘辟不受征召,“阻兵自守”。袁滋也是个软蛋,逗留“不敢进”。宪宗一怒之下,贬袁滋为吉州刺史。怒归怒,当时夏绥杨惠琳蠢蠢欲动,唐廷只能委任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朝廷当然“不许”。

  狂妄的刘辟胃口大得出奇,既然朝廷不予,他就来个“自取”,发大兵包围了东川节度使李康所在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最终攻陷城池,活捉了同为一方节度使的李康,并以自己老友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

  刘辟出兵前,手下也有忠于朝廷的官属,推官林蕴便谏阻他,劝他不要和中央政府过不去。刘辟大怒,把林蕴关入大牢,并上演“假斩决”一幕,私下嘱咐刽子手不要真下刀,只拿大刀板在林蕴脖子上蹭。如果对方尿裤子腿软,就下令赦免他,一来立威,二来也留个“不妄杀”的好名。谁料,林蕴倔强,大骂刽子手:“王八蛋!要杀就杀,磨来磨去,把我脖子当磨刀石呀!”

  刘辟见此,也发感慨,对左右说:“真忠烈之士也!”赦而不杀,黜为唐昌尉。

  乍看刘辟如此胆大妄为,很可能以为这是个头脑简单、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错!刘辟,乃德宗贞元年间宏词登科的进士,真正的才子,出身士族,绝非脑后一根筋喊打喊杀的兵将痞子。由于他有文才吏干,才被韦皋辟为从事,累迁御史中丞、支度副使。在蜀地十多年,耳濡目染,深知中央政府无能,藩镇强悍,士族进士出身的刘辟也“近墨者黑”,新皇帝一上台他就敢和中央政府“示威”。

  唐宪宗登基未久,深知兴兵讨伐乃军国大事,未可轻易尝试。但他心中着实恼恨藩镇跋扈,也想烧它三把火,树立皇威。“公卿议者亦以为蜀(地)险固难取,”宪宗本人进退两难。关键时刻,与刘辟一样同为宏辞科进士出身的大臣杜黄棠力排众议:

  “刘辟,不过是一狂妄猖獗的白面书生,王师一出,兵不血刃,可以鼓行而进,一举擒之!昔日德宗深经忧患,对藩镇姑息太过。藩镇主师死亡,往往派遣中使到当地,依藩镇军将之意扶立新节度使,几乎没有一个是出于朝廷本意授予。陛下果真想振举纲纪,应该以法度裁制藩镇,如此,天下可以得而理也”。

  同时,杜黄棠还推荐神策军使高崇文为主师,并劝宪宗不要派宦官为监军以沮军。

  高崇文,其祖上为渤海人,“朴厚寡言”,此人于幽州出生,很可能是北齐高氏的一只远脉。贞元年间,他随韩全义镇长武,曾以三千军在佛堂原大败五万吐蕃悍军,因军功迁兼御史中丞。虽如此,当时宿将功臣众多,人人自忖将被任命为征蜀主师。正是因为有杜黄棠这个“伯乐”,高崇文才一鸣惊人,脱颖而出,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统兵五千,立时于长武城出兵。

  高崇文军法严明,军队行至兴元,有兵士吃饭时与途人吵架,撅折了对方的筷子,被高大将军立刻处斩以徇军。

  唐朝的山南西道节度使先拔头筹,攻拔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擒斩刘辟所署的刺史文德昭,蜀地门户已被撕开。高崇文精骑迅猛,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直扑梓州(今四川三台),刘辟守将连交手也没有,弃城而逃。唐军占领梓州。

  刘辟军败心虚,忙放回先前被他“俘虏”的东川节度使李康,派人交还给高崇文,想籍此自雪其罪。李节度使蓬头垢面,自以为绝处逢生。他进入梓州唐军大营,正想坐下喝口水喘喘气,猛听高崇文一声大喝:“败军失守,有何面目活着。推出去斩了!”凇人碰上大钢刀,也只能自认倒霉。

  唐廷为了更得高崇文一部军将死力,就以他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由此,高崇文也成为一方诸候。

  刘辟眼见已军连败,又悔又急,忙派人在成都以北一百五十里以外的鹿头山(今四川德阳县)筑城,扼住咽喉要道,筑起八道栅阻抵,“张犄角之势以拒王师。”高崇文诸军勇猛,在鹿头城下破敌二万余,只是因为当时大雨如注,城墙湿滑,唐军才没能即时登城。转天一大早,高崇文帐下骁将高霞寓亲自击鼓助威,首先攻下鹿头城以东的据点万胜堆,“士扳缘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连登,夺其堆,烧其栅,栅中之贼歼焉。”凡此,八战皆捷,蜀军丧胆,而且唐军凭高据险,“下瞰鹿头城,城中人物可数。”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九月,阿跌光颜(李光颜)由于路途险阻,比规定时间晚到了一天。这位勇将深知高崇文喜欢诛杀大将以立威,“惧诛,乃深入以自赎”,就冒险突进至鹿头西大河之口,切断刘辟贼军粮道,“贼大骇”。打仗打的就是补给,尤其是守卫战。粮食一断,再怎么坚强也是垂死挣扎。唐军名正言顺,又是“王师”,于是,镇守绵江栅的李文悦先带三千人投诚。很快,鹿头城守将仇良辅率二万将士投降,这些人互相比着看谁投降带来的人多。“降卒投戈面缚者弥十数里,遂长驱而直指成都”。

  鹿头城洞开,德阳等县城虽早先被刘辟安插以重兵,至此皆无心争战,“莫不望旗率服,师不留行”。

  至此,刘辟才知自己牛逼过头,惹出大祸,慌忙之中,他仅带数十骑往吐蕃方向奔逃,唐军猛追。眼见插翅难飞,刘辟一急,想投江自尽。唐军骑将鹂定也是浪里白条一个,纵身跃入岷江,把刘辟从水中抓捞而起,“擒于涌湍之中”。浑身上下大锁链,这位诸侯变成了“猪猴”。

  高崇文入城都,“军令严肃,珍宝山积,市井不移,无秋毫之犯”。至此,西川平定。夏绥乱平,还是因为内部军将窝里反;西川克捷,是唐军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胜利。高崇文因军功,制援检校司空,封南平郡王。这位大将禀性忠厚,又不通文字,“厌大府案牍谘禀之繁,且以优富之地,无所陈力,乞居塞上以扞边戍”,自己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完全是一个唐朝孔繁森。元和二年,唐廷下制,加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邠宁庆三州节度使。此时的高大将军,“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举而自随,蜀都一罄,”竟然在临行时把成都搬了个底掉。当然,唐廷对此“视而不见”,只要藩镇“忠心”,财物皆是小事一桩。

  高崇文大节不亏,在边疆“大修戒备”,威震一方。元和四年,他病死于军,时年六十四;而推荐他的“伯乐”杜黄棠,先他一年也病死,年七十一。可笑的是,杜黄棠死后“贿赂事发”,有司查出他生前曾受高崇文钱四万五千贯。宪宗还算厚道,“全始终之恩”,连贿钱也不追索,并释放了杜黄棠被押入大牢的儿子。

  刘辟初被擒,一路上严押于槛车之中,“饮食自若,以为不当死”。数十年来,藩镇说乱就乱,说反就反,唐廷一会削官,一会“平反”,双方总是互相找台阶,刘辟因此觉得自己大不了入朝被削官,顶不顺也被做个平民富家翁。一直到了长安近郊的临皋驿,忽然有神策禁军士兵前来,连脖带脚把刘辟捆个严严实实。刘辟大感不妙,惊言:“何至如是!”

  一路连踢带打牵入兴安楼下,刘辟被兵士踹跪于地,伏听诏命:“刘辟生于士族,敢蓄枭心,驱劫蜀人,拒扞王命……刘辟及其子刘超郞等九人,并处斩!”

  临死,刘辟还张口强辩:“臣不敢反,是军校为恶,为臣不能禁制。”

  高坐于兴安楼上的唐宪宗命宦官责斥:“朕遣中使送旌节官告,何敢不受!”

  刘辟无言。这位进士诸侯,只得自叹命苦,遇上宪宗这位英明天子,首当其冲被当成吓猴的鸡。

  唐宪宗初即位,不仅武功有成,还注意纳谏取士,元稹、白居易二人均在元和元年进入朝廷。尤其是元稹,数上谏书,力陈时弊,“上(宪宗)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元和天子开门红,唐廷上下,一派大好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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